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心妍
来源：《神州·中旬刊》2019年第02期
摘要：北宋时期，文化繁盛，儒、道、释三家思想并存发展。苏轼深受这三家思想的影响，他的一生跌宕起伏，有年少登科的意气风发，也有“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的凄苦。在这大起大落中，苏轼始终保持着旷达积极的处事态度。这种态度的形成与苏轼的儒释道思想息息相关。本文以此为研究对象，分析这三种思想对苏轼形成旷达和顺处世哲学的作用。
关键词：苏轼;儒道释精神;旷达
1 前言
苏轼作为唐宋家之一，精通诗、文、词、绘画、书法，可谓是全才、奇才。然而他的一生却坎坷不平，仕途不顺，连遭贬谪。但生活的苦难并没有使他意志消沉，反而使他在历经苦难的洗礼之后愈加坚韧、淡然。他少年时期深受儒家正统积极入世思想的影响，历经宦海浮沉之后开始接受佛道两家思想。正如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所言，“从佛教的否定人生，儒家的正视人生，道家的简化人生，这位诗人在心灵识见中产生了他的混合人生观。”[1]儒释道三种思想的交互影响下造就了苏轼独特的混合人生观以及别具一格的处世哲学。王国维评价苏轼：“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苏轼的魅力不仅仅限于他卓越的艺术才能，还有他旷达乐观的处世哲学，这种处世哲学对当今的人们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2 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
苏轼出生在四川眉山一个富有文化气息的家庭，父亲苏洵是北宋著名的散文家、学者，对两个儿子课业要求十分严格。母亲则是一位饱读诗书的大小姐，从苏轼很小的时候就教他识字并督促他阅读经史典籍。严父慈母的言传身教使苏轼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
当时北宋政治以儒学为尊，受父母言传身教以及儒家正统“学而优则仕”思想的影响，苏轼从小立志要成为像范滂那样的一代贤臣。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思想深深地印刻在苏轼心中，在今后的仕途中，他也一直秉持着这种积极入世的理想信念。
熙宁四年，苏轼上书皇帝指出王安石变法的弊病，被新党排挤。苏轼为避免是非自请出京任职，想要在地方实实在在为百姓做事。他先去了杭州任通判，后又分别在密州、徐州、湖州担任知州。在杭州期间，他致力于治理当地水患，疏浚六井，拓宽水道，造福了当地的百姓。在徐州，他解决了当地的黄河水患，展现了高度的组织才能。在八年的地方任期中，苏轼展现了他强大的政治才能，朝自己“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天平”的理想抱负积极进取。
熙宁八年，任密州知州的苏轼在一次出游中写下了最可以代表他早年积极入世思想的诗词——《江城子·密州出猎》。全词情感豪迈，一个“狂”字展现得淋漓尽致。词中描写了此次围猎的盛大景象，词人整装待发，全力以赴地追赶猎物;随从的气势浩荡，呼啸而来……这是一场围猎，更是一次全城参与的盛会，苏轼是这场盛大的聚会中的主角，他被万人追捧，看似众星拱之的繁华背后是不为人知的孤独。借着酒酣，词人敞开襟怀，抒发理想。“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鬓角微霜又如何，受新党排挤又如何？这都只是一时的不称意。正如冯唐召回魏尚，他日自己也将重获朝廷信任与重用，到那时他必要施展“射天狼”的抱负，抗击西夏和辽的侵袭。这种渴望报效国家并有一番政治作为的理想正是儒家积极入世、兼济天下思想的体现。
这一阶段中，苏轼未经历过贬谪，在仕途生活中以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为主导，他勤于政务，兢兢业业。辗转杭州、密州和徐州的这几年可以算的上是苏轼仕途中最顺利平稳的阶段，他在每一个地方都尽心尽力地为百姓服务，同时仍不忘自己想要为朝廷出力，为天下兴利除弊的初心。
3 超然洒脱的道家思想
道家思想对苏轼人生体悟和性情塑造也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使他能够在贬谪失意时不改旷达之志。
元丰二年，刚就任湖州知州的苏轼例行公事给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表》，然被新党曲解，苏轼被扣上“诽谤朝廷”的罪行，在狱中待了一百三十天后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由于是被贬黄州，苏轼无俸禄薪水、无权享受官府提供住宅。一夕之间，从春风得意的科场奇才，到谪居落寞的戴罪犯官，满腹才华无处施展，弟苏辙也因其被贬官，此间种种皆让苏轼落寞。这期间，苏轼开始重拾道家思想，读老庄。老子的道法自然、庄子的逍遥游等思想深深拨动了苏轼的心弦[2]。老庄主张的以通达的态度看待人生，不为俗世所累的思想极大地缓解了苏轼当时心中的苦闷。
苏轼在《赤壁赋》中写道：“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这段话深刻地体现了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道家这种超然物外，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思想使苏轼超然于仕途的荣辱得失之外，他开始寻觅自我的解救，渴望顺应自然随遇而安，与仙人同游，与明月相伴。但知道这种想法不切实际，因此只能将其托寄在悲凉的秋风中。这首《前赤壁赋》延续了苏轼以往豪迈大气的词风，但也受庄子浪漫洒脱文风的影響，多了几分道风仙气。虽有对自己仕途不顺的感叹，但这种惆怅于天地而言，就如同沧海之一粟。道家的洒脱超然让苏轼仕途中的惆怅消融于天地自然之间，让他的文字哀而不伤。苏轼的诗词在这个阶段不论是创作技巧还是待世情怀都有了升华与提升[3]。
在道教思想的影响下，苏轼逐渐开始笑对生活的苦难，乐于当前。在黄州的生活贫苦，苏轼脱下文人的长袍，穿上农夫的短打，开荒种地，并将这块地命名为“东坡”，且自居为“东坡居士”。老子的“无为”、庄子的“逍遥”对苏轼旷达人格的形成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追溯苏轼已走过的人生，这种道家思想并不是从黄州才产生的。苏轼是四川眉山人，此地道教盛行。他的启蒙老师便是一位道士，他在《道士张易简》中曾言道：“吾八岁入小学，以道士张易简为师”。可见其幼时便接受了道家思想的熏陶，只是少年的他胸怀大志，又早早中举名动京师，在地方任职也风生水起，得心应手，过于一帆风顺的经历让他难以深刻体会道家思想。乌台诗案这次沉重的打击使他内心道家思想的种子终于得以萌发。正如他本人所言：“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
4 苦中作乐的佛道融合
苏轼一生始终不离官场，他一生的起落也皆因官场中政见不和而来。儒家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以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一直深深地影响着他。但中年之后，尤其是乌台诗案之后，佛道思想对他的浸润愈加深厚。其弟苏辙曾评苏轼“初好贾谊、陆赞书，论古今治乱……既而读《庄子》……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4]佛家强调人生如梦，万物皆空，人生的种种痛苦是盲目追求“虚妄”的结果[5]。佛家这种“空”“梦”的思想加之道家超然物外的思想使得苏轼对于现世的功名与苦难愈加淡然，而是执着于追求本心，苦中作乐。正所谓“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尽凡心，别无圣解”。
元佑八年，哲宗执政再次启用新党。苏轼于绍圣元年再度被贬，被贬至惠阳（今广东省惠州市）。在宋代，岭南一带被视作极度荒蛮之地，只有穷凶极恶的罪人才会被流放至此。苏轼则以其独有的旷达心胸面对这一困境，并写下《惠州一绝》一诗。“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对于他人，沦落到如此境地无异于给生命画上了句号，对于他，却是另一种新奇的体验。他可以日日享受春光，品尝新鲜的水果。这种苦中作乐的思想基本上占据了苏轼的晚年，这一阶段他体现出更一种坦然面对、享受苦难的人生态度。
绍圣四年，苏轼被贬至儋州，此时苏轼已经62岁，晚年的他思想逐渐成熟并趋于稳定，也最接近他的本我。对于儋州，他欣然接受，甚至说“我本儋耳人”，将贬谪之地视作自己的第二故乡，仿佛对这里的一切都异常满意。其间，他写下《东坡海南食蚝》“东坡在海南，食蚝而美，贻书叔党曰：‘无令中朝士大夫知，恐争谋南徙，以分此味。’”世人眼中儋州是唯恐避之不及的荒蛮之地，被贬至此乃是奇耻大辱，对于他而言，这里却是一个可以时常吃到生蚝的不可多得的风水宝地，甚至不能让他人得知，恐怕有人和自己分而食之。正是他这种完全将自己置于苦难之中，去体味和感悟甚至享受的精神状态造就了他传奇而伟大的人格。在长达年的人生中，做到了“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
佛道两家精神的融合，让他不沉迷被贬谪之后的愤懑与凄凉，而是从负面情绪中抽离出来，回归生活的本质。他把自己求而不得的一切看作非他所有之物，本就不属于自己，又如何强求？“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何必因为有志难酬而意志消沉甚至绝意仕途呢？用心去体味生活才是他应该做的，活在当下才是他正确的人生态度。
5 结语
苏轼用他儒释道思想融合后的成熟心态面对生命中的欢欣坎坷，顺遂挫折，又在一次次历练之中使自己的这种思想更加鲜明和完善。他形成了这种伟大的人生观，也被这种态度深深影响着，从而登上了宋朝文学的巅峰。儒家积极进取的思想和佛道超然物外的思想看似矛盾，却完美地融合在了苏东坡的一生之中。可以说，儒家思想是他的精神导师，引领他不懈地为了政治理想而奋斗，佛道家思想则是他的精神支柱，让他在失意时不消沉堕落、自暴自弃，依然如最初一般热爱生活、热爱生命。时至今日，这种豁达乐观的心态对于处于困境中的人们依旧具有一定的啟发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林语堂.苏东坡传[M].张振玉，译.西安：陕西师大出版社，2005.
[2]申明秀.儒道释的结晶与升华——论苏轼旷达的人格境界[J].名作欣赏，2008（22）：13-16.
[3]陆雪卉.道教与道家思想对苏轼的影响研究[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6，31（11）：16-21.
[4]陈莹.儒释道思想在苏轼《前赤壁赋》中的体现[J].语文学刊，2016（03）：51-52.
[5]官方.试论苏轼诗词中的禅思与禅趣[J].韶关学院学报，2017，38（07）：20-23.下载本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