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偶像 特立独行的姿态文人八卦 如林徽因 徐志摩诸如此类

内在：女性文学与世俗话语，语言风格琐碎，语言风格独特，多经典语言

学术研究做推手

大众传媒做推手 影视作品之类。倾城之恋的电视剧等等等等

张爱玲的个人生活经历和背景

张爱玲 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作家，她的小说大多写的是上海没落淑女的传奇故事，她把自己的小说集也命名为《传奇》，而她的身世本身也是一部苍凉哀婉而精彩动人的女性传奇。

这样一位传奇作家的出现，既是社会急剧变动的产物，也是中西两种文化相互撞击的结果。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原是清末的著名大臣，而她的祖母李菊耦则是慈禧心腹中堂李鸿章之女。可到了她父母一代，家道已然完全败落。父亲属于遗少型的少爷，母亲则是一个时髦的新女性。3岁时张爱玲随父母生活在天津，有一个短暂的幸福童年。受父亲风雅能文的影响，张爱玲从小就会背唐诗，给了她一些古典文学的启蒙，鼓励了她的文学嗜好。同时也受母亲向往西方文化的影响，生活情趣及艺术品味都是西洋化的。然而好景不长，父亲娶姨太太后，母亲不但勇敢地冲出了家庭的牢笼，而且更勇敢地与姑姑一起出洋留学，而年幼的张爱玲，则在失去了母爱之后，还要承受旧家庭的污浊。因此，张爱玲后来在文学创作中总是以“衰落中的文化，乱世中的文明”作为文化背景。

张爱玲是一个天才儿童，6岁入私塾，在读诗背经的同时，就开始小说创作。如果说第一篇小说写一个家庭悲剧，可以看出家庭环境对她的影响，那么第二篇小说写一个女郎失恋自杀的故事，则充分显示了她的文学创造力。此外，她还写过一篇名为《快乐村》的类似乌托邦式的小说，寄托了她对未来的幻想。1927年，7岁的张爱玲随家回到上海，不久，母亲回国，她又跟着母亲学画画、钢琴和英文。张爱玲对色彩、音符和文字都极为敏感，她曾说：“九岁时，我踌躇着不知道应当选择音乐或美术作我终身的事业。看了一张描写穷困的画家的影片后，我哭了一场，决定做一个钢琴家，在富丽堂皇的音乐厅里演奏” 。因此，张爱玲笔下的女人都是怕穷的，为了不过穷日子，在当时女性无路可走的情况下，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婚姻作为自己的奋斗方式和目标。虽然张爱玲9岁才进小学，却已经能够跟着母亲读老舍小说《二马》，并从此喜欢上老舍的小说。终于，视如仇敌的父母协议离婚，父亲再娶，而父亲和后母都吸鸦片，家里总是云雾弥漫。1931年秋，母亲将11岁的张爱玲送入上海圣玛利亚女子中

学后，再次出洋。张爱玲也愿意住在学校，很少回家。家庭的不幸使得有家不能归的张爱玲把几乎所有的情感都投入到学习和写作中，曾以现代社会为背景写过小说《摩登红楼梦》，并时有习作（包括中文和英文）刊载于学校的校刊《凤藻》和校外的《国光》等报刊杂志。1937年夏天张爱玲毕业时，母亲再次回国，向父亲提出让张爱玲留学英国的要求，遭到拒绝，后母借此与张爱玲发生冲突，父亲歇斯底里地将张爱玲禁闭在家中。张爱玲病在床上，多日无人照应，几乎丧命。

1938年，在困境中终于长成大姑娘的张爱玲再一次接受了命运的考验。她虽然考取了英国的伦敦大学，却因为战事激烈无法前往。1939年秋，张爱玲终于时来运转，得到了改入大学文学系的机会。此时，《西风》月刊也发表了她的散文处女作《天才梦》。然而，张爱玲仍然未能摆脱多舛的命运，1942年，因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攻，大学停办，张爱玲未能毕业就与她的终生好友炎樱同船返回上海。后报考上海圣约翰大学，又因“国文不及格”而未被录取。于是，为了生活的自立，只得为《泰吾士报》和《20世纪》等英文杂志撰稿。

1943年，张爱玲在周瘦鹃主编的《紫罗兰》上发表了《沉香屑 第一炉香》（以下简称《第一炉香》）后，一鸣惊人（这年她23岁，与曹禺十年前发表《雷雨》时同岁）。从此，她一发而不可收，在两年的时间里，她在《紫罗兰》、《万象》、《杂志》、《天地》、《古今》等各种类型的刊物上发表了她一生中几乎所有最重要的小说和散文 ，因此，1943年和1944年，是张爱玲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年份。1944年5月，著名翻译家傅雷以“迅雨”的笔名发表了当时最重要的评论文章《论张爱玲的小说》，同年8月和11月，张爱玲相继出版了她最有代表性的小说集《传奇》和散文集《流言》。也在这一年，张爱玲与才子胡兰成举行了婚礼。不幸的是，这次婚姻只维持了两年。

然而，张爱玲的辉煌转瞬即逝。抗战胜利后，因与汉奸胡兰成的关系而消沉，很少有作品问世。1947年，创作了电影剧本《太太万岁》和《不了情》，但已无“沦陷时期”的风头。上海后，她虽然仍在创作，1951年曾以“梁京”为笔名发表过长篇小说《十八春》，还在《亦报》上连载过小说《小艾》，但也只能看作是她创作生涯的“回光返照”。1952年7月，张爱玲终于离开了生她养她的上海，供职于的美国新闻处。1954年7月和10月，先后出版了两部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1955年秋又告别，远赴美国定居，结识剧作家赖雅（Ferdinand Reyher），并于同年

8月第二次结婚。1957年，在《文学杂志》上发表她到美国后创作的小说《五四遗事》。1966年，将中篇旧作《金锁记》改写为长篇小说《怨女》在《星岛晚报》上连载。1967年，赖雅去世后，应雷德克里芙女校的邀请，作驻校作家。1969年，又将旧作《十八春》略作改动后易名为《半生缘》在出版。1977年出版《红楼梦魇》，这是她多年从事《红楼梦》研究的成果。1981年出版《〈海上花列传〉评注》，1983年将“苏白”对话的《海上花列传》译为国语出版，后又译为英文。1994年，出版自传《对照记》。张爱玲在晚年长期闭门谢客，过着寂寞的隐居生活，1995年9月8日，被人发现孤独地死于洛杉矶家中。

反对的声音

恕我不敬，我对手捧一册张爱玲小说、自以为很有情调的时尚白领，一直是嗤之以鼻的。我不反对大家以审视的态度去阅读，但我对那种以崇拜的心理的追捧阅读，老衲是只要有机会就要嘲讽一番的。这自然是要得罪那些多愁善感的少男少女的，但也别无选择。

　　 暂时撇开张爱玲小说中的那些生啊死啊、爱啊恨啊不谈，我觉得如此商业化了的张爱玲热，本身就反映了当今社会文化的庸俗的一面。本来也是可以在这里说说自己对张爱玲的看法的，但总觉得在这种氛围里一说便俗。还是转发别人的文章吧，免得正面冲突，让那些张爱玲的崇拜者下不了台。

　　 下面是转发的文章：

　　 商业操作制造读张的时尚

　　 　　事实是不言而喻的。进入90年代中期以后，文学史家已经充分论证完张爱玲的“经典性”，张爱玲越来越为社会所知，就越来越变成一种文化符号，并和商业操作日益结合，成为90年代特别显眼的一种精神现象。这里不妨也大略回顾一下过程。

　　　　早在1992年，出版界摸准了社会阅读心理取向，便越来越大胆地出版张爱玲著作。当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四卷本《张爱玲文集》，不久，市面上即出现了盗版，趁着张爱玲去世消息传来，卖得红红火火。这套《全集》据说在市场投放足有十万套。加上以前各出版社的印量，张爱玲的读者保守估计也应有近百万。

　　　　富于戏剧性的是，1994年，有海外归来的新锐学者声称要“以纯文学的标准”，“力排众议，重论大师”，为作家重排座次。金庸、张爱玲一跃上了榜，茅盾则落选，一石激起文坛千层浪。这一事件后又披露于多家媒体，在社会上闹得沸沸扬扬。张爱玲在座次评定中以“冷月情魔”的称谓位居第八，且不论是否恰当，但“张爱玲”的文名借此更广为传播却是一不争的事实。

　　　　历史也许就是为了造就张爱玲

的声名。“排座次”事件余波未尽，1995年9月，张爱玲在海外仙逝，“张爱玲”又一次引起媒体瞩目，这位奇女子以“死”而在媒体中再“活”。国内影响较大的几家报纸均做出了异乎寻常的重点报道“张爱玲”如此频繁的在大众视野中闪现，“符号化”的进程加快。由文学研究界开始的“张爱玲热”，此时水到渠成，弥漫到了公众领域，非常恰当地印证了美国学者杰姆逊所谓消费社会中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相融合的这一时尚的观点。

　　　　张爱玲日益为读者接受，当然在于其文本的丰富性，足以为读者的阐释提供多种可能；而更重要的是，张爱玲所提供的文学想象与情感体验，又都与当下普遍的生存状态有着不同程度的契合。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深化，精神领域却出现了许多始料不及的状况：拜金主义、享乐主义风起，价值标准日趋多元化。同时，对历史与文化的反思在80年代末突然坠入低谷，人们对宏大叙事失去兴趣，而愈关注世俗的个人的生活。在这样的氛围里，张爱玲作品中摹写的表象往往成为一幅幅人们熟悉而又陌生的画卷，引人怀旧，诱人体味省察。其实，张爱玲既世俗又具有强烈的贵族趣味，她能正视人生的一切欲望，写尽尘世男女的悲欢离合，又不动声色地消解情感神话；对灵肉生活的细致书写以及对女性生命入微的感受，这一切自然容易引起共鸣。曾几何时，张爱玲式对生活傲然而又投入的姿态，庶几成了一种时尚，大学生枕头边放一本《张爱玲文集》也是一道好看的风景，“张爱玲”变成某种趣味的象征而被争相仿效。在当时文学界流行的新写实主义、新市民文学特别是小女人散文中，依稀都能闻到张的气息，看到张的影子。

原因探究

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兴起的“张爱玲热”一直延续到现在。她的苍凉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研究。她的小说也不断被改编成电视电影，受到了大众的欢迎。“张爱玲”甚至成为了一个文化偶像，她本身也不断地被媒体作为一种符号来利用。张爱玲的热潮，除了她的作品本身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和多重阐释空间外，更与社会的生存和发展状况密切相关。

一、文学观念的变化与文学史的重写

张爱玲的作品作为经典，重新进入读者的视野，首先依靠的是学者对文学史的重建，而对文学史的重写又与价值观念的变化相关。20世纪十年代以来，政治意识形态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人们逐渐从审美的角度对文学作品进行评价，强调文学的内在尺度。夏志青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正是从新的立场对张爱玲的作品进行评价。夏志清的文学史则非常明确地提出：张爱玲“可能

是五四运动以来最有才华的中国作家”，《金锁记 》则是中国“最伟大的中篇小说”，他把张爱玲的地位提升到空前的高度。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文学史观念受到英美“新批评”的深刻影响，其对文学作品的评价强调作品本身的审美属性。他的审美标准切合了当时中国文学观念的转变，对文学史的重建起了示范作用。此后的文学史，纷纷从审美的标准对文学作品进行评价，张爱玲的价值逐渐被学者发现，她的作品也成为文学经典不断被学者写入了新的文学史。

二、张爱玲的作品符合当下普遍的生存状况，与读者的生活经历吻合。

十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商业的发达，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们的生存观念发生着惊人的变化。个人的利益越来越突出，对金钱的欲望不断膨胀，集体利益越来越被人们抛在脑后。随着价值观念的改变，文化也发生了转型，主要表现为启蒙话语受挫、精英立场遭到质疑，民间立场、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的话题引来了众多参与者。对历史与文化的反思突然坠入低谷，人们对宏大叙事失去兴趣，而愈益关注世俗的个人生活。张爱玲的小说正好切合了这一文化转型，她的作品为读者展示了20世纪40年代上海的都市生活。通过描写世俗生活中人与人、人与家庭、人与社会之间的纠葛，张爱玲构建了一个真实的世俗世界。这个世界里的人物并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英雄，他们就是实实在在的庸人，他们也有着极其强烈的虚荣心，他们自私自利，他们同样竭尽全力地追求金钱，最后在这种追求中自我毁灭，剩余的只有令人战栗的病态人格。这些描写与现代文明冲击下的都市和人生普遍实在相符合，代表了广大都市市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真实的精神状态。

张爱玲主要从两个方面为读者构建了世俗的世界。一是对具体生活场景的描绘，二是对生活中普通人物性格的剖析。

张爱玲作品中描绘的环境是都市中普通人经常活动的小环境，这些小环境总与她所刻画的人物的活动交融在一起，构成了一幕幕生动真实的生活场景。张爱玲小说多半发生在半封建式的旧公馆里，故事的展开自始至终围绕在“家”的氛围之中。“昏黄灯光下古香古色的客厅，强光灯笼罩着的麻将桌，点缀寂寞空气的收音机，映射着容颜易老的雕漆长镜 ”，[1]张爱玲最擅长通过家里普通物件描写，表现出阴森凄冷的家庭气氛。张爱玲的作品中，除了家外，经常出现的环境是街巷。在街巷里发生的故事，在《桂花蒸阿小悲秋》中有所展现。

雨仿佛已经停了好一会。街上有人慢悠悠叫卖食物，四个字一句，不知道卖点什么，只听得出

极长极长的忧伤。一群酒醉的男女唱着外国歌，一路滑跌，嬉嘻哈哈走过去了；沉沉的夜的重压下，他们的歌是一种顶撞，轻薄，薄弱的，一下子就没有了。小贩的歌，却唱彻了一条街，一世界的烦忧都挑在他担子上。

通过对上海特有的街巷场景的描绘，张爱玲为读者揭露了上海这一缤纷都市背后的黯淡凄凉，充满了生命的感伤。这也是张爱玲笔下生活场景的共同特点，即所有的环境都带有人物的主观色彩，这种色彩常常是悲凉的、凄冷的。张爱玲通过这些具体生活场景的描绘，也为读者展现了战争年代上海大都市的总体氛围，即繁华背后掩盖着悲凉。张爱玲笔下的都市和现代都市有着很多相似之处。在商品经济的高速发展下，现代都市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变得空前冷漠，这种冷漠的人际关系使得人们外在享受着都市繁荣成果的，内心却表现出巨大的悲哀和苍凉。

张爱玲作品中的人物同样也是日常生活中的普通男男女女，通过这些男男女女之间的感情纠葛，张爱玲对人性进行了剖析。张爱玲作品中人物的性格主要有以下四种。一是虚荣。代表人物是《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作者准确地揭示了一个妙龄少女的虚荣心，正是由于对好吃好穿的迷恋，使得葛薇龙由一个纯洁的女学生变成寡廉鲜耻的交际花。二是自私自利。张爱玲作品中的人物大都没无私的感情，他们追求的只有现世的物质。代表人物是《倾城之恋》中的主人公范柳原和白流苏。他们两个为了自己个人的利益，机关算尽，力图让对方让步，期待在现实冲突和个人需求之间达到最有利于自己的平衡。他们的相处仅仅是想获得心理和生理上的互相慰藉，并没有真情可言。三是变态。张爱玲作品中的人物常常由于性欲的压抑而形成变态的人格。代表人物是《金锁记》里的曹七巧。曹七巧为了金钱而嫁给了骨痨病者，终因性欲不得满足而残酷剥夺其儿子女儿的幸福婚姻。四是有着强烈的金钱欲望。张爱玲作品中的人物因大多生活在遭受和破坏的时代，他们深切地感受到人生的无常和无奈，他们没有远大的理想，只想追求现世的物质，有着强烈的金钱欲望，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处处都受到金钱的主宰。代表人物是《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梁太太外表美丽，作为破落户家的小姐，为了摆脱困境，获得切实的金钱，她嫁给了一个年老的富商。为了金钱，她失去了生命中最鲜活的年华，最后变得残暴、疯狂。张爱玲作品中人物的性格弱点，特别是对金钱的欲望，在很大程度上也符合目前人们的生存状况。在实际生活中，存在很多

为了追求金钱而不择手段的人，这些人与张爱玲作品中的人物一样，都出卖自己的人性换取了金钱，最后变得疯狂而残暴。张爱玲通过她的作品告诉我们，这种人的结局是悲惨的，他们也许得到了金钱，但却失却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张爱玲作品的人物及其生活都让读者感到熟悉亲切，她对病态人格的揭露和嘲讽也让读者感到舒畅，自然也就能引起广泛的共鸣。她对人物性格的剖析表现了她近于常人的人生关怀，进一步拉近了她与读者的距离。

张爱玲通过具体生活场景和人物性格的剖析，为读者构建了亲切可感的世俗世界，符合目前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自然能引起读者的兴趣，这是“张爱玲热”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张爱玲的女性视角和女性话语符合当下的女性主义思潮。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女性作为男性的附庸，是受压抑的角色，很少有作品以女性为最主要的人物。随着女性经济上的和社会地位的提高，女性用文学来表达自己内心感受的呼声越来越强，社会上兴起了女性主义思潮，女性的命运成为女性文学关注的焦点。作为女作家，张爱玲第一次有意识地打破了男权话语对文学的统治。张爱玲的作品具有独特的女性视角。她站在女性的立场上去认识生活，描摹人生。张爱玲的笔下的众多人物，写得最多的是女性，而且是不幸的女性，表达了张爱玲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的苍凉情怀。张爱玲独特的女性视角和女性话语正符合了当下的女性主义思潮。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女性做为男性的附庸，把自己的一切都寄托在男性身上，服从男性，依赖男性，成为女性根深蒂固的意识。张爱玲的作品对女性这种根深蒂固的依赖意识、奴性意识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她小说中的女性，有部分是旧式深宅大院里的太太，这些女性无一例外地遵从古训，心甘情愿地做男性的附庸。还有部分是时代的新女性。这些新女性看电影、跳舞、倡导自由恋爱，表现上看摆脱了对男性的依赖，但骨子里依然有很深的传统观念。她们没有意识到自己依靠自己生存，结婚对于她们来说，依然是为了寻找一个终身可以依靠的丈夫。《倾城之恋》中的女主人公白流苏就是这种时代新女性的典型。她七年前在时代精神鼓励下毅然离了婚，但在娘家几年的难堪处境和无法实现生活的，又迫使她回到了传统妇女生活的老路上来，再寻找一个丈夫，找一个依靠的对象。所以她凭借自己残余的青春，远走做了范柳原的，“她跟他的目的究竟是经济上的安全。这一点，她知道她可以放心。”张爱玲的作品“从女性视角出发，细腻深刻地阐释了

了女性的情感、意识和欲望，展示了被时代改变了外表的现代女性依旧因袭着的传统的为男性附庸的女性悲剧人生。”[2]这表明张爱玲意识到，女性的只看表面形式是不够的，真正的女性是精神上的。女性必须摆脱自己骨子里的依赖意识，实现自我人格的。

张爱玲对女性的刻画，和五四时期的其他作家不一样。五四时期的作家对女性的主要从男性的压迫和罪恶的封建制度入手。张爱玲通过揭露女性的内心世界，启发人们，对于女性的，社会制度的公平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女性本身要有的自强人格，这样才能真正摆脱对男性的依赖，获得真正的平等。“假若仅仅顾及到表面的形态，骨子里仍离不开对于男子的依附，那么谈女性的幸福只能是一句空话”，[3]张爱玲的女性意识除去了觉醒时代的狂热，代之以冷观的审视，体现了深刻的内省意识，比五四时期其他女作家更为彻底。这一意义上讲，张爱玲对女性内心世界的揭露，更符合当时女性真实的精神状态，让人们对女性的生存状况有更清醒的认识，对于当前的女性具有重要启示。

张爱玲描写女性人物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她写出了女性角色的内心特质，这使得她的作品必然有大量深刻细腻的心理描写。在她不动声色的犀利笔触下，女性复杂的心理被逐层打开。她表现女性心理是从多方面来写的，有巧妙的暗示，有人物的动作和对话，还有人物内心感觉的直接揭露。为了表现女性细腻的心理，张爱玲又用了很多的细节描写。这些细节的描写不仅对于刻画人物有重要作用，同时也推动了情节的发展，营造了气氛。张爱玲这些独特的女性话语和女性艺术特征又与目前的女性主义叙事特征相似，也受到相当的重视。

张爱玲从女性视角出发，对女性的生存状况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表现出深刻的内省意识。这种内省意识对于女性真正的实现具有重大意义。再加上张爱玲小说所体现的女性主义叙事特征，又进一步引起人们对张爱玲的关注。

四、大众媒介的兴起，为“张爱玲热”注入了新的重要动力。

90 年代，是一个媒体狂欢的年代，是一个媒介即话语的年代。随着各种大众媒介的发展，媒体对生活和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大。“张爱玲热”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大众媒体的报道和宣传。

张爱玲由于本身独特的家庭和经历，一再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大众媒体为了迎合大众的趣味，围绕张爱玲的身世、爱情、婚姻、去世等等，报道了一系列令大众感兴趣的话题，如“张爱玲的传奇身世 ”、“张爱玲是文化汉*吗”、“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爱情 ”、“张爱

玲是小资吗 ”等。1994 年，北京的一群博士呼吁要重论大师说排座次，结果金庸、张爱玲上榜，茅盾落选，引起争议。张爱玲在排名中以“冷月情魔”位居第八，使得张爱玲的名声大为远扬。1995 年张爱玲去世又一次引起了媒体的极大关注，国内影响较大的几家报纸都做出了重点报道，很多电视台也播报了她去世的消息，悼念的文章在各种杂志上频频出现。张爱玲的作品更加畅销，张爱玲甚至成为人们日常谈论的话题，从官方到民间，从专家到普通市民，人人都在关注、都在谈论。

如果说报纸和书本等印刷媒介所影响的范围是有限的，那么电影电视这种新兴的媒介则真正将媒介的影响扩展到每个人的生活。“张爱玲热”与电影这种新兴媒体的介入有重大关系。80年代以来，张爱玲的小说频频被搬上电影银幕。早在80年代，由三毛编剧，以张爱玲的爱情故事为蓝本的电影《滚滚红尘》即已制成；1984年著名导演许鞍华把张爱玲的《倾城之恋 》搬上银幕；1994年改编自张爱玲同名小说并由关锦鹏导演的《红玫瑰白玫瑰》获 31届金马奖等 5项大奖；此后的《半生缘》等作品也陆续被改编成电影，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张爱玲热”从上个世纪末蜿蜒到今天，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电影改编的成功。电影的成功又带动了电视剧的改编，《金锁记》《半生缘》相继被搬上电视屏幕，再次证明了张爱玲苍凉的魅力不减当年。

除了电视电影，网络作为一种更为新的媒介，也是“张爱玲热”的重要推动力。影响较大的主题网站有“张迷客厅 ”、“榕树下 ”等，而有关张爱玲的评论以帖子的形式，繁盛于诸多论坛之上，网络上聚集了大量的张迷。

众多媒体合力不断制造出张爱玲话题，所以“张爱玲热”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功于大众媒介的发展。“张爱玲”如此频繁地出现在大众视野中，对她的研究早已超出了学术研究和文学欣赏的范围，在商业运作和媒体的宣传下，“张爱玲”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符号，成为可供消费的“精致商品”，具有文化和商业的双重价值。张爱玲越热也就越有商业价值，越有商业价值也就越热。

一种文化现象的出现，必然与当时社会的生存和发展状况密切相关。从这个角度上说，“张爱玲热”就是目前社会的生存和发展状况在文学上的反映。张爱玲能到底能热多久，关键取决于张爱玲和她的作品到底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多久。从目前社会的发展情况看来，“张爱玲热”必定还会继续，并且这种文学现象会进一步超越了文学的范围，它将影响到其他更多的社会领域。

于是在来自心底的欲望的驱动下，无论是旧时代

的曹七巧、白流苏们，新社会的妹头、阿三们，还是从旧时代走到新社会的王琦瑶，在改变自己命运的道路上都表现得不屈不挠。在这里，一篇篇小说交织成一张张欲望的网，女人们在其中拼搏挣扎，有的摔得粉身碎骨如曹七巧、王琦瑶，有的自甘沉沦如白流苏、葛薇龙、阿三，有的则胜利到达终点，如妹头等。

　　所不同的是王安忆对于物质的态度少了一些苍凉，多了一些眷恋，对于城市的热情和肯定也比张爱玲来的浓烈，可以设想《长恨歌》中王琦瑶要是在张爱玲笔下可能会成为白流苏甚至曹七巧。

　　三、琐碎人生

　　细读张、王二人小说，给人另一个印象就是两人都注重“琐碎人生”的刻画。

　　首先，张、王二人小说刻画的人物形象大都是普通的“弄堂人”。

　　张爱玲在初版《传奇》卷首题辞：“书名叫《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普通人”大多是生活在上海各条弄堂的市民。她写他们如何在挣扎中堕落，在堕落中挣扎，从而充分显露出他们的世俗性和市侩性。她笔下的普通人很难用“好”或者“坏”来衡量，都是性格复杂的双面人，这得力于她“参差对照”的手法。她对人物的态度也是复杂的，既有冷峻的讽刺，也有深切的同情。

在根据王安忆去年于岭南大学所做的一次演讲整理出来的文字稿《张爱玲之于我》中，她谈到了自己对张爱玲的阅读感受，并特别比较了自己与张爱玲的异同——

　　第一个不同是我和她的世界观不一样，张爱玲是冷眼看世界，我是热眼看世界。张爱玲是一种不太能变通的性格，我比她好商量，比她乐观。其次，张爱玲比较勇敢，她敢于往最虚无看，而我比较软弱，不愿意把事情推到那么极端的地步，我希望自己能处身得舒服一些。再有一点区别，我和张爱玲毕竟在不同的背景下生活。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旧上海对我来讲是个虚拟的时间段，对张爱玲却有着切肤之痛。

　　大家把我和张爱玲扯到一起，一般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我们都写上海。这十来年里，上海成为一个话题，成为一种时尚。在这种气氛的渲染下，我的《长恨歌》就被别人注意了，我和张爱玲在这里会合了。第二，我和张爱玲都是写实主义的。我们对日常生活和生活的表象都有兴趣。我追求的写作理想是和张爱玲有点接近的。第三点是我后来发现的，我和张爱玲喜欢同一个人的小说，就是阿加莎·克里斯蒂。这里面又有点缘吧，也可以归根结底为同是写实主义的趣味。下载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