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规模是指一定时期在国民经济各部门、各行业固定资产再生产活动中投入资金的数量。

针对我国近几年来的投资情况，我们小组经过讨论后认为总体来说，我国的投资规模是膨胀的，但是也有些方面呈现出投资不足现象。因此，我国的投资结构不够完善，偏离了正常的轨道，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有一定的阻碍作用。

投资膨胀是指投资规模超过了国家财力、社会积累水平和其它投资来源的可供程度的一种现象。

在微观层面,投资是否具有效率直接关系到经营风险、盈利水平以及资本市场对其经营业绩和发展前景的评价,进而关系到企业价值能否实现最大化。在宏观层面,投资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然而投资增速也不能过快。如果投资增速超过了资源和消费需求要求的合理范围,经济就会“过热”,从而引发一系列的问题,不仅会影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还会给整个社会带来不利影响。虽然2009年我国经济发展得比较好,速度也比较快,但国家仍将继续4万亿的投资计划,并制定2010年投资总计为9927亿元,其中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为3926亿元。此举在刺激经济的同时,也极有可能带来企业过度投资问题。

（一）首先，我们认为我国现在在一些行业存在过度投资现象。原因及表现有以下几点：

1、我国企业对外投资规模迅速膨胀

　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到565亿美元，名列全球第五位，发展中国家首位。截至2009年底，对外承包工程累计签订合同额5603亿美元，完成营业额3407亿美元，营业额年均增长30%以上。对外劳务合作稳中有升，累计签订合同额674亿美元，完成营业额8亿美元，累计派出各类劳务人员502万人。

我们认为中国对外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大，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中国的外汇储备量大，但是中国对外投资的收益率低，基本是亏损。从中投到中国铁建，似乎没让中国人民看到对外投资盈利的希望。良好的投资不仅要看投资规模的大小，还要看投资收益的高低，质与量相结合才能达到最优收益。而中国对外投资过于政治化，是制约投资收益的一大因素。许多国企在国内往往能够赚得满盆锅，在海外却以失败告终，完全因为国内的垄断，而企业内没有优秀人才能够实在分析其在海外的具体位置，妄想能够像在国内般势如破竹。

2、近几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过快，投资总体规模过大

从2003年以来，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率每年都以高于20％的速度增长。2003年是27.7％，2004年是25.8％，今年一季度为22.8％，全年也可能保持在20％以上。这在历史上是高速增长时期之一，扣除价格因素的影响，仅低于1992～1994年经济整体过热时期的投资增长率。高速增长的投资率使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急剧上升，投资总规模急速扩张。2003年，按照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计算，投资率为42.8％，2004年是45.2％，预计今年也会在40％以上；按照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占GDP的比重计算，2002年为41.4％，2003年投资率达到47.3％；2004年投资率为51.4％，是历史上最高的时期之一。从1978年到2002年，按照前一种核算方式，只有1993年到1995年投资率超过40％，1993年为43.4％，1994年为41.2％，1995年是40.8％。这个时期是经济整体过热，伴随着高通货膨胀的时期。与世界其他国家比，我国投资率更高。2002年，世界平均水平是19.9％，低收入国家为19.7％，中等收入国家为22.9％，（其中上中等国家为19.0％，下中等国家为25.2％）高收入国家为19.0％。再如，2002年与我国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即人均GDP在1000美元左右）：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的投资率分别为19.3％、14.3％和23％。由此可见，目前我国投资率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明显高于各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水平。

我国高投资虽然有一定的客观性，但毕竟水平太高。根据统计资料分析，我国的投资率不要超过40％，投资增长率不要超过20％。投资增长率超过20％（1984～1988年，1991～1994年，2002年后），投资率超过40％（1993～1995年，2002年后），就会造成经济的整体或局部过热。

在我国当前投资构成中，国有和地方项目占了很大比重，国有投资虽然增长率比其他经济成分低，但其比重仍比较大，控制国有和地方投资仍是主要矛盾。在城镇投资中，国有投资仍占40％多（2004年国有投资为39.1％，国有独资公司为2.8％）；在全社会投资中地方投资为90％左右。由于我国目前缺乏对投资范围的合理界定及健全的机制，导致一些地方为片面追求GDP的增长或改变城市面貌的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而过度贷款。其借款方式不少是通过国有的城市建设公司向银行举债，而由担保。据一些专家估计，目前全国地县乡三级负债总额在3万亿元左右，而且债务总量还在增加，负债的层级正在从县乡级上升到地市级。银行贷款对城市建设等公共设施管理业的作用在加强。例如，开发行2004年发放的中长期贷款3667亿元，安排了总投资规模37000亿元的项目，其中开发银行承诺贷款16700亿元。在这些项目的投资中，城市建设等公共设施管理业的贷款占发放贷款的比例高达31％。对产业盲目投资、房地产盲目投资相继采取一系列，也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但是城市建设特别是地方举债搞城市建设还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而这一块是地方利用行政手段最多的地方，也是潜伏着很大金融风险的投资领域。

从历史看，我国每一次经济整体过热或局部过热都是由于投资规模过大、投资增长速度过快引起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三次经济整体过热或局部过热都是由于投资规模过大、投资增长速度过快而引起的。第一次是1985～1988年，投资率平均高达37.5％，比1978～1984年这3年平均上升了3.3个百分点，在此期间，GDP的增长速度超过10％，并引发了高的通货膨胀率；第二次是1992～1994年，投资率平均高达41％，在此期间，GDP的平均增速也超过10％，引发了高的通货膨胀率；第三次是2002年以来，投资率连续超过40％，创了历史新高。我国的投资增速过快，引起经济整体或局部过热还具有明显的行政性周期。从1982年以来，除1997年和1998年这一次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外，每次党和换届都会产生经济波动。比如，1981年是5.2％，1982年和1983的换届年分别上升到9.1％和10.9％；1986年是8.8％，1987年和1988年的换届年分别上升到11.6％和11.3％；1991年为9.2％，1992年和1993年的换届年分别上升到14.2％和13.5％；2001年为7.5％，2002年和2003年的换届年分别上升到8.3％和9.3％。

投资增速过快、规模过大也不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近几年，投资结构没有大的改善，投资效益下降。1993年，国有投资中，新项目比例为30.5％，扩建项目的比例为33.4％，外延性投资比例高达63.9％。与90年代相比，近些年外延投资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大幅度上升。不少项目是盲目建设和重复建设的项目，从宏观看，我国的投资效益呈下降趋势。如投资效果系数，1994年为0.71，1997年下降为0.26，2002年更下降为0.15；投资弹性系数从1997年的1，到2002年下降为0.47；投资的边际产出率也从1997年的3.34下降为2002年的1.20。

3.我国的高铁投资

4．我国的房地产投资过热现象

至于投资不足现象，我们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当前投资领域宏观的关键在于“抑短扬长” 

从全局来看，当前投资与整个经济增长仍然存在一些不稳定的因素，集中表现为，在短期利益的驱动下，大量“热钱”快进快出，影响金融、产业与消费的长期稳定。 

1、公共投资建设中存在短期化倾向。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财政收入普遍有了较快的提高，有些地方在公共投资安排上急功近利，往往不惜大肆举债，甚至挤占挪用城市日常运营费用，过于超前、豪华、大规模的进行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导致老城区的电网系统、供排水系统等公用设施的维修与保养等方面的经费严重不足。在社会事业投资方面，一些地方在集中财力物力打造所谓优质示范校、示范医院的同时，对义务教育、农村医疗等方面的严重“欠账”有所忽视，从而形成了“锦上添花”投资过度，“雪中送炭”开支不足的失衡公共投资结构，因此，当前要着重调整一些地方错误的发展思路与不合理的投资结构，尤其要纠正严重忽视老城区改造、片面追求新区建设的倾向。 

 2、产业领域也存在急功近利的倾向。在投资高速增长中，一些热门部门产能扩张的压力很大，出现了片面追求短期效益的倾向。追求短期利益的最大影响就是平均利润率的规律与投资回报的周期被打乱了，按照正常的投资回报周期，许多行业要几年甚至十几年才能回本赚钱，但是在追求短期利益的驱动下，一些企业严重忽视资源成本、环境成本、社会成本，对技术改造的投资、安全设备的投资、环保方面的投资，以及社会保障方面的开支能减就减，能省就省，使得项目投资在一年甚至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回本赚钱，从而刺激了各个产业领域忽视长远投资，偏爱短线投资的倾向。 

3、国内外民间资金的短期化倾向也比较明显。近年来国内外大量“热钱”兴风作浪，对金融货币市场、产业投资市场与消费市场的正常秩序构成了威胁。国内外一些“热钱”的过度活跃容易导致二种结果：一是一部分“炒家”在房地产等领域的“短线”操作会给大众以示范作用，诱发投资者和消费者的投机心理，作出非理性的投资与消费决策；二是容易引导社会资源按照错误的市场信号进行配置。在少数“炒家”的带动下，短期内在局部产业领域吸纳了过量的资金。因此应当想办法抑短扬长，引导社会资本由投机逐渐向投资转化，以保证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稳定可持续发展，以避免可能引起经济的波动与金融风险的蔓延。 

综上所述，我们小组成员认为我国当前的境况是，持续宽松的财政货币并没有退出的迹象，而资产市场特别是房地产市场泡沫严重，有些行业过度投资明显，而出口形势不容乐观，因此，彻底改变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式，已迫在眉睫。而讨论中国的投资是否过度，并不是问题的根本，也不值得争论。现在，更应该关注的是如何更好地让市场真正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下载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