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的主体性危机

孙晓蓓

（山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

[摘　要]青少年是网络的主要使用群体，网络在其社会化的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网络不断带给青少年全新的认知与消费体验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主动性与能动性。“网红”

现象火爆是互联网经济与文化发展的产物，折射出互联网时代青少年的主体性面临的深刻危机。本

文从认知、态度与行动三个层面逐渐深入解读，对青少年认知与审美的主体性、消费行为的主体

性，以及价值观塑造的主体性四个方面进行分析，阐释这场全民狂欢背后青少年的主体性迷失。

[关键词]互联网；青少年；主体性；网红

[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2017）02-0044-05“网红”一词是2016年最热的词语之一，“网红”文化正在逐渐演化成为当代标志性的网络文化。最早的网红“芙蓉姐姐”“凤姐”虽然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但在大众的主流认知中，网红多半意味着廉价、档次低，无法进入公共知识领域。近年来“网红”现象从社会的边缘逐渐步入大众视野，尤其是在青少年群体中，网红文化越来越呈现出“宰制性文化”的倾向，并潜移默化地形塑青少年的生活方式，加速主体理性的衰落，并入侵经验世界，了青少年作为媒介主体的地位。

一、青少年是“网红”文化的主要追捧群体

“网红”文化是大众文化的一个现象，大众文化借助网络传播逐渐成为主流文化。《2016中国网红经济》显示，我国的网红人数超过100万。青少年是网民的主力军，“网红”文化在潜移默化地对青少年产生影响，据《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2016年1月对2002人（“90后”占25.3%）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有56.1%的受访者认为“网红”对青少年的影响是负面的。[1]但是，正是青少年对“网红”的追捧使“网红”群体从以往的特殊的边缘化的地位逐渐内化为社会的普遍的日常的现象，甚至很多普通的青少年借助网络传播也成为“网红”群体的一员。

那么，“网红”文化为什么会对青少年群体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呢？网络时代的符号化社会催生了“网红”文化，青少年接受知识的方式主要依赖手机媒介，小屏幕浏览的阅读方式使得传播内容越来越琐碎和浅薄。

[ 收稿日期 ] 2016-11-01

[ 作者简介 ] 孙晓蓓，山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新媒体与文化传播。

2017年第2期

孙晓蓓　从“网红”大火现象谈互联网时代青少年的主体性危机相比文字信息，图片与视频更能吸引青少年的注意力，而“网红”文化正是以图片和视频为主要的表现载体。与以文字呈现的文化相比，就更容易被青少年所获知。

青少年处于介乎童年依赖与成人责任之间的特殊的社会位置，处在由家庭向广大社会的过渡阶段。这种过渡需要一个过渡的文化空间以及对青少年的社会化。[2]在社会转型中社会化的青少年在人生观、价值观等方面往往感到无所适从，而社会化又是一个人学习知识、技能与社会规范的过程，“模仿”是重要的学习方式之一。智能手机在青少年群体中的普及应用为其接触“网红”文化提供了可能性，而“网红”本身也大多属于年轻人，“网红”文化所传达的意义对青少年具有切身的相关性，因而也就更容易被接受和追随，也就是“网红”在此过程中充当了模范的作用，青少年借助“网红”的模范力量以塑造与社会变化相匹配的价值观念。这也是“网红”文化如此受青少年追捧的重要原因。

二、认知危机：“网红”文化成为代理经验

“网红”文化本质上属于网络信息，其引导作用首先体现在互联网传播方式消解了文化的深度模式。以文字作为主要的传播载体的传统媒介传播方式被摒弃，网络传播更多地以视觉和听觉刺激来支配观众的信息接受。“网红”传播的内容主要以视频、图片为主，文字大多以字幕、弹幕的形式出现，即视觉信息取代了文字，其注重感官刺激的本质特征使其在传播中较少涉足偏抽象性与较深度的内容。

传统的文字阅读注重读者的想象性思考，是受众在了解文章内容与意义的基础上进行的一种外延性获取，而这种延伸正是来源于个人想象性思考建构出的意义，但文字所传达的意义对于社会经验不同的人来说并不均等，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而网络社会是一个符号化的社会，视觉传播注重的是感官刺激，尤其是在商业化的驱使下，为了获取更大的市场份额，以视觉传播为主的网红传播更偏向于快感消费，也就是在满足青少年的视听快感，满足其窥探欲、好奇心、情绪发泄等感性化的东西。之前曾有人直播自己睡觉的后脑勺，竟然也获得了数十万的追捧者关注，成为新时代的另类“网红”，究其原因，一方面，网络传播背景下，受众的注意力集中于感官刺激，而考虑其内容是否具有文化深度的认知意识淡薄；另一方面，正如梅罗维茨所说的“所有共同的经历、信息将人与其他人分开，会使人们有一种共同身份的感觉……网络媒介损坏了物质地点和社会场景的传统联系，允许人们在信息上避开由地点所确定的群体，并允许外人不用进入其中就能侵入许多群体的领地”[3]，尤其对于自我意识薄弱，缺乏认同感的青少年在直播平台上实现了缺席的在场，强互动获得了“共同身份”的感觉。所以，网红直播传递的信息更多的是感官与感觉刺激，在网络环境中完成社会化的青少年的认知逐渐向媒介引导的感觉倾斜，缺乏主动的逻辑与理性思考。这也印证了林雄二郎在《信息化社会：硬件社会向软件社会的转变》中提出的“电视人”的概念，在电视画面和音响感官刺激环境中的人，是注重感觉的“感觉人”，与在印刷环境中成长的他们的父辈的重理性、重视逻辑思维形成鲜明对比[4]。网红直播产生了与电视媒介的异曲同工的效用。

视觉信息所传达的意义是具有一定规范性的，或者说影像完全是按照创作者所框定出的意义进行拍摄的。比如，papi酱的微博内容看似是一个“集美貌与智慧于一身的女子”在某个有感而发的夜晚在自己家中的随意吐槽，但却是精心制作的内容，“网红”文化的兴起实则是商业团队的内容推广以此形成议程设置效应。所以，在泛滥的“网红”文化的充斥下，理性意义上的意见领袖的作用失灵，青少年往往会缺乏判断力，过度的视觉刺激使感官变得麻木，传统的审美方式被舍弃，深度文化也被肢解成文化碎片。

因此，“网红”文化只是一个缩影，影射了青少年在网络信息面前的无力性，也就是缺乏对信息选择、评价与利用的媒介素养能力。无疑，网络使得“网红”文化和受众数量大幅度扩张，今年上半年百度知道利用大数据盘点了过去10年间关注度最高的网红TOP10，安妮宝贝以关注量1233万人荣登榜首，其次是芙蓉姐姐，关注度为1116万，王思聪的关注度为1077万。这是2006-2016年10年累计的成果，而新晋“网红”papi酱用了不到半年时间就位居TOP9，足以可见其制作输出的庞大信息量。媒介认知是接触、分析、评价和传播信息的能力，要求受众成为一个有批评意识、深思熟虑的传播消费者，需要对文字、图像、图示和声音在一起产生微小和巨大的效果都有所理解[5]。人们认知世界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实践，“网红”文化却提供了一个足以取代体验世界的途径。并且，网红段子手们对现实世界的二次加工呈现出的内容偏肤浅，以搞笑娱乐为目的，并不会引导人们的深入思考。从2015年8月起，papi酱就开始在微2017年第2期　总第347期博上发布了一系列的腔加东北话、上海话加英语等的秒拍视频，内容涉及男女关系吐槽、年度烂片点评等。几分钟的视频并不能交代清楚事实，而媒介素养不高的青少年却极易接受间接经验，对有关国家、社会、民生等重要议题麻木不仁，“网红”文化渗透的草率的结论成为青少年的代理经验。

可以说，“网红”已经在很多方面成为青少年的经验代理人，代替青少年去感知思考世界。这对于已经有自我意识的成年人危害尚且不大，但是青少年的网络接触率已远远高于成人，这对其影响却是深重的。缺乏实践与深入思考的环境中完成社会化，得到的是一种“习得性”的信息，而非一种“获得性”的体验，“网红”文化在认知过程中占了很大比重，其结果必然是一种“青少年”的消逝，必然与现实世界割裂。

三、媒体奇观：“网红”传播加速人文气息的衰落

以视听刺激为主要表现形态的“网红”文化，借助高度发达的自媒体传播构建了一幅声势浩大的“媒体奇观”。道格拉斯·凯尔纳提出的“媒体奇观”，是指“那些能体现当代社会基本价值观、引导个人适应现代生活方式，并将现代社会中的冲突和解决方式戏剧化的媒介文化现象”。[6]网络上流行的网红段子手等的微博内容，大多是涉及现代社会中的矛盾话题，比如差距、男女关系、明星八卦等，这也是即将步入成人世界的青少年所要面对的问题，“网红”文化以嘲弄吐槽的方式将复杂问题简单化，表达能够得到青少年认同的观点或态度。如首富之子王思聪就曾以与汪小菲的骂战以及批评某些明星得到了大众的追捧。以王思聪为代表的网红群体，仍旧属于精英阶层，网络平台呈现的并非是个人的真实状态，但是，在媒体奇观效应下，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社会解压阀的作用。真实的社会问题依旧是存在的，差距也并非是一个段子一段视频就可以化解的。媒体奇观构造是以形象为中介的，人们通过视觉化的中介物来认识世界，而网红就充当了中介物的角色，它可以让青少年沉迷在媒介奇观中，而失去了对现实世界判断的主体性。网红段子手对某些社会现象的肤浅的吐槽嘲讽，却使得即将成为社会主体的青少年变得麻木不仁，将其注意力从积极的实践和创造上转移开，沉醉于个人内心情感的宣泄、感官与感觉的刺激，而缺乏对社会与人文的深度思考。在无等级的网络世界里，少年取得了性的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狂欢化的奇观效应成为潮流。

不仅如此，奇观时代的图像是由媒介机器制造和大规模复制传播的，这使得置身于这个时代中的我们拥有的是技术化的视觉经验。[7]由此“网红”文化整体地体现了流行的生活方式。“网红”文化又是以经济利益为主要驱动力，电商、植入广告、商家代言及融资依托于“网红”的持续的关注度与人气。因此，“网红”文化需要利用网络大规模复制与传播使得其倡导的生活方式与审美偏向在其主要消费群体的青少年心目中实现认同，商业气息逐渐取代了人文气息，通过夺人眼球的视听刺激，技术理性取代了审美感性。“网红脸”逐渐成为青少年的主流审美，大街上随处可见年轻人身着“网红爆款”。

媒体奇观的另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就是泛娱乐化。调查发现，“网红”大致处于大众认知评价的两端，要么是“审美”抑或是“审丑”，“美”的“网红”指的是能以个人的奋斗经历传播正能量，给予青少年教育、鼓舞和激励；而“丑”的“网红”则是靠出位与夸张的言行消费自己，吸引眼球，给予青少年更多的是感官的刺激和消遣娱乐的无聊心理。而“网红”大多以后者居多，这也是泛娱乐化造成的后果。在以资本为驱动的网红经济链中，受众数量决定着网红的吸金能力，由此引发了各大网红运营平台的激烈竞争，“网红”文化过度泛滥，娱乐至死现象颇为严重。为了迎合大众尤其是青少年的文化趣味和审美口味，网红群作和传播的内容并未有较高的传播水准，更多的是什么赚钱、什么能吸引受众就上什么内容，青少年的社会阅历尚浅，认知水平不高，越是能满足窥私、猎奇等原始欲求的内容越能吸引其关注，于是越来越多浅薄和庸俗的节目内容不断消解青少年的接受程度与审美底线。

四、快感消费：文化工业社会的网红经济

在网络时代，文化总是“内在于”媒体，并且依赖媒体，“网红”文化与媒体的结合使经济功效发挥到最大化。一般意义上的“网红”也从属于青年人群体，借助于媒体对特定或某一类人物的突出报道，比如对明星名人的平民女友的报道，以“网红脸”为其贴上标签，以显示其与传统认知的偏差。与“网红”女友同属年轻人的相关性出发，青少年对此类媒体文本解读出类似于“如果自己整容成‘网红脸’，穿着打扮时尚些，就会有机会成为自己偶像的女友”的意义，由此产生了“这个看脸的社会”“整容改变人生”等造成整个社会“道德恐慌”的观点或言论。其实，媒体“贴标签”的报道造成的“误解”却是文化产2017年第2期

孙晓蓓　从“网红”大火现象谈互联网时代青少年的主体性危机业的目标，而目标就是青少年。“网红”女友们拥有知名度后，在微博上分享商品信息以刺激青少年的购买欲，体现了“明星效应”。另外，这也带来了青少年对“微整”的青睐，在大众认知中对“整容”比较排斥，但处于叛逆期的青少年更偏向于追求、个性，而媒体报道所造成的“道德恐慌”更多的是一种炒作，结果就是青少年更为激烈的反应偏差，越来越多的长着“网红脸”的少男少女涌入人们的视野。不仅如此，不少青少年想使自己也成为“网红”，并引发了整容、“网红”制作团队的培训以及娱乐节目、网店售卖、直播等的“网红”经济链。由此可见，在“网红”经济链条的连锁反应中，青少年始终处于消费链的末端，而其消费的动机归根到底就是与媒体主流意识形态一致或反抗的快感。

“网红”经济的主要运作方式为网店售卖和直播平台两种，青少年是最大的消费群体。媒体推广为开设网店的“网红”塑造了高端时尚的形象，吸引了追求时尚的年轻人的追捧。

如模特出身的知名网红张大奕，其个人微博多是发布穿戴自己店铺服饰的个人写真及时尚生活的内容，并成功地在粉丝心中打上了“白富美”形象（符号）标签。其淘宝店铺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做到了四皇冠，并且每当店铺上新，其成交量一定是当天淘宝女装类目的第一名。同样的商品，普通人鲜有问津，而网红的店铺却生意火爆，也印证了约翰·费斯克的商品的“文化的”功能，即商品折射的意义与价值观层面，消费者以此来构造有关自我、社会身份认同以及社会关系的意义[8]a。“网红”的宣传包装使其成为堪比明星艺人的媒体文化的偶像式符码，并逐渐在青少年心中获得了日常生活中的众神的地位。并且，网红通过图像视频软广告的形式使青少年相信购买他们的产品是明智的选择，并使获得有关时尚潮流生活方式的超现实体验的满足感。青少年在这种快感中实现一种新的自我认同，但却失去了在商品的包装、展示和消费以及媒体文化面前的自主能力。

网络直播平台的兴起，使主播人数直线攀升，“网红”在整个社会传播系统中呈现出井喷式的发展。网络直播是资本驱动的产物，而为此买单的却大多是青少年。与明星依靠大众传媒出名不同，“网红”的成名是基于自由的网络社交平台，因此，“网红”直播就是发布能够吸引眼球的内容，有一定的粉丝就能赚钱。主播公开自我，让别人围观，当有大量受众观看并送出鲜花掌声和金钱时，资本交易就完成了。直播基于网络传播注重视听刺激的本质属性，带有较强的刺激性，也就是费斯克所说的“快感文化”。与真人秀等娱乐节目类似，直播体现的是文化经济的流通过程，即意义与快感的传播。“网红”直播的个人私生活、商品售卖等内容此时变作一种具有潜在意义和快感的话语结构（文本），青少年解读出多元化的意义以满足自己的快感需求。火爆的“网红”直播将意义与快感的传播的文化工业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而青少年的消费目的越来越倾斜于窥视他人隐私的永无休止的欲望，满足于原始的根深蒂固的窥淫癖和自恋情结。

五、媒介召唤：“网红”文化逆向操作塑造主体身份

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青少年越来越依赖网络，这便为“网红”文化发挥其逆向操作的功能提供了可能。其逆向操作在于通过各种文本解构现有的文化环境，重新定义青少年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形式，青少年在使用网络、适应网络文化的过程中，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都被重构着。这种重构过程其实就是一种“媒介召唤”，媒介召唤能够导致文化主体发生动摇，使得青少年主体的稳定性受到冲击，在这种情况下，青少年作为信息传播者和接受者的主体地位往往隐遁，“网红”文化则成为“文化主导者”。以多数青少年喜爱的体育运动为例，媒体对里约奥运会的报道使得不少成绩平平的运动员成为“网红”群体的一员，以游泳运动员傅园慧最为典型。夸张的表情与肢体表达，以及“我使出了洪荒之力”等雷人话语使得傅园慧突破了以往运动员靠夺金出名的单一模式。赛后傅园慧成为热点人物，参加大大小小的综艺节目、开直播，收获了大批青少年粉丝。体育竞技项目对青少年是一种意义与快感，也就是与社会中最有活力与希望的青少年群体相一致的拼搏坚持的体育竞技精神，而过程的激烈与胜利的喜悦又是一种心绪释放的快感。但是傅园慧等“网红”在体育传播中占据了重要位置之后，媒介召唤使运动员的后台表现赚取了青少年的关注，而体育精神不再是青少年体育文化的主流价值关怀。

由于网络逆向操作的特性，传统信息传播中以“人”为主体的传播方式受到了根本性的。青少年不再享有传播的制高点，相反被网络数据所消弭，被网络信息去语境化，并被重新赋予意义和地位，而“网红”文化正是网络操纵社会语境的衍生品。在网络所构建的“拟态环境”中，“网红”文化以一种社会共识的面目展现在青少年面前，“网红”群体所代表的价值观念被无限放大，“网红”群体的社会地位被无2017年第2期　总第347期限抬高，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青少年的理性的价值判断与选择。这也解释了前文中“网红”店铺的商品被争相购买的事实，“网红”在青少年的消费选择方面取得了不可撼动的引领地位。

网络能够通过多媒体的展现形塑青少年的生活方式，更形塑其价值观念。“网红”文化本身就是互联网传播的产物，在经济利益等诸多因素的操纵下，“网红”文化在网络传播中实现了议程设置功效，凡是与“网红”这一符号相关的内容都能获得青少年的关注度。如上半年大热的网络红人节再次将网红话题推向高潮。各路“网红”们走红毯、凹造型，而青少年在窥探欲与从众心理的驱使下，在这场狂欢中竞相奔走，使得网红们获得了堪比明星一样的追捧。如前文所述，“网红”在青少年的社会化过程中充当了模范的角色，在价值观的塑造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无论是大眼睛高鼻梁锥子脸的“网红脸”，还是有钱老公又有娃的人生赢家的生活方式，在网络传播的遍在与共鸣效用之下，逐渐成为许多青少年的价值观念塑造的标杆，由此发展出的“颜值”“这个看脸的社会”等一系列畸形观念却成为青少年主流的社会行为与判断的潜规则，并逐渐演化为大多数人脑海中的“刻板印象”。

媒介是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也就是说媒介传递的特定信息隐含着一定的意识形态，这种输入能够对受众形成某种程度的召唤，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基本职能就是让个体进入社会机构并为其提供位置[9]。然而，网络时代中的主体是一个“虚拟主体”，而“网红”群体也正是这样被建构出来的虚拟主体，并在网络社会中获得了类似于“精英阶层”的地位。媒介召唤青少年对“网红”群体的膜拜，并将在现实世界中的自我定位沉淀到网络上，从而实现了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链接。现实世界中人的行为也逐渐带有了虚拟世界的特点，例如青少年的穿着打扮以“网红”为标杆，这也就是个体被改造为主体的过程。

参考文献：

[1]孙震.56.1%受访者认为“网红”对青少年影响负面[N].中国青年报，2016-1-29（7）.

[2]克里斯·巴克.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M].孔敏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397-398.

[3]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M].肖志军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50-54.

[4]郭庆光.传播学教程（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22-123.

[5]斯坦利· J ·巴伦.大众传播概论：媒介认知与文化[M].刘鸿英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57-58.

[6]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奇观：当代美国社会文化透视[M].史安斌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2-3.

[7]李立：从奇观社会到媒体奇观：学术研究中的概念借用和理论转化[J].新闻界，2015(03):24-30.

[8]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M].王晓钰、宋文杰译.北京：编译出版社，2001：18-19.

[9]彭吉象.影视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10-111.

Interpretation of the Subject Crisis of Teenagers in Internet Era

Sun Xiaobei

(Communication School,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Web celebrity” hot phenomenon is the result of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economy and culture. It brings new acknowledge and consumption experience, but it also deprives people of the initiative. Teenagers are the main users of the network and network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their socialization. Nowadays, in many aspects of social life, it reflects the profound crisis of teenagers’ subjectivity in the internet era. In this paper, I will take the “web celebrity” hot phenomenon as an example, talk from three aspects of cognition, attitude and action, analyze the four aspects of teenager cognition and aesthetic subjectivity, subjectivity of consumer behavior, and the subjectivity of value creation and interpret the subjectivity loss of teenagers behind this national carnival.

Key words: Internet; Teenagers; Subjectivity; Web Celebrity

责任编辑　曾燕波　　下载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