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稿时间：2015-08-21 13:50:31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报 中国青年网
内容摘要：1938年 5月，在中国人民的全面抗日战争进行到第十个月的关键时点，面对“亡国论”、“速胜论”等各种论调的纷扰以及中国党内部关于抗日战争战略方针的分歧，在延安公开发表了指导抗日战争实践的重大军事理论——《论持久战》。这一蕴含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的科学论著，以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朝日喷薄欲出的战略远见，成为指导中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光辉指南。用唯物辩证法擘画整个抗日战争在《论持久战》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论持久战》的影响深远而广泛从《论持久战》所起的实践作用看，它最重大价值就在于以科学的理论指导中国人民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实践。
关键词：持久战;抗日战争;;战略方针;胜利;中国党;中国人民;指导;信息化;人民战争
1938年5月，在中国人民的全面抗日战争进行到第十个月的关键时点，面对“亡国论”、“速胜论”等各种论调的纷扰以及中国党内部关于抗日战争战略方针的分歧，在延安公开发表了指导抗日战争实践的重大军事理论——《论持久战》。这一蕴含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的科学论著，以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朝日喷薄欲出的战略远见，成为指导中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光辉指南。
用唯物辩证法擘画整个抗日战争
在《论持久战》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他认为，中日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战争双方存在四个基本特点：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具体来说，日本是一个帝国主义强国，其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都强于中国，但它是一个小国，地小、人少、兵少、物少，加上日本战争的帝国主义性、退步性和野蛮性，必然失道寡助，这是日本必败的主要根据。中国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但它是一个大国，地广、人多、物多，正处于历史上进步的时代，加上战争的正义性，必然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和支持。这是中国必胜的主要根据。所以，“亡国论”者和“速胜论”者都是错误的，他们的共同点是对战争认识的片面性。与其他持久战论者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他抓住了战争双方的本质因素——进步还是退步、正义还是非正义，这就使持久战理论具有了科学的基础。
《论持久战》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战争的基本进程。根据中日双方的特点、力量对比以及战争发展的基本趋势，预测持久的抗日战争将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三个阶段。其中，他着重分析了相持阶段到来的条件，指明了在犬牙交错的战争态势下敌我优劣形势转换的各种因素，论述了相持阶段是持久抗战转到最后胜利的“枢纽”。这是持久战理论的要点。
《论持久战》阐发了依靠政治动员实行全面的全民族抗战的思想。认为，抗日战争是伟大的民族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全国人民的总动员，离不开人民广泛地支持和参与战争。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这一“人民战争”的观点，是持久战理论的灵魂，他把实施持久战放在了人民战争的基础之上。他说，只要“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事实上，在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难之际，全民抗战的政治动员使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空前觉醒，各阶级阶层、各种社会力量出现了团结一心、举国抗敌的局面。抗日战争的胜利正是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胜利。
《论持久战》阐述了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战略战术原则。指出，抗日战争总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为了实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战争原则，我们必须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主要和重要的形式是运动战和游击战，而不以阵地战为主要形式，游击战不是可有可无的，战术上的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它在人类战争史上演出了空前伟大的一幕。
正是通过这样严谨的论证，抗日持久战思想上升成为系统的科学理论，它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来擘画整个抗日战争，指导走向胜利之路。
《论持久战》的影响深远而广泛
从《论持久战》所起的实践作用看，它最重大价值就在于以科学的理论指导中国人民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实践。
《论持久战》运用唯物辩证法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战争的整个发展进程。从抗日战争的结果看，正是沿着所预示的，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战，终于实现了我们完全胜利而日本帝国主义彻底失败的战争目标。从抗日战争的具体过程看，战争的胜利就是循着《论持久战》所预见的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三个阶段展开的。在战略防御阶段，日本凭借其军事优势大举进攻，占领许多大城市和地方，而中国虽是战略防御，却结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战略相持阶段，日军由于战线过长，兵力不足，不得不停止战略进攻，转而巩固占领区域。在这个最艰难、最严酷的时期，中国人民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逐步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到了战略阶段，中国在自己力量不断壮大的同时，依靠国际力量的支持，展开战略进攻，收复失地，直至取得抗战胜利。在《论持久战》中对整个抗日战争作出符合实际且为抗日战争实践结果所完全验证的伟大而科学的预见，这在近现代战争史上是极为罕见的。《论持久战》所蕴含的军事哲学，不仅气势恢宏、独具特色，而且具有不朽的生命力和普遍的指导意义。
《论持久战》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首次把战术层面的游击战上升到战略高度。抗战初期，许多人轻视游击战争的战略作用，只把希望寄托于正规战争，特别是的作战。在《论持久战》中则鲜明地指出抗日游击战争是中国抗战的正确道路。中国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游击队正是坚持了自主的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才得以在长期不断地消耗、削弱敌人的过程中逐渐壮大自己，成为最后战胜敌人的强大力量，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及其在抗战实践中的灵活运用，对于中国人民以弱胜强，坚持持久抗战信心，夺取最后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论持久战》不仅是指导中国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的军事文献，而且在统治区乃至国际上也具有重大影响。《论持久战》发表后不久，周恩来把它的基本思想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叹服，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向蒋介石汇报，蒋介石也表示认同。在蒋介石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为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时间换空间”，并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1939年《论持久战》英文版发表后，它的影响力迅速扩大到世界许多国家。
今天怎样看待《论持久战》
时至今日，《论持久战》发表已70多年了，但其思想理论对于新形势下全面加强国防和建设、实现强军目标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必须始终坚持党对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不动摇。在《论持久战》中之所以鲜明地提出抗日战争中国必胜的论断，其中一个根本的依据就是当时的中国有了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更为进步的因素，这就是“中国党及其领导下的”。这支从南昌起步，历经三湾改编，到古田定型，在排除党内“左”的和右的错误干扰后已经自觉而坚定地确立了党对绝对领导的原则和制度。在这种制度的支撑下，这支始终如一地贯彻了党的政治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在新形势下，我军要实现“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强军目标，首要的问题就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的绝对领导，切实把党领导的制度体系贯彻落实好，才能为履行好党赋予的使命任务打下坚实的政治根基。
必须始终坚持一切从中国国情出发，制定并贯彻科学的军事战略方针。的持久战理论之所以为人折服，就在于他对中国战争规律尤其是对抗日战争规律的准确把握。在新形势下，我们依然要以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为指导来分析现代战争和战略问题，坚持以我国的现实国情、军情为根本依据，正确分析和判断当今国际战略形势和态势，把握现代战争的特点和规律，科学地制定和有效实施新形势下的军事战略方针，为打赢信息化局部战争提供科学的战略指导。
必须始终坚持和创造性地发展人民战争的思想，始终依靠人民群众建设强大的国防和。《论持久战》提出的人民战争思想是抗日战争胜利最深厚的力量源泉，人民战争永远是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在现代信息化条件下，尽管战争的样式急遽变化，但紧紧依靠人民建设、打赢战争的根本原则丝毫不能改变。新形势下，要按照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坚持走军民融合的军事现代化发展道路，贯彻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方针，不断提高军民融合的水平和实效，为打赢信息化局部战争积蓄强大的物质基础、技术保障和精神力量。
必须始终坚持和发展积极防御战略思想。把积极防御和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是《论持久战》的重大理论贡献，也是抗日战争制胜的关键。新形势下，必须从确保我国整体安全的需要出发，准确把握世界新军事变革及信息化战争的基本特点，大胆进行军事思维创新，构建既有现实性又有前瞻性的军事战略理论。当前，我们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确立为打赢信息化局部战争，这是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而采取的新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
（执笔人：任伟民）
党的国际宣传点亮抗日烽火
2015年08月27日 09:0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李习文 字号
打印 纠错 分享 推荐 浏览量
今天，面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以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为中心任务的国际宣传工作，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中的地位愈加凸显。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开创国际宣传新局面，仅仅追逐传播技术的前进脚步而一味求新、求变是不够的，还必须要带着一种“伟大的历史感”，从党在、建设、改革历史进程中、不断推进国际宣传的奋斗足迹和优良传统中，去获得精神的滋养和智慧启迪。其中，尤其需要关注的，是抗战时期党从无到有地开辟国际宣传战线、从弱到强地发展国际宣传力量、从分散到系统地组织国际宣传工作的光辉历程。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回顾这段历史更有其突出意义。
不打“哑巴仗”
——党的国际传播自觉的确立
自建党之日起，宣传工作就是党领导和团结民众的基本途径，是我党的传统优势。但就国际宣传而言，在抗战爆发之前，党的阶段性历史任务并未对此提出迫切需求，同时，党在这一时期所处的内外环境也没有提供开展此项工作的必要条件。因此，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前的一段时间内，我党宣传工作的对象主要是根据地的人民群众、转战沿途的社会民众以及生活在国统区的各阶层公众，专业化、制度化的国际宣传总体上并未进入我党议事日程。
抗战爆发后，中国和世界、中国党和世界各国政党之间的关系发生深刻转变。随着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我党调整了原本在纲领中将英、美、日等国无差别地视为帝国主义敌人的外交。1935年发布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中就明确提出：“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运动的民族和国家，对一切对中国民众反日战争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这些主张，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我党在开辟建立的抗日根据地开始局部执政的背景下，得到了继承和贯彻。为打开抗战外交工作局面，党将国际宣传工作提升为决策关注点和实践发力点，确立了坚定、明确的国际传播战略，由此生发出一系列主动、积极的国际宣传自觉行动。
党的国际传播自觉，首先表现为加大工作力度、推进能力建设的进取意识。在1938年3月的政治局会议和11月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党反思了党的国际宣传工作现状与时代任务需求不相适应的客观不足，发出了“加紧对外宣传”的号召，并在全党上下形成共识。1941年5月，在一二九师模范宣传队初赛会上作题为《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的报告，特别强调一二九师文化宣传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把我们真实的战斗生活反映到国际上去”，要求改变“打哑巴仗”的现象，“加紧弥补对外宣传工作的缺陷”。大力度、多方位推动国际宣传的制定工作和专门的国际宣传职能机构的设立工作随之陆续展开；同时，确保全党在此一新工作事项中协调一致、统一行动的基础性法规制度不断出台，予以规范引导。1941年5月25日，发布《关于统一各根据地内对外宣传的指示》，特别强调“统一对外宣传及采取慎重处事的态度”，明确要求“一切对外宣传均应服从党的与决定……以保障全党意见与步调的一致。”
党的国际传播自觉，还表现在冲破、批驳日伪顽污名化宣传的斗争意识。在国际上对党采取高度、实施污名化宣传，是的长期。抗战全面爆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对我党国际影响扩大和国际形象改善更为敏感，和污名化宣传变本加厉。皖南事变后，方面更大肆组织特种宣传，在海外投放谣言类宣传品，还组织人员撰写批评、质疑、史沫特莱等记者客观报道我党的文章，向境外媒体投放发表。对此，我党在抗战时期改变了之前那种接近于“清者自清”、“不值一辩”的被动应对态度，开展了积极主动、有理有力的国际斗争。1940年12月25日，发布《关于对待英美籍新闻记者态度的指示》，指出开展此项工作的着眼点之一，就是“打破顽方和一部分英美人士对我们的造谣或误解”。
建强喉舌
——党的国际宣传阵地的拓展
抗战全面爆发之初，我党严重缺乏国际宣传阵地。一方面，党在根据地所办的报纸、期刊、通讯社等，既不具备影响国际公众的硬件基础，在顶层设计中也未被赋予此职能任务；另一方面，党在国统区和海外尚未建立面向国际公众的稳定发声平台，仅依靠国际在巴黎、纽约等地创办的《救国时报》等中文报纸，其发行范围与影响力相对有限，并不能充分承担起党领导民族抗战、实现外交破冰所需完成的国际宣传任务。因此，掌握能够抵达国际场的我党媒体喉舌，强化能够传播我党声音的国际传播阵地，成为当务之急。
在根据地，党一方面组织力量，另起炉灶，新创办起专门的外宣媒体，如中宣部主办的《中国报道》（1941年转隶新华社）、陕甘宁边区文委国际宣传委员会创办的国际报道社等；另一方面盘活存量，赋予党的原有媒体力量以国际宣传职能，着力提高其相应的软硬件建设水平，增强国际传播能力。经过不懈努力，在英国友人林迈可等人的帮助下，新华社英文广播部在1944年8月成立，成为新华社走向世界的开端，新闻广播在英美本土产生一定影响。设立在美国西海岸的美国无线电广播监听机构，安排专门人员负责收听并记录新华社英文广播，作为重要信息报送至美政高级。在英国，BBC远东部将收听新华社英文广播列为经常性工作事项，同时，不少英国报纸也将新华社英文广播作为中国报道的重要来源。
在海外，我党通过派员创办媒体或加入当地华侨报纸的办法，迅速打开局面。1940年8月9日，周恩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上作题为《抗战中的文化工作和文化运动》的报告，特别强调：“海外报纸影响特别大，特别需要接近。”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在东南亚华侨华人中极具影响的《南洋商报》、《星岛日报》都有党员加入，并且多成为报社骨干，深刻影响所在报社的编辑方针。在美国，唐明照等创办《美洲华侨日报》不仅发行全美，还辐射到加拿大及南美洲诸国，影响广泛。党部特派赴美主持特种宣传的孟寿椿就曾指出，在美的多家党报为“仅有之纽约华侨日报一家所压倒，新闻编辑不如人，论说有力不如人，华侨日报销数之多，无一能及，实为本党之羞”。
通过手段紧密团结文化界、媒体界进步人士，科用各种传播力量，从而整合国际传播资源，拓展国际传播渠道，是我党建设发展国际传播喉舌力量的重要做法。如，在党的倡导和支持下，范长江等人把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这一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新闻学术团体改组为国际新闻社，经过快速发展，最多时有国内通讯站400多处、海外通讯站150多处，形成了一个覆盖广泛、高效运转的信息采集传播体系。东南亚诸国、印、美、澳以及非洲多国的共150多家报纸采用其稿件，成效显著。再如，廖承志、潘汉年等在参与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大同盟的工作过程中，特别注意发挥其所办英文媒体的国际传播效能，该组织的英文刊物《新闻通讯》成为党的重要发声平台。
此外，党还通过特殊方式，借船出海，打通横亘在党的抗战声音与国际公众之间的重重阻隔。1942年初，刘尊棋从新加坡回国，经周恩来批准，接受驻重庆的美国新闻处的聘任，担任该处中文部主任。其后，金仲华也加入美国新闻处，担任译报部主任。通过美国新闻处这一特殊通道，在“不为我所有，但为我所用”的理念下，有关抗日根据地建设情况、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等信息，均被顺利传至世界场，影响巨大。
“宣传出去，争取过来”
——党对英美记者的成功争取
抗战时期，英美等国外记者在华活动进入历史高点。他们是西方主流社会“中国观”的主要塑造者，向西方社会提供着用以判断中国抗战前途、政治力量正义性等的基本素材和核心观点。他们的职业身份，决定了他们的观察和报道能够直通西方主流媒体，在西方社会更具可信度和接近性。运用好这支力量，就可以借助西方主流媒体强大的影响功能，将我党信息送抵资本主义世界的心脏地带，发挥党的国际影响力。
作为的核心组成机构，外交部、国际宣传处等部门竭力驻华外国记者与我党接触，以此划线对不同记者采取区别对待措施，打压客观报道我党抗战和业绩的外国记者，而对那些意识形态立场僵化、对我党持有偏见的外国记者则给予扶持。但是，对我党的严密在客观上造就了一种别样的景观，那就是：有关我党政治、军事的情况，极受西方记者群体的关注，吸引着他们采访报道的兴趣。以为例，当得知有机会通过东北军的防区采访我党根据地的时候，他感到自己面临着“巨大诱惑——九年来最富有爆炸性的一条世界独家新闻”，从来没有“听说过现代新闻史上还有类似这样一个采访机会”。对党力量的浓厚兴趣、对政权的逐步失望和寻找太平洋战区可靠盟友的报道诉求，此三方面在总体上构成了英美在华记者战时新闻活动的心理基础和价值倾向，客观上为我党展开相应工作提供了基础条件和极大便利。
为争取这支国外记者报道的重要力量，我党筹划组织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在华北，党通过地下组织和力量，协调各方，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之前，就促成埃德加·访问延安，《西行漫记》里程碑式地将我党首次带入西方主流社会的视野。在武汉、重庆，周恩来及其领导下的国际宣传团队，把对外国记者的日常交往和积极争取放在全部工作的重要位置，不仅留下了众多以诚相待、道合相亲的佳话，还最终打破，协助多位美英记者到访根据地。注重在紧要的宣传战中发挥外国记者的独特作用，常能起四两拨千斤之效。皖南事变后，我党除了通过《新华日报》等媒体将事件昭告国人，还通过、史沫特莱等外国记者的报道，以正海外视听，内外并举的宣传方式，成功反击了方面的造谣诋毁。
从1936年对我党的破冰之旅，到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对根据地的集中采访报道，我党的政治先进性优势和组织有力性优势，有效转化成了在成功争取外国记者、并借此占领和道义制高点上的国际传播能力优势。正是在组织协调中外记者组团采访根据地的过程中，周恩来提出了“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与外国记者交往的理念，以及“民族、人民和党的立场，主动，真实，诚朴，虚心，认真”五个开展工作的具体原则。党人清正民主的政治生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作风，坚持抗战的优异战绩，领导人气质作风等方面发出的特殊魅力，深深征服了大多数美英记者，使得在抗战时期，延安在国际中成了进步、希望等的代名词。抗战胜利前夕，在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中总结抗战历史经验时，就论及了1944年中外新闻记者参观团对于打破封锁的作用。我党对外国记者成功争取，还在政治和外交领域中延伸生长出丰硕果实。美国外交的最高决策层也受到《西行漫记》的影响，罗斯福总统就同先后三次会谈，充分探讨中国问题，受到对我党的正面评价的实际影响。
（本文系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抗战时期中国党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研究”（14XW00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京政治学院军事新闻传播系）
营造有利于建设的国际环境
2015年01月23日 13:4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邵青 刘芳
打印 纠错 分享 推荐 浏览量
辩证地看，国际对军事行动的影响是有限度有条件的，所谓 “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只有能打得赢的，才能真正被世界其他国家乃至对手所尊重，赢得和影响国际。
国际是关系和制约国家利益和实现的重要因素。随着我国国力的持续上升，我军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和国际的焦点。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营造有利于建设的国际环境，已成为我军软实力建设中一个重大的战略任务。
有理有利有节地应对国际挑战
在“西强我弱”的世界格局中，以美国力量为主的西方是当前国际的主导力量，他们掌握着话语权，把自己描绘成道义、公理、正义的化身，借助于强大的传媒手段，形成由其主导的国际格局。国际是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的现实反映，国际政治因素对国际形成具有根本影响。由于国际具有巨大的影响，往往被各主要国家作为进行国际政治博弈的重要手段。虽然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不同是国际划分的重要标准，但归根结底，国家利益才是最根本的标尺。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并刻意制造不利于我军建设的国际。他们认为国强则必霸，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利用其所掌握的力量妄加评论，蓄意丑化、极力恶化当代中国的国家及其人民的国际形象，从而导致国际社会公众对中国产生了极大偏见。个别国家还会用所掌控的话语主导权为其发动霸权战争服务；而当我国在涉及主权和领土问题等核心利益方面，不得已采取某些军事行动时，很可能会被外部扭曲，甚至介入，使行动遇到巨大障碍。
对此，我们既要有清醒的理性认识，又要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对制约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因素，仅凭发展硬实力难以化解，在必要采取军事行动时，要充分考虑到国际环境的影响，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和战略意识，从维护战略机遇期、维护国家利益的大局出发进行研究、思考和筹划，在有理有利有节地应对挑战中树立我军形象。具体说：一方面，进一步推进高层沟通和确立军事互访互信机制，阐扬中国睦邻友好的地区合作观，释放中国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领土争端的诚意，强调通过谈判对话和友好协商解决包括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在内的各种矛盾与问题，减少或消除周边国家对中力建设和发展意图的误解。另一方面，面对不利我军建设的噪音和杂音，要有“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战略定力。辩证地看，国际对军事行动的影响也是有限度有条件的，所谓“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只有能打得赢的，才能真正被世界其他国家乃至对手所尊重，赢得和影响国际。
说与做统一赢得国际
要赢得国际认同，一是做，二是说。二者相互促进，只有二者有机统一，才能充分发挥国际的正能量，形成有利于我军建设发展的良好环境。关键的问题在于要清楚该说什么、该做什么以及如何去说、如何去做，做得好是前提，说得好是关键。一方面，按照我国防御性国防的要求，高标准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全面加强军事硬实力建设，积极参与维和、反恐、人道主义等国际事务，这是赢得国际认同的基本前提。另一方面，还要进一步“说好”。“中国威胁论”在国际中的流行，既有出于意识形态偏见而把中国“妖魔化”的原因，也有我们自身宣传不力引起的问题。从心理学角度看，人们对于所不了解的东西，无论从意识还是潜意识里都怀有恐惧和怀疑。这就要求我们讲好中国的故事，尤其是要善于讲好中国的故事，做到针对国际的不同关切且做且说，适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应势而说，应对西方媒体的造谣中伤据理论说，利用媒体平台借力巧说，完善新闻发布体系释疑解说。
光说不做不行，做了不说也不行。如果做了不说，反而会被敌对势力恶意曲解。古训中有“沉默是金”、“行胜于言”，往往认为做比说强，但是“众口铄金”，软刀子杀人，古往今来这方面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强调“要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在营造环境上，也要善于发挥与地方整体合力，充分利用与地方的力量，使军人与民众、军事部门与外事部门工作有机深度融合，鼓励社会各界和公众自觉承担起形象传播者和维护者的责任。
用好新兴媒体提升形象
面对新形势，切实改进宣传方式方法，完善各类媒体相互协同的格局。积极发挥传统权威媒体报道的主力军作用及其主导功能，同时要运用好各种新兴媒体。在新媒体的传播格局中，信息源和受众之间的角色界限逐渐模糊，传统意义上的信息源在发布信息的同时，通过和受众之间的互动，使其自身也成为了信息的接受者。网络运用的大众化，使“人人成为自媒体”，受众在一定意义上也成为信息源，如通过博客和微博、微信等手段，很多受众成为信息的发布者。可见，正是互联网深刻改变了的生成和传播格局。它不仅成为生成、集散、衍变的“主战场”，而且也越来越深度影响着人们对一个国家和的认知和印象。
（作者单位：南京政治学院）
构建与军官职业化相适应的工资福利制度
2015年05月08日 16:20:2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黄再胜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要“以建立军官职业化制度为牵引，逐步形成科学规范的干部体系”。建立军官职业化制度，必然会对我人工资福利制度的功能定位和设计提出更高要求。军人工资福利制度不仅要发挥对军官及其家庭基本生活的保障功能，而且要在吸引、保留和造就高素质军官队伍，以及促进军官个体与任职岗位相匹配等方面发挥激励导向作用。
发挥工资福利制度的激励导向作用
吸引功能。推进军官职业化进程，首要解决军官队伍的“入口”问题。相比于其他组织，组织缺乏横向进入，中高级军官只能从低级军官中择优选拔。如何严把“入口关”，将社会优秀人才源源不断地吸引到中来，事关军官职业化的制度绩效。
从契约经济学的角度看，建立军官职业制度后，军事劳动的合约关系体现为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军人个体作为代理方，通过军事劳动的有效供给来提供期望的军事安全产出。作为委托方，则通过工资福利制度安排来对军事劳动价值进行补偿。根据委托代理理论的合约逻辑，要使社会优秀人才自愿选择到服役，首先必须满足其参与条件约束，即提供的工资福利待遇水平至少与其保留收入相当。同时，考虑到军事职业的特殊性，军人工资福利待遇水平的确定还须附加风险溢价，以对军事职业的艰苦性、危险性、约束性和流动性进行额外补偿。提供的期望收入越是高于社会优秀人才的保留收入，军人工资福利制度的薪酬竞争力就越强，吸引力就越高。因此，在军官职业化的制度建构中，对军官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的强调不应该遮蔽对军事职业特殊性的价值尊重和价值补偿。更何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军官职业自豪感、荣誉感的培育和维系也离不开军人经济地位的有力支撑。
激励功能。长期以来，组织主要依赖内部晋升和“非升即走”来激励和管理军官队伍。由于晋升资源极为有限，对于大多数职务受限人员，内部晋升难以对其服役行为产生激励作用。同时，“非升即走”会造成大量适用人员的过早流失和军事专用性人力资本的白白浪费。如何针对那些失去正常晋升机会、但仍是所需人才的军官个体另辟激励通道，使其能够继续安心服役，甚至乐于“终身为伍”，是推行军官职业化必须破解的激励难题。
建立军官职业化制度，鼓励优秀军官在长期服役，就必须建立一套与职业化相适应的激励机制。从理论上讲，在军人工资福利制度设计中，如果能够建立起充分反映军事劳动特点和军事劳动贡献差异的绩效工资制，使那些职务不提升而又有军功者同样可以提高待遇，军官队伍士气和人员稳定便有了基本的制度支撑。是一个典型的公共部门组织。公共部门共有的诸多组织特性，譬如公出的难以度量性、相对绩效比较的有限性和激励提供的硬预算约束性等因素，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绩效工资制在组织中的激励功效。由此，组织推行奖励工资等绩效工资制度，关键在于能否建立起一套客观公正且行之有效的军人绩效考评机制。
分选功能。职位、岗位不同，对人员能力素质和专业技能要求各异。如何构建起高效的人员能力素质甄别机制，促进组织人力资源配置实现“优者留、劣者去”和“能者上、庸者下”，事关组织竞争优势和生机活力。薪酬管理理论认为，不同类型员工偏好不同，对组织工资福利制度具体安排的反应也各异。实践中，员工工资福利制度的合理设计，特别是绩效工资的适度运用，可以作为一种甄选手段，来吸引、留住与组织相匹配的员工，从而实现组织人力资源配置的结构优化。
在军官职业化背景下，军官“出口”管理要着力解决两个关键问题。第一，要让适用人员，特别是关键岗位的骨干人员保持稳定。这样，才能确保军事专用性人力资本的持续生成和关键岗位核心军事能力的不断提升。第二，要让不适合继续服役人员适时退出，以盘活军事人力资源，实现军官队伍人员结构的动态优化。要实现“留得住”与“愿意走”，也同样要求培育和发挥军人工资福利制度的分选功能。军人工资福利制度分选功能的充分彰显，能够有力提升军官队伍有序流动的活力和效率，降低军官职业制度的实施成本。为此，军人工资福利制度的设计，一方面要以动态满足各类人员参与条件约束和激励兼容约束为归依，构建制度化、常态化的军人工资增长机制和灵活化的工资福利结构调整机制。另一方面要以解决退役人员后顾之忧为立足点，构建多层次的军官退役福利保障机制，使拟安排退役人员主动走、走得安心。
建立与维护工资待遇的比较优势
军人工资福利制度一直是我军人力资源制度建设的“重头戏”。经过十余次调整改革，各项待遇不断完善。但同时也必须看到，我军现行军人工资福利制度的实际运行还存在诸多性障碍、结构性矛盾和性问题。不仅不能很好地与国家收入分配制度创新相适应，而且也尚未形成公平、合理和规范的军人收入分配秩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军人工资福利制度改革，努力构建与军官职业化功能需求和国家收入分配制度创新相适应，科学规范、运行有效且成熟定型的中国特色军人工资福利制度，显得越发重要和紧迫。
健全军人工资定价机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军人工资福利制度吸引功能的实际功效，取决于薪酬竞争力的高低。健全军人工资定价机制，就是要建立与维持工资待遇的比较优势。为此，必须“正确认识和运用物质利益原则”，不断完善军人工资水平确定机制，尽快建立军人工资评估和增长机制。
在完善军人工资水平确定机制方面，考虑到国家公务员与军官群体在劳动性质、职业特点和人事管理方式等方面具有相似性，因此军人工资水平确定应以国家公务员为参照对象，并以高出国家机关公务员全部工资收入的20%为宜。在建立军人工资评估和增长机制方面，应从宏观上以立法形式建立军人工资增长与GDP增长指数、物价指数和社会工资水平波动相挂钩机制，定期评估军人工资待遇的薪酬竞争力；从微观上要搞好基数增长和结构增长的整体设计，谋求增资改革的最佳效益，以实现军人工资水平增长的制度化和常态化。
优化工资项目结构。军人工资项目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应遵循“体现军事职业特点更加充分、落实按劳分配原则更加到位”的原则，以促进军事劳动有效供给和军事专用性人力资本形成为依归，健全分配要素，优化分配结构。为此，改革基本工资制度，确立工资项目在基本工资中的主体地位，以强化基本工资的年功属性，鼓励军官在本职岗位上建功立业。完善军人津贴补贴制度。津贴补贴体系的整体设计既要有充分体现军事职业特点和军事劳动差异的针对性，又要有及时反映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和新质战斗力生成需求的灵活性，着力使军人津贴补贴向特种人员、特殊人才倾斜；向基层、边远艰苦地区倾斜；向一线作战人员和新型作战力量倾斜，确保主战力量一流待遇、高级人才超常待遇、艰苦环境特殊待遇。强化奖励工资功能。可考虑将现行每年一个月基本工资的固定标准调整为以3—5个月基本工资为上限的浮动标准，扩大激励区间，让奖励工资真正“随实绩走”，充分发挥其“激励因子”作用，以实现其奖勤罚懒的激励功能和留优去劣的分选功能。
改革军人福利待遇制度。军人福利待遇制度改革和完善，在于不断提升军人福利待遇保障水平和保障质量，充分发挥其在引才、聚才和励才方面的“倍增器”效应。为此，要以继续深化军人医疗、保险、住房保障和职业培训等制度改革为突破口，着力构建与军人职业特点相适应、以改善性福利和发展性福利为主体的新型军人福利待遇体系；重点推行福利保障供给的标准化、货币化和社会化改革，有效破解军人福利享受“苦乐不均”问题。同时，借鉴外军有益做法，建立和完善军人退休退役福利待遇制度，解决广大官兵的后顾之忧，确保现役人员积极献身强军实践，拟安排退役人员走得顺心。
（作者单位：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政治工作理论教研室）
增强军事职业吸引力构建军人退役教育资助制度
2015年10月08日 08:5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黄再胜字号
打印 纠错 分享 推荐
建立军人退役教育资助制度，不仅可以提升退役军人就业竞争力和就业质量，有效破解退役军人安置难题，而且能够凝聚军心、提升士气，成为日益吸引更多高素质人才的利器。在强军兴军的新形势下，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军人退役教育资助制度，是推进我军军事人力资源制度创新、提升军事职业比较优势的题中之义。
制度构建正当其时
破解退役军人安置难的有效举措。退役军人能否妥善安置，事关国家政权和社会稳定，也关系军事职业吸引力建设的制度绩效。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指令性安置与市场就业机制的矛盾不断扩大。近年来，退役军人安置数量难落实、安置质量难保证、安置渠道难拓宽，不同程度上造成退役军人的隐性失业，延缓了退役军人再社会化进程，形成了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改革和完善现行军人退役安置制度，推动退役军人从“被动就业”走向自谋职业，是破解当前退役军人安置难题的治本之举。
由于退役军人服役期间形成的人力资本具有很强的军事专用性，与市场要求的人才素质结构存在很大差异，只有经过一定的教育，才能习得适应社会需求的职业素质和岗位技能。退役军人经过教育培训后，自然会拓宽就业渠道，其安置难的问题就会得到根本缓解。
推进军官职业化进程的内在要求。军官职业化是新形势下我军军事人力资源制度创新的重要内容。军官职业化后，军人个体服役或继续服役的实际选择，主要反映的是一种基于职业利益比较的择业行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军官职业化的改革成效根本上取决于两个关键性制度安排。
一是从入口看，要培育和维系军事职业的比较优势，以保证优质兵员的充足供给；二是从出口看，要改革完善退役军人安置机制，以保证拟退役人员能够有序退出。当前军官职业化进程，除了需要改革创新现行工资福利制度，增强军人薪酬竞争力外，也应该借鉴外军有益经验，加快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军人退役教育资助制度。实施这一制度创新，在当前军事职业吸引力不彰的情况下，不仅能够增强军事职业“含金量”，吸引更多适龄青年参军服役，还可以通过提升退役军人职业适应能力，为推进军官职业化所要求的人员分流创造条件。
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公平的现实需要。长期以来，我国退役军人安置采用二元制度设计，分类安置，差别对待。随着我国经济改革深化和战斗力生成模式的转变，退役军人就业的二元化制度设计正面临挑战。主要是随着武器装备的信息化、智能化和集约化，对普通士兵的军事综合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士兵与军官在战斗力生成中的要素异质性不断消弥。退役军人再就业继续沿袭分类安置、差别对待的做法，不仅损害了退役军人的就业公平，同时也加剧了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降低了人力资源配置效率。建立军人退役教育资助制度，针对退役军人，无论是退伍义务兵, 还是复员转业军（士）官，只要符合规定，均给予经费资助，不仅可以促进退役军人教育平等，而且会有力推动退役军人自主就业创业，从而逐步消除指令性安置下退役军人就业机会的不平等，实现退役军人就业公平。
制度构建需要顶层设计
建立系统完备的体系。一是确定资助对象和资助条件。资助对象的确定，应采用一元化管理模式，即退役军人个体无论是转业军官，还是复员士官；无论是城镇退役士兵，还是农村退役士兵，只要符合规定，均可享受教育资助。在资助条件方面，原则上只要服现役满两年且光荣退役即可享受。二是确立资助方式与资助标准。军人退役教育资助方式直接决定教育培训服务的供给模式。基于现阶段我国退役军人流动性大、简政放权和各类教育培训机构的现状，军人退役教育资助的具体运作，应摒弃既“点菜”又“端菜”的做法，由退役军人自主选择学校和专业，学费由财政按标准和隶属关系补助退役军人学生所在学校，生活费及其他学习补助直接补给退役军人本人。资助标准的确定可根据服役时间、军功大小、培训类型、学习方式和地区生活成本等因素，确立基数，酌情增减。
建立便捷高效的运行机制。建立便捷高效的运行机制，细化实施流程，明确权责与分工，是推行军人退役教育资助制度的组织保证。基于我国行政管理架构和群团组织的发展现状，可建立以为主、地方为辅、群团组织参与监督、其他部门相互配合的军人退役教育资助运行机制。在层面，应尽快改变现行退役军人安置机构重叠、职责交叉和政出多门现象，整合相关机构与人员，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下设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局，整合民政部优抚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军转安置司的现有职能，统一管理军人退役安置事务。在军人退役教育资助方面，其主要负责退役军人申请资格审核和资助金发放，并组织第三方机构对教育培训机构进行质量认证。各级地方建立相应的办事机构，负责本地区退役军人教育资助金发放，并提供教育信息和项目咨询等具体服务。
建立全过程质量管理机制。从效果看，为提高军人退役教育资助的制度绩效，有必要加强教育培训机构的准入管理和退役军人学生的学业管理。可借鉴国外高等教育质量认证的有益做法，依托第三方非组织定期对各类教育培训机构进行认证、评估，合乎质量标准的教育培训机构方可进入退役军人教育培训服务市场。同时，建立退役军人学生在校情况定期报告和随机抽查制度，适时监控退役军人学生参训率和完训率。对完不成教育培训任务、达不到要求的教育培训机构，取消其退役军人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资格。
建立畅通的沟通反馈机制。军人退役教育资助制度的顺利推行，需要退役军人有充分的知情权。退役军人对教育资助内容和实施细则不甚了解，就难以作出合理的学业规划和课程选择。要通过建立畅通的沟通反馈机制，强化主管部门、退役军人与学校职能部门的沟通和交流，实现相关信息的适时发布和实施效果的适时反馈，以保障退役军人的知情权和建议权。在全媒体时代，主管部门要树立互联网思维和即时服务理念，在保证信息安全的前提下，探索建立全国统一互联、资源共享、高效兼容的退役军人服务管理平台，依托网络移动数字终端和微信等新媒介开展咨询、学业规划指导等相关服务。
制度构建亟待配套改革
推进军人退役教育资助法制化。外军退役军人教育资助都有明确法规。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专门促进和保障退役军人教育培训权利的法规。近年来，各级只是出台了一些相关的暂行措施，制定和实施缺乏系统性、稳定性和可预期性。为此，我国应以推进国防与法治化建设为契机，尽快制定出台《退役军益法》，对退役军人享受教育资助等生存和发展权益进行立法保障，以彰显和社会公众对退役军人的价值尊重和再社会化支持。从长远看，退役军人教育资助的法制化，将走上依法安置、依靠自我能力的就业之路。
改革完善退役军人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社会化退役军人社会保障制度，是保障军人退役后生活安全和进入劳动力市场合理流动的前提。长期以来，福利保障“单位化”以及“内外”保障水平落差形成的福利樊篱，严重妨碍了退役军人在劳动力市场的合理流动。为此，要加快构建既能与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创新相适应，又能充分关照退役军人群体特殊性的退役军人社会保障制度，提供包括养老、医疗、保险、住房和维权等方面的全方位保障。通过退役军人社会保障社会化，逐渐消解退役军人就业取向的“内情结”，为退役军人接受教育培训和自主就业消除后顾之忧。
建立完善退役军人就业扶持制度。给退役军人提供必要的就业扶持，引导和帮助他们顺利实现职业转换，是职责之所系。目前，我国虽然在就业优先、税收优惠等方面给退役军人以就业扶持，但原则性规定较多，可操作性不强。可考虑建立就业创业指导制度，引导和帮助退役军人进行个性化职业规划，适时提供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出台退役军人自主创业激励，促进他们发挥专长，使其获得职业成功。
（作者单位：南京政治学院）
完善战略领导力培育机制
2015年12月05日 09:0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李丛禾 字号
打印 纠错 分享 推荐
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地缘战略格局中，我国国家战略目标与总体观的贯彻实施，对我军高级军官战略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通过解读美军战略领导力的内涵特点、培育路径等，批判地吸收借鉴其经验，可更好地构建我军战略领导力培育体系。
战略思维能力是战略领导力核心
美军认为，领导力就是战斗力，它直接体现在作战指挥和战斗过程中。现代战争正在成为领导力的战争，领导力的强弱对战争胜负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运筹帷幄的战略领导力，是驾驭战争的基础、统领三军的艺术、提升战力的至要。
美国陆军战争学院对战略领导力的传统界定是：在一个多变的、不确定的、复杂的、模糊的全球环境中，面对机遇和挑战，通过塑造组织文化、分配资源、发布和指令以及构建共识等途径来达成共同期待的愿景。可见，战略领导力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一个瞬息万变的全球战略环境中施展战略艺术，首先要为组织提供愿景，也就是长远的发展目标。通过构建共识来获得多方的认同，通过塑造组织文化来支持组织愿景，通过合理分配资源、制定发展战略等方式谋求组织发展。这就要求战略领导具备开阔的全球视野、敏锐的思维能力以及深入的跨文化理解力。战略领导力具备全局性、长远性、前瞻性、创新性等特征，表现为整合力、预见力、创新力和执行力。其核心是战略思维能力，它可以有效地整合领导者的品格特质和专业知识，使之转化为强大的行动力。具体而言，战略领导力主要发挥三种角色的作用：战略领导者、战略理论家和战略执行者。战略领导者提供战略构想和目标，激励他人思考和行动；战略理论家提出战略概念和理论，研究战争历史，传授战略艺术；战略执行者制定和执行战略计划。
从领导层次来看，美军基于“是（Be）、知（Know）、行（Do）”三大领导力经典法则构建了一个金字塔形的领导力培育框架，将领导力分为三个层次，战略领导力处在金字塔的顶端。所谓的“是（Be）”就是领导者的品格特质，“知（Know）”是领导者的专业知识素养，“行（Do）”是领导者的行为实践能力。这是战略领导力的基础。处在最低层面的是直接领导力，也就是战术领导，它以个体/分队任务为导向，关注凝聚力、程序和激励机制。处在中间层次的是组织领导力，即战役领导，它以组织/系统/过程为导向，关注风气建设和指导，而战略领导力则着眼全球性、区域性或国家的视角谋划的长远发展，其核心要素在于文化价值观。美军的战略领导力根植于美国战略文化，后者又同时决定了美国战略的本质特性，即保护和输出美国的价值观。
美军战略领导力培育路径
美军认为，领导力的培育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只有通过长期实践和教育才能不断提高。基于国家利益的战略文化是美军战略领导力的文化根源。零和博弈的观、“世界领袖”的目标观以及崇尚实力的力量观是其战略文化的核心。美军正是在这种战略文化观的浸润下，通过院校教育、实践锻炼和自我发展三大途径，来培育高级军官的战略领导力的。
依托院校教育提高战略思维层次。美军高级军官的联合职业军事教育主要由6所院校承担，即国防大学下属的国家战争学院、艾森豪威尔与资源战略学院，以及4所军种高级院校，分别是陆军、海军、空军、海军陆战队的战争学院。美军院校主要是通过构建科学的课程体系、打造契合战略领导能力本位的培养模式，来培育军官的战略领导力。
美军院校战略领导力课程的重点是战略教学，课程设置以战略研究为主，引导学员分析战略、军事战略，训练学员的创新性思维、批判性思维、系统思维、历史思维等能力，强调拓展学员的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科技等方面的视野，培养学员从战略层面上思考国家与军事战略制定的能力。总的目标是提升高级军官的战略思维素养，培养应用型战略家和少数的理论战略家。一般而言，美军战略领导力课程分两大类：一类是内部开设的。美军每个军种都有自己的战略领导力课程，如陆海空指挥官课程、高级指挥与参谋课程、联合信息战高级应用课程等。另一类是合作办学。就是与地方大学、防务智库、盟事学院合作开设的高级领导力课程，课程涵盖面也很广，如危机弧、黑海安全计划、美俄安全计划、国防战略领导力、国家与国际安全执行力、战略思维等。这些课程周期长短不同，相互竞争又各有特色，为高级军官的继续学习和研究提供了宽广的教育平台。
总之，美军通过课堂研讨、案例分析、决策演练、本土及海外考察、各作战司令部参观见学等灵活多样的方式，打造了契合战略领导能力本位的培养模式，增强了学员的能力，开阔了学员的视野。
通过实践历练提高战略领导力。美军重视通过岗位实践来培养高级军官的战略领导力。岗位轮换制度是美军培养人才的重要制度，军官在国内与国外、与机关院校、指挥专业与勤务专业，以及军兵种之间进行岗位轮换。在同一岗位任职时间一般不超过4年，最长不超过6年。美军高级将领几乎都有丰富的任职经历。通过反复交叉任职，丰富了任职经验，强化了岗位能力，积累了战略素养。这就是美军通过多样化任职经历锻造战略领导力的典型案例，它较完美地融合了院校教育、实践锻炼和自我发展三种成长路径，也体现了从直接领导力到组织领导力再到战略领导力的渐进培养过程。此外，美军还充分利用联合军事演习，执行海外作战任务，参加国际维和活动、反恐行动、抢险救灾等国际事务的机会，让官兵们在亲身置于现实的战略环境中开阔视野，以提高理解和把握战略行动和战略事务的能力。
利用自我发展机制鼓励学员学习战略知识。军官可根据自身特点设定个人目标，利用终身教育体系提供的各种学习途径，有针对性地补充工作岗位教育和院校教育之外的知识和技能。如个人可通过专业阅读以及到地方院校进修等方式，以达到自我发展和提高的目的。美军还采取各种措施支持军人自我发展，如各军种参谋长、参联会每年都要开列专业阅读书目并定期更新，同时资助军官到地方高校攻读学位，并提供大量资源强化终身学习。美军参联会马丁·邓普西曾在2012年开列了一份阅读书目，这张书单覆盖的范围较广，既有战争与谋略类书目如《孙子兵法》、《战争论》、《海权论》等，也有军政关系类书目如《军人与国家》等，还有地缘战略方面的《印度洋与美国权力的未来》、关于组织形态变革的《海星与蜘蛛》，以及著名战略领导人的传记，如《华盛顿传》、《马歇尔传》等。可见，专业阅读对领导者完善知识面、拓宽视野、提升战略眼光、强化战略素养发挥着重要作用。
构建我军特色的战略领导力培育体系
军事领域是最需创新活力与创新精神的领域。我们在加强宏观统筹、注重顶层设计的同时，应坚持传统与创新相结合、院校与相结合，从院校教育、实践历练和自我修养三个方面着手构建我军特色的战略领导力培育体系。
注重院校教育。首先，应构建科学的战略领导力课程体系。中高级军事院校应着力增强联合作战人才的培养力度，密切跟踪发展形势和军事斗争的需求信息，增加国家战略与安全规划、军事战略与外交关系、战略领导力建设、反恐及维稳行动、网络战与信息战等方面的课程比重。其次，要以灵活务实的教学和考核方式，真正把战略领导力的培养落到实处。如调研见学、撰写研究报告等。最后，要探索合作办学路径，如与地方大学、研究中心、民间智库等联合开发战略领导力课程，丰富和充实我军院校的领导力课程体系。
强化实践历练。应强化过程建设，加强实践锤炼，切实解决长期以来我军军官“直线发展、素质单一”的局面。首先，要科学规范军官尤其是高级军官的岗位分类、能力评价标准、岗位任职期限、考核实施程序、考核与任用衔接关系等。其次，健全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路径，促进丰富高级军官的任职经历，走“先学后用、考用一致”的路子，确保具备联合素养是高级军官晋升的必要条件，“用优汰劣”，打造一支具备战略领导力的联合素养军官队伍。
支持自我修养。应采取措施支持高级军官的自我发展，树立终身学习理念，强化专业阅读和自我修养。习曾指出，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深刻认识现代领导活动与读书学习的密切关系，深刻认识领导干部的读书学习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工作水平和领导水平，真正把读书学习当成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工作责任、一种精神追求。
（作者单位：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政工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