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孔子与《论语》孔子，公元前551年夏历八月廿七日生于鲁国昌平乡陬邑(今属山东曲阜)，卒于公元前479年夏历二月十一，享年73岁。

孔子的先世是宋国贵族。六世祖孔父嘉在宋国的一场内乱中被杀，其子逃到鲁国定居，遂姓孔。孔子的父亲叫叔梁纥，是鲁国有名的勇士，曾立战功。叔梁纥晚年，与一颜氏少女结婚，祷于尼丘山而生孔子，孔子生而头上凹陷，故名“丘”，字仲尼，“仲”表排行第二，“尼”即本尼丘山。后世封建王朝封孔子为“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人们提到孔子，一般就称“孔子”，因为先秦学说的代表人物或文化名人常称“子”，有尊敬的意思，故称孔子比较合适。称“孔丘”，直呼其名，不尊敬。称“仲尼”，亲切有之，尊敬则不够。称“孔老二”，当然就很不尊敬了。至于“至圣先师”、“文宣王”之类，除了祭孔时外，很少有人这样称呼。

孔家“宋国贵族后代”的身份，在鲁国没什么用。尽管叔梁纥凭力气立了些战功，但孔家的社会地位仍不高，只是相当于平民而已，故《史记》称孔子“贫且贱”，孔子也自称“少也贱”。孔子出生不久，叔梁纥就去世了。

孔子毕竟是贵族后代，继承了贵族重视文化的良好传统。鲁国是周公封地，尚礼气氛很浓。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作为贵族后代的孔子，自然受到了强烈的熏陶。他为儿戏时，就常习礼仪。稍长，孔子一边劳动以维持生计，一边刻苦自学，并虚心向人请教。他干过多种“鄙事”，当小秘书，管理牛羊，保管仓库，驾驶车辆，样样都干得不错。“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艺艺在行。于是，孔子声名渐起，他就开始收徒办学。

鲁国实力派贵族孟僖子临终前，留下遗言，要儿子孟懿子拜孔子为师学礼。(见《史记》)后来，孔子又赴周“进修”学礼，并与老子论学。他回鲁国后，来学者益多，影响益大。

孔子51岁那年任鲁国中都宰，继而又任司空，52岁升任大司寇，55岁又兼任代理宰相。孔子在为官期间，内政外交，文治武功，都有建树。但是，他与鲁国实权派“三桓”政见不合，在代理宰相数月之后便辞职，离开鲁国，到别的诸侯国谋求发展。

孔子到过卫、宋、陈、郑、蔡、楚等国，所到之处，都受到当地国君的礼遇，但始终没有被委以官职，没有机会实现他的政治理想。旅途之中，屡遭困厄，人们说他“累累若丧家之狗”。

孔子周游列国无所遇。68岁那年，他回到鲁国定居，一直到去世。回到鲁国后，他主要做了三方面的事。一是继续办教育，培养学生。二是整理和研究古代文献。《诗》、《书》、《易》、《礼》(现

称《仪礼》)、《乐》(附于《诗》的乐谱，已亡佚)、《春秋》，号称“六经”，一般认为都是孔子整理或编撰的。三是评论时政，当政治顾问。孔子是鲁国前大司寇，前代理宰相，又是著名学者，是当时许多要员的老师，在鲁国很有影响。更重要的是，孔子始终没有忘情于政治。因此，他常就鲁国政治发表评论，政界要人，包括“三桓”之一的季康子和孔子的一些学生，常就某些问题向孔子请教。当然，孔子的有些意见被采纳，有些则未被采纳。孔子与鲁国实权派政见上的不同，始终没有消除。

孔子的言行事迹，主要见于《论语》、《礼记》、《左传》、《荀子》、《史记》等书中。其中当然以《论语》最为集中，也最为可靠。

《论语》共20篇，乃孔子弟子及其后学所编。《汉书·艺文志》云： “《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或云，言语符合义理谓之“论”，与人答问辩难谓之“语”。《论语》记录孔子的思想言行，也有不少是孔子弟子的思想言行，主要是纪言，绝大部分是三言两语，甚至只是一句，因此，《论语》被人称为“语录体散文”，又以多格言著称。 1

孔子之道，博大精深。颜渊曾喟然赞叹道：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颜渊能“闻一知十”，又亲承孔子指授，于孔门中为头号高足，他尚且感到孔子之道如此难以把握，何况别人！

西汉时，定《论语》为专门之学，设博士专门研究、传授。《隋书·经籍志》将《论语》列入《经类》。宋时《九经》中有《论语》，朱熹将《论语》、《孟子》与《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二篇合编为《四书》，并为作集注。明、清官方将朱注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朱注《四书》遂为读书人的必读书，影响之大，罕有其匹。

古往今来研究《论语》的著作极多。日人林泰辅《论语年谱》，著录历代研究《论语》的著述达三千种之多。影响比较大的有这样几种： 三国·魏·何晏《论语集解》，宋·邢昺《论语注疏》，朱熹《论语集注》(即《四书集注》本)，清·刘宝楠《论语正义》。近人杨伯峻、金良年都各自著《论语译注》行世。叶圣陶编《十三经索引》，可以很容易地查到包括《论语》在内的《十三经》中的任何一句话的出处。

二、 《论语》论“仁”

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仁”。“仁”是一种道德观念。在《论语》中，孔子对“仁”的解释尽管有许多不同，但“仁”的基本内容还是很明确的，这就是“爱人”。孔子极力鼓励人们“为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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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 “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又说： “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可见为仁并不难。但孔子从来没有以仁许当时的任何人，就是他本人，也从不敢以仁自居： “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可见仁又不容易做到。

说仁不容易做到，是把“仁”作为一种完美的道德境界来理解。这种境界完美地体现“仁”的观念。达到这一境界的人，他的思想行为就都能完美地体现出“仁”。这种境界，当然不是容易达到的。说为仁不难，是把“仁”看做向作为道德境界的“仁”前进的具体进程，或者说是实践活动。尽管“仁”的境界很难达到，但向着这个境界有所前进，则并不是难事，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人们不能因为“仁”的境界难以达到而不敢向这一境界努力，不能因为某些具体的努力容易为而不屑为，也不能将向“仁”这一境界前进中达到的某些阶段错当成“仁”的境界而停止前进。

人们都应该不断地向“仁”这一境界努力。《里仁》云： “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达到这一境界固然难，坚持下去也不容易。孔门弟子之中，颜回也只能“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孔子本人，虽然没有以仁自许，但坚持不断地为仁，则是他平生自负之处： “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而已矣。”因此，为仁贵在坚持。

坚持到什么时候？坚持到生命结束。“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为了成就“仁”，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

大家都向“仁”这一道德境界努力，大家都“爱人”，这世界充满了爱，会变得多么美好！

三、 《论语》论“礼”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到底怎样来处理？总得有个准则，这个准则，就是“礼”。当然还有法，但法也是由礼出。“礼”规定了每个社会角色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权利、义务和行为规范。“不学礼，无以立”。“不知礼，无以立也”。每个人都在社会中充当不止一个的社会角色，如果不知道自己所任社会角色有哪些权利和义务，行为当如何，当然就无法自立于社会。

具体说来，《论语》中言礼，大致言其有互相联系的三大功用。

第一，礼能创造和谐。“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社会上每个人都按照礼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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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相应社会角色的权利、义务和行为准则行事，整个社会，上下尊卑，各有所序，各有所司，井井有条，安定和谐。若有矛盾，大家依礼为准，

达成共识，矛盾也就消除了。这样，社会自然就容易治理了。故云： “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又云： “上好礼，易使也。”

第二，礼能明示行为规范。行为必须有个规范，有个标准，过与不及，都是不可取的。礼就是这种规范，或云标准。人们的行为，从各种典礼一直到举手投足，都要依礼而行。例如，恭敬是一种美德，但过度的恭敬就显得卑下，不够恭敬又显得傲慢。那么，怎样才算恰到好处的恭敬？以什么为标准来衡量？以礼为标准。今人常说待人接物要“不卑不亢”，以什么为标准？也是以礼为标准。当然，古今之礼，大有差别。《泰伯》中孔子说： “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恭、慎、勇、直，无疑都是美德，但如果失去了礼的规范，这些美德就会成为缺点。因此，孔子云： “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提倡“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第三，礼有文饰作用。一个人本质很好，心地善良，清纯无邪，这当然是不错的。如果他对待人接物、周旋应对等种种礼节一无所知，不知怎样跟人交往、合作，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正如质地极好的物品未加文饰，还不能称完美。因此，对一个人来说，礼还有文饰的作用。子路问孔子，怎样才算是一个完美的人，孔子的回答中就有“文之以礼乐”一条。孔子又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一个人质虽美，但还有待于礼的文饰。现代社会中的公关礼仪，不就是一种“文饰”么？

孔子所说礼的这三大功用，现代社会的礼也是同样具有的。所不同的是，古代的礼，包括了现代社会中许多属于“法”的内容。因此，现代社会中礼所起的作用，不如古代社会中礼所起的作用那样广泛和重要。

礼本身是无为的，归根到底，它的种种作用，还要通过人体现出来。因此，人如何守礼，还大有讲究。

《八佾》中林放问礼之本，孔子回答，礼之本不在形式，而在感情。儒家又说，“礼顺人情”，也是这个意思。人情或感情是什么样的？当然是符合“仁”的各种美好的道德情操。因此，行某种礼，就应该具有或应该注意培养与此相应的感情，否则，守礼就徒具形式，丧失了它的意义，起不到它应起的作用。孔子参加丧礼，这一天就不唱歌。孔子在有丧事者旁边吃饭，就不忍吃饱，为什么？行此礼，有此仁心。孝子行三年之丧，要确实怀有孝心，否则，即使三年中恪守居丧之礼，又有什么意思呢？不是“伪”么？《阳货》中孔子云：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礼乐只是形式，那么，感情

才是内容，是本。后儒行礼，大多只注重礼本身而舍其本，无真情实意，故反儒者常攻击儒家所尚之礼为“伪”。其实，非礼伪也，乃行之者伪也。我们行现代社会之礼，也要注意这一点，评论别人行礼，也要用这样的眼光。前者是不以“伪”欺人，后者是不被人之“伪”所欺。

孔子之世，夏商之礼基本上只是以历史文化的形式存在。周礼实际上也已很少真正实行，即如向以尚礼著称的鲁国，周礼也已残缺不堪。当时社会，“礼崩乐坏”。因此，孔子主张“复礼”。复行周礼么？不尽然。在孔子看来，周礼的礼乐文化，远胜夏商，但夏商之礼，也不无可取之处。因此，孔子欲复之礼，当是集三代之长的礼。颜渊问为邦之法，孔子答云“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这就是取三代礼之长而行之。

礼当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孔子也似乎认识到了这一点，他看到三代之礼在相承中有增删，并承认这种增删的合理性。但礼的发展变化会到什么程度，皮毛会改变，筋骨会不会改变？孔子没有明确的论述。后儒注重沿袭周礼，反对变革，更反对根本的变革，认为三礼是经典。事实上，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历代的政治设置和朝野的各种礼仪，甚至国家的法律和民间习惯法，基本上都是以周礼为蓝本的。社会在发展，礼还主要是周礼，这礼当然就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在封建社会，礼的主要部分起了维护封建统治、阻碍社会发展的消极作用。 3

现代社会需要什么样的礼？当然是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礼。我们要继承传统文化中仍适用于今天的礼，当然也要毫不吝惜地抛弃那些已陈腐的礼。我们还要吸收适合我国国情的外国之礼，当然也不能盲目引进与我国国情相违的礼。此外，我们还可以对传统的和外国的礼加以变化改造，使之适合于我国现代社会。

四、 《论语》论孝、悌、忠、信、智、勇、恕

人归根到底是社会的人。一个人的道德修养，都是从他与社会、与其他人的关系中体现出来的。仁是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人类的其他种种美德，都包括在“仁”之中，或者说，这些美德都是“仁”在某些方面的体现。

《论语》中讲得比较多的美德，主要是孝、悌、忠、信、智、勇、恕，下面略作介绍。

孝、悌。孝是敬爱父母，悌是敬爱兄长。《学而》中说，孝、悌是为仁之本。孝、悌是人的天性，爱父母，爱兄长，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推广爱心，爱及社会而成仁德，所以说孝、悌乃为仁之根本。《论语》中悌讲得不太多，不外要顺从兄长，对兄长恭敬有礼。孝讲得比较多。如何做到孝呢？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对今天仍具意义。

一是能敬。子游问孝，孔子云： “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孝道之要在于敬。赡养父母，若只满足于使父母免于冻饿之患，则与养犬马有什么区别呢？《礼记·祭义》引曾子语云： “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这也是强调行孝当以尊敬父母为重。能行大孝者，一定能行中孝、下孝。行中孝、下孝者，则未必能行大孝。给父母长辈创造优裕的物质生活，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而尊敬父母，则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前者是“能不能”的问题，后者是“为不为”的问题。认为谁给父母钱物最多谁就是最孝，这实在是孝的误区。因此，孝父母长辈，首在于敬。真正能敬者必“能养”。

二是能谏。君有过不谏，是谓愚忠；父有过不谏，是谓愚孝。愚忠不忠，愚孝不孝。君有过，父母有过，儒家都主张必须谏。父母有过而能谏，方能称孝。孔子说： “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谏要注意两点。一是谏时不能声色俱厉，而是“几谏”，“几”，微也。二是谏而不听，必须一直谏下去，且终不失其敬，终无其怨。孟武伯问孝，子曰： “父母唯其疾之忧。”孝子当以父母的缺点为忧。能忧而后能谏，谏而父母能改正缺点，父母改正缺点而能免于祸患屈辱。能使父母免于祸患屈辱者，当然是孝子。后来的荀子也认为，大孝之人，不应该盲从父母，孝子当是“争子”，“父有争子，不行无礼。”争者，能谏也。

三是能体察父母的爱子之情。子夏问孝，孔子曰： “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出力为父母服务，有了美食先敬父母，这些都是孝的最基本的内容，并不难做到，只有“色难”。“色难”，色养为难也。“色养”就是子女的颜色表情，要使父母愉悦。父母爱子心切，子女的不顺心之事，会使他们难过。子女要体察父母的这种爱子之心，就尽量不要使父母为自己难过，因此，有忧患，有愠怒，有悲戚，在父母面前，不能行之于色。一个人，如果真正能体察父母的爱子之情，就应该谨于守身，免辱身以贻父母羞，免伤身以贻父母戚，免行为无常以贻父母忧，如此才能真正有效地实现“色养”。

忠、信。《论语》中提到“忠、信”之处甚多。孔子两次说应该“主忠、信”。孔子的四大教学内容就是“文、行、忠、信”。

先讲“忠”。朱熹云“尽己之谓忠”，亦即尽心尽力之意。《论语》中讲的“忠”，不是特指对国君的“忠”。尽心尽力为别人操劳，这就是“忠”，不管对方是什么人。曾子“吾日三省吾身”，所省即有“

为人谋而不忠乎”一条，反省自己为人谋划是否尽心尽力。某“鄙夫”向孔子请教，孔子也竭尽所知以告，这也是“忠”。当然，《论语》中所讲“忠”也包括对国君的“忠”。《八佾》云： “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再讲“信”。朱熹云“以实之谓信”。实事求是，诚实不欺，讲信用，言而有信。《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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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孔子提倡“谨而信”，“言而有信”。曾子每日所省三个方面，就有“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一项。

从个人的立身行事到治国平天下，“信”都是至关重要的。《为政》中孔子云：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儿，小车无兀，其何以行之哉！”《宪问》中孔子将“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列为完人的一大标准。《子路》中孔子云“上好信，莫敢不用情”。此“情”是“诚实”之意，亦是“信”。上下交信，和谐一致，办事自然就容易成功了。

你一贯讲信，别人也会信任你。孔子言志，其中就有“朋友信之”一项，足见孔子将信看得很重。与人相处，与人共事，取得信任是至关重要的，为政尤是如此。子张云： “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孔子更是说“民无信不立”。

做到信，必须充分注意两点。一是“信”要合于道义。《学而》中孔子云： “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所作承诺要合于义，方可履行而有意义。所作承诺如果不符合道义，为了保全“信”而去履行之，那就违背道义了。孔子所说“君子贞而不谅”，也是这个意思。据朱熹注，“贞”是正而固的意思，“谅”则是不择是非而必信。二是发言论、作承诺要慎重。《论语》中多次说到要“慎言”。如： “敏于事而慎于言”，“讷于言而敏于行”，“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多闻阙疑，慎言其余”，等等。如果轻易作承诺，以后由于种种原因没法履行，或者轻易发议论而变化无常，前后矛盾百出，哪里还谈得上信？

智。《论语》中，“智”都作“知”。因此，《论语》中的“知”字，有些是“知识”、“知道”的“知”，有些则是“智慧”之“智”，读音、意思全不一样。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宪问》中，孔子云，君子之道三，其一即是“知者不惑”。孔子“四十而不惑”，也就是说，他四十岁时就成了智者。“不惑”是无所疑惑之意。“智”即是“不惑”。《宪问》又将“智”列为完人的标准之一。

《论语》中的“智”，主要有两个意思。一是明白事理。樊迟问智，孔子云： “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为什么要敬鬼神？因为老百姓相信鬼神，为政者不敬鬼神，就不能利用鬼神治理百

百姓。为什么要“远之”？因为鬼神不能赐福，为政者不能把希望寄于鬼神赐福，不能一天到晚向他们祈福。为政者不能做到“敬鬼神而远之”，就是不明白事理，就是不智。能敬能远，才是智者。当时有个叫臧文仲的大夫，以“智”闻名于世，但他亵渎鬼神，造了一座豪华的建筑来藏一个大乌龟壳，这当然是极不明事理的事，故孔子说他“何如其知也！”孔子的学生宰予想当仁者，想为仁，但他怕因此遭人算计。孔子说，君子是不会被人蒙骗的。当然，仁者一定是君子。智者未必是仁者，但仁者一定是智者，一定明白事理，不会头脑简单，轻易上人家的当，作无谓的牺牲。

其二乃“知人”。人生活在社会中，总要跟人相处、交往。不知人，何以在与人交往、相处时采取合适的举动？何以择师择友以益其学问道德修养？何以选人任事以成其功？因而“知人”是很重要的。智者必须知人，并在此基础上正确地对待别人。樊迟又一次问智，孔子回答“知人”，知人方能“举直措诸枉，能使枉者直”，用有道者来教化鄙野无知者或者。孔子说： “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要做到“不失人”、“不失言”，当然先要“知人”，并且明白事理。

勇。勇也是仁所包括的一种美德。虽然勇者不一定是仁者，但仁者一定是勇者。孔子说： “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要做一个仁者，必须先做勇者。孔子将“勇者不惧”列为“君子之道三”之一，又将勇列为完人的标准之一。

什么是勇呢？《论语》中的勇，大致有两个意思，一是勇力，有力气，如“卞庄子之勇”的“勇”就是。二是敢作敢为，如“见义不为，是无勇也”。主要是指后者。

要做到勇，必须注意两点。一是勇必须合于礼，合于义。孔子说： “勇而无礼则乱。”子路问： “君子尚勇乎？”孔子说： “君子以义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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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义为盗。”君子“恶勇而无礼者”。合于礼、合于义的事，敢作敢为，当然是好的，但不合于礼、不合于义的事也敢作敢为，那就大错特错了。因此，勇必须以礼、义节之。

二是勇必须与敬、智结合起来，不是一味蛮干，作无谓的牺牲。有一次，子路见孔子称赞颜回，便说： “子行三军，则谁与？”以为非他子路莫属。不料孔子说： “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孔门之中，子路最勇，他也以此自负，但在孔子看来，子路之勇，乃“暴虎冯河”之类，徒作无谓牺牲而于事无补。勇必须与敬、智结合起来，才能有效地发挥它的

作用。“临事而惧”，敬也；“好谋而成”，智也。

恕。孔子对曾参说： “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参认为：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上文已论之，恕是什么意思呢？朱熹说“推己之谓恕”，也就是推己及人的意思。子贡问孔子： “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回答： “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因此，恕也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意。仲弓问仁，孔子所答，也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语，可知恕确实也是包容在仁之中的。我们说话办事，设身处地为有关人考虑，这也是恕。当然，恕必须合于道义，必须与“智”相结合，否则易被者利用而反受其害。

五、 《论语》论教与学

《论语》中充分强调“学”的重要性。在《阳货》中，孔子有“六言六蔽”之说。仁、智、信、直、勇、刚是六种美德。一个人崇尚这些美德，努力使自己具有这些美德，当然是好事，但如果他不好学，就会与初衷相违，不仅得不到这些美德，还会得到愚、荡、贼、绞、乱、狂六种毛病，因而误入歧途。孔子又把知分成三等： “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孔子这些话有某些偏见，但强调学的重要性，鼓励人们认真学习，则是不错的。

孔子说： “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他强调将学习道德修养放在首位，文学技艺次之。这正是后世常说的德和才的关系。

孔子的道德修养水平当然很高，但他绝不是一个百无一用的书生，更不是后世人们所称的那种“老夫子”。他多才多艺，坦然地称自己“多能”。那么，孔子过人的道德修养和学问技艺是从哪里来的呢？孔子从来也不以“生而知之者”自许，只是以“好学”自负。他说自己“学而不厌”，又说：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孔子过人的道德修养和学问技艺，来自他过人的好学。我们只要过人地好学，就完全能获得过人的道德修养和学问技艺。

好学也是不易做到的。被孔子称为“好学”的人，除他自己之外，一是颜回，二是孔文子。孔子不将“好学”轻许人如此。

那么，怎样才算好学呢？《学而》云：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孔子又云： “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好学者必须刻苦学习，不应分散精力，过多考虑改善物质生活。

好学又贵在坚持，不断前进，永不停止。为学“譬如为山，未

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子夏也说： “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冉有说： “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孔子批评他： “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至于懒惰不肯勤学的宰予，更是被孔子斥为： “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

青年人应该利用自己的优势，抓住大好时光，认真学习。孔子云： “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又云： “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然老年人是不是可以不学了呢？不是的。“朝闻道，夕死可矣!”

好学还是不够的，更要善学。怎样善学呢？有好多方面。“学而时习之”，要适时温习所学内容。“温故而知新”，要注意发掘新知新见。“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与思要相结合。“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学习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此外，还有两点尤其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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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一是善于向人学习。“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人有可学之处，我以他为师，向他学习，这是善学；人有不是之处，我以他为鉴，这更是善学。向不如自己的人学习，尤其难能可贵。二是与师友相互切磋。“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子贡问为仁，子曰：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孔门之中，在这方面做得较好的是子贡、子夏。颜回在这方面就很欠缺。他听孔子讲学，“无所不说”，“闻一知十”、“不违如愚”，不把自己的心得说出来，也不提出新问题。他与同门也交往不多，更少切磋。如果他在这方面做好了，他的道德修养和学问技艺，进步会更快。

与“学”相关的是“教”。孔子是众所公认的大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绝大部分对我们今天仍有指导意义。兹择要介绍。

一是“有教无类”。这是孔子的话。孔子收学生，不拘类别。孔门弟子就家庭出身而言，有贵族，有平民，有商人，甚至还有“贱人”。就智力而言，颜回、子贡绝顶聪明，高柴则以“愚”称。就品格而言，闵子骞、曾参等何等高尚，子张则未免卑下。孔子说： “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有人说，交了束脩他才肯教，可见他并不是“有教无类”。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向孔子交束脩，就是行弟子礼，亦即列为孔门弟子之礼，孔子当然要负起教弟子之责。那么，未列为孔门弟子的，孔子是不是不教呢？不是的。上至国君，下至

“仪封人”那样的小官，甚至是“鄙夫”，孔子都尽力解答他们的问题。因此，“有教无类”还可以作超越“收学生”这个概念来理解。

二是“诲人不倦”。这与“学而不厌”、“好学”一样，是孔子生平自负之处。他体现了一个教育者在传播文明方面的献身精神，一直是我国教师学习的典范。

三是因材施教。《论语》中常有这样的现象： 对于同一个问题，提问的学生不同，孔子的回答也是不同的。这是因为孔子根据每个学生的不同情况，作出有针对性的回答。《先进》云： “子路问： ‘闻斯行诸？’子曰： ‘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 ‘闻斯行诸？’子曰： ‘闻斯行之。’公西华曰： ‘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 ‘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四是启发教学。在《述而》中，孔子说：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所教义理，当使学生思而得之。学生思而不得，直到此问题憋于胸中而不得解，教师再予启发。学生心有所得，便令自述之。只有在学生知其大意而未能确切表达之时，教师才引导他确切、流畅地表达。“愤”、“悱”既是学习进程中的境界，也是学习态度的境界。学生处于如此境界时，教师适当启发，效果最佳。教师举一隅，而学生尚未以三隅回证一隅之理，亦即未能推广之并融通其理，则教师不重告之，使之思而得之。思而不得，至“愤”、“悱”，然后再行启发。

五是教学相长。老师和学生相互切磋，共同进步。在与学生的讨论中，孔子的认识也往往随之更上一层楼。他对那些善于思考、好跟他切磋的学生，常常鼓励有加，毫不掩饰自己受到他们的启发。《八佾》中的子夏将学《诗》心得告孔子，孔子高兴地说： “起予者商也！”他对在这方面欠缺的颜回，则有微词： “回也非助我者也。”

六、 《论语》论为政

为政者必须在为政中充分体现出“仁”，即行“仁政”。“仁政”也叫“德政”，亦即孔子所云“为政以德”。一个人，或是一个政权“为政以德”，就会受到人民的拥护。故王者“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仁政的宗旨，是给人民以好处。在政治实践中，仁政又表现在为政的各个方面。兹就《论语》中所及择要介绍。 7

首先，崇尚礼治和道德教化。孔子说：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礼规定了每个社会角色的权利、义务和行为规范，是人们的行动准则。子

路问孔子： “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子说： “必也正名乎！”所谓“正名”，就是使各种社会角色及事物名称规范化，并理顺各种关系，“齐之以礼”，按照礼，循名责实，大家都按礼行事，社会政治秩序也就稳定了。道德教化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平，使人民知道善恶美丑，趋善、美而去丑、恶。这样，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当然也就用不到血淋淋的刑法了。为政者的“仁心”“仁德”，于此体现出来。靠政令刑法来维护社会的安定和发展，在孔子看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人们虽然慑于刑法之威，不敢犯法，但没有耻辱之心，道德水平低下，这就未必没有犯法之心，有人还是免不了会犯法。其实，道德礼义的教化和政令法律的威慑，都是必要的，二者相辅相成，并不矛盾。仅用道德礼义而废政令法律，在政治实践中也是行不通的。

其次是减轻人民负担。当时人民的负担，主要有二，一是赋税，二是劳役。在赋税方面，儒家主张“什一税”，亦即十税其一，当时说来是最轻的税。在《颜渊》中，有若就劝说鲁哀公采用什一税。在劳役方面，孔子主张“使民以时”。孟子也说“勿夺民时”，意思是说，要适时地使用民力，不能在农忙时节征用民力，以免耽误农时。在农业社会中，大区域的耽误农时就意味着动摇国家的经济基础。

为政者的物质生活都是取之于民。要减轻人民负担，为政者就应该节俭。孔子把“节用”奉为治国之道。生活奢侈的为政者，如齐景公、管仲、季氏等，都被孔子尖锐地批评；崇尚俭朴的为政者，如禹、卫公子荆等，孔子极为推崇。

其三，注重为政者的道德力量。为政者必须以自己的道德力量感化百姓，而不能以权势压服百姓。季康子问： “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孔子云： “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云： “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 “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又云：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又云： “君子笃于亲，兴于仁。故旧不遗，不偷。”又云：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又云： “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所有这些，都是强调为政者的道德力量于为政之重要。

其四，“举贤才”与合理使用人才。推行德政，当然要有相应的人才。舜时有能臣五人而天下大治。武王时能臣也只有十人，其中有一个还是女的。人才难得如此，但有德者能得之。

在孔子时代，选拔人才主要是靠荐举。荐举

人才，是为政者的要务之一。仲弓为季氏宰，问政于孔子，孔子对他讲了三条，其中之一就是“举贤才”。古人很重举贤，认为举贤之贤，贤于用力之贤，亦即伯乐之贤，贤于千里马。公叔文子荐举自己的家臣僎，让他与自己同列，孔子闻之，赞道： “可以为文矣!”臧文仲压制贤人故意不举，孔子批评道： “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

关于合理使用人才，《论语》中至少讲了三点。第一，人才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应当用其长而避免用其短，做到不使人才错位，使人才都能得到他的最佳位置，尽其长，尽其才。孔子说，鲁大夫“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同样，能胜任滕、薛大夫之职者，也未必能胜任赵、魏老之职，因为每个职位对任职者的要求是不同的。

第二，对人才不能求全责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如果求全责备，就无人可用。子路问政，孔子所答，就有“赦小过”一条。子路也说，君子用人是“器之”，用其长而已；小人用人是“求备焉”，结果必然是失去大量可用之才，所用也未必是美才。

第三，善于博采众长，实行人才组合。为政者不一定是某一方面的专家，更不可能是各方面的专家，但必须是组织专家办事的专家。郑国子产就是这样的专家。孔子说，每撰写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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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文书，先由善谋的裨谌起草，再由长于学问的世叔研究分析，再由通晓外交事务的外交官子羽修改，最后是由相国子产亲自润色。在子产相郑期间，郑国应对诸侯，鲜有败事。其实，不独起草外交文书，其他政事，子产也多集众长成之。(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七、 《论语》中的哲学思想

《论语》并不是一本哲学著作。孔子本人，当然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但似乎并不能算是一位哲学家。他并不注重探究诸如世界的本源、人性的本质之类玄妙又远离社会现实的问题。“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不过，《论语》中也确实记载了孔子的一些哲学思想，兹择要论述。

(一) 关于鬼神。鬼神信仰是跟人类一起诞生的。殷人极重鬼神，祭祀唯谨。周人重人事，但不废祭祀，孔子也正是如此。他从来也没有断言鬼神是否存在。他的态度是“敬鬼神而远之”，对鬼神，既要按礼祭祀，唯谨唯敬，又不能指望他们赐福。那么，既然不指望鬼神赐福，为什么还要祭祀呢？《学而》中曾子云：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祭祀不过是一种推行教化的手段。后世的神道设教，正由此发展而来。

(二) 关于天命。孔子“罕言”天命，但他相信天命。他感觉到有一种不可逆转、不可抗拒

拒、不以人的意志和努力为转移的强大的力量存在。这种力量，就是天命。冉伯牛患恶疾将死，孔子执其手，呼“命矣夫”！颜回亡，孔子连呼“天丧予”！他又说： “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子夏“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之语，亦或闻诸孔子。

这种不可逆转、不可抗拒、不以人的意志和努力为转移的强大力量，实际上是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一切事物的发展规律的体现，孔子当然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他只是已看到这种力量的存在，就称之为“天命”，或“命”。至于孔子是否认为是上苍的意旨，有一个天帝在安排着一切，这就不得而知了。有一回，孔子病了，他的学生为他向天地神祷告，他很不以为然。由此可知，他似乎并不认为确有天地神的存在。但是，另一回就不同了。孔子见南子，子路很不高兴，孔子就对天发誓，说他若有不当之处，“天丧予，天丧予！”如果他不相信有天神而对天发誓，这不是欺人么？从此事来看，他又似乎相信有天神的存在。

不管怎样，孔子知道有“天命”存在，知道天命不可违，他说“君子有三畏”，第一就是“畏天命”。但是，他绝不乞灵于天的恩赐，而是坚持人为的努力。当然，既然天命不可违，人为的努力不能逆天命而动，而是要应顺天命，这样，人为的努力才能成功。要使人为的努力应顺天命，必须首先把握天命，故孔子提出了“知命”之说。《尧曰》中，他说：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知命”是为了利用天命，使人为的努力应顺天命，而求“知命”本身，不也是一种人为的努力么?当然，“知命”岂是一件容易的事！孔子也是位君子，且自称“五十而知天命”，其然，岂其然乎？不过，不管怎样，“知命”之说，体现了人们对把握必然性的追求，这当然是应该肯定的。

(三) 关于人与环境的关系。孔子认为，人跟环境的关系是双向的。一方面，环境能影响人。孔子云： “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性本相近，为何“习相远？”那是环境影响的结果，另一方面，人也能影响环境、改造环境。《子罕》云，孔子欲居九夷，有人对他说： “陋，如之何？”孔子曰： “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九夷之地文化落后，但君子能行教化，改变其地文化落后的状况。

(四) 关于中庸。中庸是一种方。孔子云： “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说文》云： “中，正也。”“庸，用也。”“庸”也可释为“常”。程子云： “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子云： “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

常也。”“中庸”当是“中正不偏之常道”之意。

既是常道，本无特异之处，但难就难在把握“中正不偏”。因此，“中庸”的核心，就是“过犹不及”。这一命题，见之于《先进》： “子贡问： ‘师与商也孰贤？’子曰：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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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过，商也不及。’曰： ‘然则师愈与？’子曰： ‘过犹不及。’”凡事都有一定的标准，超过这个标准与没有达到这个标准，都是不符合标准。言行都要符合礼，过礼与不及礼，都是不可取的。

《论语》中，孔子作评论，下断语，也有体现这一方的。例如，《八佾》中孔子说： “《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不足于乐不能称乐，不是乐；乐过了头，就成了“淫”，也不是乐。哀不足不能称哀，哀过了头就成了“伤”，也不是哀了。又《述而》中孔子说： “奢则不孙，俭则固。”奢是过于礼，俭是不及于礼，二者皆不是中庸。孔子的表情，也常是“威而不猛”。若不足于威就不足以称威，若过于威则就成了“猛”，也不是威了，妙就妙在“威而不猛”，中正不偏。“中庸”当然是极难做到的，具体实践中，不是太过，就是不及，因此，它实在是最高层次的方。

《论语》中的大量内容，对我们今天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建设，仍具有积极的意义，有的可以说具有永久的意义。但是，孔子及其弟子，毕竟是两千多年前的人物，他们所代表的，是当时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从《论语》中可以看出，他们总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来发表社会政治方面的议论的。因此，他们的思想，不可能没有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

例如，孔子讲“仁”，虽然统治者要行“仁政”，要“修己以安百姓”，但并不是要求统治者代表百姓的根本利益，全心全意地为百姓谋幸福，更何况，他的所谓“仁政”，在当时的政治实践中也很难实行，即使有人在小范围内实行，功效也必定有限。他讲礼，根本目的也是维护君权和等级制度，维护剥削阶级的统治，让百姓规规矩矩被剥削、受压迫。“好勇疾贫，乱也。”在孔子看来，百姓无法忍受苦难而起来反抗，就是作乱，当然就是“不仁”、“非礼”，令他们那些“君子”无法容忍。又如，孔子提倡“三年之丧”，认为“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等，其腐朽性、落后性也是很明显的。这些论调，早已为社会所抛弃。

此外，《论语》中有些观点，是孔子就某些具体事件而发的，并不是普遍性的结论。例如，“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之说，就是孔子针对当时叶地的政治状况而发，并不是施行道德教化的原则。叶地的社会政治不安定，此时的为政要务，在于安定民

心，如果鼓励百姓相互检举揭发，凡偷鸡摸狗，窃兔攘羊，大小必究，则必然越发混乱，不可收拾，故于小事，不妨不究。如果常规施行道德教化，岂能鼓励父子相互包庇？还有一些观点，本身不够周密，我们不能错解、错用。例如，“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用来论人、选人则可，用来要求自己则不可。所有这些，我们都应该充分注意。下载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