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古代中国是古代文明的四大发祥地。而在这四个地区出现的古典文化的昌盛期被称为“轴心时代”。在这一时期，在这些地方，几乎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从不同的角度，都对人类的某些基本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依据这些看法和思想，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历经数千年的发展，这些文化传统已经成为人类文化的精髓。
而在中国，儒家思想是中国“轴心时代”观念文化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既是中国历史演进的产物，又在深层影响、制约着中国历史的变化和发展。在先秦的诸子中，儒、道两家的视野宏阔、思考深邃、系统。二者相较，老、庄更多专注于对形而上问题，尤其是辩证之道的精微感悟，于世事主张避冲突的“贵柔”，于人性主张人天性的“自然”，于人生主张超尘俗的“无为”，而儒家子孔子起，始终坚持“道”与“器”、“理”与“物”视为不可分的浑然一体，对形而上和形而下作有机统一的思考；或者说，更注重人性、伦理、社会、政治等十分切实具体的形而下问题中所蕴含的形而上之道；而认识把握这形而上之道的根本目的又是为有效回答和解决种种切实具体的形而下的问题。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儒家思想参与构建了华夏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层意蕴，儒家思想文化是一个具有鲜明特点、复杂内涵的不断演变发展的观念文化体系。儒家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胸襟抱负，直面世事而追求安邦治国平天下之功，并以此对理想人生价值进行定位，进而要求人性超越自然天性而沿道德修养之途，实现人与人和谐有序的互动共存，走向“人文化”的不断完善完美，又以“人文化”的不断完善完美，推进人类社会向着终极完善完美不断发展。
儒家的高明之处，在于能在纷纭迷乱的世相中准确捕捉人类文化构建最基础、最核心、最具本质性和永恒性的问题：人性和人的关系。儒学以对人文的极大关怀，来建构起自己的全部学说体系，文化学的轴心和灵魂其实是“人学”。孔子就是以自己关于“仁”的学说，使儒家文化始建之处，就占据了这样的轴心地位。
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有为、贵和尚中是儒家文化精神的基本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与中国文化的总体面貌和基本特征关系密切，两千多年来，儒学几乎始终处于官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和主流地位，因此其价值追求深深嵌入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盛衰沉浮的历史，更主要的是，它提供了一整套为华夏族所信赖，具有普遍实践意义的生存发展理念和人生价值信条，它们深刻影响、塑造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面貌。
（一）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思想揭示了人与自然、精神与物质、社会秩序与自然秩序、道德理性与自然理性、思维规律与自然规律的统一性。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在充分认识把握上述统一性的基础上主张达到一种依据天地人普遍规律的高度自觉，从而将其应用贯彻到人与自然的协调，社会关系的调整，政治伦理秩序的建立，为人处世的原则和谋略、道德的认识和修养，人生价值的理想定位等方面。进而在个体身上体现出心胸的宽广大量，情感的丰富纯净，心态的平和健康，举止的优雅得体，才学的幽深灵动，由此衍生出整体统摄、辩证通便的思维模式，以及刚健有为、贵和尚中的文化精神。然而，把社会规律完全等同于自然规律而不做区分是不科学的；而用天和人做简单地比附有肤浅、牵强以至荒诞的一面，由此也产生了一些负效应，如迷信天命、消极宿命等。
（二）以人为本
儒家文化精神在天人关系上常常把人摆在一个极为重要的位置上，对人的价值与地位做高度的肯定，人的问题是儒学考虑的中心议题，儒学的这种“人本主义”倾向是影响和决定中国传统文化之为典型的伦理道德型文化的主要因素，儒家的“以人为本”，首先是把伦理政治关系作为社会核心和根本问题，把人放入这一关系中来考察，每个人既处于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关系中，又同时处在整个社会家国一体的宗法政治关系网络中，必须依一定规范，扮演一定角色，履行一定社会义务责任，彼此相互关联，相互制约，以维系社会井然有序、良性互动、稳定运转。在道德认识和修养实践中，儒家着重于价值观的培育，强调能群者存，爱群利群、明别公私，公重私轻先公后私，强调明辨义利正义明道，见利思义。这些都成为中华文化中价值观体系主要和基本构成内容。
儒家人文主义道德至上论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负效应，其一，忽略并了人的自然性的合理发展，人性的丰富和全面提升，以至导致庄子所抨击的“以人灭田”的不良倾向；其二，在培育了大批可为民族脊梁的志士仁人的同时，也制造出了一些假仁假义的伪君子和衣冠禽兽；其三，“重群轻己”藐视了个人的权利和自由，“重义轻利”和“重礼轻欲”无视人自身的全面需求和生存动力，也消解着社会发展的内在活力和生机，加上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人文而轻自然的倾向，这些因素是导致中国古代文明在近代逐渐落后的重要原因。
（三）刚健有为
刚健有为使儒家文化精神在处理天人关系和各种人际关系之时所倡导的一个基本原则强调要有担当道义、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要有临大节而不夺的品质。与刚健自强有密切关系的是儒家坚持人格的思想，《史记•太史公自序》说：“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奋之所为也”，其实，这正是中华民族愈是深陷苦难愈是刚健有为，愈是挫折坎坷愈是奋进不息的精神的生动写照。正是有了这样的精神，中华民族才历尽坎坷磨难而不衰，并走向伟大的民族复兴。
（四）贵和尚中
贵和尚中虽不是儒家独有的思想，但是只是在儒家那里贵和尚中的思想才得到最充分的阐释，孔子要求君子一方面要以“和为贵”（《论语•学而》，一方面又要把握和坚持“和而不同”（《论语•子路》），“群而不党”（《论语••卫公灵》），“周而不比”（《论语•为政》），而且儒家还将其提高到道的哲学高度，构想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将行而不悖”（《中庸》）的“太和”境界。贵和尚中的思想使得中国人竭力维护集体利益，求大同存小异，保持人际关系和谐，注重和谐局面的实现和保持，这无论对国家、集体还是个人的发展都是有益的。同时也培养了中华民族崇尚热爱团结和平的价值观。它还教中国人为人处事力求中正适度，把握好分寸火候，防止因走极端而走向反面，虽然中庸之道包含有不偏不倚，允当适度之意，但在实行时，也常在是非、善恶、美丑间兼顾，甚至抹煞界限，试图使对立双方达到平衡，求得经久不渝的稳定。而且儒家还主张中以礼为原则，礼对和有指导作用，中庸之道便显示出保守性。
总而言之，儒学的核心内容是以道德伦理立人，哲学基础是“天人合一”、“以德合天”。“天”的价值，在儒学看来，是其中的“理”和“道”。“理”和“道”的价值I，在其能为做人处事的原则和智慧提供依据。儒学致力于将道德和智慧有机统一、巧妙融合。
博采众长而坚持创造，自信自持而不断自我更新，关注现实而着力于建设未来，使得儒学表现出既守旧又维新，既复古又开明的特色，因为他们所思考和所回答的不仅是时下应当怎样，更在于未来将是怎样，必然怎样，因而能“一手伸向过去，一手指向未来”，所以当产生它的那个时代生活逝去，它却并未随之而消亡，尽管遭受“焚书坑儒”灭顶之灾，封建社会新的统治者最终不得不用之，乃至将其捧上独尊地位，直到孔、孟、荀绝然想象不出的今天，人们还时时从先秦儒学中寻求思想智慧，生存发展的指南。下载本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