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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现代语文(学术综合)》2013年第10期

        摘 要：余华通过对叙事结构、叙事顺序和叙述语言的合理使用，使《活着》的悲剧情感得到有效的抑制。双层的叙事结构将文本的叙事内容安排给两位叙述者，他们一张一弛，将悲剧情感保持在可控状态；倒叙的叙述顺序使文本所涉及到的时间得到了合理安排和掌控，使文本的情感氛围得以有效的调节；简洁、幽默的语言风格使福贵的苦难叙事具有了某种“泪中带笑”的特点，也同样淡化了悲剧情感的浓度。

        关键词：余华 《活着》 悲剧情感 叙事方法

        1992年余华创作的长篇小说《活着》第一次出版发行，小说中的主人公福贵一生命运坎坷多舛，上天似乎是和他的名字作对一般。他从一个家道殷实的纨绔子弟坠落到社会底层，一生中失去众多挚爱的亲人：父母、妻子、儿女、外孙等等。余华在谈到这篇小说创作的意图时，对自己之前的创作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省。由于他“一直是以敌对的态度看待现实”，使他和现实之间始终处于一种紧张关系中。然而，在创作《活着》时，余华的心态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对现实的愤怒和生活的冷漠，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平息。“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在这种心态下，余华接触到一首美国民歌《老黑奴》，歌中的老黑奴就是福贵的原型，他也是一生历经苦难，家人全都先他而去，但他依然对世界充满热爱。余华被老黑奴的精神所打动，决定写一篇小说，意在“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乐观的态度”[1]。

        通过阅读，笔者从这篇小说中能感受到福贵对生活所持有的乐观精神，也能体会到作者对“活着”这种本能状态的一种肯定。笔者所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作者通过怎样的叙事手段，控制小说的悲剧情感，使读者阅读起来不致情感失控或者崩溃。因为福贵的经历集合了世间多种悲剧：家道中落、气死父亲、白发人送黑发人（儿女、外孙的相继去世）等。按照常理，如果处理不当，小说的情感氛围极容易陷入悲剧的漩涡而无法表现人在苦难中对“活着”的一种强烈的欲望和对世界乐观的态度。为了达到描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乐观的态度”的写作目的，作者在文本的叙事方面进行了精心的安排。下面，本文拟从文本的叙事结构、叙事顺序和叙述语言三个方面分析作者是如何控制《活着》这篇小说的悲剧情感，使其处于一种“哀而不伤”的相对适度的范围内。

        一、双层的叙事结构

        法国结构主义叙述学家热奈特在《叙事话语》一书中，曾将作品中的叙事划分出两大叙事层次：第一叙事和二叙事。“第一叙事的叙述主体是故事外主体，而第二叙事（元故事）则为故事主体。”[2]也就是说，第一层叙事是外部叙事，第二层叙事为内部叙事。在文本中，双层叙事结构有着显著的特点：第一叙述者往往充当着叙事的引入者，同时会对“元故事事件”进行补充和评价；第二叙述者则是叙事的主要承担者，由他讲述“元故事”。第一叙述者和第二叙述者是相互补充，实为一个整体的关系。作者将整个文本的叙事内容分摊给他们，他们共同完成了对整个文本的叙述。余华在小说《活着》的文本叙事方式上选择了双层叙事结构，作品的双层叙事结构直接体现在两个叙述者在叙述过程中的穿插叙事。文中的第一叙述者是“我”——民间采风人，第二叙述者则是小说实质上的主人公——福贵。下面，本文通过对文本的分析，尝试分析双层叙事结构——特别是第一叙述者——对抑制小说悲剧情感泛滥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首先，福贵的出场就是由第一叙述者“我”所引入的，福贵给读者的第一印象对整篇小说的情感氛围有着不可小觑的作用。“我”第一次见到福贵时，他正用响亮的声音对消极怠工的老牛进行说教，而老牛“听到老人的吆喝后，仿佛知错般地抬起了头，拉着犁往前走去”，老牛和老人之间似乎是可以交流的，读来有一种温馨的情感。福贵的首次出场给读者带来最积极乐观形象的言语描写莫过于他的那两句歌词：“皇帝招我做女婿，路远迢迢我不去。”因为路途遥远，就不去做皇帝的女婿，让人忍俊不禁。通过这些描写，一个快乐达观、自由自在的老人形象便出现在读者眼前。试想一下，如果老人的首次出场是以“我”从村民口中得知他的悲惨命运的方式，那小说从一开始就会陷入悲剧情感的沼泽，无法控制。所以，从一开始，老人福贵的出场形象就已经起到了抑制情感的作用，这一点不容忽视。

        随着福贵苦难叙事的开始，这种双层叙事结构更加凸显其在控制情感方面的作用，第二叙述者福贵开始叙述其悲惨的人生经历，各种各样的人间悲剧一拥而上，全部聚集在福贵的身上。可每当福贵的叙述所带来的绝望积攒到一定的程度，第一叙述者“我”总会适时地出现，通过他的视角，去展现当下福贵的从容与乐观，使读者从先前福贵的叙述中所产生的抑郁之情得以驱散。读者积攒起来的悲观情绪得到一定程度的疏解后，第二叙述者福贵才会继续讲述他的悲惨人生，而读者由于先前第一叙述者的介入，精神和情绪得到了放松，这样在进行下面章节的阅读时，就做好了新的准备。同时，第一、第二叙述者的交叉叙述，也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福贵自身所具有的浓厚的悲剧色彩。文本中，福贵因母亲生病进城求医，没想到半路上被抓住，做了壮丁，后被俘虏，回到家乡他才知道母亲已经过世，妻子家珍含辛茹苦带大了一双儿女，但女儿凤霞不幸变成了聋哑人。战争的残酷，母亲的过世以及女儿的不幸，这些苦难连接在一起，通过福贵的叙述使读者感受到命运所带来的沉重之感。这个时候，文本重回第一叙述者的叙述角度：

        福贵的讲述到这里中断，我发现我们都坐在阳光下了，阳光的移动使树荫悄悄离开我们，转到了另一边。福贵的身体动了几下才站起来，他拍了拍膝盖对我说：“我全身都是越来越硬，只有一个地方越来越软。”[3]

        福贵一句带有颜色的调侃之语，使读者先前紧绷的哀伤情绪一下子瓦解。第一叙述者“我”在文本中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也承担了读者的职能，他在听到福贵的玩笑话，也“不由高声笑起来”，先前悲伤的情绪得到了释放。这样，第二叙述者福贵就可以继续讲述他的故事，而读者在经过短暂的休息，也可以重新踏上阅读之路。

        双层叙事结构将文本的叙事内容安排给两位叙述者，他们一张一弛，交叉配合，在完成整个文本叙事内容的同时，也使文本中的悲观、沉重、绝望的情绪始终处于可控状态，读者不至伤感过度，情绪决堤。

        二、倒叙的叙述顺序

        “叙述乃是一种具有时间性的段落，而且是具有双重性质的时间性段落：其一是故事发展过程的时间，其二是叙述故事的时间，前者称为‘被指涉的’时间，后者称为‘指涉的’时间。”[4]在文本《活着》中，有着时间双重性，即故事时间和叙事时间。这两个时间的序列，使作者有较大的空间去安排文本叙事内容的出场时间，将讲述故事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进而通过对故事时间和叙事时间的合理安排和掌控，有效调节文本的情感氛围。

        倒叙主要是指“对故事发展到现阶段之前的事件的一切事后追述”[5]，福贵用倒叙的手法叙述人生就是对自己先前经历的一种事后追述。这里提到的“倒叙”主要是指福贵事后追述往事的叙事角度，实际上福贵叙述自己的苦难史是按照一种时间顺序展开的。另外叙事时间先于故事时间出现在文本中，也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倒叙，即在福贵开始讲述自己故事之前，读者已经获取福贵依然活着的信息。小说的开始，在一个充满阳光的下午，福贵和“我”一起坐在一棵茂盛的树下，他向“我”讲述了自己的故事。这里的时间就是叙述时间，而福贵讲述的故事是从四十年多年前开始的，即故事时间是在四十多年前。故事时间和叙述时间之间最多的间距长达四十多年，这样的时间差距可以使当事人对自己的经历有一个沉淀的过程，沉淀之后的叙述相较于故事正在发生时的叙述，显然主观感情会平静得多。这样一来，福贵的叙述本身就已经起到了一种冲淡文本悲剧情感的作用。以一种过来人的视角回顾往事，人们往往会对悲痛的往事有一种释怀或者轻描淡写的态度。假设，《活着》的叙事采用一种顺叙的手法，即故事和讲述同时进行，那么，福贵对苦难的认识就不能有追述往事时的那种从容和淡定，文本的悲剧情感氛围也会由此变得过于浓郁，甚至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上文主要是从叙述主体（福贵）的角度说明倒叙对抑制情感的作用，下面拟从阅读主体（读者）的角度，说明倒叙对调节情感的作用。采用倒叙的叙述手段，等于在福贵讲述故事之前，就已经为读者提前公布了结局：福贵是活着的。这样，不管福贵后面讲述的苦难多么的令人唏嘘不已，读者始终抱有一种信念，也是希望——福贵还活着。也就是说，读者的绝望是有一个明确底线的，无论福贵在生活上遭受到怎样的打击，他依然活着，这就是最大的希望。福贵被抓住做了壮丁，走上了战场，战争是残酷的，每时每刻身边的人，包括自己，都有死去的可能。但倒叙的叙述手法，已经让读者有了心理保障，福贵一定会活着，哪怕他身边的战友全部牺牲。这样无意间就为读者预设了一个相对舒缓的空间，战争总会结束，福贵一定会活着回到家乡。

        在文本中，倒叙手法的使用，使叙述时间里的福贵有充分的空间去沉淀自己遭受的苦难，他的讲述也因此而平静、和缓；其次，叙述时间先于故事时间开始，使读者在文本伊始就收到“福贵还活着”的讯息，这两点都起到了对悲剧情感的缓解和抑制作用。

        三、简洁、幽默的叙述语言

        上文着重论述了文本的叙事结构和叙事顺序所起到的悲剧情感的作用。事实上文本的叙述语言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简洁、幽默的语言风格使福贵的苦难叙事具有了某种“泪中带笑”的特点，读者透过这种风格的语言表达，收获的重点不再是福贵多次的悲惨遭遇，而是苦难过后老人福贵所特有的平静和豁达。

        2008年余华接受了凤凰卫视《名人面对面》节目组的采访时，在谈到文学评论家表扬他语言简洁时，他自嘲地将之归结于自己认识的字不多。[6]这当然是一种调侃，简洁的叙述语言是余华作品一直以来的特点，这对福贵的苦难叙事恰恰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情感控制的作用。作者在描写有庆和凤霞的死时，语言极其简洁，用较小的篇幅就宣布了他们的死亡，没有过多的描写。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福贵在医院见到有庆时的场景描写：

        我进去时天还没黑，看到有庆的小身体躺在上面，又瘦又小，身上穿的是家珍最后给他做的衣服。我儿子闭着眼睛，嘴巴也闭得很紧。我有庆有庆叫了好几声，有庆一动不动，我就知道他真死了，一把抱住了儿子，有庆的身体都硬了。中午上学时他还活生生的，到了晚上他就硬了。我怎么想都想不通，这怎么也应该是两个人，我看看有庆，摸摸他的瘦肩膀，又真是我的儿子。[7]

        这段描写极其的平实简洁，我们很难在这段叙事中，找到修辞手法。作者用简短的句式，白描的手法将有庆死亡的场景呈现在读者眼前。同样，对于凤霞的死，处理的也很简单。因为有庆的死，福贵不愿到凤霞停尸的房间去见女儿最后一面，本文选取凤霞死亡时的场景描写：

        谁料到我一走凤霞就出事了，我走了才几分钟，好几个医生跑进了产房，还拖着氧气瓶。凤霞生下了孩子后大出血，天黑前断了气。我的一双儿女都是生孩子上死的，有庆死是别人生孩子，凤霞死在自己生孩子。[8]

        和上面对有庆的描写几乎是相同的，都是用简短的句式、朴实简洁的语言将原本生死离别的大场面轻描淡写过去。在描写这种极具悲剧和苦难的场景时，作者采用简洁的语言表达，这样就使原本应该极具悲剧效果的场景（如人物的死亡）没有被过多的渲染。无论多么大的苦难，整个文本很少出现剧烈的情感宣泄，往往是采用悄无声息地“零度情感叙事”的方式。这在客观上确实起到了淡化负面情绪的作用，有效地控制了悲痛哀伤情感的界限。

        幽默的语言同样具有淡化悲剧情感的作用，用幽默的语言叙述苦难，常常会使读者啼笑皆非，过往的苦难似乎也变得面目可亲。文中福贵被抓去做壮丁，理应是一段苦难历史。然而，对战争的叙述从一开始就带有幽默甚至有些戏谑的成分。连长开射击逃跑的仆人，却没有打中，连长骂了一句：

        “他娘的，老子闭错了一只眼睛。”[9]

        这个情景真是让人忍俊不禁，富贵被强征的不幸似乎随着这种讽刺和幽默被消解了一半。拉大炮的福贵一炮也未打，随后被包围，连长狼狈地自顾逃命，福贵做了俘虏，得以回家，结束了战争生活。原本应该残酷的战争，在余华的笔下，以一种幽默戏谑的方式表述出来，这就降低了强征入伍和战争所带来的悲剧情感的浓度。

        四、结语

        本文通过对文本的叙事结构、叙事顺序和叙述语言的分析，解答了作者是如何控制小说悲剧情感的问题。双层的叙事结构将文本的叙事内容安排给两位叙述者，他们一张一弛，将悲剧情感保持在可控状态；倒叙的叙述顺序把文本所涉及的时间进行了合理安排和掌控，使文本的情感氛围得以有效的调节；简洁、幽默的语言风格使福贵的苦难叙事具有了某种“泪中带笑”的特点，也同样淡化了悲剧情感的浓度。我们通过对文本的阅读，最后感受到的不再是福贵多次悲惨的苦难，而是人类对苦难强劲的承受能力，以及苦难过后人类所特有的平静和豁达。

        注释：

        [1][7][8][9]余华：《活着·中文版自序》，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第126-127页，第171页，第52页。

        [2][法]热拉尔·热奈特著，王文融译：《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9页。

        [3]余华：《活着》，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71页。

        [4][法]克里斯蒂安·梅茨著，刘森尧译：《电影的意义》，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

        [5][法]热拉尔·热奈特著，王文融译：《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7页。

        [6]资料可见凤凰卫视访谈节目《名人面对面》2005082811期，网址：http：//v.ifeng.com/e/200902/8079ba1d-71ce-40ac-b130-d19cb915327e.shtml。

        （陈青松 江苏徐州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 221116）下载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