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知识分子大多有些儒学情结。围绕“儒”产生了很多词，比如儒雅、儒商、儒家风范等。这里就把儒学的前前后后梳理一下。

儒学是先秦诸子百家学说之一，是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孔子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

儒学作为一门学说，儒教作为一种信仰，儒家作为一个阶层或者说一个特定群体，这三个名词还是有所区别的。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人部》对“儒”的解释为:“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柔者，即弯曲又能笔直之树木，可直可曲，变化自如。术士是指魔法通达者，通达后方能尊之为士。

孔子曾经说过：“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也”。但同时，他也指出了自己与专门沟通鬼神的术士有所不同，“吾求其德而已”。

从孔子开始，“儒”的观念发生了变化，渐渐地脱离了祝史巫觋的知识范围。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首开私学的教育家，人称“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他和弟子们把原先被贵族垄断的礼仪和各种知识传播到民间，逐渐形成儒学。

概括而言，儒学承袭了殷商以来的巫史文化，发展了西周的礼乐传统，是一个重血亲人伦、追求现实事功、礼教德治之精神始终一贯的学派。其特征主要有以下五点：

一、在传承上，尊孔子为先师、为思想领袖；

二、在学业上，以《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等书籍为经典功课；

三、在思想上，形成了“仁与礼”的一种张力构架；

四、在修养上，讲究由内圣而外王，即通过内体心性成就外王事功；

五、在处世上，尤其注重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并将此关系运用到社会实践中，成为指导性的原则。

《韩非子·显学》：“世之显学，儒、墨也。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

这八家儒学流派都是各有侧重、且互有交集的，在流传时间上也有些前后交叠。

顺着儒学流派的发展脉络再梳理一下，总体而言，儒学在长期的演变中有两大流派比较突出：

一派是天人感应派，在汉朝影响很大。代表人物就是三年足不出户、目不窥园的董仲舒。另一派则是心性派，代表人物就是孟子。心性派按照“心性合一与心性二分”、“性本善与性本恶”等不同理解，又有很多分支。其主流就是孟子所坚持的心性合一和性本善思想，到了宋元明时期，演变成为理学。

儒学在发展过程中，曾经被多次打击，但生命力十分顽强，总是能像青草一样，一有条件就长出来。

秦始皇“焚书坑儒”是儒家的一次劫难。有时候，焚多少书、坑多少人倒是次要了，关键是这表明了朝廷的一个态度，于是社会上就不敢传播儒学了。

随着楚汉争霸的结束、汉朝一统天下后，尤其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取得了正统地位，于是风光了几百年。

合久必分。魏晋南北朝时，儒家克己复礼的谦谦姿态在乱世动荡中失去了作用，于是又销声匿迹了。

分久必合。由隋至唐，大一统的王朝到来了，儒学才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中来。

不过长久不在社会上宣贯，加上魏晋南北朝时期整个社会上佛道二教的高度繁荣，使得儒学一时之间没啥竞争力。

唐代的韩愈，曾向皇帝提出抑制佛道二教、重新把儒学放到尊位上来的建议；他也声称，孔孟之后，儒学的教鞭就交到他手里了。

问题是，唐帝国灭亡后，整个社会又陷入了血雨腥风的五代十国阶段，到处都是刀光剑影，城头变幻大王旗。儒学再次显示了其脆弱的一面：只有在大一统的太平盛世才有说服力。

于是儒学又退隐。

由后周到北宋，全国统一后，宋赵匡胤“扬文抑武”，儒学在告别主流社会近七百年后，终于迎来了复兴。

通过以儒学知识为大纲的科举方式，可以使田舍郎登天子堂，于是大宋帝国成了儒学知识分子的乐园。

人人都以学儒学、参加科举而高中皇榜为生平最幸福的事，正所谓：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儒学讲的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就要到朝廷中施展才干，从而报效国家。有别于世袭或者荐举等狭窄的专用通道，“科举”这条通道在出身要求方面是零门槛的，这给了知识分子无限的希望。

入世，就是要实现抱负。否则就去学佛、道，出世去好了。

从孔子开始，儒家学者就千方百计把皇帝纳入到儒家的框架中来。他们要求皇帝必须具备相应的仁义道德。

儒家的政治理想就是：圣君贤相。

问题就出在这里，儒家知识分子从来没有想出、或者说没有办法对皇权加以，而只是通过各种说教来让君圣相贤。

一旦君不圣、相不贤，他们只有一个办法：其默足以容。

说简单点，就是干瞪眼。

董仲舒曾用“天人感应”的方式来规劝皇帝。“天人感应”思想认为，国君做了坏事，老天就发怒；国君做了好事，老天就高兴。

这个说法现在还在用，只是把“国君”改成“人类”，“老天”改成“大自然”。通行的说法是，人类如果盲目行事而不计后果，大自然就会报复、就会有惩罚；人类如果妥善行事，大自然就友好地与人类和谐相处。

但汉武帝并不惧怕董仲舒说教里的威胁，依旧穷兵黩武、我行我素。现在很多人同样不惧怕大自然的报复。

所以很多儒家学者就试图从佛家、道家学说中寻找力量。

北宋时期，儒家代表人物就觉得用“天人感应”去说服皇帝，其说服力和制约力颇为有限，于是在“天人之际”就借鉴佛、道的理论了。在儒学体系中，他们立足于孟子的心性论。

孟子认为，人异于动物的根本所在，在于人“先天”地具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这才是人之所以为人者，才是所谓的人性。

所以，儒学所宣扬的仁义礼智，并不是外在于人或强加于人的东西，而是根源于人心、人性，并且是由其发育出来的东西，是人心、人性中与身俱来的先天性源程序，且心性不二。

孟子的心性论以性善为基础，以心性不二为核心，以天人贯通为特征。心性论的价值不仅在于其弥补了孔子仁学的不足，为其所倡导的仁义之道第一次找到了理论上的根据。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它将人与天、自我与外物沟通联结起来，从而将宇宙人生贯通成一片。

孟子对后世儒学的影响、孟子在儒学发展史上的地位，主要就是由这些因素决定的。

再来统一汇总如下：

延绵到宋元明时期的理学，传承于孟子一派的心性儒学。理学思想认为认为，“理”是宇宙万物的起源，而且是善的，“理”将善赋予人便成为“本性”，将善赋予社会便成为“礼”。而人在世界万物纷扰交错中，很容易迷失自己的“本性”，若大家都迷失了本性，整个社会便失去“礼”。

这是儒学体系中“理学”名称的由来。朱熹创造性地发展了程颐的理学，以其无比扎实的理论及文字功底把儒学思想梳理了一遍，把语录式的章句全组织成了系统性的著作，最后形成了程朱理学体系。

在人性认识上，孟子说人性本善，荀子说人性本恶，告子则说，人性可善可恶。理学家则认为：性本善，但荀子、告子也有一定道理。所以，我们应该时刻注意自己的心，一定要“存天理、灭人欲”。

传统儒学经过理学家们的改造，道德信条式的章句发展成完整的哲学理论体系。它以儒学的伦理道德为本位，与汉代董仲舒儒学相比，理学的重点并不在政治方面，而在伦理道德方面；与先秦儒学相比，理学对伦理道德的阐述更侧重于哲学的表达。

从社会成因来说，理学是儒、道、佛三家思想长期对立融合的产物，带有明显的佛道化的特点：

一是吸收了佛道的思维思辨方法，从而弥补了以往儒家思想的一些理论缺陷，重新建构了儒学思想的理论体系；

二是借鉴佛道二教的传教谱系，严格地标识了儒学的传道体系，即儒学的“道统”；

三是把佛教的禁欲思想吸收进来；这里所说的“欲”，带有泛指的意义。

可是到了朱熹晚年，发生了“庆元党禁”，理学受到重创。直到南宋灭亡，都未恢复元气。

直到1314年，元朝皇帝让理学又回到显学的位置，他把儒家“四书”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并且指定朱熹的《四书集注》作为它的参考书。于是程朱理学又有了压倒其他思想的权威。

明朝的科举，在推崇理学的基础上，还细化了八股文的具体规定。

总体而言，儒学延绵到程朱理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已经是登峰造极了。

然而，理学即便有了一统天下的地位，其自身的一些缺陷始终无法克服。

首先，就是在“存天理、去人欲”执行上的严苛。本来还略有弹性的度的把握，被细化成无数的细致的强制性条文，造成了”至察无徒“的局面。

其次，理学萌芽于北宋王安石变法时，倡导理学的大师们因政见问题被遣送到洛阳闲着。他们没有政务在身，所以不对政治负责，于是提出了高调的个人道德主义。他们认为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必须是完美的道德家，必须要有古典儒家所要求的一切美德。

理学家无比坚决地认定，个人道德是能力的基石，没有个人道德，就谈不上什么能力。

问题是，个人的道德和能力并不完全对等；并且一旦道德的调子唱得太高了，其实现的难度就呈指数级上升，以至于通常的理学家难以达到。

渐渐地，“存天理、去人欲”变成说给别人听的口号。正因为是说给别人听的，所以调子就越高越好。这让人在严苛的道德规定下无所适从的同时，也注定了一些理学家们不能“知行合一”。

比如说，自己惦记着名利，却耻笑别人讲名利。

早在朱熹时代的南宋时期，就已经有人指责理学家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说一套却做一套；指责理学大师们规定的那些道德要求，都是用来要求别人的。

但理学思想被确定为钦定的意识形态后，就成了不可驳辩的真理。

理学已经构建了一个严密完整的体系，一切问题都有答案，你不必再去寻找答案。实际上，在一个严密完整的体系里，你也找不到不同的答案。

现在有关于苏格拉底和孔子的教育方式比较，说苏格拉底是思辨式的追问教育，孔子是语录式的背诵教育。这就有失偏颇了，站在否定孔子的角度再来评论，其实没什么意思。

事实上，孔子是强调思辨到了述而不著的地步，儒家经典也一直在强调“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真正把儒家所倡导的内容让广大学子去死记硬背的，不是孔子本人，而是其后历代的帝王，甚至还要求大家断章取义地背。

但最有天赋的思想家，往往就是最大胆的怀疑者。然而你一旦怀疑，你就成了异端、叛逆。尽管王阳明声称朱熹的思想和他的思想是一致的，自己的心学是在程朱理学这个大方向上的发展。

但当时的理学家们不这么看。

他们认为：理学经典，哪怕就是在注释上改动一个字，就是大逆不道。

王阳明从来不怕成为异端、叛逆。他学习程朱理学，背诵经典，但他从来就不会停留在背诵，这只是他所说的基础准备。接着他就是要在此基础上，反复揣摩并要：自得于心。

创立阳明心学后，王阳明和弟子徐爱谈话时，举例子说：“子夏和曾子都是孔子的高徒。前者笃信圣人经典；后者读完圣人经典后，反躬自省。假设圣人说的全是对的，那子夏只是在复读，而曾子则是真正学。从外部灌输而得到的学问，远不如自己从内心深处感悟出来的学问真切。”

所以王阳明说，“至圣先师”孔子说的话，若不能和我的心相符，那就不是真理；而贩夫走卒说的话，若能和我的心符合，那就是对的、就是真理。

所以说，一切真理都在我心中，我们只需俯首于自己的心，因为世界上唯一的权威只在我心中。

这其实是王阳明在龙场悟出的“吾性自足”的推演。

王阳明认为，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成为天地鬼神万物的主宰，而不应该成为他们的奴隶，并坚信这种情况是终我们一生的。

如果世界上真有神佛，那神佛不存在于别的地方，而是就在我们心中。

那么，神佛就是我们自己。

我们不必去求神拜佛，因为我们本身就是自己的神佛。

所以，在我们的人生中，我们不要做任何人和事物的奴隶，只俯首于自己那颗拥有良知的心，就可以了。

大家要知道，王阳明强调这些，是在500年前。对于习惯性地匍匐在祖宗定法里的人们而言，不啻于振聋发聩之棒喝。

王阳明的这些主张，当然会遭到极大的反对。连朝鲜使团听说了他的这些言论，惊诧莫名，觉得大明帝国怎么容许这样的异端存在。

但阳明心学正是因这些内涵，称之500年不落后，亦当之无愧。

当时的历任内阁首辅，不论是杨廷和还是杨一清等，对王阳明的能力是很欣赏的，但对阳明心学则完全不赞同。他们经常感慨，要是王阳明不搞他的什么学说就好了。

但不搞他的学说，那就不是知行合一的王阳明了。

和王阳明同一时代的许多显赫人物，当时比王阳明权势大多了，并且有的大佬还把王阳明整得挺惨。但这些人现在已经不大有人记得了，偶尔可能因王阳明而被提及。

万历十二年（1584年），王阳明从祀孔庙，这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和政治史上的大事。这时，王阳明去世已55年了。

获得从祀孔庙而被朝廷认定为“真儒”，王阳明的学说和他对儒学经典的诠释也被官方认定为正统之学，并且可以用于各级科举考试的答题上。

对于读儒书而求出仕的学子来说，这不只丰富了他们的儒学阐释内容，也影响了他们对于儒学实质的认知。

从王阳明本意来说，倡导阳明心学、研究知行合一，出发点并不是为了封侯拜将、不是为了有可直接转换的好处，而是在于心智的启迪和心灵束缚的松绑。现在研究知行合一，还是要本着这个意思。

作为儒学的传承，必定要讲“入世”。如何看待名利富贵，如何降伏内心的七情六欲，这些问题无法回避，否则就到深山里修道去好了。阳明心学既然是系统的儒家学说，自然要给出具体的药方。

但具体的味道，还要大家自得于心。

现在有很多人去参加毅行活动，一天走了50公里，奖品是一根登山杖。

有人说了，走了50公里，就为了一根登山杖，真可怜。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可怜者见可怜，大抵如此。下载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