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在编选过程中，集中了中国历代青铜器的纹样造型600余幅，李飞先生通过原器物墨拓法和少量的线描图案，准确而细致地表现出了古代青铜器的原有纹样和造型，生动再现了中国古代青铜器的风貌。李飞先生在多年的编写过程中，尽其所能，注出了他所了解的所有纹饰信息，如：年代、纹样形式、原器物出土地点等。但是仍然有不少无从考证，本着严肃认真的研究、治学态度，我们在本书中没有对这些青铜器纹样具体内容进行标示，以待来哲，一有新的研究成果，我们将在重印出版时予以标示。

中国古代青铜器简谱

大约公兀前3000年，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居民首先发现，把红铜和锡按照适当的配比熔炼到一起，不仅铜的熔点低了许多，更便于冶炼，而且这样炼出来的铜非常坚硬，更适于铸造兵器和其他的生活用具。此后，世界上几个古文明同步孕育的民族先后发现了这种铜锡合金的青铜的化学稳定性和物理特性，开始大量制造和使用青铜器。于是，后人从考古学意义上，把这个与奴隶社会相联系的时代，叫做青铜时代。古往今来，全世界重要的收藏机构和收藏家们大体都有这样一种看法，那就是尽管古埃及与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之间也同样经历了青铜时代，而最精美的青铜艺术品却只出在中国。

禹铸鼎始于洪荒之后不久，夏王朝不知所终之后，九鼎也随之灰飞烟灭。殷姓的商民与姬姓的周人都非常善于冶铜，也非常懂得艺术，于是，他们创造了一个辉煌，一个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辉煌。当然，中国的青铜时代也包括中原之外的广大地区，如四川广汉的三星堆、江西新干的大洋洲等地。在其后的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尽管铁器时代已经到来，但中国青铜器，譬如举世闻名的始皇陵铜车马、马踏飞燕、长信宫灯等仍以令人震惊的成就迷倒了全世界的人们。

中国人从西汉就开始收藏和鉴赏上古青铜器，宋代时就出现了研究青铜器的专著。那时的人们在系统收集古董时，大致因循了金、石、书、画、瓷、玉、典籍、文玩这样一条脉络，并把‘‘金”放在第一重要位置

商代、西周为青铜器鼎盛时期，春秋战国为青铜器更新时期。宋元之后，复古之风兴盛，出现了一大批仿制青铜器。明清两代，瓷器风靡，青铜器淡出，但仿古制作仍较普遍。尤其清代乾隆年间，宫廷仿器既多又精，而民间仿器则很低劣。

商代(公元前16世纪一前11世纪)，西周(公元前ll世纪一前770年)，是中国奴隶社会的发展和繁荣时期。商周时期我国已经进入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在政治上实行的是世袭制、分封制和等级制，在宗教信仰上盛行祖宗崇拜和鬼神信仰，这些都给予了工艺美术及其图案以极大的影响。商周时期的手工业不但从农业中分化出来成为的部门，而且更加专业化，分工详细，组织严密，生产规模庞大，生产技术先进。河南安阳殷墟和郑州二里冈都发现有商代的冶铜、烧陶、制骨、玉石、贝蚌等专门作坊的遗址，而春秋时期出现的中国最早的手工业的专门著作——《考工记》，所记载的周代手工业已有“攻木之工”、“攻金之工”等六种工艺计三十二个工种。商周时期工艺美术的突出代表是青铜器，此外如陶瓷、玉器、漆器、丝织等也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一、商周时期青铜器图案

青铜器制造业在商周时期获得极大的发展，其制造工艺及艺术水平已达到相当的高度，在中国工艺美术史上，这是继彩陶和黑陶之后又一辉煌的创造，因此，历史上又将中国的商周时期称之为青铜时代。

商周青铜器纹样

中国的青铜器艺术，经历了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千余年的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青铜文化。商周青铜器是中国古代青铜器的最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商周青铜器纹饰与王权、神权的结合尤为突出，其神秘、独特、璀璨的艺术特征延续了十多个世纪并营造了中国早期文明的极浓厚的神秘氛围。从而使它不仅直接作用并支配了那一时代，而且也对后来的中国文化及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商周青铜器纹样 - 产生背景 

兽面纹爵

早期人类社会，动物对人具有神奇力量，而人则是被动的。对自然的无奈、恐惧与敬畏，使得人们期盼神力的庇护，甚至把自己想象为某种猛兽，刻画兽身人首或人身兽首的形制、纹饰。用青铜器上更为狞厉怪异的纹饰“辟邪免灾”，增强自身的安全感。《吕氏春秋·先识览》：“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也。”周人装饰饕餮纹的目的是为了使人们知道贪吃必将害己，也暗含着人对猛兽恐惧万分、痛恨不已又为力而诅咒它们自食其果的感情成分。这时青铜器纹饰中人形装饰极为罕见，偶尔出现时，也仅处于被动的地位，而饕餮面形常常构成全部装饰的中心，令人望而生畏。狰狞恐怖的纹饰是对命运的恐惧心理在器物装饰上的投射：对异族是恐怖的化身，对本氏族则是战胜恐惧的符号。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运用智慧、工具与猛兽斗争，从偶尔取胜，逐渐相持，到掌握主动以挑战者的姿态出现，一些猛兽虽然存在却不再像先前那样常出没于人们居住的村寨、城邑。人与动物之间的搏斗逐渐减少，甚至不是猛兽寻人残食，而进入了人寻兽而猎的时代。反映在青铜器装饰上，动物纹饰趋于程式化，前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饕餮纹、夔纹数量减少、面积缩小，所表现的怪异力量递减，逐渐失去了往日超自然的魔力。青铜器装饰中动物纹仍然保存，已不再具有怪异的力量，或被现实动物纹、人物纹或几何图案替代。

人与动物的这种关系变化，影响着人对动物的态度。体现在神话中，动物扮演的角色从族群祖先（如子姓与玄鸟的关系，东周的典籍《诗·商颂》中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之说），到上帝的使者（《说文》中说：“凤，神鸟也”神之使者。），从先祖英雄的伴侣（如夏后启与两龙的关系，《山海经》说：“启宾天有两龙为伴”。）到为英雄所征戮的恶魔。如果说早期神话中人对动物的态度是敬畏的话，那么后期神话中这种态度已不复存在。这时动物不再是人类祖先的帮忙者，而成为降祸于人、为英雄所驱除斩擒以立功勋的恶魔。

“商周青铜器上种种纹样现象，首先不是出于奇异的审美观念，而是出于对自然力的崇敬和支配它的欲望的幼稚的幻想。”“商代青铜器的纹样，是与当时生活中的动物界及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分不开的。也就是说，商代装饰艺术家所使用的动物纹样中，大多数都原来有一个土生的和与自然界有关的基础。”工匠们“将主体的动物分割成相等的两半，拼成平面，再将同一动物的身体各部分予以重复；或将甲动物的一部分配合与乙动物的另一部分；或夸张其身体之一部而忽略他部，由此形成各种复杂的纹样。所以，有各种奇异畸怪的形象出现。但题材都是自他们生活的环境中取出的”所以说，“饕餮纹所取的物象多是由来有自，取诸常见的鸟兽等物，或近取诸人类的”。

商周青铜器纹样 - 演变原因 

兽面纹尊

1人与自然、人与动物关系的变化 

人与动物关系的变化对商周青铜器纹饰演变的影响表现了对自然的无奈、恐惧与敬畏，使得人们期盼神力的庇护，甚至把自己想象为某种猛兽，刻画兽身人首或人身兽首的形制、纹饰。在青铜器上用更为狞厉怪异的纹饰“辟邪免灾”，增强自身的安全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从运用智慧、工具与猛兽斗争，从偶尔取胜，逐渐相持，到掌握主动以挑战者的姿态出现，而进入了人寻兽而猎的时代，前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饕餮纹、夔纹数量减少，面积缩小，所表现的怪异力量递减，逐渐失去了往日超自然的魔力。青铜器装饰中动物纹仍然保存，已不再具有怪异的力量，或被现实动物纹、人物纹或几何图案替代。“商周青铜器上种种纹样现象，首先不是出于奇异的审美观念，而是出于对自然力的崇敬和支配它的欲望的幼稚的幻想。”“商代青铜器的纹样，是与当时生活中的动物界及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分不开的。也就是说，商代装饰艺术家所使用的动物纹样中，大多数都原来有一个土生的和与自然界有关的基础。”

2青铜器功能的变化引起纹饰的变革

商代和周初青铜彝器，是酒器的组合，尤以祭祀用器为主，其动物纹样与祭祀祖先也有密切的关系。动物中有一些是帮助巫师通天地的，而它们的形象在古代便铸在青铜彝器上了。不难设想，青铜彝器怪异的纹饰把人置于恐惧与威严之下，在祭祀的烟火缭绕之中，巨睛凝视，阔口怒张，瞬间即可咆哮的动物纹饰，有助于造成严肃静穆、诡秘阴森的气氛，产生震撼人心的威慑力，充分体现统治者的意志、力量。

春秋战国时期，政治变革、学术争鸣空前繁荣。青铜器的应用则是钟鸣鼎食的组合，已失去彝器和礼器的特性，向生活日用方向发展。青铜器不仅造型依据人的尺度设计，装饰上一反前一时期的简明、质朴，趋于细腻繁茂、灵巧新颖。

商周青铜器纹样 - 演变过程 

乍伯簋

商代和周代初青铜彝器，是酒器的组合，尤以祭祀用器为主，其动物纹样与祭祀祖先有何关系？《左传》宣公三年王孙满在回答楚子的问题时说：“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枚，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魍魉，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在王孙满看来动物中有一些是帮助巫师通天地的，而它们的形象在古代便铸在青铜彝器上了。 

不难设想，青铜彝器怪异的纹饰把人置于恐惧与威严之下，在祭祀的烟火缭绕之中，巨睛凝视、阔口怒张，瞬间即可咆哮的动物纹饰，有助于造成严肃静穆、诡秘阴森的气氛，产生震撼人心的威吓力，充分体现统治者的意志、力量。西周中期至东周初的青铜器则以礼乐器为主，用于“明贵贱，辨等列”“纪功烈，昭明德”。青铜器饕餮纹饰已退居次要地位，装饰形式也与前期的单独适合对称式不同，多运用二方连续的带状纹样，常常一个母题织成带状的连续、反复，整齐中求变化。其一唱三叹的形式，给人有条不紊的节奏、韵律之美。这和礼制观念强调等级与秩序密切联系，也与《诗经》叠章法的表现形式相似，于反复中，强化主旨，加强感染力。

春秋战国时期，政治变革、学术争鸣空前繁荣。青铜器的应用则是钟鸣鼎食的组合，已失去彝器和礼器的特性，向生活日用方向发展。青铜器不仅造型依据人的尺度设计，装饰上一反前一时期简明、质朴，趋于细腻繁茂、灵巧新颖。怪异的饕餮纹因不适于装饰日常生活用器，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各种无角小蛇互相穿插重叠，以四方连续形式展开的蟠螭纹。恰似当时各诸侯国之间的政治、经济纠结蟠绕。这一时期频仍的战争，也使得人们由关注自然转向关注人类社会及其自身命运，在青铜器纹饰上出现了以独幅绘画的章法表现社会、人事的内容、题材，如宴乐、攻战、采桑等，以剪影的形式组成画幅，生动、富丽，极具装饰性。总之，功能的演变使青铜器器型、纹饰发生了性的变革。

青铜彝器、礼器及其纹饰，随着其所负荷的政治、宗教意义的丧失而消亡。当虔诚的心理与特定的崇拜观念不复存在时，以饕餮纹为代表的神秘、狞厉的动物纹饰便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基础。人与动物关系的变化及青铜器功能的变化，都对商周青铜器纹饰演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此外，商周青铜器纹饰的演变还与装饰艺术自身的发展规律有关，与工匠的创造心理及使用者的欣赏趣味等多种因素相联系。饕餮纹消失了，但其所承载的装饰观念与审美意识却长久地流动在中华民族的血脉中，对后代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商周青铜器纹样 - 类别及用途 

1.商朝时鬼神崇拜、祖先崇拜、图腾崇拜

2.饕餮纹代表着鬼神

3.夔龙纹代表着祖先

4.风鸟是他们的图腾

青铜器的纹饰题材丰富，多有几何纹、动物纹等等，到商代中期和西周中晚期，这段时间的动物纹通过人们对自然界一些动物的认识和主观的加工，产生的一种以幻想为主的动物纹饰。其中饕餮纹、龙纹、凤纹等占着主要的地位。本文主要是通过对这三种幻想动物纹的分析和介绍（当然也不乏介绍一下其他动物纹），来看商朝时期的受宗教礼治和原始图腾影响的幻想动物纹，及其美的独特之处。

动物纹主要是以动物为原形而进行的动物图案装饰。动物型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写实动物型，以尊最多，像象尊、羊尊、牛尊等等。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真实、生动；而另一类为想象动物型。多有鸟首兽尊、鸟兽纹四足光觥等等。这类动物多是人们把一些动物典型的特征加以组合创造出来的，多恐怖、怪诞、神秘为主。

宁方彝

1.兽面纹 

兽面纹古称饕餮纹：（1）传说中的一种贪吃的恶兽。古代钟鼎彝器上多刻其头部形状作为装饰。《吕氏春秋·先识》“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2）比喻贪婪凶恶的人。《左传·文公十八年》：“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实，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穷匮。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谓之饕餮。”杜预注：“贪财为饕，贪食为餮。”后亦专指贪于饮食。如饕餮之徒。

这类纹饰是各种各样动物或幻想中神兽头部的正视图案。后另名为兽面纹，比之饕餮纹更确切、明了。商代至西周时常作为器物上的主题纹饰。自宋代宣和时的《博古图录》称此类纹饰为饕餮纹后，历代沿用这一名称。

兽面纹形状说法不一，有说是牛、羊、虎、鹿、山魈……。在这诸说中，饕餮为虎说声音最响。许多从事原始文化与艺术研究的学者认为，饕餮纹是虎纹的夸张、变形。在古代，虎亦为很重要的通天神兽，巫师乘虎的造型在后世文物中多有出现。而在中国文化历史长河中，在“龙凤”崇拜之前，曾有过一个相当长的龙虎崇拜的阶段，龙虎斗图案造型在东周至西汉时代大为盛行，其中尤以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龙虎相斗图最为精美，气势不凡。古人认为虎为阳兽，“云从龙，风从虎。”龙虎相斗表示阴阳交合。在汉代，苍龙、白虎、朱雀、玄武表示天文中东、西、南、北四官。至少，在中国历史早期，虎的地位不在龙之下。然而，古籍中对虎的神通的描绘显然难与饕餮在青铜器上的显赫地位相比。

这说明兽面纹并不是代表一种动物，而是所有的常见的有代表意义的动物纹样。不过这些由各种猛兽综合形成的凶恶动物形象，衬托出一股狰狞、神秘、规正、威严的气氛。

兽面纹的特点：

以鼻梁为中线，突出正面造型，两侧作对称排列，上端第一道是角，角下有目，较具体的兽面纹在目上还有眉，目侧有有耳，多数有爪，两侧有左右展开的体躯或兽尾，少数简略形式的则没有兽体和尾部。可以说所有的兽面纹基本上是按这一模式塑造的，只是动物形有所不同。亦称“兽面纹”。也有用两个相对的夔纹组成。其最突出特点是它的双眼：一种神秘的威力和狞厉的美”，这是当代美学家李泽厚先生对青铜饕餮的断语。

兽面纹觥

兽面纹主要的装饰对象： 

几乎所有的青铜器都以兽面纹为主。鼎，最为突出。青铜鼎除了作为实用器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用途，就是作礼器使用。兽面纹大都以夸张的兽面、简洁的线条来修饰器物，相信这同当时人们的宗教信仰和社会宗法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也是研究古中国的社会、经济与宗教的主要依据。

商朝前期兽面纹主要是单层装饰。例如：二里冈上层尊、罍等器肩上已有高浮雕的牺首装饰。所有的兽面纹或其它动物纹都不以雷纹为地，是这一时期的特色。商代早期的几何纹极其简单，有一些粗率的雷纹，也有单列或多列的连珠纹，乳钉纹也已经出现。商朝中后期尤其是迁殷后，开始出现双层装饰。兽面纹下面出现了回纹。用以衬托兽面纹，更加显示出其的神秘性。

商朝的统治者铸饕餮，号召节俭，劝贪婪。

这是一种政治的需要，而且和当时的物质生产水平的低下，物品供应严重不足有着很大的关系。上古的人们从平均主义社会转向私有制社会应该是一个漫长的岁月，平均的思想在人们心中还有很大的影响，加上物质生产的匮乏，统治者占有了大量的食物，就会引起大多数人的不满，增加社会的不公平感，如果在饮食上节俭，就会得到人们的拥戴。大禹是那个时代的正面典范，而夏桀则是反面的典型。夏桀的贪婪、豪奢，引起了民众的愤怒和仇恨。所以商汤伐夏桀时说，「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氏有罪，子畏上帝，不敢不正」，打出「天命」的旗号，并灭了夏朝。从民众对夏桀贪吃好饮行为的仇恨中，可以知道民众对饥饿充满了恐惧，他们想不出还有什么比“多吃”、“多喝”还要严重的罪恶，于是对放纵饮食的声讨就成为全社会最普遍的呼声。这在几千年以自然经济为主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成为主导的政治思想之一。汤建商后，吸取夏朝教训，实行“以宽治民”的，注意发展农业生产。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

当时商朝经济发达从商人员特别多。用饕餮来告戒大家不要贪婪过多。饕餮的历史传说告诫人们做事，索取应有节制。一个人把周围的一切东西都视作是自己的筹码，然后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这种人很可怕，就如饕餮喜欢吃东西一样，他所追求的欲望广，标准高，所伤害的人也很多，是极其有害的。饕餮的象征意义是我们对后代进行德育教育的好题材。

兽目交连纹簋

饕餮是天地的媒介、人神相通的使者，象征着权力。甚至可以说就是他们崇拜的鬼神。青铜艺术的狞厉之美便主要来自铸刻其上的动物纹饰，特别是那长睛大耳、大口獠牙的被称作饕餮纹的兽面纹。《左传》记载：“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好。”这说明青铜纹样的狞厉之美的社会意义大于审美意义。宗教意义非常强烈，让我们不得不承认饕餮纹在商朝时的神圣地位。 

商朝青铜器主要是作为宗教祭祀活动中的祭器。因为在商周两代，宗教活动特别盛行，一为占卜，二为祭祀。特别是在商代的时候宗教活动尤为多。商朝时对卜辞的迷信，已发展到了极至。并且分设管理政务的卿事寮和主持祭祀的太史寮二大机构。古代记载原有“商人尚鬼”的话，证以卜辞而知其确切。在商人看来，神鬼的世界是和有形的世界同样地实在，而且这两个世界关系极密切。鬼神充斥于他们的四周，他们自身及其环境的一切变动，操纵着他们的一切利害吉凶祸福，需要他们不断的馈飨和贿赂。在日常生活中每遇有可容犹豫的事情或不能解答的疑问，照例要听命于龟壳和牛骨。神鬼世界的主要成分是他们的祖先。

王室对祖先的祭祀，其名目之众多，次数之频繁，供献之丰盛都非我们所能想像。用牲的数目有多至一次五十羊、三百牛，或四百牛的。用牲的方法，除置俎中蒸熟或当场生宰以供陈列外，有以火焚烧，或沉于水中，或埋入土中的。祭祀的时日，用牲的种类、数目、方法，有时连牝牡、毛色，都要凭卜人预先向所祀的祖先请示。商人心目中死鬼与现世的关系，从盘庚迁都前对臣民的第二次训词（即《盘庚》中篇所记）很可以看出。祖先而外，商人的神祗，以现在所知，有主土壤的社神，有山川之神，有风雨之神，有蚕神，还有主宰百神的“帝”，即上帝。风神就是上帝的使者，他是凤鸟。卜辞中风与凤同字。这说明商朝时对鬼神的崇拜远远大于对其他的崇拜。而作为最主要装饰纹样的饕餮纹无疑便是鬼神的象征。当然有时商人把自己的祖先比作操纵一切祸福吉凶的鬼神（或者说祭祀鬼神的同时也经常祭祀祖先）。例如把两个夔龙纹组合成一个饕餮纹。

然而西周中期，盛行了几百年的动物纹饰突然退出了青铜器装饰主纹的领域。但是，与饕餮纹同时出现在青铜器上的几种动物纹样，如龙、虎、凤、龟等，在以后的文化演变中，都大量出现在官方与民间，成为中国文化中最具盛名的吉祥物、艺术表现源源不绝的主题。特别是龙，在青铜器时代，多数也都拥有与饕餮纹相同的凶恶面孔。若论神秘、威武和地位，龙在青铜时代远逊于饕餮。然而，龙后来却登上了中国文化与政治象征的最高宝座，“饕餮”这一青铜时代的至尊，踪影难寻了。

追簋

2.夔纹、龙纹 

夔纹：表现传说中的一种近似龙的动物，图案多为一角、一足、口张开、尾上卷。《说文·攵部》：“夔，神也，如龙一足。”有的夔纹已成为几何图形化的装饰。多作为器物上的主纹。龙纹：图案取传说中龙的形象。基本上有三种形式：屈曲形态，几条龙相互盘绕，头在中间分出双身。

龙纹、夔纹的特点：龙是古代神州传说中的动物。一般反映其正面图象，都是以鼻为中线，两旁置目，体躯向两侧延伸。若以其侧面作图象，则成一长体躯与一爪。龙的形象起源很早，但作为青铜器纹饰，最早见于商代二里冈期，以后商代晚期、西周、春秋直至战国，都有不同形式的龙纹出现。

龙在古人心目中的形象是多种多样的，因此纹饰也各有不同，按图案结构分，有爬行龙纹、卷体龙纹、交体龙纹(盛行于春秋战国)、双体龙纹、两尾龙纹等。青铜器上的装饰纹样之一。

爬行龙纹

青铜器上的装饰纹样之一。通常为龙的侧面形象，作爬行状，龙头张口，上唇向上卷，下唇向下或向上卷向口里，额顶有角，中段为躯干，下有一足、二足或仅有鳍足之状，简单的也有无足的，尾部通常作弯曲上卷。大多作对称排列。盛行于商末和西周时期。这体现了似形的艺术风格。

卷龙纹

青铜器上的装饰纹样之一。龙的躯干作卷曲状，首尾相接，或者呈螺旋蟠卷状，常饰于盘的中心。《仪礼·玉藻》：“龙卷以祭。”郑玄注：“画龙于衣。”孔颖达疏：“龙卷以祭者，卷谓卷曲，画此龙形卷曲于衣，以祭宗庙。”古以为龙、蛇属于同类，故把龙画作蛇身蟠卷状。自殷墟到战国各个时期青铜器上都有这类装饰，只是图像结构有所不同。这体现了似形的艺术风格。

双体龙纹

亦称“双尾龙纹”。青铜器上的装饰纹样之一。其状以龙头为中心，躯干向两侧展开，这类纹饰呈带状，因而体躯有充分展开的余地，实际上是龙的整体展开的对称图形。盛行于商末周初。大多施于方彝或方鼎口沿上。两尾龙纹青铜器上的装饰纹样之一。龙头在中间，两尾在左右。

夔纹也有不同，按图案结构分，有两头夔纹、三角夔纹等等。青铜器上的装饰纹样之一。两头夔纹青铜器上的装饰纹样之一。构成为一身两头。头一般作颠倒相向。有的两头相同，有的两头相异。通行于商代。三角夔纹青铜器上的装饰纹样之一。三角形中两夔纹相对，空间饰以雷纹主要装饰在鼎的腹部、爵尊的尾部。这体现了似形的艺术风格。商朝前期龙纹、夔纹和饕餮纹一样为单层装饰。商朝后期以回纹作底，更突出其庄重、肃穆之感。

鲜簋

夔纹龙纹装饰地位： 

主要在饕餮纹两旁，或有时作为主要纹样。

龙纹是中华民族最吉祥、最神圣的纹饰，它的形象不是在青铜器上才出现的，远在新石器时代就已有龙的萌芽。在青铜时代，龙的真正形象出现了。早期的龙纹为：夔龙纹。它是多种动物形象的综合体，是一种经古代人民创造性想象而产生的怪异而神秘的动物形象。它最初的原形主要是以蛇为主，因为在中国古代有龙蛇互化之说：“龙或时似蛇，蛇或时似龙”等说法。而蛇却是中华民族的主要的图腾动物，因为中华民族的始祖不少是龙首蛇身或人面蛇身的形象，如：女娲、伏羲、黄帝（号有熊氏，以蛇和熊为图腾）等等都为中华民族的始祖，他们都为人面蛇身或龙首蛇身的动物，都广受人尊敬和爱戴。龙之所以受到中华民族的尊奉，也就在于它是以蛇为主要原形的神异动物，还融合了马、牛、鹿、虎、象、驼、兔、鱼、鹰等多种动物的形象，形成对龙的一种强烈的图腾崇拜。而龙的形象在商朝青铜器中并不少见，它把表现的每一个部分都抽象化了，并且还有选择性的进行了强化。像钩嘴尖喙是对鹰的特征的一种强化等等，这些都体现了一种神秘、威严而庄重的氛围。如爬行龙，就强化了眼睛钩嘴、尾巴。

传说龙的出现与水有关，《考工记·画缋之事》谓：“水以龙，火以圜。”是用龙的形象来象征水神，而商朝祖先冥被后代尊为水神3。因此在青铜水器中，龙的图卷或立体形象有更多出现。这说明夔纹龙纹代表着商朝时期的祖先。中华文化的显著特征——祖先崇拜在这个时代已经定型。但是又因为夔纹龙纹的地位远不及饕餮，因此祖先崇拜远不及鬼神崇拜。

3.凤鸟纹

青铜觥，此风鸟纹大，而商朝风鸟纹小，尾短。

凤鸟：凤凰始见於《诗经》，原为“凤皇”，汉代毛亨解释为“雄为凤，雌为皇”。凤和龙同为古代的祥瑞动物。“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倾》是宋国颂扬其先代的诗，记载了商人的古代传说，玄鸟即燕子，可视为商的图腾。《吕览·音初》说：“有？氏有二佚（美）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隘隘，二女爱而争搏之，覆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反。”高注说：“天命燕降卵于有？氏，女吞之生契。”《史记·殷本纪》说商族的祖先为契，契母简狄是有？氏之女，帝喾次妃（按此为后来附会），“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楚辞·天问》也说：“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贻女可嘉？”可见简狄传说出自先秦旧籍。在古代，凤鸟就是鸟图腾的代表。商朝的图腾崇拜。

商青铜器上凤鸟纹

凤最初的形象是玄鸟（玄鸟是中国上古东夷族的图腾），和龙一样，它也是上古人民想象出来的一种动物，也是一个综合了多种动物的形象而创造出来的神鸟。它的羽毛是吸收了孔雀的形象特征，它尖锐的爪子是取自愈凶猛的鹰。另外，它也还吸收了另外的一些动物形象的成分，如兽、鱼、蛇等等。《韩诗外传》里就有关于凤的描述，“夫凤之象，鸿前而鳞后，蛇颈而鱼尾，龙纹而龟身，燕颔而鸡啄。”它也是吸收和融合了别的氏族的文化。但是这里的凤纹变化极多，可与夔龙纹相媲美，也给人一种神秘感。上面所讲的龙纹、饕餮纹他们都融合了多种图腾的形象，这就必须要求对所有的图腾形象具有的典型特征，加以整理，简化和抽象化它们各自的图案造型，原始图腾的融入，使它产生了神圣和威严的宗教气氛，而同时人们想象的一种神物，也能增加人们对图腾的崇拜，也极好的保持了它的神秘感，作为变形和组合了的图案也起到了很好的装饰作用。

凤鸟纹特点：青铜器上的装饰纹样之一，商代鸟纹多短尾。鸟长翎垂尾或长尾上卷，作前视或回首状。在青铜器上大多作对称排列。鸟大多比较小，且很少处于主要地位。良渚文化出土的玉琮上已有明确的鸟纹。青铜器上最早出现的是二里冈期的变形鸟纹。殷墟时期已有鸟纹作为主要纹饰。

饕餮纹周围为商朝凤鸟纹凤鸟纹位置：多饰於鼎、簋、尊、卣、爵、觯、觥、彝、壶等器物的颈、口、腹、足等部位。凤鸟纹按照构图形象分为：长喙鸟纹，体躯是鸟，头部有一较长的喙；鸱枭纹，正面，大圆眼，毛角大翅，盛行於商代中晚期不管是从商代的文化经济，还是祭祀来看凤鸟纹远不及龙纹夔纹。因此在当时祖先崇拜远大于图腾崇拜。并且凤鸟纹为其图腾纹样。

虢季子组卣

4.回纹（有的也叫云雷纹） 

回纹是变形线条纹的一种，大都用作地纹，起陪衬主纹的作用。用柔和回旋线条组成的是云纹，有方折角的回旋线条是雷纹，盛行于商中晚期。勾连雷纹：由近似T形互相勾连的线条组成。回纹有拍印、压印、刻划、彩绘等表现技法，在构图上通常以四方连续或二方连续式展开。出现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可能从漩涡纹发展而来。至商代晚期，回纹已经比较少见，但在商代白陶器和商周印纹硬陶、原始青瓷上，回纹仍是主要纹饰。商周时代回纹大量出现在青铜器上，多作衬托主纹的地纹。到了汉代，随着青铜器的衰退，陶瓷器上的回纹也消失了。

5.涡纹（火纹）

商青铜鼎上的火纹涡纹又称火纹。顾名思义，近似水涡，故为涡纹。其特征是圆形，内圈沿边饰有旋转状弧线，中间为一小圆圈，似代表水隆起状，圆形旁边有五条半圆形的曲线，似水涡激起状。有人认为，涡纹的形状似太阳之像，是天火，又故称火纹，商代早期的涡纹是单个连续排列的，商代中晚期至春秋战国时期，一般与龙纹、目纹、鸟纹、虎纹、蝉纹等相间排列。涡纹多用于罍、鼎、斝、瓿的肩、腹部，它盛行于商周时代。

6.乳钉纹

乳钉纹：青铜器上最简单的纹饰之一。纹形为凸起的乳突排成单行或方阵。另有一种图案，乳钉各置于斜方格中，称为斜方格乳钉纹

7.蚕纹

蚕纹：又有叫之蛇纹。有三角形或圆三角形的头部，两眼突出，体有鳞节，体屈曲状。多饰于器物的口部或足部。见于商代青铜器上。

8.蝉纹

蝉纹：图案大多数在三角形中作蝉体，无前后足，四周填以回纹。也有作长形，并有前后足的，中间再填以回纹。蝉纹有两种：一种以横向带状排列或以纵向连续排列，一般带蝉足，用主题纹饰；另一种多于三角形几何纹图案中出现蝉体，一般不带蝉足，大目，体近似长三角形，腹部有节状的条线，常以回纹衬地。此种多作为主纹的配饰。蝉纹盛行于商晚周初时期。

9.虎纹(食人纹)

虎口大张，共衔着一个人头。这种恐怖的吃人形象，渲染出一种精神上的压迫感，以显示统治阶级的高高在上和凶猛。一般为虎侧视爬或跑形状。虎大张口，背微凹，尾下垂而后上卷。多饰于鼎、尊等器物上和鉞、戈等兵器上。虎纹流行时间长，一直延续到汉代，不过商朝时这种虎纹很少见，在司母戊大鼎的双耳上有其纹样。

10.牛纹

多于器物的颈，腰上作牛的全形。牛体圆肥、大首，头上有一角或两角，前足多作跪卧状，但全形的牛纹很少见。一般为牛头纹较多见，有的以牛形作成器物的，如犀牛尊，还有以牛头浮雕器物的盖或提梁的两端，如北京琉璃河出土的牛头鬲。

商周青铜器纹样 - 宗教意义 

兽面纹尊

中国的青铜器时代在公元前两千年左右形成，至春秋战国时期，经历了十五个世纪。到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青铜冶炼与铸造的技术水平达到了巅峰。青铜器与中国奴隶社会的发展是一致的，它随着奴隶社会的产生而出现，又随着奴隶社会的解体而变迁，是中国奴隶社会文化最为直接的体现。 

奴隶社会的人们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条件下，仰仗自然的恩泽而生存，同时又在无情残酷的自然现象面前，对各种不可知的物象产生了敬畏的观念及神秘的认识。人们在这种观念认识支配下，构造了“万物有灵”的形象世界。青铜时代的艺术表现出了神力兼并万物的倾向，以权力强化宗教活动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事事占卜，事事问神，用青铜礼器来供奉神灵，祭祀社稷、祖先，为酒为醴，载歌载舞，“致其敬于鬼神”（《礼记·运动》）。因此宗教和礼法的神圣化，导致青铜艺术造型及纹饰的神秘意味。

青铜器纹饰与原始宗教青铜器纹饰作为神人关系的中介物的图像标志，具有符号的意义，能够为同一社会集团的成员和本集团的祖先神以及所崇拜的诸鬼神仙灵所认同。所认同之物可以是具有图腾性质的物象也可以是人们所崇拜的动物神。

图腾标记

图腾是一种自然形象，比较多的是动物形象，某一原始氏族认为这种自然形象与他们本氏族有着特殊的关系，或视之为本氏族的祖先，或视之为本氏族的亲属或保护神，因此无比虔诚的敬奉它，崇拜它。如龙纹、夔龙纹、凤纹、蝉纹等。龙纹是中华民族最吉祥、最神圣的纹饰，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的最具代表性的象征。在新石器时期，龙纹接近蜥蜴、壁虎的形象、到、青铜器时代、逐渐由演变成、夔龙、纹、、龙纹、夔是传说中的一种近似龙的动物。夔多为一角，一足，口张开，尾上卷，图形装饰变化多样主要盛行于商代和西周。凤纹同属具有图腾学渊源的纹饰，始于商，而盛行于周。这与凤鸣岐山而周兴似乎一致。凤纹是由、原始彩陶上的玄鸟演变而来的，西周基本形象是雉，、早期凤纹有别于鸟纹最主要的特征是有上扬飞舞的羽翼，因此，凤纹在青铜器中最为飘逸美丽的纹饰。

卫始豆

神灵崇拜 

青铜器纹饰中宗教意味最浓的是饕餮纹，饕餮这个名称最早见于《吕氏春秋·先识览》：“周鼎铸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于是,有首无身,便成了饕餮纹的一个特征。关于饕餮有各种说法，主要有两种：一是认为它们是原始社会图腾观念的遗留；一是认为它们是祭祀鬼神祖先的牺牲，或引申为“助理巫觋通天地工作的各种动物在青铜仪器上的形象”。在上古人类心中，整个世界都充满着种种稀奇古怪的精灵，其中有的是人的命运的主宰者或者朋友，有的是专与人类捣乱的妖魔鬼怪。上古人类将种种自然的或社会的灾祸都归与妖魔作怪。驱除妖魔鬼怪是原始人的重要的活动之一。这种活动通常叫辟邪。如司母戊方鼎，它是以细密的云纹组成的装饰带衬托浮雕式的兽面纹主题，整体面貌以对称的狰狞兽面象征王权威严，是商末青铜器的代表作。

驱神辟邪

在商周的纹饰中，可以看到以神化了的动物食人的方式来辟邪。这种用图腾动物捕食怪物的形象辟邪，反映的是神与魔的斗争，又曲折的反映了人与自然的抗争。虎食人卣，铜体作虎踞坐形，以虎后爪与尾为器的三个支撑点，而虎的前爪正有力地攫着一断发跣足的人，作噬食状，造型十分逼真生动。此卣形制复杂，显示铸造的高超技艺。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是为了辟邪，反映“虎食鬼”的神话；也可以说是人兽相拥，人为作法巫师；还有的认为虎为神物，猛虎食人是“天人合一”。

装饰作用

青铜器中的自然物象多以变异的手段来表现，最常见的是云雷纹、涡纹和水波纹，这种纹饰曾被普遍用作填满所要装饰的环形装饰带及大面积的“地子”上，又被称为“地纹”。这种“变异现象”不仅表现出由原始先民传承而来的企图借助想象来超越现实的思维方式，也表现出奴隶时代由社会等级、权力意识激发出的幻想。立体式的、浮雕式的饕餮纹、夔纹等，衬托以线刻的云雷纹等各种底纹，构成繁密复杂的图案。强烈的宗教情感在青铜器上凸现，神秘诡异，气势逼人。

中国青铜器的发展主要经历了夏、商、周三个历史时期，其间青铜器的风格从凝重庄严的艺术风格转向了朴实、简洁、明快风格，同时青铜器的社会功能也从祭祀用的礼器逐渐转变成实用器具。青铜器的纹饰则由庄重的饕餮纹、夔纹到富有韵律的窃曲纹、环带纹,再发展为清新的蟠螭纹、宴乐、攻战纹等,其间动物纹饰狰狞的超自然魔力逐渐减弱,直至丧失。这种纹饰的变化不仅仅是因为制造工艺或者人们审美水平的提高引起的，同时与人类生产力的提高及社会的变革也存在一定的联系。[1] 

流行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秦汉时代，以商周器物最为精美。最初出现的是小型工具或饰物。夏代始有青铜容器和兵器。商中期，青铜器品种已很丰富，并出现了铭文和精细的花纹。商晚期至西周早期，是青铜器发展的鼎盛时期，器型多种多样，浑厚凝重，铭文逐渐加长，花纹繁褥富丽。随后，青铜器胎体开始变薄，纹饰逐渐简化。春秋晚期至战国，由于铁器的推广使用，铜制工具越来越少。奏汉时期，随着瓷器和漆器进入日常生活，铜制容器品种减少，装饰简单，多为素面，胎体也更为轻薄。中国古代铜器，是我们的祖先对人类物质文明的巨大贡献，虽然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我国铜器的出现，晚于世界上其他一些地方，但是就铜器的使用规模、铸造工艺、造型艺术及品种而言，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铜器可以与中国古代铜器相比拟。这也是中国古代铜器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独特地位并引起普遍重视的原因之一。

西周青铜器从器形之间看，由于西周时期的青铜器制作方法同夏、商时期一样，没有太大的变化，都是陶范制作，且一器一范，手工制作，这样就不能铸造出相同的陶范，所以，在西周时期也是没有完全相同的青铜器造型，如果有，肯定有一件是伪器，或二者皆伪。 

从纹饰之间看，由于同夏、商时代一样为陶范铸成，一范一器，几乎没有完全相同纹饰或刻痕的青铜器，除了个别用单范铸造成器的有相同的纹饰，不过这样的纹饰在西周时期很少见。

从铜铁合铸上看，近年来的考古发现新材料证明，在商代晚期和西周早、中期，这类铜铁合铸器所使用的铁都是陨铁，那么究竟什么时候出现人工冶铁？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时间推定问题，因为，只要这个时间铆定了，我们才可以知道从商代晚期到什么时候属于陨铁和铜材料结合成器存在的时间？而什么时候又是人工冶铁和铜结合器存在的时间。1990年，河南三门峡西周晚期虢国贵族墓地出土了一把玉茎铜芯柄铁剑，为铜铁合铸的典型器物，且是人工冶铁，被称之为“中华第一剑”，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人工冶铁实物，由此我们可以推定，中国历史上铜和陨铁合铸的时代是从商代晚期到西周晚期。而人工冶铁与铜合铸成器的时代至迟在西周晚期技术上已经成熟。

青铜器分类 

　　鼎 相当于现在的锅，煮或盛放鱼肉用。大多是圆腹、两耳、三足，也有四足的方鼎。 

　　鬲(li，音历) 煮饭用：一般为侈口、三空足。

　　甗(yan，音演) 相当于现在的蒸锅。全器分上、下两部分，上部为甑，置食物；下部为鬲，置水。甑与鬲之间有一铜片，叫做箄。上有通蒸气的十字孔或直线孔。

　　角 饮酒器。形似爵，前后都有尾，无两柱。有的有盖。

　　斝(jia，音甲) 温酒器。形状像爵，有三足，两柱，一鋬。

　　觚(gu，音姑) 饮酒器。长身、侈口、口和底均呈喇叭状。

　　觯(zhi，音志) 饮酒器。圆腹、侈口、圈足、形似小瓶，大多数有盖。

　　兕觥(sigong，音四公) 盛酒或饮酒器。椭圆形腹或方形腹， 圈足或四足，有流和鋬，盖作成兽头或象头形。

　　尊 盛酒器。形似觚，中部较粗，口径较小，也有方形的。

　　卣(you，音有) 盛酒器(是盛酒器中的主要一种)。一般形状为椭圆口、深腹、圈足，有盖和提梁，腹或圆或椭或方，也有作圆筒形、鸱鸮形或虎食人形。

　　盉(he，音和) 盛酒器，或古人调和酒水的器具。一般是深圆口、有盖、前有流、后有鋬，下有三足或四足，盖与鋬之间有链相连接。

　　方彝 盛酒器。高方身，有盖，盖形似屋顶，且有钮。有的方彝上还带有觚棱。腹有曲的，有直的，有的在腹旁还有两耳。

　　勺 取酒器。一般作短圆筒形，旁有柄。

　　罍 盛酒或盛水器。有方形和圆形两种形式。方形罍宽肩、两耳，有盖；圆形罍大腹、圈足、两耳。两种形状的罍一般在一侧的下部都有一个穿系用的鼻。

　　壶 盛酒或盛水器。如《诗经》上说：“清酒百壶”，《孟子》上说：“簟食壶浆”。壶有圆形、方形、扁形和瓠形等多种形状。 

　　盘 盛水或承接水。多是圆形、浅腹，有圈足或三足，有的还有流。

　　匜(yi，音仪) 《左传》有“奉匜沃盥”，沃的意思是浇水， 盥的意思是洗手洗脸，说明是古代盥洗时浇水的用具。形椭圆，三足或四足，前有流，后有鋬，有的带盖。

　　盂 盛水或盛饭的器皿。侈口、深腹、圈足，有附耳，很像有附耳的簋，但比簋大。

　　簋(gui，音轨) 铜器铭文作“毁”，相当于现在的大碗，盛饭用。一般为圆腹、侈口、圈足、有二耳。

　　簠(fu, 音甫) 古书里写作“胡”或“瑚”。盛食物用。长方形，口外侈，四短足，有盖。

　　盨(xu, 音须) 盛黍，稷，稻，粱用。椭圆形，敛口，二耳，圈足，有盖。

　　敦(dui，音对) 盛黍、稷、稻、粱用。三短足、圆腹、二环耳、有盖。也有球形的敦。

　　豆 盛肉酱一类食物用的。上有盘，下有长握，有圈足，多有盖。

　　爵(jiu, 音决) 饮酒器。相当于后世的酒杯。圆腹前有倾酒用的流，后有尾，旁有鋬（把手），口有两柱，下有三个尖高足。

虎食人卣 

卣是一种盛酒器，有圆形、方形，也有不少动物或人物形象的，虎食人卣就是其中最杰出唧下件，它具有一种惊心动魄的艺术感染力。 

这件卣器整体铸成一虎形，虎尾支撑着踞坐，前爪则紧紧抓持住一人，大张虎口，而人头已塞人虎口内。人体则与虎相对，以手抓住虎肩，脚踏在虎盾爪上，向左转首侧视。整个造型令人怵目惊心。在虎的双肩顶端附有凝梁，提梁两端分别铺有一兽头，梁上的纹饰是以长形夔纹为主纹，雷纹为地纹。虎背上部铸为椭圆形器日，有盖，盖面纹饰与器体相一致，以雷纹衬托巷尾夔纹，盖面还铸有一小鹿。虎耳直竖，充满警惕感，耳内装饰有鳞纹，虎面及虎颚侧母的纹饰为鳞纹和云纹。虎目怒瞪，虎牙尽露，其锋利如钩如锯。虎背饰牛亩纹，从器盖后端沿着虎背脊铸有一扉棱，棱中部有钩状突起。人发向唐直披，神情安详，镇静，着衣，衣领为方口形，袖由较窄。人的腿与臀部饰有一对蛇纹古器外底有阴线纹饰，中有游龙，两侧各有一鱼。 

莲鹤方壶 商周时代铜器以奇丽深沉、古朴典雅著称，而春秋战国时代的铜器则清新自由、活泼轻松，莲鹤方壶就是春秋战粤时期铜器的一件代表作。此壶形体巨大，苛称为壶中之王。通高118厘米，重.28公斤，于1923年于河南新郑出土。 此壶整体呈椭方形，器身满饰蟠螭龙纹，布局均衡对称。器耳为浮雕镂孔的龙形怪兽，龙高冠，卷尾，头出器口，尾及器腹，动势撩人，呼之欲出。器腹四侧棱上各附有一上爬状的立体怪兽。壶底部由两条回首咋膏的长形小兽承托，轻盈、别致。壶顶有盖，盖体饰交体蟠虺纹，盖上都铸镂空莲瓣两层，盛开的莲瓣中亭亭玉立着一只仙鹤，展翅欲飞，引颈欲鸣。 

此壶盖的立鹤是铸立在一长方形平板上，板心铸有凸起的爪迹，是鸟与板原为联铸的痕迹。板在华盖中可分可合，不影响盖之倒置。此壶现藏北京故官博物院。

司母戊鼎

司母戊鼎是中国商代后期（约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王室祭祀用的青铜方鼎，1939年3月19日在河南省安阳市一片农地中出土，因其鼎内部铸有“司母戊”三字而得名，是商朝青铜器的代表作，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简介

　　司母戊鼎是商后期（约公元前十四世纪至公元前十一世纪）铸品，原器1939年 3月出土于河南安阳侯家庄武官村。此鼎形制雄伟，832.84千克。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是迄今为止出土的最大最重的青铜器。司母戊鼎初为乡人私自挖掘，出土后因过大过重不易搬迁，私掘者又将其重新掩埋。司母戊鼎在1946年6月重新出土，当年村民锯下一只鼎耳，由于历史原因无法找到，现在看到的是后来补筑上去的，成为了一大遗憾。新中国成立后，于1959年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鼎身呈长方形，口沿很厚，轮廓方直，显现出不可动摇的气势。司母戊鼎立耳、方腹、四足中空,除鼎身四面是无纹饰的长方形素面外，其余各处皆有纹饰。在细密的云雷纹之上，各部分主纹饰各具形态。鼎身四面在方形素面周围以饕餮作为主要纹饰，四面交接处，则饰以扉棱，扉棱之上为牛首，下为饕餮。鼎耳外廓有两只猛虎，虎口相对，中含人头。耳侧以鱼纹为饰。四只鼎足的纹饰也匠心独具，在三道弦纹之上各施以兽面。据考证，司母戊鼎应是商王室重器，其造型、纹饰、工艺均达到极高的水平。是商代青铜文化顶峰时期的代表作。　 

　　司母戊鼎器型高大厚重，形制雄伟，气势宏大，纹势华丽，工艺高超，又称司母戊大方鼎，高133厘米、长110厘米、宽78厘米、重约832千克，鼎腹长方形，上竖两只直耳（发现时仅剩一耳，另一耳是后来据另一耳复制补上），下有四根圆柱形鼎足，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该鼎是商王武丁的儿子为祭祀母亲而铸造的。　[1] 

　　司母戊鼎的提手文饰同样精美。两只龙虎张开巨口，含着一个人头，后世演变成“二龙戏珠”的吉祥图案。一般认为，这种艺术表现的是大自然和神的威慑力。现在却有人推测，那个人是主持占卜的贞人，他主动将头伸入龙虎口中，目的是炫耀自己的胆量和法力，使民众臣服于自己的各种命令，完全是可能的：当时的贞人出场时都牵着两头猛兽，在青铜器和甲骨文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图案。 

　　此鼎器形庞大浑厚，其腹部铸有“司母戊”3字，亦有人释作“后母毋”，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所铸。司母戊鼎的鼎身和鼎足为整体铸成，鼎耳是在鼎身铸好后再装范浇铸的。铸造这样高大的铜器，所需金属料当在1000千克以上，且必须有较大的熔炉。经测定，司母戊戊鼎含铜84.77%、锡11.%、铅2.79%，其他0.8%。与古文献记载制鼎的铜锡比例基本相符。司母戊鼎充分显示出商代青铜铸造业的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 

　　1976年安阳殷墟妇好墓的发掘给出了我们答案。妇好乃商五武丁的一个王后，史载她主持祭祀、打猎、英勇善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赫赫有名的女将军。考古学家在妇好墓中发现了司母辛鼎，而通过对比发现司母辛鼎的形制、纹饰和铭文的风格均和司母戊鼎一致，两鼎之间的合金配比情况也极其相似，这就有力地证明司母戊鼎确属殷墟2期。这也帮助我们断定司母戊的“戊”应该就是武丁王的另外一个王后“戊”，此鼎乃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戊而作的祭器，祭祀的时候，祭祀者把铭文和纹饰完整的一面朝向祭祀的牌位，把器物的背面对着自己。这种纹饰大多为饕餮纹，它是阴间和阳界沟通的使者，也有专家认为，这种狰狞的饕餮就是早期的龙，是龙的一种变体。在烟雾缭绕之中，龙会把祭祀的信息带到天上。祭祀之后随葬于其母墓中。 

但令人奇怪的是，同为武丁王的王后，司母戊鼎的体积几乎是司母辛鼎的2倍，重量则是它的6倍。不久，考古人员在当年司母戊鼎出土的下方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甲字型大墓，在殷墟王陵区有大墓11座，这些大墓很可能都是商王的墓葬。“戊”的墓葬规格是仅次于商王的。而武丁的另一位王后——女将军妇好，她的墓葬并没有进入王陵区。在12位商王中，每一位商王通常都有十几个妻子，为什么仅仅有武丁的王后“戊”，墓葬有如此高的规格呢？这成为历史留给我们的另一个谜。

中国的鼎文化

 　　鼎为中国古代炊食器。中国鼎文化的起源可以一直追溯到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早在7000多年前就出现了陶制的鼎。而其真正的发展最高峰则出现在商朝和西周时期，尤其是商代以鼎为代表的祭祀用容器的制作，盛行于商周时期，延续到汉代。 

　　最早的中国鼎被认为是立国重器，它是中国青铜器的杰出代表。象征着高大、显赫、尊贵的意思。鼎的尺寸比生活实际大的多，是由于古人认为它是神的尺寸，这也反映鼎一开始是作为一种祭祀的礼器。 

　　在奴隶制鼎盛时代，被用作“别上下，明贵贱”，是一种标明身份等级的重要礼器。文献记载：“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又载“铸九鼎，像九州”。又有成语一言九鼎、问鼎中原、三足鼎立等。青铜鼎的前身是原始社会的陶鼎，本来是日用的饮食容器，后来发展成祭祀天帝和祖先的“神器”，并被笼罩上一层神秘而威严的色彩。在古代,鼎是贵族身份的代表。典籍载有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的用鼎制度。此外，鼎也是国家政权的象征，《左传》有载：“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鼎大多为三足圆形，但也有四足的方鼎。（司母戊鼎便是最负盛名的四足大方鼎） 

　提起鼎，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政权和社稷，鼎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一种象征，具有极其崇高的意义。

相关事件

　　 2000年，南京博物院技术部申报“泥范铸作司母戊鼎工艺研究”课题，并在2006年7月用仿古代的泥范铸作工艺初步铸成原大司母戊鼎。 

　　为筹备殷墟申请联合国“世遗”评估行动，中国历史博物馆曾在2005年9月下旬把在北京秘藏的原鼎运回安阳殷墟博物馆一同展览近四个月，安阳市在殷墟举行盛大仪式，迎 接阔别家乡59年的司母戊鼎在故里展出。当时是万人空巷迎宝鼎，至尊国宝现真容。 

　　为配合殷墟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受申遗办委托，2006年5月由中国文物学会会员、文物修复委员会委员赵乾民仿制的巨型司母戊鼎，该鼎高3米，长2.5米，宽1.74米，重达3吨。底座上镶嵌着周谷城先生书写的“青铜时代第一鼎”大字，安放在司母戊鼎的出土地——殷墟王陵遗址。 

　　殷墟在2006年7月13日正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后，当年把原鼎收藏免被日军搜掠的42位村民之一的吴培文被增补为安阳市政协委员。吴培文的孙子吴苏桉继承爷爷的遗志，创办了河南司母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继续弘扬古老的中华文明。 

　　2010年5月1日，上海世博会盛大开幕，作为中国古代科技文明象征、青铜文化象征的司母戊鼎（仿制品）再一次鼎立世博会，迎接全球友好人士的参观。由河南司母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历时三个多月制作完成，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李改欣亲自开模。 

鼎盛行于商周时期，延续到汉代。在奴隶制鼎盛时代，被用作“别上下，明贵贱”，是一种标明身份等级的重要礼器。（文献记载：“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又载“铸九鼎，像九州”。）（又有成语“一言九鼎、问鼎中原、三足鼎立”）

神秘暗示

　　司母戊大方鼎是1939年3月在河南安阳侯家庄武官村吴玉瑶家的农田中发现的。鼎出土后，因太重太大，移动困难，人们便想锯断大鼎，然后运出，但仅锯一足，便锯不断，又担心日本人的掠夺，便把鼎又埋了起来。直到抗战胜利后，1946年6月，大鼎才又重新掘出，但已失去一耳。 

　　司母戊鼎是迄今为止最大最重的青铜器。鼎重832.84公斤，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宽78厘米，足高46厘米，壁厚6厘米。因鼎大得可以做马槽，又俗称“马槽鼎”。 

　　司母戊鼎纹饰美观，工艺精巧。除鼎身四面是无纹饰的长方形素面外，其余各处皆有纹饰。鼎身四面在方形素面周围以饕餮作为主要纹饰，四面交接处，则饰以扉棱，扉棱之上为牛首，下为饕餮。鼎耳外廓有两只猛虎，虎口相对，中含人头，好象被虎所吞噬，俗称虎咬人头纹。耳侧以鱼纹为饰。四只鼎足的纹饰也匠心独具，在三道弦纹之上各施以兽面。 

中国早在7000多年前就出现了陶制的鼎，在商朝和西周时期达到了高峰，尤其是商代以鼎为代表的祭祀用容器的制作，盛行一时。在当时，鼎被用作“别上下，明贵贱”，是一种标明身份等级的重要礼器，也是国家政权的象征， 《左传》有载：“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青铜鼎的前身是原始社会的陶鼎，本来是日用的饮食容器，后来发展成祭祀天帝和祖先的“神器”。所谓“藏礼于器”，青铜鼎作为重要的礼器成为了祭器，用以祭天祀祖，缅怀先祖功绩。而古代人相信灵魂不死，所以贵族死后又常常用鼎来随葬。 

铭文

司母戊鼎是我国商代青铜器的代表作，造型厚重典雅，气势宏大，纹饰美观庄重，很显然，这么巨大的鼎，并非是出于实用的需要而制作的。那么，当时的人们是在什么观念的支配下来制作这一器物的，它又具有怎样的象征意义？据学者称之所以称此鼎为“司母戊鼎”，是因为其腹内壁铸有铭文“司母戊”三个铭文，那么这三个铭文究竟何意呢？ 

　　殷墟博物苑位于安阳市西北郊小屯，因其坐落在“殷墟宫殿区”而命名。殷墟王陵区出土的司母戊大鼎在 

　　方鼎的出土始终是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消息还是泄露了出去。不久， 驻安阳飞机场的日军警备队长黑田荣次前来“参观”，后北平古董商肖寅卿也来秘密造访，并表示愿出20万银元购买，但要求村民将鼎砸成四至十块，以便分批装箱运走。村民受20万银元诱惑，真的开始肢解方鼎，先是用钢锯条锯，但由于方鼎的硬度高，没锯动。后来，村民认为把方鼎破坏了太可惜，还怕万一萧寅卿不要，不完整的方鼎会很难出手，于是村民停止肢解，又将方鼎埋入地下保存了起来。 

　　后来，消息传到日伪宪兵队耳中，宪兵队多次前来搜寻。村民为了防止宝物被日本人抢去，便采取了迷惑敌人的办法：将方鼎转移到较远的地方埋藏起来，而在原来埋藏方鼎的地方，埋藏了别的出土文物。日本宪兵找到这一埋藏地点，将这批文物抢劫而去，而方鼎得以保存下来。1946年6月被重新掘出，原物先存于县处。同年十月底，为庆祝国民蒋介石60寿辰，驻军用专车把它运抵南京作寿礼，蒋指示拨交博物院筹备处保存。 

　　1948年夏，该鼎在南京首次公开展出，蒋亲临参观并在鼎前留影。而国民终究因重量问题没有把其运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该鼎存于南京博物院，1959年转交中国历史博物馆至今。方鼎那失去的一只鼎耳一直没有找到，专家们仿照鼎上另一只鼎耳将它补铸上去，算是完整了。 

四羊方尊

四羊方尊器身方形，方口，大沿，颈饰口沿外侈，每边边长为52.4厘米，其边长几乎接近器身58.3厘米的高度。长颈，高圈足。颈部高耸，四边上装饰有蕉叶纹、三角夔纹和兽面纹。尊的中部是器的重心所在。尊四角各塑一羊。肩部四角是四个卷角羊头，羊头与羊颈伸出于器外，羊身与羊腿附着于尊腹部及圈足上。尊腹即为羊的前胸，羊腿则附于圈足上，承担着尊体的重量。羊的前胸及颈背部饰鳞纹，两侧饰有美丽的长冠凤纹，圈足上是夔纹。方尊肩饰高浮雕蛇身而有爪的龙纹，尊四面正中即两羊比邻处，各一双角龙首探出器表，从方尊每边右肩蜿蜒于前居的中间。全体饰有细雷纹。器四角和四面中心线合范处均设计成长棱脊，其作用是以此来掩盖合范时可能产生的对合不正的纹饰。 

据考古学者分析四羊方尊是用两次分铸技术铸造的，即先将羊角与龙头单个铸好，然后将其分别配置在外范内，再进行整体浇铸。整个器物用块范法浇铸，一气呵成，鬼斧神工，显示了高超的铸造水平。四羊方尊集线雕、浮雕、圆雕于一器，把平面纹饰与立体雕塑融会贯通、把器皿和动物形状结合起来，恰到好处，以异常高超的铸造工艺制成。在商代的青铜方尊中，此器形体的端庄典雅是无与伦比的。此尊造型简洁、优美雄奇，寓动于静。被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 

　“尊”是一种盛酒器。尊一般为圆形、鼓腹、大口，也有少数方形尊。四羊方尊便是其中一例。“尊”，常与“彝”并称成组的青铜礼器，此类器物主要流行于商周时期，基本造型是侈口、高颈，圆腹或方腹、圈足较高。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是青铜尊的铸造盛期。以四羊方尊式的方形尊和觚式尊，共同特点是在器表的合范处多饰有凸起的棱脊，且通身雕满了精密繁缛的云雷纹、兽面纹、蕉叶纹，整个器物给人以雄浑厚重之感。　 

　　羊在古代寓意吉祥。四羊方尊以四羊、四龙相对的造型展示了酒礼器中的至尊气象。 

　　类似像四羊方尊这样的商周时期青铜器大多属于国家文物，市场上不许流通。 

德如羔羊——四羊方尊的文化解读 

　　湖南出土的商周青铜器中，以羊为造型的器物不仅数量较多，而且制作几近完美，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著名的四羊方尊。四羊方尊被认为是中国青铜铸造史上最杰出的作品之一。这件器物被认为是传统泥范法铸制的巅峰之作，由于这件杰作达到的水平令人难以置信，一度被误以为采取了新的铸造工艺。 

　　羊成为青铜重器着力表现的对象，有其独特的象征意义。 

首先，羊在祭祀礼仪中的地位仅次于牛，商代国都所在的河南安阳小屯发现大量祭祀坑，最多的就是牛、羊、犬，商王武丁时期的一条有关商王室对武丁祭祀的材料中提到“卜用百犬、百羊”，另一条材料中提到“十五羊”、“五十羊”，可见羊作为祭祀的牺牲用量很大。 

　　羊的个性也使之成为人们喜爱的对象。先秦时期，人们对羊的个性有两个归纳：善良知礼；外柔内刚。羊“跪乳”的习性，被视为善良知礼，甚至被后世演绎为孝敬父母的典范；外柔内刚也被引申出许多神圣的秉性，传说的始祖皋陶敬羊，《诗经•召南》中也有“文王之政，廉直，德如羔羊”的说法，中国古代一种独角怪兽獬豸也被认为与羊有关，能看出人是否有罪，能分辨是非曲直。因此，后世以独角兽表示法律与公正。 

　　羊最通俗或民间化的象征意义便是“吉祥”，至少从汉代开始，羊就与吉祥联系在一起，汉代瓦当、铜镜等铭刻中多见“宜侯王 大吉羊（祥）”，吉祥有时直接写成“吉羊”，在这里，羊与祥不仅仅是字的通假，而是羊身上被赋予的上述种种秉性使然。 

　　羊是带角的动物。角是许多民族尤其是原始民族崇拜之物，人类创造的神里许多带角，如中国古代战神蚩尤就是著名的带角的神与祖先。 

　　甲骨文中的羌字，字形即为人头上戴羊角，世界各原始民族习见用羊角、牛角、鹿角为饰物，其含义有： 

　　1、最早头上戴角、身披兽皮是为了狩猎时诱惑野兽的需要； 

　　2、氏族节庆日，参加舞蹈的人头上戴双角或有角假面； 

　　3、阶级分化后，部落酋长、显贵才戴羊角，有表示权力与尊荣之意； 

　　4、巫师礼神作法戴羊角帽； 

　　5、氏族崇拜的神也有角。 

　　羊在甲骨文中约有四十余种字形，字形最明显的共同特征便是突出双角。 

　　古人有“水之精为玉，土之精为羊”的说法，羊是各种艺术形式着力表现的对象。新石器时代有陶塑的羊，安阳殷墟商代妇好墓、山西曲沃北赵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晋侯夫人墓出土有玉羊、东汉有百戏吉祥画像石、东晋瓷器中有羊首壶。清代喜欢用三羊组成工艺品，意寓“三羊（阳）开泰”。 

　　《易》中称羊者有三卦：〈兑〉为羊、〈夬〉中九四有“牵羊悔亡”、〈归妹〉上六有“士刲羊，无血。”羊在易学家的研究中被借为“阳”的象征符号。夏历正月为泰卦，六十四卦中，“泰”属三阳，“正月泰卦，三阳生于下，冬去春来，阴消阳长，有吉亨之象”；此外，三阳在易卦中是初九、九二、九三爻，同属“阳”。故历来以“三阳开泰”为一年开头的吉祥语，有万物更新的象征意义。羊也是“和”文化的象征，古有“钟律和则玉羊见”的传说。因羊与阳在古音中同音可通假，加上羊形象可爱，性情柔中有刚，故人们以“羊”作“阳”的代号与具象符号，民间的绘画作品中，也用羊来表现“三阳开泰”、 九羊启泰的主题。 

广州著名的五羊传说很美丽，值得注意的是故事中把五羊与五谷联系在一起，晋裴渊《广州记》“五羊衔谷萃于楚庭”，也许包含了一些今天无法穷究的古老文化密码。 

　　有意思的是，羊在许多文化背景中都充当过特别角色，不同文化中，羊的象征意义有不同也有相似的地方。西方的传统中，山羊角是“太阳”，牛角是“月亮”，太阳说与中国古代“三羊（阳）开泰”演绎的羊与太阳的联系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地中海文明中,头胎羔羊（或称为圣约翰的羔羊）,被视为春天胜利的象征。犹太教、教、教的各类场合中，小羔羊是祭献的牺牲，尤其是“神的羔羊”包括羔羊的血，有救世、驱邪的象征意义，原始的教教义甚至指为羔羊，约翰对耶稣就说过“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犹太教中用两只公山羊作“赎罪祭”，就是人们常说的“替罪羊”。 

　　湖南出土的以四羊方尊为代表的着力表现羊的青铜器，一方面保留了原始的图腾崇拜，又有替代羊作为牺牲献祭给神明的意思，同时还包含了对羊等家畜养殖兴旺的期盼，也可能萌芽了后世关于羊的种种观念。对于当年羊尊的所有者来说，不是一件不能说话的器物，而是自己及其家国之希望所系。 

象征意义

　　首先，羊在祭祀礼仪中的地位仅次于牛，商代国都所在的河南安阳小屯发现大量祭祀坑，最多的就是牛、羊、犬，商王武丁时期的一条有关商王室对武丁祭祀的材料中提到“卜用百犬、百羊”，另一条材料中提到“十五羊”、“五十羊”，可见羊作为祭祀的牺牲用量是很大的。 羊的个性也使之成为人们喜爱的对象。先秦时期，人们对羊的个性有两个归纳：善良知礼；外柔内刚。羊“跪乳”的习性，被视为善良知礼，甚至被后世演绎为了孝敬父母的典范；外柔内刚也被引申出许多神圣的秉性，传说的始祖皋陶敬羊，《诗经•召南》中也有“文王之政，廉直，德如羔羊”的说法，中国古代一种独角怪兽獬豸也被认为与羊有关，能看出人是否有罪，能分辨是非曲直。因此，后世以独角兽表示法律与公正。 

青铜礼器是奴隶主贵族用于祭祀、宴飨、朝聘、征伐及丧葬等礼仪活动的用器，用以代表使用者的身份等级和权力，是立国传家的宝器。青铜礼器种类繁多，数量巨大，工艺精美，其存在是中国古代青铜器的显着特点。青铜礼器可分为四大类： 食器 

　　有鼎、鬲、甗、簋、簠、盨、敦、豆等。其中盛肉的鼎是最重要的礼器。安阳殷墟出土的司母戊鼎，重达875千克，是已发现的最重的青铜器。西周中晚期形成列鼎制度，即用形状花纹相同而大小依次递减的奇数的成组鼎来代表贵族的身份。据《春秋公羊传》何休注，天子用9鼎，诸侯用7鼎、卿大夫用5鼎、士用3鼎或1鼎。在考古发现中，奇数的列鼎往往与偶数的盛黍稷的簋配合使用，即9鼎与8簋相配、7鼎与6簋相配等。 

　　酒器 

　　包括饮酒器爵、觯、觥及盛酒器尊、卣、壶、斝、罍、觚等。商代贵族饮酒成风，西周初曾严厉禁酒，西周中期以后青铜饮酒器大为减少。 

　　水器。有盘、匜等。主要用于行礼时盥手以表示虔敬。 

　　乐器 

　　有铙、钟(包括甬钟、钮钟与镈)、鼓等。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多达65件的青铜编钟，音域宽广、音色优美，代表了中国古代青铜冶铸技术及音乐的高度水平。 

　　特点 

　　中国的青铜时代从公元前二千年左右形成，经夏、商、西周和春秋时代。大约经历了十五个世纪。 

高峰：在商的晚期和西周早期，青铜冶铸业作为生产力发展的标志而达到高峰。战国晚期，冶铁业出现，高水平的青铜冶铸业完成了历史所赋予的使命。 

青铜

青铜原指铜锡合金﹐后除黄铜﹑白铜以外的铜合金均称青铜﹐并常在青铜名字前冠以第一主要添加元素的名。锡青铜的铸造性能﹑减摩性能好和机械性能好﹐适合於制造轴承﹑蜗轮﹑齿轮等。铅青铜是现代发动机和磨床广泛使用的轴承材料。铝青铜强度高﹐耐磨性和耐蚀性好﹐用於铸造高载荷的齿轮﹑轴套﹑船用螺旋桨等。铍青铜和磷青铜的弹性极限高﹐导电性好﹐适於制造精密弹簧和电接触元件﹐铍青铜还用来制造煤矿﹑油库等使用的无火花工具。

青铜器的种类

　　青铜器的类别有食器、酒器、水器、乐器、兵器、车马器、农器与工具、货币、玺印与符节、度量衡器、铜镜、杂器十二大类，其下又可细分为若干小类。其中食器、酒器、水器、乐器、兵器，这五类是最主要的、最基本的。 

　青铜具有熔点低、硬度大、可塑性强、耐磨、耐腐蚀、色泽光亮等特点，适用于铸造各种器具、机械零件、轴承、齿轮等。

一般把中国青铜器文化的发展划分为三大阶段，即形成期、鼎盛时期和转变期。形成期是指龙山时代，距今4500～4000年；鼎盛期即中国青铜器时代，时代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延续时间约一千六百余年，也就是中国传统体系的青铜器文化时代；转变时期指战国末期－秦汉时期，青铜器已逐步被铁器取代，不仅数量上大减，而且也由原来礼乐兵器及使用在礼仪祭祀，战争活动等等重要场合变成日常用具，其相应的器别种类、构造特征、装饰艺术也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

盛期即中国青铜器时代，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延续时间约一千六百余年。这个时期的青铜器主要分为礼乐器、兵器及杂器。乐器也主要用在宗庙祭祀活动中。礼器是古代繁文缛节的礼仪中使用的，它带有一定的神圣性，是不能在一般生活场合使用的。所有青铜器中，礼器数量最多，制作也最精美。礼乐器可以代表中国青铜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礼器种类包括烹炊器、食器、酒器、水器和神像类。这一时期的青铜器装饰最为精美，文饰种类也较多。 

青铜器最常见花纹之一，是饕餮纹，也叫兽面纹。这种纹饰最早出现在距今五千年前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玉器上，山东龙山文化继承了这种纹饰。《吕氏春秋·先识》篇内云“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故此，一般把这种兽面纹称之为饕餮纹。饕餮纹在二里头夏文化中青铜器上已有了。商周两代的饕餮纹类型很多。西周时代，青铜器纹饰的神秘色彩逐渐减退。龙和凤，仍然是许多青铜器花纹的母题。可以说许多图案化的花纹，实际是从龙蛇、凤鸟两大类纹饰衍变而来的。 

蝉纹，是商代、西周常见的花纹，到了春秋，还有变形的蝉纹。春秋时代，螭龙纹盛行，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把其他花纹差不多都挤掉了。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另一个突出特征是制作工艺的精巧绝伦，显示出古代匠师们巧夺天工的创造才能。用陶质的复合范浇铸制作青铜器的和范法，在中国古代得到充分的发展。陶范的选料塑模翻范，花纹刻制均极为考究，浑铸、分铸、铸接、叠铸技术非常成熟。随后发展出来毋需分铸的失蜡法工艺技术，无疑是青铜铸造工艺的一大进步。“蟠虺纹”因图形为盘绕成组的蛇形得名，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虺是上古典籍记载的剧毒 

蛇，所谓似蛇而小。“蟠虺纹”仅见于春秋时期。

“象纹”与“象鼻纹”也是青铜器上的常见纹饰。象，通相。既是一种温顺的大型动物，又常作为太平吉祥的象征，还有就是“出将入相”的辉煌。 

　　“兽面带纹”过去亦称“狩带纹”，是青铜器上一种变形为带状装饰纹的动物面部形象组

合。这种纹饰带出现于西周晚期，流行于春秋战国。 下载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