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思风力是对西晋太康时期诗人左思诗歌风格的形象概括。左思（252？-306），字太冲，淄博（今山东淄博市人）。左思博学多才，创作《三都赋》，十年乃成，朝野竞相传抄，一时洛阳为纸贵。左思志高才雄，胸怀豪迈，是西晋最杰出的诗人，其诗情调高亢，辞采壮丽，笔力矫健，气势昂扬，形成独有的豪壮风格。他的代表作《咏史》八首虽云咏史，实则借咏史来抒发他对现实的不满及感慨，借咏史而咏怀，表达自己建功立业的宏伟抱负，猛烈抨击不合理的门阀制度，表现了对门阀制度的极度蔑视和反抗，因而在内容和风格上都是对“建安风骨”的继承与发扬，抒写怀抱，抨击现实，多不平之音，和当时的华丽诗风迥然不同。他诗歌创作的这种精神，钟嵘《诗品》称之为“左思风力”。
南朝宫体诗
宫体诗，是指南朝梁和陈代所流行的一种诗歌流派。主要的作家是萧梁皇族及其文学侍从，内容多是宫廷生活及男女私情，形式上则追求辞藻靡丽，声律严整，时称“宫体”，后来因称艳情诗为宫体诗。“宫体”之名，始见于《梁书·简文帝纪》对萧纲的评语：“然伤于轻艳，当时号曰宫体”。
宫体诗中有不少以写妇女生活及体态为内容，如《子夜四时歌》：“开窗取月光，灭烛解罗裳。含笑帷幌里，举体兰蕙香。”都充满了绵绵的暧昧之情，因此受到不少批评。其实宫体诗内容并非限于妇女生活，也有一些抒情咏物之作，即使写妇女生活的作品，格调低下的也只占少数。总的来说，宫体诗的情调流于轻艳，诗风比较柔靡缓弱。但是宫体诗在形式上更趋于格律化，对于后来的律诗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山水田园诗派
山水田园诗派是唐代一个重要的诗歌流派。盛唐时期社会安定，社会上佛道思想流行，道家崇尚自然及返朴归真的追求和佛家禅宗的净心明性的境界，为诗歌提供了文化及审美心理的基垫。他们继承陶渊明、谢灵运山水诗的创作传统，通过描绘幽静的景色，借以反映其宁静的心境和隐逸的思想，因此被称为“山水田园诗派”。他们的诗歌以描绘自然山水和田园风光为主，风格清新自然，意境淡远闲适，写景状物工致传神，提高了诗歌表现自然景物的艺术技巧，是唐诗艺苑中的一枝奇葩。代表人物有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合成“王孟韦柳”。其他田园诗人还有刘长卿、裴迪、储光羲、常建等。
边塞诗派
边塞诗派是盛唐的诗歌流派之一。唐时，各民族不断进行融合，但也时常发生一些民族冲突，边塞战争频繁。这些历史现象对当时的生活影响较大，因此也成为许多诗人的歌咏题材。这些诗作多写军旅征战生活、边塞风光景物、边上的风土民情，以及征人思妇的深切思念。内容大同，诗风相近，所以被成为边塞诗派。
边塞诗人的作品气势奔放，慷慨激昂，给人一种奋发向上的力量。边塞诗形式上多为七言歌行或五、七言绝句，诗风悲壮，格调雄浑，最足以表现盛唐气象。王昌龄的《出塞》、《从军行》，李颀的《古从军行》，是唐边塞诗中的杰作。王之涣和崔颢等人也写过一些边塞诗，但以高适、岑参最为知名，所以也叫高岑诗派。
新乐府运动
新乐府运动是由唐代诗人白居易、元稹等所倡导的一场诗歌革新运动。“新乐府”一名， 是白居易相对汉乐府而提出的，其含义就是以自创的新的乐府题目咏写时事， 故又名“新乐府运动”。
唐朝贞元、元和之际，广大地主士大夫要求革新政治，以中兴唐朝的统治。在这股浪潮的推动下，白居易、元稹等诗人主张恢复古代的采诗制度，发扬《诗经》和汉魏乐府讽喻时事的传统，使诗歌起到“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作用。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在《新乐府序》中全面提出了新乐府诗歌的创作原则，要求文辞质朴易懂，便于读者理解；说的话要直截了当，切中时弊，使闻者足戒；叙事要有根据，令人信服；还要词句通顺，合于声律，可以入乐。宣称要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
新乐府诗的特点是：自创新题，咏写时事，体现汉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除白居易而外，元稹、李绅、张籍、王建也是这一运动中的重要作家。白居易的《新乐府》五十首、《秦中吟》十首，元稹的《田家词》、《织妇词》，张籍的《野老歌》、王建的《水夫谣》，并为新乐府运动中的优秀作品。
新乐府诗试图在诗中反映民生疾苦和社会现实弊端，然而此类型的创作不免会触动到权贵人士，因此在风气的推展上并不顺利。元和十年（815年），白居易遭谤被贬，远谪江州，新乐府运动也因之受挫。
花间派
花间派是晚唐五代词派，其名字起源于《花间集》前蜀王衍、后蜀孟昶，皆溺与声色，君臣纵情游乐，词曲艳发，这一时期的词把视野完全转向花柳风月，多写女性的姿色与生活情状，特别是她们的内心生活。崇尚雕饰，追求婉媚，充溢着脂香腻粉的气味。五代后蜀赵崇祚选录唐末五代词人18家作品500首编成《花间集》（10卷），其中除温庭筠、皇甫松、和凝、孙光宪外，其余如韦庄、薛昭蕴、牛峤、张泌、毛文锡、牛希济、欧阳炯、顾夐、魏承班、鹿虔扆、阎选、尹鹗、毛熙震、李珣等，都是集中在蜀地的文人。他们的词风大体相近。后世因而称之为花间派
温庭筠、韦庄是其代表作家，二人虽都侧重写艳情离愁，但风格不同，温词秾艳华美，韦词疏淡明秀。其余词人，多蹈温、韦余风，内容不外歌咏旅愁闺怨、合欢离恨，多局限于男女燕婉之私，格调不高。花间词在思想上无甚可取，但其文学富艳精工，艺术成就较高，对后世词作影响较大。
西昆体
西昆体，北宋初年一种追求辞藻华美、对仗工整的诗体。宋初，杨亿、刘筠、钱惟演曾于景德二年(1005)至大中祥符六年(1013)间，聚集于皇帝藏书的秘阁，编纂《历代君臣事迹》，诏题《册府元龟》，他们把在编书之余所写的酬唱诗结集为《西昆酬唱集》。西昆体也由此得名。西昆体诗人提倡学习李商隐，主张词歌语义要深。他们大多有良好的词章修养，技法圆熟，善于在诗作中大量摭拾典故和前人的佳词妙语，以求意旨幽深。其作大抵音律谐美，词采精丽，有一定的艺术价值。他们不满白体诗的浅切，也不满晚唐体的枯寂，提倡学习李商隐，主张诗歌语义要深，词章艳丽，用典精巧。对偶工整。由于西昆体作家，大多社会地位较高，生活优越，因此他们的词少有现实内容，多为酬唱之作。另外，西昆诗人只是一味模拟，缺乏真情实感，刻板地搬用李商隐的诗题、典故、词藻，所以被嘲为把李商隐“挦”得“衣服败敝”，更被复古派的石介视为“怪”现象加以攻击。其后欧阳修、梅尧臣等开创新的诗风，西昆体乃告衰歇。
婉约词派
婉约词是自花间词下，该派之词，内容多写儿女情长，离愁别绪，词风含蓄，隐喻曲折，寄情委婉，文辞绮丽。代表人物自温庭筠始，继之有欧阳修、晏殊、晏几道、柳永、秦观、贺铸、李清照等。
婉约派的词人既有文学素养，又都洞晓音律，每填一阕，往往锤炼字句，审音度曲，把如画的意境、精炼的语言和美妙的音乐紧密结合起来，既表情达意，又悦耳动听，具有感人的艺术魅力，两宋期间，婉约词空前繁荣，风靡全国。
由于长期以来词多趋于宛转柔美，人们便形成了以婉约为正宗的观念。如王世贞的《弇州山人词评》就以李后主、柳永、周邦彦等词家为“词之正宗”，正代表了这种看法。婉约词风长期支配词坛，直到南宋姜夔、吴文英、张炎等大批词家，无不从不同的方面承受其影响。
豪放词派
豪放派是宋词的一个流派，与婉约派并为宋词两大词派。代表词人为苏轼、辛弃疾等。豪放词由北宋苏轼开创经南宋辛弃疾发展而推向高峰。豪放词派打破婉约词派的风格，风格豪迈奔放，意境雄起豁达，语言流利畅达。
豪放词派不仅描写花间、月下，儿女私情，而且更喜摄取军情国事那样的重大题材入词，使词能像诗文一样地反映生活，所谓“无言不可入，无事不可入”。它境界宏大，气势恢弘、不拘格律、汪洋恣意、崇尚直率，而不以主含蓄婉曲为能事。词论家对苏轼词所作的“横放杰出” “词气迈往”“书挟海上风涛之气”之评，对辛弃疾所作的“慷慨纵横”“不可一世”之评，概况了豪放派的整体风格。
豪放派虽以豪放为主体风格，却也不乏清秀婉约之作，不名之家如此，名家亦如此。苏词《贺新郎·乳燕飞华屋》、《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辛词《粉蝶儿·昨日春》、《青玉案·东风夜放》等皆是可伯仲婉约词的名篇。
永嘉四灵
永嘉四灵南宋中叶的诗歌流派，代表南宋后期诗歌创作上的一种倾向。永嘉四灵是当时生长于浙江永嘉（今浙江温州）的四位诗人：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约客·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形成中国南宋中叶的诗歌流派，代表南宋后期诗歌创作上的一种倾向。因彼此旨趣相投，诗格相类，工为唐律，专以晚唐贾岛、姚合为法，谓之唐体，字号中都带有“灵”字，而温州古为永嘉郡，遂称之为“永嘉四灵”。
他们的诗风承袭晚唐，选择了晚唐诗人贾岛、姚合的道路，要求以清新刻露之词写野逸清瘦之趣。诗体的特点是：继承了山水诗人、田园诗人的传统，满足于啸傲田园、寄情泉石的闲逸生活。在艺术上，又能刻意求工，忌用典，尚白描，轻古体而重近体，尤重五律。甚至要求全诗字数不得超过40字。在较大程度上纠正了江西派诗人以学问为诗的习气。
“四灵”诗歌并非“寒蝉哀鸣”，也不是远离社会现实，只透露“狭窄的心理”。它在宋代诗歌史上应有较高的地位，对它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的评价，特别是对积极用世方面的评价，需要突破由来已久的思维定势，多一些多元意识和宽容意识。
白描：是中国画技法名，指单用墨色线条勾描形象而不施彩色的画法；白描也是文学表现手法之一，主要用朴素简炼的文字描摹形象，不重词藻修饰与渲染烘托。
台阁体
明朝永乐至成化年间，文坛上出现一种所谓“台阁体”诗，以当时馆阁文臣杨士奇、杨荣、杨溥（号称“三杨”） 等为代表的一种文学创作风格。“三杨”都是当时的台阁重臣，故他们的诗文有“台阁体”之称。
永乐成化年间，是明朝的“太平盛世”，因此他们的诗文只追求所谓“雍容典雅”，多、的“应制”和应酬之作，脱离社会生活缺乏实际内容，内容大多比较贫乏，多为应制、题赠、酬应而作，题材常是“颂圣德，歌太平”，毫无创新，毫无生气，比宋代的“西昆体”影响更坏。这种文风由于由统治者倡导，因此一时模仿成风，千篇一律成为流弊。
台阁体这种萎靡的文风渐为时代所不容，革除流弊的呼声越来越高，在后起的茶陵派、前七子等流派的冲击下，渐渐退出了文坛。
明代名臣中另有杨廷和，乃文学家杨慎（滚滚长江东逝水）之父。
茶陵诗派
明代成化、正德年间的诗歌流派，因该派首领李东阳为茶陵人，故称。当时社会弊病已日见严重，台阁体阿谀粉饰的文风已不容不变，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派针对台阁体卑冗委琐的风气，提出“轶宋窥唐”，诗学汉唐的复古主张，强调对法度声调的掌握，以图洗涤台阁体单缓冗沓的风气，振兴文坛。明代大学士、立朝五十年的李东阳，以他为代表的“茶陵诗派”，将故乡“茶陵”的名字，永远镌刻在中国文学史史册上。
他们主性情，反模拟，推崇李杜，不拘一格；并且重视诗歌的声调、节奏、法度、用字，要以不同的风格代替台阁体。李东阳官居相位，并主持文坛，门生众多，其诗论诗风堪称一代之盛，成为台阁体向前后七子复古运动之间的过渡。但因李东阳生活圈子平静狭小"四十年不出国门"，其诗多是题赠之作和咏史之作，内容大体不出宫廷、馆阁的生活，诸如"坐拥图书消暇日，梦随冠盖入新年"之类，故使茶陵诗风并未脱离典雅工丽的台阁体的影响。但其宗法唐诗的主张，以及师古的创作倾向，却成为前、后七子复古运动的先声。
前后七子
前后七子指的是明朝中叶的诗文流派。15世纪末以后，明代诗文领域内经历了一次新的变化，这变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文学复古思潮日趋活跃。以李梦阳、王世贞等人为代表的前后七子，在这一阶段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前七子的成员有李梦阳、何景明、王九思、边贡、康海、徐祯卿、王廷相，是一个以李梦阳为核心代表的文学群体，活跃于弘治（朱祐樘）、正德（朱厚照）间。后七子成员有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吴国伦、宗臣、徐中行、梁有誉。后七子中以王世贞、李攀龙为首，活跃于嘉靖（朱厚熜）、隆庆（朱载垕）间。
从前后七子文学活动的积极意义上看，首先它们在复古的旗帜下，为文学寻求了一席存在的地位。特别是前七子崛起之初，文坛歌颂圣德、的台阁体创作风气还没有完全消除，加上程朱理学学风的炽热，文士中有轻视诗文而热衷于治经穷理的倾向，一些“文学土”甚至遭到排挤打击。其次，在重视文学地位的基础上，前后七子增强了对文学本质的理解，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们对旧的文学价值观念和创作实践发起了一定的冲击。如后七子提出重“辞”而轻“理”的主张，虽有过多地注重文学形式的一面，却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们以重形式的手段来摆脱文学受道德说教束缚的要求。
派
派是明神宗万历（1573-1620）年间以袁宏道及其兄袁宗道、弟袁中道三人为代表的文学流派，因三人是湖北人而得名。这一派作者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等。他们所持的文学主张与前后七子拟古主义针锋相对，他们提出“世道既变，文亦因之”的文学发展观，又提出“性灵说”，要求作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能直抒胸臆，不事雕琢。他们的散文以清新活泼之笔，开拓了我国小品文的新领域。在晚明的诗歌、散文领域，以“派”的声势最为浩大。
派的文学主张为反对剿袭，主张通变。派诸人猛烈抨击前后七子的句拟字摹、食古不化倾向，主张文学应随时代而发展变化，冲破一切束缚创作的藩篱。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他们认为“出自性灵者为真诗”，进而强调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则不下笔。
派在文体上颇有功绩，所做游记、尺牍、小品也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泼诙谐，自成一家。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消极避世,多描写身边琐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因而创作题材愈来愈狭窄，因而他们的创作实践未能达到其文学主张的理论高度。
尺牍：在纸张发明之前，用竹木或帛，制成尺把长的版面，用以书写记事，叙情表意，传递消息，因此有尺素、尺函、尺牍、尺鲤、尺笺、尺翰、尺书等多种称谓，其中以尺牍用的最早也最多，故成为信件的代称。
吴江派
明代戏曲文学流派。其领袖人物是沈璟吴江（今江苏吴江）人，所以被称作吴江派。属于此派的曲家有顾大典、吕天成、卜世臣、王骥德、叶宪祖、冯梦龙、沈自晋、袁于令、范文若、汪廷讷、史盘等。要求作曲“合律依腔”， 吴江派要求语言“僻好本色”。沈璟编纂《南九宫十三调曲谱》,厘定曲谱、规定句法,注明字句的音韵平仄，给曲家指出规范。沈璟的理论和吴江派诸作家的实践，对于扭转明初骈俪派形成的脱离舞台实际、崇尚案头剧的不良风气，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沈璟过分强调音韵格律，主张宁肯“不工”，也要“协律”。他提倡戏曲语言要“本色”，原本意在反对明初的骈俪颓风，但由于他把“本色”狭窄地理解为只是采用“俗言俚语”、“摹勒家常语”，也产生了弊病。沈璟等人与汤显祖于万历年间曾经在创作方法上有过一场为时不短的激烈争论。由于吴江派的革新主张主要体现在形式上而不是在内容上，因此，这种革新的影响和意义就远逊于临川派，甚至为后人诟病。
临川派
临川派是明代戏曲文学流派。也称“玉茗堂派”。其领袖人物是汤显祖。因汤显祖的祖籍是临川(今江西抚州),时人称他为汤临川，汤显祖的戏曲作品总名“玉茗堂四梦”，“临川派”和“玉茗堂派”因而得名。
汤显祖的戏曲理论强调创作不应受形式、格律的拘束，强调作家的才情，倡导以自我为中心的神情合至论，特别重视个人的感情作用，以感情说反对道学家的性理说汤显祖与沈璟等人曾在创作主张上有过长时间的争论和辩难。汤显祖强调“曲意”，主张“意趣说”，反对吴江作家“按字模声”、“宁协律而不工”的主张 ，“临川四梦”(即“玉茗堂四梦”)就是这些理论的实践。
吴江派和临川派各有所长，所以在明清之际，出现了吴江、临川两派合流的趋势。两派的争论，对明清传奇戏曲的鼎盛，对于李玉、李渔、孔尚任等大家的出现，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桐城派
桐城派是我国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亦称“桐城古文派” ，世通称“桐城派”。戴名世是桐城派奠基人；方苞为桐城派创始人；方苞、刘大櫆、姚鼐被尊为“桐城三祖”。曾国藩，他在《欧阳生文集序》中，称道方、刘、姚善为古文辞后，说：“姚先生治其术益精。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自此，以桐城地域命名的“桐城派”应运而生。
桐城派的基本理论是从方苞开始建立的。他继承归有光的“唐宋派”古文传统，提出“义法”主张：“义”即‘言有物’，“法”即‘言有序’。言有物，说文章要有内容；言有序，说文章要有条理跟形式技巧。他对于文章，要求的是“雅洁”。刘大櫆虽无重要的建树，但他是姚鼐的老师，所以在桐城派上，是承先启后者。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他的古文主张，在提倡“义理（内容合理）、考据（材料确切）、词章（文词精美），三者不可偏废。”又在学习方法上，提出古文八要：“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茍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古文辞类纂序》）。桐城派主张学习左传、史记，讲究义法，提倡义理，要求语言雅洁，反对俚俗。
桐城派的文章，内容多是宣传儒家思想，尤其是程朱理学；语言则力求简明达意，条理清晰，“清真雅正”。他们的许多散文都体现了这一特点。桐城派的文章,在思想上多为“阐道翼教”而作；在文风上，是选取素材，运用语言，只求简明达意、条例清晰，不重罗列材料、堆砌辞藻，不用诗词与骈句,力求“清真雅正”，颇有特色。桐城派的文章一般都清顺通畅，尤其是一些记叙文，如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等，都是著名的代表作品。论点鲜明，逻辑性强，辞句精练；写景传神，抓住特征，细节盎然，寄世感叹；传状之文，刻画生动辞；纪叙扼要，流畅时晰。平易清新，是整体流派特点。散文名篇有：方苞《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登泰山记》。辞赋大师潘承祥先生评价道：“桐城古文运动，是唐宋古文运动的继续、发展、终结。”
桐城派的“载道”思想，适应清朝统治者提倡朱理学的需要；“义法”理论，也能为“制举之文”利用，所以对清代文坛影响极大，对促进散文发展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诗界
诗界，即戊戌变法前后的诗歌改良运动。 早起倡导这是夏曾佑、谭嗣同、梁启超。针对晚清诗歌创作追求古与雅的原则，他们提出了“新”与“俗”的纲领。“新”就是要反映新的思想和新的生活，认为诗 人应该关心生活，熟悉生活，通晓世情，了结时势力，写出新意境。“俗”就是要通俗，“以民间流行最俗，最不经之语入诗”，主张从民歌中汲取营养，不受旧诗 束缚来创造新的通俗诗歌。
诗界冲击了长期统治诗坛的拟古主义、形式主义的倾向，要求作家努力反映新的时代和新的思想，部分新体诗语言趋于通俗，不受旧体格律的束缚，这些在当时都起了诗歌表现力的作用。随着改良派政治上的堕落，诗界就逐渐销声匿迹了。下载本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