作者：刘正寅
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年第20期
【作者简介】
刘正寅，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历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导，中国民族史学会秘书长。
研究方向：民族史、内陆亚洲史、文化史。
主要著作：《西域和卓家族研究》（合作）、《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合作）、《历史与民族——中国边疆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等。
摘要 中华民族起源多元，文化各异，经过长期的交流与融合，各民族间的内在联系日益密切，中华民族整体性不断加强，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逐渐形成。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少数民族的族源认同和自觉汉化反映了非汉族的各民族与汉族的强烈认同心理，也反映了中国多民族整体的不可分割性。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所蕴含的包容性与统一性，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必将为促进各民族的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发挥重大作用。
关键词 中华民族 族源认同 “汉化” 民族融合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有着密切内在联系的统一整体，是在历史中逐渐形成的，并在中国各民族共同发展中不断发展与巩固。起源多元、文化各具特色的中国古代各民族，经过长期的交流与融合，各民族间的内在联系日益密切，中华民族整体性、统一性不断加强，逐渐凝聚成为一个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格局。
作为稳定民族共同体的华夏民族形成过程
从遥远的古代起，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就劳动、生息、繁衍在辽阔的中华大地上，创造了辉煌灿烂、内容丰富、各具特色的古代文明。根据考古发现与神话传说，在黄河中游的广大地区，以中原地区为中心，分布着仰韶文化，与其相关联的是传说中的炎帝与黄帝部落集团。仰韶文化的后继者为中原龙山文化，继中原龙山文化之后大致是夏文化、先商文化、先周文化。在黄河下游，以泰山为中心，即先秦济水及海岱地区，分布着大汶口文化。它与神话传说中的太昊、少昊部落集团相对应，其中一部分与炎黄集团融合，成为夏人、商人的来源之一，大部分则为夏商周时期东夷的先民。在长江下游，以太湖平原为中心，形成了河姆渡文化——马家浜·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其创造者应与百越民族有关。而在长江中游，以江汉平原为中心，则形成了另一个自成体系的新石器文化区，可能与苗蛮部落集团有关。而广大华南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应是百越先民的文化遗存。黄河上游与西南云贵川藏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同属氐羌部落集团，与炎黄集团及仰韶文化有共同的渊源关系。而广泛分布在从东北北部、蒙古高原西及塔里木盆地的以细石器为代表的文化，则是北方各游牧和渔猎民族先民的文化遗存。这些都充分说明了中华民族起源的多元特征。
各区域文化同时也表现出相互吸收、融合的特点与统一的趋势。尤其是起源于今黄河下游的海岱区域的文化，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覆盖了差不多整个黄河流域，影响南及长江下游，北抵燕山与河套一带。据远古传说，正是这个时期，黄河中游的黄帝集团战胜了炎帝集团，建立了炎黄部落联盟。此后，这个联盟东进战胜了以泰山为中心的太昊少昊集团，建立起号令黄河流域部落的大联盟，并击败江汉流域的苗蛮部族集团，势力进一步强大，逐渐成为中国早期民族融合的核心。炎黄集团与太昊少昊集团在黄河中下游融合的结果，形成了夏商周三族的主要来源，是华夏民族起源的核心。与此同时，炎黄和太昊少昊这两大集团中的一些部落，又分别在黄河上游和泰山以东、以南继续按原有文化传统发展，形成了氐羌/西戎和夏商周时期的东夷。根据传说，继黄帝之后担任这个大联盟首领的有颛顼、帝喾、尧等。尧舜禹时代是国家形成的前夜，禹之后，其子启废除“禅让”，建立夏朝，这是我国国家历史的开端。
夏的区域大致在今河南中西部至山西南部一带，奉鲧、禹为祖神。《史记·六国年表》载：“禹兴于西羌。”《史记集解》引《帝王世纪》：“孟子称大禹生石纽，西夷人也。”①近人的研究也表明，直到两汉魏晋时期，仍广泛流传着禹出自西羌的传说，称禹为“戎禹”，而羌人中也保持着对禹的崇拜。②这也从侧面证明夏可能是炎黄部落联盟西系中的一支。关于商的起源，《诗经·商颂·玄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已发现的甲骨卜辞也证实了这种以鸟为图腾的传说③，商很可能原是属于东夷部落集团中的一支。商族起源的地区，一般认为在今山东西部、河南东部一带，在其发展过程中活动到今河北易县一带。商灭夏，夏商文化进一步融合，促进了华夏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商与夏一样，经济文化优越于其他各族，并在夏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实力也更强大。商利用这种优势，把不少方国归入了自己的统治之下。
周兴起于戎狄之间，原是西部小国，臣于商。周文王时，国力渐强，不仅成为西部诸侯之长，而且势力向南发展到汉水流域，一部分苗蛮集团的部族归附于周。商末，纣王无道，众叛亲离，周武王遂乘机起兵，率诸侯盟友及南方庸、蜀、羌、濮等族伐纣，一举克商。周统一了黄河中下游东西两大文化区，促进了部族间的融合与认同。据《诗经》记述，周族始祖母叫姜嫄。④姜、羌相通，周人的祖先大概是从羌人中分化出来的一支。但周人自称夏人，并把商族祖神纳入黄帝为始祖的谱系，从而把夏、商、周三族统合在黄帝谱系内，加强了三族的认同。周王又称天子，意为天的元子，是天下共主和最高权力的象征。周实行大封建，封周王兄弟、宗室、姻亲、同盟及黄帝、炎帝、尧、舜、夏、商等“先王先圣”，之下为诸候，构建了以周天子为宗主的宗法等级分封体系。周将这些诸候称为“诸夏”，将诸候分布之地即包括原夏、商统治区域在内的整个周诸候分布之地统称为“区夏”，又认为是大禹开辟之地而称为“禹绩”或“禹迹”。西周初期将京师之地称为“中国”，后该词的指称范围又扩大到整个“诸夏”，常以“中国”称“诸夏”。西周时期，原夏人、商人、周人三族融合为一体，并吸收其他部族集团的成分，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更趋统一，华夏民族共同体基本形成。
经过西周的发展，华夏民族共同体逐渐巩固，经济文化诸方面优越于非华夏民族。西周时期诸夏与其他各族已有明显的区分，但由于华夏族还在形成中，与异族的界限并不严格，亦无明显的高低贵贱之别。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非华夏各族内徙，尤其是北方与西北各族，纷纷迁入黄河中下游，造成了各族交结杂处的局面。异族的进攻加强了华夏民族的认同感，民族意识空前高涨。春秋时期，“诸夏”又称“诸华”，或合称“华夏”，包含有强烈的民族文化优越感；称异族为“夷”、“狄”，含有“卑贱”之意。同时，华夏民族也感受到了异族文明给华夏礼乐文明所带来的严重危机。然而此时周室衰微，无力号令诸侯。面对这种形势，齐桓公首倡“尊王攘夷”，打着周天子的旗帜号令诸侯，“霸诸侯，一匡天下”⑤。步齐之后，晋、楚等诸侯大国相继争霸，但“攘夷”的色彩逐渐淡化，实质是以“尊王”之名行称霸之实。而且华夏诸侯从现实中也逐渐认识到“攘夷”之不可能，认为“夫和戎狄，国之福也”⑥。春秋时期强调“夏夷之辨”，然而区分夏夷的最高标准是文化，即以是否行华夏礼乐文明来辨别华夷，而族类尚在其次。孔子认为周文化优越于其他文化，强调“裔不谋夏，夷不乱华”⑦。但他并不排斥异族，而是主张“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⑧。春秋诸家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夏夷之辨”是大一统下的“夏夷之辨”，具有兼容并包的一面，而以文化相区分，则促进了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
进入战国时期，内迁异族已为华夏吸收、融合，处于东方的诸夷与南方的楚亦与华夏融合，而雄霸西戎的秦国也逐渐同于华夏。华夏民族经过长期的发展、吸收与融合，至此已完全形成为一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这一时代，随着华夏民族共同体的稳定，以及对周边民族了解的日渐增多，出现了华夏（“中国”）与周边（“戎夷”）共天下的“五方之民”格局的观念：“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⑨这一理论认为华夏（“中国”）与夷、蛮、戎、狄“五方之民”共同构成“天下”，并且认为“五方之民”文化习俗各不相同，是其所处自然环境差异所致。这种以华夏为核心、以东南西北与夷蛮戎狄整齐相对的“五方之民”一体格局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还只是一种概念性的描述，但它大致反映了当时的民族分布格局及民族关系：各民族之间和而不同，彼此包容，华夏与周边各族共同构成一个统一整体。
“汉族”的形成与族源认同
秦的统一在中国民族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秦始皇扫平六国，北击匈奴，南平百越，并南越、西南夷、西戎诸族，建立起“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越海表，北过大夏”⑩的空前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秦是高度集权的一统社会，把全国划分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建立起主义的集权的封建政权；又定疆域，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加强了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进一步的统一。这些举措大大推动了华夏民族的发展，促进了境内各民族的融合，加强了与周边民族的联系与交流。
汉承秦制，是秦统一制度的继续与发展。至汉武帝时，政治统一，经济繁荣，国力强盛，遂致力于边疆的经营。汉自建立以来一直受到来自北方匈奴政权的威胁。匈奴是我国古代北方的一个民族，一般认为其先民即殷周时代的猃狁、鬼方。秦始皇时遣军击匈奴，夺河南地（即河套至甘肃黄河以南地）。秦汉之际，匈奴统一北方各族，建立起东起辽河、西至葱岭、北抵贝加尔湖、南达长城的强大游牧军事政权。汉武帝多次大破匈奴，统一了广大北方、西北地区；同时又积极致力于南方及西南地区的统一与开发，奠定了我国疆域的基础，实现了各民族共为一体的“华夷一统”。汉在统一边疆各族后，根据各民族发展的实际情况，实行不同的管理办法，丰富和发展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与。
秦汉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实现了空前规模的大统一，奠定了两千多年封建主义的基础。经夏商周的发展而最后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华夏民族，进一步吸收边疆民族成份，在这一时期发展成为一个新的人数更加众多的稳定的民族共同体──汉族。她以空前繁荣的经济文化、众多的人口和广大的地域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体及凝聚的核心。以汉族为主体的秦汉帝国的许多政治和统治，促进了多民族国家内部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伦理等各方面的进一步统一，边疆与内地、“中国”与“四夷”一统的观念得到加强。出现于西汉的《史记》是第一部全国性的通史，改变了分国割据的历史概念，建立起历史的统一观和正统观。《史记》第一次为少数民族列传，把少数民族作为封建国家整体的臣民载入全国性史书。这正是“华夷一体”思想的具体表现。秦汉大帝国的空前统一，使产生于先秦时期的大一统思想完成了由理论到实践的过渡，并得以在多民族大一统的现实中总结、完善、提高，最终确立下来。特别是经过了两汉四百年的统一，大一统思想已经深植于人们的内心深处，成为牢固不可动摇的信念。
东汉末年，随着政治的日益，统一的多民族帝国陷入割据状态。经历了三国鼎立之后，曾出现了西晋的短暂统一。不久，这种统一就被更加严重的混乱与割据所代替。自东汉以来，匈奴、鲜卑、羯、氐、羌等边疆民族大规模内迁，在北方地区形成了各族错处杂居的局面。西晋末年，政治黑暗，汉族大量流向边远民族地区，扩大了汉文化的影响；边疆民族在汉文化的帮助下又以武力向中原地区展开更大规模的迁徙。晋室东渡，汉族大量南迁，促进了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在广大北方地区，内迁各族纷纷建立政权，实行汉化，在北方地区出现了空前规模的以汉化为特点的民族大融合。
入主汉地的各族一般都自称是炎黄等先王后裔，首先与汉族在族源上取得认同，造成各族同为一源、同为一家的“华夷一体”的观念。例如，夏国建立者匈奴贵族赫连勃勃自称“大禹之后”，前燕、后燕、西燕、南燕立国者鲜卑慕容氏则称“其先有熊氏之苗裔”，曾统一北方而欲取夺江东的氐秦苻氏称“其先盖有扈之苗裔”，北魏鲜卑拓跋氏则称“轩辕之苗裔”，建立北周的鲜卑宇文氏又称“其先出自炎帝”。这些族源认同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在这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认同反映了非汉族的各民族与汉族的强烈认同心理，反映了中国多民族整体的不可分割性，非汉族各族与汉族一样都以“中国人”自居，将自己看作这个多民族国家（无论是统一还是时期）整体中的一部分。
为了由“夷”进为“夏”，加入“中国人”的行列而争取正统地位，各族更注重文化上与汉族的一致性。内迁各族通过与汉族的接触与交流，在经济文化等方面与汉族的差别日益缩小。匈奴、羯、氐、羌、鲜卑慕容部都是在一定汉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民族政权的，因而其融合与汉化基本上是在自然状态下进行的，而进入中原较迟、文化比较落后的鲜卑拓跋部，其汉化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和明显的政治色彩。拓跋氏建北魏，以汉魏正统的继承者自居，重用汉族士人，依靠鲜卑族的武力和汉族的文化，经道武帝、太武帝两朝的努力，完成了对广大北方地区的统一，结束了“五胡十六国”的混战局面。
北魏以“诸华之主”君临中原，以儒学思想为政治指导，推行汉族封建统治方式，促进鲜卑族的汉化。孝文帝继位，北魏进入全面汉化阶段。在移风易俗的同时，北魏政权又奉孔尊儒，实行“以礼治国”、“以孝治国”的方针，从而使北魏政治在本质上完全与儒学结合起来，促进了鲜卑民族在文化心理上与汉族的逐步融合。由此，一个以原汉族为主体、吸收了内迁各族新鲜血液的新汉族随着隋唐大帝国的空前统一而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大时期，也是民族大迁徙、大融合时期。这种大迁徙、大融合，促进了各民族间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交流和发展，进一步加强了中华各民族间的内在的联系与密不可分的整体性。边疆各民族，特别是入居中原后的各族，通过与文化水平较高的汉族的接触、交流乃至融合，文化程度不断提高，建立了许多与南方汉族政权相并立的政权，并在汉族士人的协助下，以建大一统之功为已任，展开兼并、统一战争，使北方地区走向统一。在政治上逐渐由割据走向统一的同时，文化不断提高，特别是北魏的汉化，使南北文化差异逐渐消失。这些为后来隋的统一奠定了政治和文化的基础。
非汉民族汉化：中华整体观念的强化和发展
北魏为东西魏两个政权后，又演变为鲜卑化汉人高氏的北齐和鲜卑宇文氏的北周。执掌新政权的鲜卑贵族为了防止被汉族融合，都有意识地保持鲜卑旧俗。然而民族融合的大潮是根本无法抵御的。宇文氏建立北周，无论是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主要依靠汉族，汉化是必然的。宇文氏仿周礼建官制（表示上继西周），建立汉化的政权，只是企图以汉人姓鲜卑姓氏的方法来保证这个汉化政权表面的鲜卑属性。周武帝灭北齐统一北方，周政权的汉化势力更加强大。
隋朝代周后即取消北周官制，恢复汉、魏旧制，在中原地区恢复了汉族王朝政权。北魏的汉化已使南北朝获得了文化大同，而隋的建立又从上消除了南北差异。隋南下灭陈，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隋朝统治集团出于北周宇文氏所建立的由鲜卑和汉族相杂而成的关陇集团，而这个关陇集团与北方其他政治集团一样，都是魏晋南北朝以来民族大融合的产物。隋文帝所倚重的也基本上是这类与鲜卑有密切关系的汉人和汉化的鲜卑人，所以在隋的政治思想上很自然地包含了“华夷同重”的观念。
继隋而起的唐朝，其最高统治集团亦出自北周宇文氏建立的关陇集团。唐朝皇室祖上长期生活在民族大融合的北朝，世代在北族政权中做官，并与鲜卑族有着浓厚的血缘关系。这些都决定了唐代统治者，特别是唐太宗，在对待少数民族问题表现出非常开明、较少歧视的进步的民族观。对于边疆民族问题，唐太宗坚持“中国既安，远人自服”的民族怀柔原则，不急于边功。在政治巩固、经济繁荣、实力增强后，谨慎从事，以实力为后盾而不依赖武力，执行的仍然是以怀柔和羁縻为主旨的民族，终于造成了唐前期“四夷宾服”的空前统一的辉煌景象。唐太宗反对历史上某些“贵中华，贱夷狄”的陈腐观念，认为“渔猎其民，比之禽兽，岂为父母之意邪”。在处理内地与边疆事务上，努力做到内外无别，一视同仁，明确表示“百姓（汉族）不欲而必顺其情，但夷狄不欲亦能从其意”。不但如此，唐太宗表现出封建统治者对少数民族的少有的信任。他说：“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之泽洽，则四夷可使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他总结自己的民族思想，认为“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夷狄；朕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究其因，就是“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这种华夷一家、全国一体的观念，确实是封建帝王中极为难得的开明思想，唐太宗也因此受到各族人民的尊敬与拥戴。北方各族将唐太宗称为“天可汗”或“天至尊”，称通往唐都长安之路为“参天可汗道”；南方百越诸族更称赞贞观之世的民族团结的盛况是“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
唐太宗的后继者们如武则天、唐玄宗，都是有作为的帝王兼政治家，他们基本上是沿着唐太宗的民族思想和而有所发展和补充，进一步促进了大一统政治下的各民族的交流与融合，出现了“绝域君长皆来朝贡，九夷重译相望于道”的壮观历史景象。正所谓“前王不辟之土，悉请衣冠；前史不载之乡，并为郡县”。
在北方与宋并立的是契丹族建立的辽朝。唐后期契丹势力渐强，同时受汉文化影响也日益加深。916年，契丹可汗阿保机（辽太祖）建契丹国（后改称辽），仿效汉族王朝政治制度的模式，建立起世袭的皇权统治。此后，契丹依照中原王朝，逐渐建立并完善起国家统治机构，“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根据统治地区民族、文化的不同，实行北南面官制，“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辽兴起时，正值唐末五代中原时期。辽太祖及其后继者乘此良机，积极对外扩张，东灭渤海国，西败回鹘，南侵汉地，迅速发展成为统有广大北方地区的强大政权，与这时统一了黄河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的宋朝相对峙。辽在与中原文化的冲突和交融中发展和壮大，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不断发生变化，发展的总趋势是缩小了与中原的差距，乃至最后形成民族间的融合，逐渐形成了一种“以汉文化为核心又带有契丹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的辽文化”。
在辽建国之初，统治者即意识到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儒学在汉文化中的统治地位，企图以祭孔崇儒来表明自己政权的正统性。辽朝皇帝进一步推行汉化，并以此标榜辽王朝已承华夏正统。为了进一步与汉文化认同，并与中原的宋朝争正统，辽朝君臣还在族源等方面制造。辽朝君臣自称契丹本是炎黄之后，同属华夏一脉。辽代史学家耶律俨，主纂辽国史《皇朝实录》，“称辽为轩辕后”。以《皇朝实录》为蓝本编纂而成的今本《辽史》则以为“辽之先，出自炎帝”。
辽宋对峙之时，党项在今宁夏建大夏国，史称西夏。宋初，党项始模仿宋朝制度设立官职，“潜设中官，全异羌夷之体；曲延儒士，渐行中国之风”。西夏王朝在政治和文化上借用或者模仿中原王朝的模式。
金朝的建立者是崛起于东北的女真。金初起时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在灭辽亡宋过程中逐渐接受辽文化与汉文化，仿辽制与汉制建立王朝统治体系。金在南下过程中，将大批俘获的汉人迁往东北，这种民族间的迁徙、杂处，促进了民族的融合与文化的交流。在这种交流中，汉族与已基本汉化的契丹族吸收了女真族的文化，但更主要的是文化相对落后的女真族接受汉文化影响，逐渐形成了以汉文化为核心的金文化。
辽、西夏、金的汉化与认同，客观上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在统一，发展了华夷一体共为中华的思想，使中华整体观念得到强化和发展。
中华民族整体观念成为团结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
13世纪初，当宋、金、夏对峙于中原之时，蒙古崛起于漠北。蒙古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原为室韦的一支，唐时即以“蒙兀室韦”见于文献。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建国号“也客蒙古兀鲁思”，即“大蒙古国”。至其孙忽必烈时改国号为大元，并消灭南宋，最终完成了全国的统一。元朝是中国少数民族建立的第一个全国性的政权，它所实现的空前统一，结束了自唐末以来的、对峙局面，推动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大蒙古国时期对中原汉地的统治方式还基本上是草原旧有统治体系在农耕地区的延续。这种情形直到忽必烈时才有所改变。忽必烈即大汗位后，借鉴金代制度，开始全面推行汉法，改革蒙古对汉地的统治方式，博采汉族士人建议，仿效中原传统制度，确立了封建的集权制统治体系及相应的各种典章制度，基本上奠定了元代政制的规模。忽必烈据汉文化经典而改建国号，进一步表明他所统治的国家已经不再是蒙古民族的国家，而是大一统思想支配下的中原封建王朝的继续。为了显示元王朝的正统性，元朝统治者又按照为前朝修史的惯例，为辽、宋、金朝修史。这在体例上就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一个孰为正统的问题，争执不下。后丞相脱脱强制定“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才平息了争论。这场正统之争，既反映了元朝统治者以中原正统自居，又反映了元人以各族为一体、不辨夷夏的中华整体观念。
元王朝巩固并扩大了中国历史上的边疆，加强了版图内的统治和管理，第一次将纳入政权的控制、领导之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结束了民族间的对立，突破了民族间的政治界线，将各民族置于一个大融炉中，促进了民族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元朝时期，原金国治下的契丹、女真等少数民族差不多都已汉化，蒙古族和其他北方边疆民族又陆续内迁至中原和南方地区，在更大的范围内与各族杂居。此外，自唐以来已有一些信仰教的波斯人、阿拉伯人及其他中亚人来我国定居。进入元朝后，又有大批这类人进入中国，他们同汉、蒙、畏兀儿等民族长期杂居和通婚，开始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回族。元朝统治集团是文化比较落后的蒙古贵族。他们实行带有严重民族压迫性质的四等人制，将全国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个等级。四等人制凸显了人们政治权利的差别，客观上有利于民族融合与中华整体观的形成。
在元末农民大中崛起的明政权是汉族地主阶级的代表，在其倒元时期，为了争取到广大汉族的支持，遂高举起民族反抗的大旗，以“华夷之辨”作为其号召反元的思想工具。明太祖朱元璋在他的讨元檄文中宣称：“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并提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但这并不意味着明朝要实行民族排斥，实际上这也只是个用来反元的政治口号而已。随着时局的转化，元朝败亡已成定局，明朝对元朝的调子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朱元璋所扮演的角色也就由反元的民族英雄，一转而成为代元而有天下的“新主”。还在明军攻克元都大都之前，朱元璋即告诫诸将说：“昔元起沙漠，其祖宗有德，天命入主中国，将及百年。今子孙台荒，罔恤民艰，天厌弃之。君则有罪，民复何辜！”当明朝推翻了元朝的统治之后，王朝的正统性又成为朱明王朝最为关心的问题，于是便反复强调元朝的正统性。元朝是“受天明命”的正统王朝，朱明继之，自然也就是正统了。
以正统皇帝自居的朱元璋也不再强调“华夷之辨”了，而是一变而称“华夷一家”，声言“天下守土之臣，皆朝廷命吏，人民皆朝廷赤子”，又强调说“朕既为天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字如一”。其后继者明成祖朱棣亦反复强调：“今天下底定，四方万国罔不来廷，皆已厚加抚绥……夫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何有彼此之间？”宣称“华夷本一家，朕奉天命为天子，天之所覆，地之所载，皆朕赤子，岂有彼此？”这固然是明朝统治者出于对多民族统一国家统治的政治需要，但更重要的是，它充分说明，经过辽、宋、夏、金时期的民族融合与文化，又经过元朝大一统的民族大融炉的锻炼，中华整体观念已深入人心。
同时，退据蒙古高原的蒙古民族，在观念上仍将全国视为一个属于自己的整体，其统治者仍怀有重光大元的梦想。他们痛惜“把巧营妙建的宝玉大都，把巡幸过夏的开平上都，遗误而失陷于汉家之众”，祈盼这些再“回转过来着落于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退据草原上的蒙古统治者们仍以“大元汗”自称，甚至连出身于西蒙古瓦剌部的也先，在统一了蒙古高原后，也自称“大元田盛（天圣）大可汗”，并企图“求大元一统天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蒙古人一统全国的思想。
清起于东北，是满族建立的王朝。14年入关代明后，为适应新的统治的需要，清朝仿明朝政体，改革制度，颁布法律。又祭祀历代帝王，自太昊、伏羲至明太祖共二十一帝，旨在表明清朝继承历代王朝的正统，是明朝的直接继承者。明朝祭祀前代开国帝王，于少数民族中只列元世祖，不列辽金两代帝王，以元继宋为正统。清朝祭祀历代帝王，将辽金元帝王均列入，向世人表明非汉族帝王亦可据有正统，实际是为了进一步表明清朝继为正统的合法性。为了树立“大一统”正统王朝的形象，清室大力提倡尊孔崇儒，立太学，行科举，提倡程朱理学，以表示清室对汉文化的尊重与继承。康熙更企图以宏扬理学的伦常观和社会政治学说来巩固加强清朝的统治秩序。
然而，清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并强制推行剃发等民族压迫，激起了广大汉族人民的反抗情绪，许多汉族士人不承认清廷的统治，又重提“华夷之辨”和“尊王攘夷”，举起“反清复明”的旗帜。对此，清王朝一方面进行残酷的，一方面以理学为思想武器，从根本上展开反击。满族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就必须正视“华夷之辨”思想的挑战，从理论上破除“大一统”思想中的“尊王攘夷”观念。康熙强调理学的君臣、父子，以君臣关系驳斥“华夷之辨”。而至雍正，则更亲撰长文，系统阐发自己的大一统理论，编辑成《大义觉迷录》一书。雍正首先提出“有德者可得天下大统”的观点，认为不论何地何人何种族，都有君临天下的合法资格。虽然雍正帝也不完全否认“华夷之别”，但他强调“夷狄”可进而为“中国”，认为在清朝“大一统”政治下，再无华夷之别，内外之分，“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强调中外一家，否定民族间的差别与岐视。雍正认为《春秋》大义在扶纲常、辨定名分，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样就抽去了“大一统”中“华夷之辨”的内容，改造为四海之内共尊一君的君主大一统观念，从根本上否认了“尊王攘夷”思想。继雍正而之后的乾隆皇帝，在其父祖理论的基础上，又考察了历代政权的正统性，提出了一套正统论思想，将“尊王攘夷”篡改为“尊王黜霸”，形成以推重“大一统”政权为核心、以政权承续关系为主线、取消华夷之别为特征的正统论。
清初诸帝皆以天下之主自居，不能容忍任何形式、任何程度的割据出现，从而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经营管理，在清朝前期空前地巩固了中国的统一。清入关代明后，以正统自居，以建大一统之功为己任，密切关注边疆事务、励精图治、苦心经营，完成了对边疆地区的统一，建立起空前巩固、空前统一的大帝国，奠定了近代中国领土疆域的基础。
清代中国是一个比以往任何朝代都巩固的大一统帝国。这个统一是在清王朝的统治下实现的，但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完成的。经过长期的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今天我国的56个民族在清代即已经形成，并进而凝聚成为一个联系紧密的多元统一体。近代以来，随着外国列强的入侵，造成中国边疆危机、民族危机，中华民族处在最危急的时刻，中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共御外侮，掀起救亡图存运动。在反帝反封建的血与火的斗争中，中华民族生发出更加强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中华各民族作为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对立者，其整体性更加突出，各族人民由自发联合走向自觉联合，中华民族由一个自在的整体升华为一个自觉的整体。在中国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取得了民族民主的彻底胜利，实现了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中华民族整体观念深入人心，升华为凝聚各族人民的强大的精神力量。
正是由于具备这种强大的凝聚力，中华民族在其艰难曲折的历史演进过程中，虽然经历了多少朝代的兴亡更替，出现了若干次政权的割据，但是统一始终是中国历史的基调，而政权的割据只是暂时的、表面的现象。中华民族总的发展趋势是走向越来越巩固的统一，各民族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逐渐凝聚成为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格局。居住在不同地域的中国各族人民，都认为中国是自己的祖国，都认为自己是这个国家的成员，都有着明确的祖国观念和强烈的归属感、认同感。现在，中华民族正日益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中华民族凝聚力在新的历史时期得到进一步的增强，并在中华民族的综合力量中放射出异常的光彩。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所蕴含的包容性与统一性，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必将为促进各民族的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发挥重大作用。
注释
《史记》卷15，《六国年表》。
参见《古史辨》第7册（下），第117～139页。
胡厚宣：“从甲骨文看商族鸟图腾的遗迹”，《历史研究》（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年；“甲骨文所见商族鸟图腾的新证据”，《文物》，1977年第2期。
《诗经·大雅》。
《论语·宪问》。
《左传·襄公十一年》。
《礼记·王制》。《管子·小匡》亦有这种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及中国诸侯“五方之民”的整齐称谓。
《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
《晋书》卷130，《赫连勃勃载记》。
《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
《晋书》卷112，《苻洪载记》。
《魏书》卷23，《卫操传》。
《北史》卷9，《周本纪上》
《旧唐书》卷71，《魏征传》。
《资治通鉴》卷192。
《册府元龟》卷18。
《资治通鉴》卷197。
《资治通鉴》卷198。
《资治通鉴》卷194。
《贞观政要》卷5。
《唐大诏令集》卷11，《太宗遗诏》。
《辽史》卷45《百官志一》。
《中国通史》（第六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22页。
《辽史》卷63，《世表》。
《辽史》卷1，《太祖纪上》。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0。
《庚申外史》卷上。
《明太祖实录》卷26，吴元年（1367）十月丙寅。
《明太祖实录》卷108，洪武九年（1376）八月庚戍。
《明太祖实录》卷53，洪武三年（1370）六月丁丑。
《明太宗实录》卷30，永乐二年（1404）四月辛未。
《明太宗实录》卷2，永乐二十一年（1423）十月己已。
《汉译蒙古黄金史纲》，朱风、贾敬颜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4、45页。
《明史》卷328，《瓦剌传》。
杨铭：“正统临戎录”，《纪录汇编》本；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32。
《大义觉迷录》卷1。
《清世宗实录》卷130，雍正十一年（1733）四月己卯。
《大义觉迷录》卷1。
责 编/樊保玲下载本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