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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学语文(学生版)》2015年第05期
号称“诗之国”的印度有位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叫罗宾德拉特·泰戈尔（1861—1941），是亚洲文坛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一生取得多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对诗歌艺术的贡献。他被誉为伟大的诗人、“孟加拉的雪莱”，还被尊称为“诗国”的“诗圣”。
泰戈尔共出版50多部诗集，使他赢得世界性声誉的主要是《吉檀迦利》《园丁集》《飞鸟集》和《新月集》。这几部诗集都是在20世纪初印度民族运动转入低潮后的年代发表的，虽带有些许神秘色彩，却反映了诗人深厚的爱国主义思想、人道主义精神和高度的艺术修养。其中《新月集》正如高悬在恬静的夜空的一轮澄明的新月，尤其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这部诗集虽不是专为少年儿童而作，却是一本老少皆宜的艺术珍品。它描写的主要对象是儿童；细腻、深入地刻画了他们的生活、愿望、心理、情态，美丽纯洁的精神世界。对于年长的读者，不待说，会使他们在吟咏之中，不知不觉地忆起童年的美好时光，被“带到秀嫩天真的儿童的新月之国里去”，重温“以落叶为舟，以绿草的露点为圆珠的儿童的梦”（本集译者郑振铎语），从而童心复萌，享受难以言说的欢畅；对于年少的读者，更能激起同情、向往，甜蜜多交的遐思联想。
孩子是富于幻想、乐于想象的。《榕树》一诗的主人公，他想做风，吹过榕树的枝杈；想做树影，在水上随日光而俱长；想做飞鸟栖息在枝头；想做鸭子在芦苇与阴影中游来游去。《英雄》篇里的“我”想象得更为新奇。他想象自己正伴同母亲旅行，突然遭遇阻劫。坏蛋们手执长棒，轿夫们吓得发抖，母亲只顾祈祷神明。而“我”则策马直追，逃不脱的坏蛋遭到砍杀。激战结束后妈妈说：“如果没有我的孩子护送我，我简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这类想法看去似乎是无稽的异想天开，实际却反映着孩子对自然的热爱，对保卫亲人、维护正义的英雄行为的向往。从少儿时代走过来的成年人，谁不曾有过类似的想象？与诗中人物同龄的小读者哪个完全脱离了这种驰骋于幻想中的年龄阶段？唯其这样，孩子们对《新月集》才和成人一样爱不忍释且倍感亲切。
孩子们需要爱护、帮助，同时更渴望自身的成长和及早从事活动。《职业》中的那个孩子对自己所能见到的小贩、园丁、更夫的羡慕，其关键在于他们的工作不受他人控制。这种看法固然是非本质的，但从这种职业选择的标准上却可见孩子对自由的追求。然而孩子毕竟是孩子，他们单纯、善良，通情达理，既要摆脱束缚，又珍惜、依恋于慈母的爱，从不给它以丝毫的冷漠与挫伤。《告别》中的“我”，一方面要远走天涯，去寻求自己的路，一方面又不忍离开母亲和她的爱，对这难解的矛盾，他自有巧妙的处理方式：“妈妈，我走了。我要变成一股清风抚摸你；我要变成水中的涟漪，当你沐浴时，把你吻了又吻。”孩子要变这变那，目的是永远留在妈妈的瞳仁里、肉体里和灵魂里。这幼稚的精神安慰虽然是虚幻的，可在孩子看来，却不失为“两全其美”！读到这里，哪个爱母亲的孩子不拍手叫绝？哪位思念孩子的母亲不感到一丝慰藉？
孩子们的心地像水晶一样晶莹、剔透，许多概念他们与成人的理解都不尽相同。《商人》中要做商人的孩子并不想赚钱营利。在他心目中，黄金赶不上“金色的稻实”、金色的花朵；珍珠的价值不如野花上的晨露。他爱的不是金银珠宝，而是大自然的美。孩子不容歧视，也不想高攀，他们把一切都看成是有生命的、平等的，即使是小动物也同样需要抚爱。（《同情》）他们的许多观点，尽管在事实上难以成立，可却出自可爱的童心，因而也必然成为诗作吸引读者的重要内容。
泰戈尔笔下的童真童趣以及母爱和大自然的美如此引人入胜，从思想上说，是与诗人的社会观、教育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9世纪初是泰戈尔创作的旺盛时期，正值崇尚自然与纯真美好事物的思潮在西欧盛行。泰戈尔不仅接受了这一影响，并将自己的“爱的哲学”（提倡博爱，当时有一定进步性）、先进教育主张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感情融会于其中。这就使得他的诗篇多带有一定启发性与进步意义。如他对孩子的讴歌，一般都是在与社会人生的对比中进行的。他在诗中明确表示：“我愿我能在孩子自己的世界的中心，占一角清净地。”那儿可以“解脱了一切的束缚”（《孩子的世界》）；他以极大的热情祝福孩子的“小心灵”，因为“他没有学会厌恶尘土而渴求黄金”（《祝福》）。与皇帝、富人、美女相比，孩子没有权势、金钱和媚态，有的只是一颗天真无邪的心。但他以为只要和人们打交道，首先选中的应该是孩子，哪怕谈交易，也只有受雇于孩子，才不致沦为奴隶，而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最后的买卖》）。这些明言暗喻不同程度地蕴藉着诗人对暴虐、肮脏、充满血污的现实的不满，对贪婪、功利、虚伪的世俗的厌恶，和对自由、进步，对孩提般和平、宁静生活的追求，有力地强化了诗作的思想力度和感召性。
从艺术表现来说，《新月集》意境轻盈、优美，语言隽永、浅近，节奏鲜明，富于音乐性，其总体形式又是新颖活泼的散文式，读来给人以清新、愉悦之感。此外，金集的37首小诗，构思都十分精巧。它们几乎都含有哲理，又充分表现了童心母爱、自然美。但三者并非孤立地存在，而是寓理于情，寄情于景：理、情、景达到了紧密和谐的统一。《家庭》一诗，从郊野到村落，从家庭到母亲的心，幼小生命的摇篮和夜晚的灯，写得层次清晰、生动感人。但诗人的意旨决不只在描绘静谧、清幽的田园风光，而是在自然而然地渗透着一个思想，这便是他一贯宣扬、探索，又难以得到的那种由无数的母亲、孩童的欢乐所联结成的“人类之爱”。《偷睡眠者》这首诗，看去似在描述捉拿“偷睡眠者”的决心，可实际却是写自然景色的优美。孩子的困意并非有谁窃走，而是石洞里的小泉，醉花丛中飞鸣的鸽子、竹林里的萤火虫等等磁石般地吸引着他，使之难以安卧在床。这是写景、写情，更是写儿童的爱美好奇的心理特点。而它们的结合又是这样天衣无缝、浑然一体。无怪郑振铎称赞《新月集》与安徒生的童话一样“有一种不可测的魔力”！
远在20年代初，著名诗人郭沫若在《儿童文学之管见》一文中，就曾以本集中《孩子的世界》为范例，鼓励我国诗人、作家为孩子而创作。80年代初，本集译文再次出版，为当代读者提供一份精肴，我们应努力从中吸取滋养，以提高自己的阅读和艺术欣赏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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