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平：金老师将讨论的主题说得很清楚，复旦中文系和华东师大中文系一直维持着良好的友谊，建国初期复旦中文系和华东师大中文系的老师每年都有聚会，90年代初“人文精神大讨论”也是两校中文系的通力合作。今天的联合读书会，就是本科生层面的一次学术聚会，金老师和我都希望这样的活动能够持续下去，提供一个平台给两校的同学互相交流。

关于人物小菊

金理：《家》讲述了一对小资男女裘洛与井宇，在日常生活的围困中感觉到乏味与无聊，他们等待一个救赎时刻，而汶川地震发生了……另一条线索是裘洛家里的钟点工小菊，小菊这个人物无法停留在抽象的背景中，而必须结合其钟点工的身份、阶层才能得到理解，这个人物之于张悦然此前的创作，有着较大差别，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作家的新意

惊醒与出走之后

——关于张悦然小说《家》及当下青年文学的讨论

金 理 黄 平 等

主持人：

金 理:复旦大学中文系讲师，博士；

黄 平: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博士

参与者：

复旦大学中文系“望道计划”讨论班：郑依梅、吴天舟、任诗琦、

张婧易、林琦、赵明节；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2011级本科生：秦怡玮、胡鑫哲、郭倩、李梓童、

宋芷初、卢晨曦、丁蓓蓓

时 间：2014年2月24日上午9:00—12:00

地 点：上海市巨鹿路677号玛赫咖啡馆和勇气。而且如果我们考虑文学想象“远景”的视野，那么小菊其实是最关键的人物。可惜从实际创作情形来看，张悦然依然纯熟于裘洛式的人物塑造，但是当面对小菊们，其实依然缺乏想象力。但显然，这也并不是作家本身能力的问题了。

李梓童：文中提到小菊对于裘洛出走导致自己的工资少了六百块的事，是这样描述的：这占了自己工资的好大一部分。对这“好大一部分”我做如此推想——这六百块算是占了小菊工资的五成，那么她每个月的收入也才一千二，再多算个三百，也不过是一千五。小说的故事背景设置在08年，汶川地震的年份。依照北京的物价，一个保姆靠着一千五真的能活下去吗？她住在哪儿？她吃什么？她的生活方式到底是什么样子？但是在文中我们不难看出，小菊的生活习惯多多少少受到了裘洛的影响，她学会了做披萨、芝士蛋糕和曲奇饼干，也学会了在锅里倒一点花生油，这样面就不会黏成一团。我们难以想象，一个沾染了城市生活气息的小保姆，看着自己手里仅有的一千五，能把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过得“协调”——早上帮主人做好了意大利面，晚上在家里啃干馒头？这当然只是我个人的想象。事实上，我承认都市里的不少白领过得十分“”——可以省吃俭用买一个名牌包包，却买不起车只能去挤地铁。但是小菊这样一个人物的生活，囿于我的视界，我暂时无法想象。如果张悦然能够就此深挖一点的话，我相信会另有一番天地。

我认为张悦然在设置小说细节的时候，对小菊这种人物的描摹远远不如裘洛来的得心应手。当然，这有作家个人身份地位的原因。她愿意触及“小菊”这样的打工人群，并思考他们与以裘洛为代表的白领阶层的关系，比起一般的80后青春文学作家无疑是一个飞跃。

吴天舟：《家》中写得相对出色的是裘洛的故事。这其实是文艺青年出走这一母题的现代变形，可以找到现代文学史上的许多呼应，如《莎菲女士的日记》《青春之歌》等。在擅写小资的张悦然的创作史上，对这一类型人物的拿捏也是比较熟练的。我想，《家》这个小说之所以还值得拿出来讨论，或许是由于小菊这个人物的存在。

像小菊这种类型的人物，张悦然或许是第一次触及。从艺术水准上看，这种处理可说并不成功。张悦然笔下的小菊或许更多来自于她的想象，而这种想象是与现实之间存在距离的。现代的农村和想象中的很不一样，小菊这样的保姆在现实中可能并不存在（就像刚才那位同学算过的，至少小菊的工资是不可能在北京生存下去），反而有着许多有钱但依然很愿意回到农村生活的“新农民”，他们对知识分子所说的“意义”不感兴趣，甚至对知识分子追寻意义的过程非常怀疑。但在他们身上其实我们可以感受到生活的多种可能，在五四的启蒙话语之外其实有着许多很有精神高度的生活方式。

当然，即使塑造的并不成功（故事的结尾甚至让人感到有些莫名其妙），但我们也应当肯定张悦然的自我突破，这种突破本身就意味着一种进步，至少我们年轻的作家终于越来越多地不再活在虚假的梦里，转而开始追寻突破现实迷障的方法了。小菊有野心，有活力，适应能力很强，可以说给沉闷的小资生活注入了一股虽然毛毛茸茸却颇具生气的力量。张悦然笔下的裘洛和井宇，看似是要赋予小菊以意义的，他们或许拥有一种现代生活启蒙者的身份。但真正带给他们生活突破口的却是小菊。在这种设定背后，至少指向身为作家的张悦然的一种倾向，即从广大的民间世界中寻求自我救赎的可能。

张婧易：在渴望自由和主宰生活方面，小菊都可以看做是裘洛的镜像：她规划着自己的生活也规划着丈夫的生活，包括他应该去哪里工作才能兼顾工作和家里的孩子。而她跨越了空间并试图冲破阶层则意味着她将面临更多需要平衡的东西，其中最大的一个就是她的欲望与行动力之间的平衡。

小菊也有梦想，她梦想“自由”，梦想“一间自己的屋子”。但是当她舒适地待在裘洛家的时候，她被这种突然降临的幸福感蒙蔽了以至于没有意识到真正的自由必须是用自己的劳动换取，这间屋子并不是她自己的。半个月后当她面对经济问题，我们差点就相信了所谓的“这套房子对她来说，意味着自由。她先前一直以为，有钱一定比没钱自由，可是她现在的境况则是，有了钱反而会失去了自由。”我们差点就真地以为“钱和自由的选择权，并不在她自己的手里。小菊能做的也只是听天由命。”这里作者玩起了文字游戏不断偷换着“自由”的所指，彼时小菊的“自由”是虚幻的，是想象的慰藉。而小菊也并不是没有选择权，她完全可以放弃、离开这间房间去寻找更多的工作来换取属于她的房间（虽然这非常艰难）。到了这里裘洛的房子已经不再是小菊自由之梦的象征而是成了小菊的牢笼——又是一个为“梦想”束缚的例子。

我们发现，故事中的主人公都曾有一个“梦想”，既然被这个梦想束缚、异化，如同那只玩着球鞋结果把自己绑了进去的猫，“梦想”如同鞋带一样捆绑了他们，只不过裘洛与井宇敏感地感知到了进而寻求挣脱，小菊还深陷其中不自知。这让我想起一首歌里唱的：“为什么我曾梦想的一切，却正将我无情地埋葬？”这是一个很值得玩味的问题。

任诗琦：在我看来，小菊是她所属阶层最活跃的分子，是社会流动（个人的垂直流动）的潜在实现者。其活力在于经济—心理适应力：她有体力打几份工，注意规划（果敢地“直接和雇主联系”）和理财（“把多赚到的一点给自己留下来”），并通过调节伙食（开荤）和休闲（看杂志、电视剧）尽可能让生活有滋味——“在哪里都可以过”，甚至活得“热气腾腾”。但她同时受到社会文化惯习的牵制：她不挂念孩子、嫌弃男人窝囊，但终究勉强负着家庭责任（“在电话里骂得很凶，但也还是又到邮局来了”）。“裘洛拉着皮箱离去的背影”成为“自由”的象征，因为在小菊的认知里，小资产阶级的一个突出属性便是“说走就走”的潇洒——经济、情感的高度自主（后者一定程度上为前者所支持），对共同体责任的摆脱。而她自视经济相对自主、情感不自主，因此“委屈”和“悲伤”：排队寄钱语境中的“镣铐”不是简单的经济窘况，而是经济活动能力对社会给定的活动范围的超越，和超越的难以落实——当社会责任终于被个体践行、不自觉地认同。

小菊读到井宇的第一封信，这封信如同天启——在接下来的几段里，“想”等标志思考的字眼密集出现：小菊“历史性地”成为一个“反省的人”，情感的自足状态（对不自由的默认）由此打破。如果说之前的生活改善实践基于也止于自发的对本阶层资源的充分利用和外驱的对小资产阶级“花哨的技能”的学习，此时则有了自觉的阶级区别（“城市里的人”对照“乡下人”）和自我批判（“原来她一直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也不害怕承担改变生活带来的后果，而她只是从未好好想过解决问题这件事”）。实践标志是决心离婚：确认孩子、男人的可摆脱性，自身情感自主的可能。

随即，天降的房子入侵了原来的经济自足状态，及时满足了膨胀的心理欲求（对小资产阶级空前的认同和效仿）。“这套房子对她来说，意味着自由。”——注意“自由”的意义发生改变，由经济、情感自主偷换为高度（僭越）的物质享受：它已不是由劳动自给、而是为侥幸所支撑。于是有下面这句逻辑成问题的认知：“她先前一直以为，有钱一定比没钱自由，可是她现在的境况则是，有了钱反而会失去了自由。”前一个“有钱”是经济属性，也是小菊经济活动的目标，后面“有了钱”却指复归正常的生产劳动轨道，这自然与对主家的房子（“有钱”的标志之一）的占用相冲突。所谓“钱”和“自由”的矛盾，实为欲望对实践理性的翻搅，印证了“跃迁”（而非流动）与“打回原形”的焦虑。以反省始，以反省的不彻底终，“小菊能做的也只是听天由命。”经历了自足与自省，小菊沉入新一轮的“恍惚”、“迷惘”：对自身社会属性不自觉的否定之否定。实践表现为，想起/确认了赚钱（长远积蓄而非即时享受）的需要，对德明态度缓和，接受夫妻戮力重建家园的前景——重建的不仅是房子，也是与家人的联结。这带我们回到“家”的双重义素：物质单元和情感共同体。小菊一度秉持原子式的“家”的想象——个体经济单位自给自足，拒绝伦理责任牵扯，以此为基础试作社会流动的实践。如今，天灾切入了另一种想象——毋宁说是对一种本分想象的重提：在自足与不满、谵妄与恐惧的角逐之后，它发现经济－情感伙伴之为驱力而非羁绊的可能，叩问社会流动的主体、形式和目的。

有意思的是，小说结尾不动声色地翻转，再次暗示了小菊思想的反复和不彻底：“她快活地迷失了，觉得自己好像不是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等自己的男人，而是在自己的家里期待着一个陌生的男人按响门铃。”她同时将井宇、裘洛的房子指认为自己的不动产、将“烦恼之源”的丈夫德明指认为一个新/好男人——但这幻想如此短暂，在她正视和平视现实之前，实践和精神危机将是随时降临的节日。

宋芷初：杨庆祥在《从小资产阶级的梦中惊醒——从张悦然的〈家〉谈起》一文中也着重指出了小菊这一角色的重要性，自他看来，这个角色是充满着一种混沌的希望的，正如她在文末铺展开了那整洁的新床单一样，她似乎向读者展开了一种未来的全新的可能。杨庆祥老师觉得小菊会成为未来的裴洛和井宇们，她是小资产阶级的后备军。当然，杨老师对于这种可能是持保留态度的，他认为这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梦”。

且不说这种“梦”是否值得肯定，小菊阶层跃升的希望，实则是相当微小的，她不像是小资产阶级的后备军，倒更像是一个在农村的底层生活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之间苦苦游离却毫无出路的“夹心层”。

她初到城市里来的时候，自是带了农村的那种土地的气息来了的，在裘洛的眼中，那时的小菊身上“是一种草的味道，是干硬的粮食的味道，是因为吃得不好，缺乏油水儿散发出的穷困的味道”。后来，小菊渐渐在裘洛那里学到了很多，学会了做披萨，也学会了开红酒，她渐渐地觉得自己似乎是在向着裘洛们靠拢了，她甚至向自己远在农村的丈夫德明提出了离婚，这里有一个小细节极富意味，她在写给德明的短信里如是说：“我和你说离婚，不是句气话。我是真觉得这么过下去没什么意思。”她写完又读了一遍，把“意思”改成了“意义”。她自以为用一个词语就已经把自己和以前的生活区隔开来了。

纵然小菊无限地向小资产阶级靠拢，但她是永远也无法到达的。正如她学着裘洛看伍尔芙，却不能真的领会伍尔芙一样；正如她虽然暂时住在了裘洛的家里，但是她却不是这栋房子的所有人一样；正如她虽然试图提出离婚，但仍然不能完全割舍下自己的丈夫和孩子一样；正如她羡慕小资产阶级的“自由”，却不知道裘洛正是因为觉得“不自由”而出走一样。她对于裘洛们的靠近，严厉一点来讲，毋宁说是一种自说自话。当小菊坐在裘洛的家里如同等待一个陌生男人到来一般等着从农村赶来的丈夫时，她对未来是懵懂的，充满了不确定的期待的。我却觉得，未来并不是那么难以想象。裘洛和井宇的出走状态最终会被终结，他们的回归是一种必然，而当裘洛和井宇回家的时候，小菊只能再度退居到家政保姆的位置。最多不过是与来到城市的丈夫德明一起打工，去谋求一种比现在好一些的生活罢了。可以说，小菊游离在农村底层阶级与城市小资产阶级之间，既成为了连接的纽带又无法真正地“回归”或者“到达”两端，这正是很多来自农村的新青年所共有的一种社会困境和精神困境。

细节和“细节美学”

秦怡玮：《家》中很明显分了三等人：大资产阶级老霍、小资产阶级井宇、裘洛以及更低一层的小菊。阶级是很明显的分界线，在描写他们的生活上，对于老霍这一阶级，作者突出的是高级趣味的追求，如“古董家具”、“坐飞机来的龙虾和有灵性的牛制成的牛排”、“玉器”等；对于井宇、裘洛描述的是生活上的细节、精神的追求，如“锅里倒一点花生油，这样就不会放面粘成一团”、“伍尔夫”；对于小菊这一阶层，作者描述的是他们疲于奔波于生活的大事件，如“钱借给表哥盖房子”、“四川地震”。

而在这三个阶级之间，呈现的是一种层层向上的渴望状态。井宇、裘落“内心的渴望”很明显，而小菊对于裘洛生活的向往，也在她沉浸于裘洛的“家”中露骨地表现出来，在主人双双出走后，小菊占有了裘洛的“家”。但是，这种向上真的成立吗？我觉得是不易的。小菊只是暂时性的变成了裘洛，但是小菊终究会失去这个房子和这个房子给她的一切幻象。而裘洛和井宇，“他迟疑的，不是自己的前途，而是这幢房子的不真实。但作为一个奋斗目标，它又是那样真实。”在这里，我们能看到“跨”阶级的艰难，和这阶级分明中迫切渴望却不得的心理。

不同于“跨阶级”，同层之间的替换却是相当容易，就像每个人都是该阶级的一个零件一样。老霍家门口停着三两黑色轿车，裘洛分辨不出，只能是“它们是如此相似”；裘洛出走时，她上的是一辆“刚卸下个人的出租车”，一个阶级中的人，互相相似又互相替代。小菊的阶级也是这样，比如小菊与中介公司的关系，大批钟点工最终回去的原因也是有人替代了他们的工作。

故而，井宇和裘落双双离家，离开的是这一套阶级的细节规约，是对于本阶级的逃离。只有在地震那里，每个人面对“生命”的时候，才是平等的。

金理：秦怡玮的发言中有一点特别精彩：作家在塑造裘洛这样的小资人物时特别注重“细节”。细节美学背后一个理论起点是“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比如席勒、尼采都强调人的“审美化生存”，以此反抗教伦理和传统理性主义，“生命通过艺术而自救”，将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视为一种拯救性的力量。但是到了今天，这种理论的性功能已丧失，而且走向反动。我们一提到细节，眼前浮现的就是红酒的口感、咖啡的香味、衣裳的蕾丝花边、钻石戒指的弧型曲线……这样的“细节美学”实则是在编码某种消费趣味和意识形态。甚至是对人类生存丰富性的删减，似乎只有上面那些东西才叫“细节”，可实际上，一位老农在田间处理农作物时，他将要面对的是更加繁复的“细节”，而这些知识就不在某种“细节美学”的写作趣味中被呈现。

胡鑫哲：主人公对于细节的关注，是由于所谓越来越好的生活，使得他们失去了自我存在感，正如井宇的信里所说：“这的确是安定，殷实的生活，并且肯定会越来越好。但我不能仔细去想这个‘好’到底是怎样的好。一旦去想，我会立刻觉得，这个‘好’毫无意义。”在我看来，任何人对于意义的追寻必须建立在物质欲望层面得到满足的基础上，相比较来看，小菊这个阶级正是因为还未解决安身立命的物质问题，才无暇考虑生活上种种细节，他们还有太多的物质追求作为奋斗目标，所以没有时间和精力停下来考虑精神层面的所谓的“意义”。另一方面，裘洛和井宇对于细节的关注，也在于他们需要用这种刻意的精致生活保持自己与其他阶级的距离，借此证明“我”的生活是独特的，是与其他人不同的。然而，主人公越是试图将自己与他人区别开来，企图证明个体的不可替代，反而因为这种共通的刻意而成为一个类别，所以当裘洛出走的同时，井宇也选择了出走。

或许，他们感受到个体对于资本主义体系的高速运转是毫无影响的，所以主人公企图脱离既定的生活轨道，以此来证明自己的消失是否能够对这个家产生影响。作家在裘洛出走之前写道：“她陷入对井宇新生活的想象。他会花多少时间来寻找她，他会花多少时间来为失去她而悲伤。他会花多少时间疗愈这种悲伤。”只有通过这种想象，女主人公才能真正的体会到自己的真实存在，才能暂且逃避内心巨大的空虚感。

郭倩：这大概就是一种可悲的“自由”吧，从裘洛到井宇，每个阶级都在幻想着自由。小菊和其他保姆站在汇钱的队伍里，感觉是在戴着镣铐的队伍中，她想“挣脱”，想“获得一点自由”。她想到裘洛拉着皮箱出走，认为裘洛也是向着自由去的。

在后面小菊进入到裘洛和井宇的房子，享受着热水、影碟、书，但是同时裘洛他们不在，没人给她发工资，她心里是矛盾的：“如果他们回来，她也就不可能再使用这套房子。这套房子对她来说，意味着自由。”房子意味着自由，此时小菊有这样一套房子，可以安放自己的心灵和身体，可以容纳自己与外隔绝，这是自由的。但是如果裘洛回来，她不得不离开房子，“有了钱反而会失去了自由”。这是一种极大的矛盾，小资产阶级必然有的矛盾。

文章中另一个细节是井宇信中说“这里的志愿者像蝗虫那么多，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也和我一样，是抱着自救的目的而来的”。“蝗虫”，不单单是数量庞大，而且还是一种掠夺式、侵略式的占领，这些志愿者蝗虫般占据了灾区，想要拯救别人，实际是想拯救自己。这样的自救能否达到效果、能否获得意义？我们无法预测。

惊醒与出走之后？

金理：这个小说的结尾让我想起冯小刚导演的《唐山大地震》，那对姐弟也是在地震救灾中离奇偶遇，亲人相认，最终治愈了心灵伤痛、弥合了母子间的裂痕。从叙事学的角度分析，张悦然讲述的是一个遭受挫败的个体在拯救社会的过程中发现真爱、治愈创伤，重获生命完满的故事。而家庭/家国的同构性，以及家庭重组（至少《家》结尾暴露的重组可能性）、治愈疾病（心灵的隐疾）、治理天灾所构成的重建失衡社会的隐喻，很容易会引发读者联想：个人与家国同时“康复”，达成和谐状态。尽管张悦然是“80后”写作中比较精英化纯文学写作的代表，但《家》其实某种程度上具有类似冯小刚电影这般大众文艺的特征——在个人与集体、社会之间建立协调整合的途径，它反映了主流社会的价值与危机，同时通过巧妙的情节安排为危机提供想象性的解决，这种想象性的和解转移了地震或以地震为表征的社会危机。我们没有办法回答借助历史偶然性所留下的后遗症：地震结束之后怎么办？大家在讨论之前肯定做了功课，读过杨庆祥老师的论文《从小资产阶级梦中惊醒——从张悦然的〈家〉谈起》，我们不禁要追问：惊醒与出逃之后怎么办？

卢晨曦：杨庆祥把裘洛、井宇的共同出逃解读为小资产阶级从梦中的惊醒与小资产阶级梦想的破灭。而关于裘洛和井宇是如何勘破小资产阶级生活的虚无，而从梦中惊醒，杨庆祥是关注到了小说中的一个细节：在咖啡馆裘洛见到老霍那住在别墅的妻子，并发现了她并不均匀的粉底与无法掩饰的“褐斑”。因为裘洛发现并关注到了女主人的褐斑，杨庆祥就以为裘洛进而“意识到双重的虚妄，目标的虚妄和这样一种目标所代表的生活不可信任”。但是这真的能说明裘洛的情感态度由之前的嫉妒爱慕扭转为厌恶与不屑吗？褐斑这个意象更像是瑕疵，而非是致命的缺点，很明显，它仅仅代表了不完美，使原本“生出圣母的慈光”的女主人从神坛走了下来，却并非完全否认女主人的魅力和她仍旧对裘洛所造成的吸引力。所以，褐斑只是揭露出小资之梦并非那么完美，却并不具备使小资之梦破灭的力量，它只是在表面上试图清醒地重新关照小资之梦，揭

开小资之梦过于梦幻虚伪的面纱，却并没有从内部深层对小资之梦作深刻的原则性的批评与批判。

我认为，裘洛与井宇的出逃并非是因为从小资产阶级的破碎之梦中的苏醒，这种出逃的结果必然是回归的。因为小资能逃离一座城市，逃离一对固定的默契的伴侣，逃离一份稳定的工作，却无法逃离自我的阶级，以及这背后的生活模式，所以这种逃离无非是在小资产阶级上升的过程中，认识到了小资之梦的不完美之后的一次自我救赎，好比城市人在不满于城市的种种缺陷之后，选择去出游，这种出游是必然回归城市的。裘洛与井宇的出逃并不是从小资产阶级梦中惊醒，无非是在追求小资产阶级之梦的征途中一次短暂的休息。

林琦：杨庆祥老师所说的“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家可能是鲁迅那个历史时刻的终点，却是我们这个时刻的起点。”对于理解裘洛夫妇的问题很有独到的地方。不过我非常反对认为小资产阶级都是爱慕虚荣的这种看法。一来被视作小资产阶级生活标志的“喝咖啡”等等，这些其实对于生活在大城市的多数人来说都能够轻易成为常态；二来人都有对于优质生活向往，但凡这种向往的程度没有被极端化都不应该被视作“爱慕虚荣”，刻意去追求一种简朴的生活到可以被视作沽名钓誉——尽管这两种看法都忽视了差异化极大的个人喜好。

用经济地位来划分人并以此推测人的思想是非常粗暴而无理的。小说中的人物倘若不被当做一个真实存在的复杂的人来代入体会，而仅仅被视作一种符号来分析，我以为这样做无法真正了解这个人物。

赵明节：《家》的故事背景置于当下，但“离家出走”这个主题并不陌生，巴金笔下的觉民出走过，鲁迅笔下的涓生也出走过，在当代小说之中，贾平凹笔下的夏风和狗剩也离开故乡，完成生活环境的转变。《家》中的裘洛和井宇也完成了出走，出走前的心情也是如此一致——厌倦了重复的生活，开始走向“别处”，走向“新生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张悦然的书写并不算新奇与创新，中国式出走从20世纪走到了21世纪。

《家》的出走当然也有其特殊性，借用杨庆祥老师的评论，这是一个由全新的中国小资产阶级组成的家。这个全新的“家”借由什么确立了它出走的特殊性？小说中有一个细节颇有趣：井宇在他对裘洛的信中，也就是他的一段剖白中写到，去四川好像为生命、生活找到了方向，这好像是一种自救。他本来不打算去四川，只是碰巧灾难发生。这样的描写暗示着出走者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去向何方，地震不过是一片虚无之中偶然抓住的稻草。这样的出走和觉民不同，觉民至少知道自己要去向新文化、新世界，甚至心中充满拯救世界的勇气。这样的出走也和夏风、狗剩不同，他们虽然是农民，没有思想上高屋建瓴的规划，但是他们的出走也有明确的目的地——城市。在这样的虚无背景之下，连今天中国年轻一代出走都缺乏目的，《家》击中了社会的盲目与虚无。如果真要做一个比对，我想起了《挪威的森林》的结尾处，男主人公站在火车站不知去向何方。同样也是年轻人，同样也是在精神重压和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长大的一代，时隔将近30年，中国的年轻人也出现了出走的盲目。

丁蓓蓓：张悦然原先的作品里也有很多死亡的主题，但这次却选择以汶川地震这一宏大的叙事来消解掉这个“出走”的故事。一场地震让几个人物离开原有的城市、原有的生活轨道：留在裘洛家中的小菊铺开新洗的床单，“快活地迷失了”；家乡的德明背着破旧的编织袋踏上来城市的路；裘洛和井宇去灾区当了志愿者。看似每个人都在寻找生活的意义，但这种寻找是无力的，看不到希望。

井宇在给裘洛的信中写道“生命迹象这个词总是能让我兴奋，仿佛抓住了生活的意义。”然而井宇更深刻地认识到，他与裘洛都不是一腔热血的人，也不是同情心泛滥，无私投入慈善的人都是生活中彻彻底底的失败者。当然这里要打个问号，有很多并不失败的人也在做慈善，但井宇这么说更可以窥见他对自我的否定。

而小菊刚刚建立的一点点主体意识在地震到来时又变得不堪一击。她一方面觉得有钱让人失去了自由，但在要不到工钱的时候，她觉得“钱和自由的选择权并不在自己手里。能做的也只是听天由命”。最后她干脆放弃了离婚，并感受到了一种“飘渺”的喜悦，这种喜悦来源于对未来、对自我的放任和无追求。

在对女主角裘洛的描写中，张悦然多次提到“伍尔芙”。弗吉尼亚·伍尔芙一向被誉为二十世纪女性主义的先锋。而小说中的裘洛也是一个不甘于现状、不愿意依附家庭的女人。裘洛排斥闺蜜袁媛的生活方式，这点从裘洛没有孩子，甚至没有跟井宇结婚中可见一斑。她的出走除了是对生活、对阶级的逃离，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也是其女性意识的觉醒。但我们可以从很多细节中看到裘洛的出走是不彻底的，最后她甚至想明白，对于出走这件事，“只是因为花了太多的时间想象这件事，所以这件事必须成真，否则生活就是假的。”

让我们再回到小说的开头，裘洛想起自己忘了告诉袁媛，她看了那部叫作《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电影。《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是一出很长的三幕剧，剧情发生在深夜，没有什么情节，全部人物是年龄不同的两对夫妇。它在内容上表现了处于社会中上层的知识分子的苦恼和困扰——人与人之间无法交流的孤独感，以及由此引起的精神苦闷。有意思的是，裘洛最后终于弄清楚“谁在害怕伍尔芙”这句话是从著名歌谣“谁害怕大灰狼（wolf）”谐音过来的。这种消解方式是近乎玩笑和戏谑的。就像裘洛的出走一样，当她回来的时候，她的出走就仅是一个女人的闹剧或玩笑，她会与袁媛、小菊一样，变老变丑，变得不关心伍尔芙，变得“只害怕大灰狼”。

小说中还有个有意思的细节，刚才大家也谈到了，小菊在给德明发的离婚短信里把“我是真的觉得这么过下去没什么意思”中的“意思”改成了“意义”。词典中给“意义”下的定义是：“价值，事物存在的原因及其作用。”这可能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或多或少都能感觉到生活的“意思”，但越来越少感觉到生活的“价值”与“意义”。几个人物，无论阶级、不分男女，都在寻找“意义”和“价值”的过程中，通通失败，我们想要“出走”，但往往最后都“无路可走”。所以我们不难联想到小说的开头，裘洛翻阅的那本结局寡淡的小说，裘洛评价小说的那句话，不仅是在说自己，也像是在说我们每个人：“前面的部分都有打动人的篇章，但好景不长，就会迷惘和失去方向。”

孤独，交往，或“参与历史”

郑依梅：起初，我觉得这样一个四川大地震事件的插入就像郭敬明《小时代3》结尾的静安大火一样是个很仓促的、甚至有些无力俗套的处理方式，是为结束而结束的，但是心中又隐隐觉得有些不对劲。原因可能是来自于井宇的信的后半部分，他提到志愿者是“抱着自救的目的而来的”。我以为这段话其实是颇有深意的。在人们普遍的眼光中，慈善更近于一种单方面的“施舍”，殊不知一场灾难救援，救助的不仅仅是那些生活被摧毁的罹难者们，其实还有那些渴望在现实中找寻自身意义的志愿者们，在参与救援活动中，其个人存在似乎也随之加重了分量。那么人们为什么要这么急迫地加重自己的存在呢？

我想，这与我们很少有机会参与历史有关。在过去，我们的祖辈参加抗日战争、战争，冲锋陷阵，他们是历史的缔造者；我们的父母辈略略逊色，但他们毕竟经历了那些自然灾害、文化大，他们是历史的参与者；那么，我们呢？我们的时代太过平和了，太过死寂了。或许在这个时代里，我们连历史的参与者都称不上，我们只是被动接收着历史的经过，我们对自身的存在一直怀有一种近乎神经质的紧张感：我们害怕被历史遗忘。历史不过是一部分人的历史。进一步说来，我们的祖辈父辈生活在一个恢弘的“大时代”，在那个时候，每个人的命运都与时代相联系。而看看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很散的，没有生机的，没有一个核心式的存在，这是一个“小时代”。“大时代”里的人能在时代中留下自己的印迹，而我们呢？或许上面的叙述太过悲哀，但我觉得这就是生活的真实写照。唯有自己去改变庸常的生活轨迹去加入到历史中，我们才能成为历史这场以千万人做幕后的戏中一个稍微还有点分量的角儿。这样看来，小说中救灾、慈善的举动就显得虽吃力但讨好了。

林琦：地震所提供的“历史现场”能够提供一时的“生命迹象”，然而这个“历史现场”是无法转化为生活常态的。《家》发表在《鲤·逃避》上就是为了表达“逃避”这个主题而创作的，不过我认为“逃避”除了指裘洛夫妇对原本“被规定了的”机械生活的逃避之外，进入地震这个“历史现场”同样也是一种逃避，从日常的需要不断持续的生活逃避进入一个不可持续的突发的现场。地震能够救赎裘洛和井宇吗？张悦然并没有给出答案，甚至裘洛是否也去了四川只能是一厢情愿的猜测。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地震救灾所代表的仅仅是对日常生活的“逃避”而已，在这部小说中并不担负解决问题的作用，更令我具有代入感的其实是当下青年人对机械重复、有无新意的生活的厌倦——在物质稍有保障之后，这种厌倦简直无法避免。而大多数人日常所采取的措施也不过是像之前的井宇一样，用一个“正当”的奋斗目标来淹没面对“厌倦”的迷茫。80后作家获得年轻读者的心的原因就是这么简单，他们感受到了读者的心并且写了出来——原来内心暗藏叛逆的并不只有我。他们不曾尝试、也没有能力去解决问题，他们仅仅只是把更年长的作家所无法体会也不愿体会的当下年轻人的慌乱、迷茫表现了出来。这些困扰着年轻人的问题极度私人化而脱离现实——或许正是由制度造成的，但他们其实的确就不那么关心制度。

我对文末“她快活地迷失了，觉得自己好像不是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等自己的男人，而是在自己的家里期待着一个陌生的男人按响门铃”的理解也就仅仅止于“对日常生活的排斥、厌倦，期待冒险的、具有新意的生活”。这种想法的确未必是道德的，但却是真实的。

吴天舟：《家》刊载于《鲤·逃避》，可以说“逃避”是理解这个小说的一个关键词。在这一期的卷首刊有张悦然的导语，里面就谈到了作家本人对于逃避的理解。与我们通常对青春文学作家的理解不同，张悦然不但相当理解逃避的无意义，甚至还抛出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里所论到的那种敢于直面人生的精神，并把它作为应该去靠拢的榜样。然而，张悦然也非常诚恳地直言，她并不能做到鲁迅这样勇敢。这或许不是作家一个人的局限，也是这一时代，这一阶层人们共有的局限。

在小说中，裘洛和井宇的逃避是在多个层面上的：第一，他们逃避所谓污浊的现实；第二，他们逃避去回应污浊的现实，逃避去直面惨淡的人生；第三，他们彼此相互逃避。其实裘洛和井宇是非常般配的一对，他们有着共同的理想、价值观，包括相同的矫情心态，他们都把爱情看成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情，甚至可以说，他们都把爱情视为对自我最后的救赎方式。但是逃避的结果，他们恰恰失去了最珍贵的爱情，虽然在电视机前的小菊眼里，裘洛和井宇会相遇在四川大地震的现场，可是渺渺人海，这种重逢的可能性又有多少？张悦然正是通过这两个人的人生遗憾来反讽逃避的虚妄，进而引发读者的思考。

裘洛和井宇两人拥有一个共性，他们都活在自己封闭的世界里，并不与外人构成真正意义上的沟通，即使对最亲密的伴侣亦如此。裘洛和井宇貌合神离，和小菊也没有什么深入交流，对闺蜜拥有一种精神上的优越感，对其他人物诸如老霍妻子等更是有着厌恶之情，她完全封闭在自我的内心世界中，而这种自我封闭恰恰构成了裘洛孤独的人生困境。相反，小菊却非常喜爱交流，她和一同打工的大姐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努力去理解裘洛和井宇的世界，对德铭也没有关上沟通的大门。按哈贝马斯的说法，现代人的一个重要特质在于交往。从这个层面上说，小菊才是真正意义上拥有现代性的人。从这个角度说，小资的困境来源于其自我，而逃避其实是自我的延伸，如同用手将自己从地面上拉起一样，以逃避来获取救赎终究只能是一种虚妄的幻象。

林琦：确实，亲密关系中交流的缺失是这个小说的一个主题。记得这样一个细节：在老霍家门外，老霍14岁的女儿和裘洛打招呼“你为什么不进去呢”，裘洛很生气，感觉到“她的语气有些硬，仿佛有种挑衅的意味”，差点脱口反问，我为什么要去呢。但她忍住了，还是没有说话，只是继续低头按手机……这非常像是一个隐喻。撒旦的使者问：你为什么不进入，和他们一起享受物质？裘洛生气地反驳说我并不想进去——尽管她以为自己的男人被招安——“她很快就放弃了把这些告诉井宇的打算，为了维系辛苦的工作，他必须全神贯注并且充满欲望地看着这个目标，动摇这个目标，相当于把放在狗面前的骨头拿走”，精神层面早就没有了交流的可能，因此全然放弃了交流的行为。井宇按照惯性在奋斗，而裘洛视作井宇全然认可这种奋斗。她仍然徘徊在门口。但是她拒绝把这种拒绝公之于众。

张悦然的《家》和鲁迅的《伤逝》中男女主人公有一个共同点：曾因为共同的理想而相爱，同居后都出现了交流的缺失——尽管两部小说中出现交流缺失的原因并不相同。表现在《家》中就是裘洛井宇对于彼此的“出走”和导致出走的意图同样浑然不觉。

交流的缺失对于两性关系似乎是必然的。小菊直接掐断德明的电话，因为她觉得一定是来催促自己汇钱的。这或许是之前若干电话留下的惯性印象，但恋人们都对猜测对方的想法十分自信。

小菊和德明周而复始地吵架、搁置再吵架，然而小菊还是一度提出了离婚的要求。裘洛与井宇的危机或许可以归结于二人实则想法一致的“同床异梦”，但小菊与德明的做法似乎也说明了恋人之间即使有语言交流，也无法明白对方的心思。

黄平：大家今天的讨论很好，从各个方面打开了这个文本，而且我觉得体现出两校中文系贯通的研究特色：重视文本细读。这种文本细读不是停留在语言特色之类，而是有其背后的精神指向：我所理解的大家讨论的核心，在于通过《家》讨论这个时代安妥我们的“意义”是什么。乡关何处？这不仅是80后文学要讨论的主题，也是我们共同的困惑。感谢金理兄今天的主持，限于时间，我们的讨论就到这里，意犹未尽的话，我们找机会再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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