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论语》看儒家文化的实质?
从两千多年来儒家文化对中国社会的深大影响来看,不难得知儒家文化的实质是中国古代的正统文化,是为了统治者统治社会而服务的。从《论语》角度来看儒家文化的实质虽然没有在董仲舒推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的社会角度分析来得透彻和贴切,但是《论语》作为儒家思想的根源,对儒家文化的实质是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的。在《论语》中不难看出孔子从政为官的思想,而这个思想为儒家文化帮助统治者统治社会起着关键性作用的。《论语》中的“君子”、“人证”、“教育思想”等方面都是在为统治者提供了为政方案,而其中他的教育思想紧紧围绕了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而提出来的,他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思想,实际是根据弟子将来可以担当什么样的官而进行教育的思想;他所说的“学而时习之”,实际是叫他的弟子要时时温习自己今后要从官的知识和学问,而他的“温故而知新”、“诲人不倦”等在教弟子们如何学习之外,其实也透露了他从政为官的思想。只要我们认清了孔子的这种从政为官的思想,从“从政为官”的思想理念去理解《论语》或孔子思想,就不难理解儒家文化“为了统治者统治社会而服务”的实质了。至于《论语》中的“仁、义、礼、智、孝、悌”
思想作为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政治统治和起着规范道德的重大影响。
2、《论语》在说什么?
《论语》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纂而成。它以语录和对话文体,记录了孔子和他的弟子言行,集中反应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论语》一书主要陈述了孔子的仁、孝、礼、天命、中庸和教育思想,其中,他极为强调和重视“仁”的价值和作用,他认为仁者爱人,但却是有等级区分的爱人,仁比生命还重要,在“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可体现。“礼”是孔子思想的重要内容,孔子对“周礼”十分崇敬,在《论语》中多次谈到。孔子提倡的“礼”,是经过“损益”有所发展的“礼”,即增添了“仁”的内容。他以“仁”释“礼”,提出“人而不仁,如礼何”(《八佾》),主张“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他提出用爱亲人之心推及他人就是“仁”,这就以血缘为纽带而又突破血缘的,从而革新了以血缘为基础的周礼,把礼推到了社会各阶层。孔子主张以礼义来规范人欲,把人欲规范在合理的限度之内,从而使得人欲在社会与个人之间得到协调。一方面,孔子承认人欲的存在与满足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孔子强调以礼节欲,克制欲望的膨胀,以达到“仁”的道德境界。孔子提出的“礼”,就是把西周奴隶主统治者专门用以维护其统治的礼(即一系列礼仪制度等),改变为密切伦理关系、改善社会关系、调整政治关系的礼。除了“仁”“礼”之外,《论语》还对中庸、天命和孔子的教育思想作了教育具体的解释,其中他的教育思想如“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等对我们当代仍有很大的影响意义。在《论语》中,讲述的最多的当然是孔子的为政思想,几乎是整本书无一处不渗透着他的政治抱负和为政方法,这对后世各代君王统治社会做了巨大的贡献。
3、何谓“人神”、何谓“人文”,有何关联?
“人神”顾名思义就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是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的。神人关系是相对性的,几无单向性的服从要求。神人关系会依赖于人所处的人际关系,人际关系的变化将导致神人关系的变化,人甚至能够接近于神的境界,自己也有可能变成神。人可以创造、改变、祈求、祭祀、利用、羡慕和操纵神,两者的关系式颇为复杂的。用一句话来表达,就是中国人的神人关系仅仅是一种以信仰表达出来的相对化的人际关系而已。它近似于传统与信仰,是人际关系的一个富有宗教性的动态表达形式。
“人文”的定义颇广,可分为以下几方面: 1.人文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辞海》2.指礼乐教化 --传统 3.泛指各种文化现象 --通识4.人事,多指人世间事 --古义5.习俗,人情 --人文风俗6.寿命、教育水准、生活质量 --联合国人文指数。在这里,我们主要是要讨论礼乐教化和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这两方面。
从殷商的鬼神系统,即巫神体系演变到周代的人文系统(礼乐文化)可得知人神是人文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人神为人文提供了基础。
4、贵族与士人之形成与标志是什么?
中国自商代施行诸侯封建制度,即类同于西方贵族制。礼记王制曰:“ 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天子为王,下辖诸侯。殷商的贵族是指社会上享有某些的人,如巫和军事领袖。而到了周朝以后,贵族更是具有了合法性、身份性和世袭性等特点。我国贵族的形成是由诸侯封建制度开始的,而它标志着封建社会的开始。
中国传统士人阶层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是贵族的最低等级。这是由于在春秋战国之际,礼崩乐坏的局面导致了士人群体得以发展和形成。士人阶层是社会上下的交汇处和流转站,它是存在活化了社会结构,增强了社会活力,强化了君主集权。在战国时期士人阶级还成为了各国的中坚力量,乃至成为“士农工商”四民之首。士人阶层的形成标志着礼乐制度的逐渐瓦解。
5、“制礼作乐”与意识形态建构的关系是什么?
西周的礼乐制度,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相传由周公制定。周公所制定的“礼”,是维护统治者等级制度的政治准则、道德规范和各项典章制度的总称,后来发展为区分贵贱尊卑的等级教条。“乐”则是配合各贵族进行礼仪活动而制作的舞乐。舞乐的规模,必须同享受的级别保持一致。西周的礼乐制度,形成了西周特色的礼乐文化与礼乐文明,对后来历代中国文化都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由于西周的制礼作乐是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的,而意识形态的构建主要是指社会群体的一个总的意识范畴的重塑,上层建筑是属于意识形态范畴的,故意识形态的构建少不了上层建筑建设这一部分。西周的制礼作乐为西周意识形态建构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是从属于意识形态建构的。
6、“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当代意义何在?
《诗经·大雅·文王》云:文王在上,於昭于天。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意为周文王禀受天命,昭示天下:周虽然是旧的邦国,但其使命在革新。在当代上也可理解为作为一个历史久远的国家,他的使命、天命在于不断地创新变革。这句话中的中心字应是“命”,每个邦国在不同时代的使命都是有所区别的,西周时期的命应是加强封建主义制度,而当代中国的命却是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也就是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必须找到自己的使命在何处,在此基础上才能找到维新的方向。当代的创新是多方面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各个领域都需要不断创新,然而因为“命”,我们必须首先重视我们的制度创新,只有制度创新了,才能在根本上得到发展。
7、人神关系具体内涵是什么?
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文字形式的言说——甲骨卜辞所记录的就是人神关系的具体内容:人向神求教,神给人答案。尽管在这个关系维度中神是人设定的,他们实际上只存在于人的心中,但毕竟是“异化了的人的本质”,所以能够与人确立一种现实性关系。也就是说,神是人的意识的产物,但是人与神的关系却是现实的存在。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的思想方式与行为方式。简而言之,中国的神人关系仅仅是一种以信仰表达出来的相对化的人际关系而已。它近似于传统与信仰,是人际关系的一个富有宗教性的动态表达形式。
8、如何理解“天命靡常”与“忧患意识”?
“天命靡常”中的”“靡”是“无”之意,“常”是恒久、常往、不变之意。此句话的意思是指没有永恒不变的天命。天命变化的根据在于人的行动,只要统治者推行所谓的“德治”,使“天”高兴,就能“受天永命”。由此也可以说“天命有常”,而“常”的主动权存在于人间。那西周和当代中国做个比方,西周时期的命应是加强封建主义制度,而当代中国的命却是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也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也就是说天命不是永恒不变的,我们要以变化的目光看待天命。忧患意识是历史主体在社会发展转折时期或关键时期的一种清醒的防范意识和预见意识,源于自觉的危机感、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表现为坚强意志和奋发精神。忧患意识表现出的是社会主体的一种精神自觉,是这种主体对改造世界的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能动性。它因此成为重要的精神动力。中华民族是一个饱经忧患的民族,由此产生的忧患意识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在不同历史时期,忧患意识的内容和要求是不尽相同的。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精神传统之一,它代表一种高尚人格,体现的是一种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忧患意识作为一种文化传统,渊源至深。从一定角度来说,正是中华文明孕育和包含的忧患意识,才使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不衰,始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9、何谓“诗言志”与“志之三义”?
关于“诗言志”,总共有三个方面的理解, “诗言志”之说的本来含义可能有三:一是“诗”与“志”、“识”通,指的是“记忆”、“记录”(产生于西周初或更早);二是“赋诗”意义上的“诗以言志”之义(产生于春秋战国之际);三是后人常理解的意思,即认为诗史抒发人的思想感情的,是人的心灵世界的呈现(西周后期)。而志的三义就如闻一多先生在《歌与诗》一文中提出诗的“记忆、记录、怀抱”三义说那样,志可理解为思想、抱负和志向。
10、如何理解“赋诗言志”?
“赋诗言志”是春秋外交仪式上或是政治舞台上的一种特殊表达方式,春秋各国的职业性外交专家复杂采集诗歌,其目的是将诗歌用于朝廷或其他正式场合的礼仪中,用诗以言诸侯之志,或是一国之志,其内容颂多讽少,这些外交的赋诗都非自作的,而是借诗言志,并且不限于外交方面,文人们还能以赋诗来表达自己的意志或是述说自己的命运。赋诗言志是在春秋时期全面兴起的一种用诗手法,对于赋诗者来说,就是借诗歌来传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即所谓的“赋诗言志”;对于听诗的人来说,可以通过诗歌来观察赋诗者的意图。下载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