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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以后，经过了一个长期的中国化过程，佛教的中国化主要表现在译经、格义、僧官制度，与农业结合及其判教开宗上。

关键词：佛教中国化   格义  僧官制度   判教开宗

儒、佛、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支撑着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厦。这其中，儒、道是由中国本土产生的，而佛教则是从国外输入的。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在传入中国以后，经历了长期的中国化过程，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佛教文化。

一、什么是“佛教中国化”

佛教创立于公元前6—5世纪的古印度，由于它的思想学说在很多方面都与中国原有的思想有巨大差异，所以，在其传入中国后，要想求得生存和发展壮大，就必须根据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实际情况，在教义理论的内容和形式、传播方式、修行实践等各个方面不断调整和改变自己，逐渐适应中国的国情。事实上，佛教自传人中国以后，由于其学说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差异，佛儒之间为了争夺在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开展了长达近千年的争论。在争论中，佛教为了争取在中国发展的机会，针对当时中国的情况对佛教义理、修行方式和政治价值取向都进行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造，最终完成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实现了与中国文化的融合，并推动和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换言之，佛教这样一个从两汉开始传入中国，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直至隋唐时期繁荣的过程，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佛教中国化。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一一禅宗的出现，则是佛教中国化完成的标志。简言之，“佛教中国化，就是佛教要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而不断调整传播方式和不断发展义理的过程。”

二、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其表现

（一）佛教初传入华与译经格义

“印度佛教传人中国的大致年代，应该是在西汉末年和汉初年之间，正是公元一世纪初叶前后。”而关于佛教初传人中国的确切时间，学术界存在着很多种说法，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准确的定论。查阅资料可以看到，学术界“比较普遍的看法是，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即公元前2年)传入说”据《三国志·魏志·东夷传》注引三国时期魏国鱼豢《魏略·西戎传》记载：“或汉哀帝元寿元年(即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庐大月氏使伊存口授《浮屠经》。” 就是根据这些资料，中国佛教协会和国宗教学会共同确定1998年为佛教传人中国2000年的纪念年，并举办了纪念活动。这也说明了佛教界对此种说法的公认。

佛教在两汉传入中国之初，被看做是黄老神仙方术的一种，主要在上层贵族人士之间流传，很少有下层百姓接触。东汉至三国时期的佛事主要是译经。由于佛教在许多方面都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当时的译经家为了使人们更能接受佛经，在翻泽佛经的过程中往往大量借用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家典籍中的词语来比附和解释佛教的教义，“有时甚至不惜改变自己以迎合中国的社会与文化”。比如，把“释迦摩尼”翻译为“能仁”，把“禅定”翻译为道家的“守一”。这种对中国传统儒家、道家典籍中的词语的借用为汉魏间格义佛教的流行创造了条件。

“所谓‘格义’，就是引用中国固有的思想和概念来比附解释佛教义理，以使人们更易理解并接受佛教。”格义方法最早出现于晋代初期。它不是简单的、宽泛的、一般的中国和印度思想的比较，而是一种很琐碎的处理，用不同地区的每一个观念或名词作分别的对比或等同。 “格义”是比配观念(或项目)的一种方法或方案，或者是不同观念之间的对等。一般认为格义佛教始创于晋代的竺法雅，梁代慧皎所著《高僧传》记载：“时依雅门徒，并世典有功，未善佛理。雅乃与康法朗等，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及毗浮、相昙等，亦辩格义，以训门徒。”但是通过对佛经翻译的实际情况以及语言自身特征的分析，可以发现翻译佛经和格义佛教是不可分割的。翻译佛经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形式上的从梵文转换到中文，另一层则是用中文作为一种语言所承载的思想去解释梵文佛经的教义。任何一种语言都承载着一定的思想，都是一定思想的表现，所以翻译佛经过程中必然伴随着格义佛教，二者是不可分割的。

总的说来，翻译佛经和格义佛教无论是从形式上来讲还是从逻辑上来说，都是佛教中国化最重要的体现。从形式上来讲，只有把梵文的翻译成为中文的，佛教才有了中国化的载体，人们才能更加容易的认识和接受佛教；从逻辑上来说，佛经翻译是佛教中国化的逻辑起点，为佛教在中国进一步中国化提供了前提和基础。总之，格义不仅让早期的中国佛教为中国人接受佛教创造了条件，同时以儒道的理论来比附佛教义理的方法帮助中国人理解佛教义理，从一开始就给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打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开启了佛教中国化之门。

格义方法是在特定条件下的佛教为自身发展而创造的一种方法，但这种方法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因为儒道的义理与佛教经典的义理毕竟是存在一定的差距的，以“格义”比附的方法来理解佛典容易歪曲佛教义理的本义，导致理论传播的失真。随着传入中国的佛教典籍的增多和中国传教学者对佛教义理的理解能力的不断提高，格义一说便随佛教义理的渐次流行和发展而终止。佛教中国化的道路因此而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僧官制度和佛农结合

从三国时期到南北朝时期，社会一直战乱不断、动荡不安，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渴望过上安定的生活和得到精神的寄托。而佛教正适应了人民的这一要要求，佛教不仅在精神上给人民以“佛国”的寄托，同时佛寺也给人民提供了避难的场所。再加上统治者支持佛教以安慰人民，使得佛教迅猛发展，僧众如云。

为了有效的管理日益增多的僧众，加强对佛教的控制，后秦姚苌开始建立僧官制度，即从僧人中选拔僧官来帮助朝廷管理僧众和佛教事务，之后历朝历代也都延续了这一制度。僧官制度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重要体现。

在古代印度，僧侣属于婆罗门种姓，地位居王族刹帝利种姓之上，所以印度一直未有设立管理宗教的机构。而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王权是至高无上的。为了得到统治阶级的支持，佛教必须依附于统治阶级，“敬王者”并接受朝廷的管理。而随着僧众的激增，朝廷也不得不利用佛教来管理僧众，加强统治。

佛教势力的扩张，导致佛教僧侣阶层与世俗地主阶级在经济利益上的矛盾不断急化，社会上层的反佛意识也在不断高涨，三武灭佛和周世宗限佛就是为了维护世俗地主的利益。同时针对佛教在中国存在的客观实际，世俗王权在佛教发展的同时，也利用世俗王权来规范佛教的发展。周世宗在佛教发展的同时，也为佛教的存在和发展制定了规范性的。宋代开国后，鉴于历史经验和宋初社会政治的实际情况，为佛教的发展定了基本原则，即给予了佛教一个适度发展的条件，但决不允许其过度膨胀或走向惑众途径，以危害国家集权的实力。

世俗王权运用权力强行灭佛和佛教发展的做法，不仅维护了王权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也使得佛教僧侣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沙门与王权的关系。在无法运用现世的力量抗争世俗王权的情况下，佛教僧侣们开始改变佛教与王权的关系，开始真正意义上的为王权服务。

这一时期佛教中国化的另外一个特征就是佛教与农业的结合。在原始佛教中，僧人以乞食为生，不参与生产劳作和经济活动。而在中国文化里，乞食是一种卑贱的行为，得不到劳动人民的认同。随着僧众的激增，乞食也越来越困难。在这种情况下，王公贵族开始以赐田和舍田的方式供养僧人。僧人开始参加农作，自给自足。东晋安帝义熙元年(公元405年)道恒的《释驳论》中就记载当时沙门“或垦殖田圃，与农夫齐流”，可知当时僧人已开始耕种了。农业与佛教的结合，后来也形成了中国佛教的一大特色一一农禅。

至此，佛教通过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中国化，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基，与儒、道开始并驾齐驱。

（三）判教开宗

隋唐时期的佛事主要体现为判教和开宗。“所谓判教，是指通过对佛教经典进行分类，以断定佛教的主要经典和体系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价值，并把本宗所信奉的经典和理论置于最高最尊的地位。”判教最早起源于北朝时期．到了隋唐达到盛行。

印度佛教的“大乘”和“小乘”之分导致其所宗义理多有差别，但一则由于当时传入中国的佛教典籍不多，使人无法窥见佛教宗派在义理上的差距；二则外来佛教学者为了自己部派的发展并没有向中国本土的佛教学者们介绍印度佛教各部派在义理上的分歧。随着传人中国的佛教典籍不断增多，加之来华的佛教学者在华弘教时所宗的多是自己部派的典籍，其学说思想各有差异，当时的中国佛学者并未将这种差异归于佛教派别的差异，而是归于师承的差异，因此形成了不同的“师说”。魏晋南北朝之际，影响较大的“师说”派系有三论学、涅槃学、、成实学、地论学、摄论学、律学、禅学等等。

不同师说导致的义理差异引发了中国佛教学者的西行求法运动，通过西行求法，学者带回了大量佛教典籍，通过这些典籍，中国的佛学者们开始了解到了印度佛教各部派在义理上的差异之处。由于当时求法条件的不许可，求法者并不能历游印度全境，对佛教诸派的义理做一个全面的了解，他们所到一处，求得佛经即返中国，因此不同的佛学者带回的典籍实是不同部派之典籍，归国后他们将自己所译出的佛经视为真经，并宗该经籍以创立宗派。

从“师说”到宗派，是佛教在中国发展的必然结果，它标志着中国佛教学说体系的形成，表明佛教在中国拥有了相对稳定、人数众多的社会信仰层，以及保证师徒延续的法嗣制度。不同佛教宗派所弘扬的佛教教义，是当时中国社会不同政治斗争的结果，也是不同的利益集团为维护自己的集团利益而进行斗争的结果。

南北朝时期的判教，使得《涅槃》、《华严》成为佛教界所信赖的经典，一些诸如佛性常住、圆融无碍的理论也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众多的学派。而随着判教的深入发展，至隋唐时期，佛教形成了众多的宗派。比如，智颇和法藏通过判教创立了天台宗和华严宗。

佛教宗派的形成，首先标志着佛教已经脱离了“格义”的阶段，进入了自主发展的阶段；其次它标志着佛教与中国政治力量的结合，是佛教在政治上中国化的起步；再次，佛教宗派的形成，对繁荣中国佛教、推动中国佛教的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从“师门”到宗派的形成，不同的僧团组织为了维护自己宗派在佛教中的地位不断的与其他佛教宗派进行理论上的论战，这种论战的主观目的是为了维护自身的随政治权利和政治地位，但佛教界的这种理论论争则为中国佛教在义理上的繁荣创造了条件，中国佛教学者为了论战的需要，大量注疏佛教典籍，使佛教在学术 上繁荣起来，推动了中国佛教的发展。

佛教宗派的形成是佛教中国化完成的重要标志。众多宗派的形成表明佛教已经完全适应了中国社会的环境，并在中华大地上发芽；尤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禅宗的创立，则表明佛教已在中华大地上开花结果。至此，佛教已发展成为中国化的佛教。下载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