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吕振

来源：《知与行》 2019年第2期

 产活动的社会性,并且与费尔巴哈的关系也开始变得微妙起来。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深刻地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更加明确地看到了费尔巴哈的思想仍然没有摆脱抽象的层面,因为他仅仅把人看作“单个的、抽象的”“类存在物”,没有看到人的社会性。在这里马克思把人的本质归结为“社会关系的总和”。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对于人的本质的认识也是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可以说马克思和费尔巴哈在关于人的本质这个问题上最本质的区别就是:费尔巴哈通过批判教神学完成了从神学向人本学的转变,把神还原为人,把人归结为“宗教的人”认为“上帝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他从上帝那里引申出抽象的人,把“神的宗教”转变为“人的宗教”。这样费尔巴哈可以说是从否定神到确立人的主体地位,但是他所确立的“人”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抽象的、单个的人,认为社会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可以说,费尔巴哈始终在抽象中从一个极端(神)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人的宗教),但是我们不能否定费尔巴哈在从神学向人本学转变的过程中所具有的唯物主义的因素,他只是缺少了历史的维度,从而使得他在面对历史时又返回到唯心主义那里去了。

 需要而进行的生产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前提,人们不光生产满足自身生存所必需的物质产品,而且由于人的新需要的产生以及人们生产的持续扩大,他们也创造了自身的历史。“人们用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已有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1]519-520可以说生产方式决定着人们的生存状态,它们塑造着人,它们是整个社会历史发展的推动力。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人们不再像动物一样仅仅依靠自身肉体需要的驱使而进行生产活动,人也不像动物一样是一个孤立的个体,人是一种社会存在物。他们之间现实的联系构成了社会结构和国家,现实的人也是由其现实的实践活动所决定的。

    人的这种现实性直接地表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以及人的思维的产物都是物质生产的结果,而且人创造生存交往环境的同时环境也创造着人。换言之,人们的生产并不是依靠主观随意性任意进行生产的,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发展所制约的。这也说明了人类活动的客观物质性,“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1]525如前所述,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出发点不同,直接使得马克思坚持能动的实践观,而费尔巴哈由于其始终无法摆脱资产阶级的阶级视野,最终陷入了唯心主义。马克思坚持通过以实现人的,费尔巴哈则主张人们在观念中战胜不幸。不仅如此,在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之上,所谓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则宣扬抽象的“爱和友谊”,“的社会主义行动溶解为一种幻想:社会主义可以通过‘普遍的人的爱’建立起来。”[2]424“如果他们把哲学、神学、实体和一切废物消融在‘自我意识’中,如果他们把‘人’从这些词句的统治下———而人从来没有受过这些词句的奴役———出来,那么‘人’的‘’也并没有前进一步;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1]526-527这也充分地认证了,在关于人的的问题上马克思已经脱离了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本主义”,转而寻求现实的路径。马克思在实践的观点之上,把自然和意识消融在“一切社会生活”中,从而赋予了意识以现实的社会意义。马克思对于费尔巴哈的超越越来越显示出一种真正的有科学依据的实践观。要依靠人的现实的活动,“”是一种历史活动,是一个人改造人的进程而不是一种思想的活动。

 “抽象的”直观到“现实的”人改造人的,所体现的不同,不仅意味着马克思摆脱了费尔巴哈的束缚,更重要的是费尔巴哈成了马克思建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跳板。

 即把人类的大多数变成“一无所有”的人,他们只能出卖自身的“劳动力”;并且通过唤醒他们的阶级意识使他们同奴役自己的阶级相对立,但这两个条件的存在都是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的,生产力的发展为人们之间的联合提供了现实基础。只有在生产大发展的前提下,人们才能摆脱孤立的个人存在而联合为一个共同体,在共同体中才能实现个人的真正自由。这也是马克思希望通过来“改变世界”而达到的那个遥远的地平线,即建立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的主义社会。下载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