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哲学是什么呢？

胡适先生给哲学下了一个定义：“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

老子孔子之前的两三百年，战祸连年，百姓痛苦；社会阶级渐渐消灭；生计现象不均；政治黑暗，百姓愁怨。这时候就出现了几种典型的时代思想：

第一，忧时派。

第二，厌世派。

第三，乐天安命派。

第四，纵欲自恣派。

第五，愤世派（激烈派）。

这些思想乍看各有不同，其实都是非常消极的。大家去看《诗经》的《伐檀》和《硕鼠》两篇，诗人已经渐渐有一点的精神了。这就好比是的种子，这些种子发芽了，首先就是老子和孔子俩。

好，今天就讲这些。

附录：

《伐檀》

《硕鼠》

《伐檀》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坎坎伐辐兮，置之河之侧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亿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坎坎伐轮兮，置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沦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鹑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砍伐檀树声坎坎啊，棵棵放倒堆河边啊，河水清清微波转哟。不播种来不收割，为何三百捆禾往家搬啊？不冬狩来不夜猎，为何见你庭院猪獾悬啊？那些老爷君子啊，不会白吃闲饭啊！

砍下檀树做车辐啊，放在河边堆一处啊。河水清清直流注哟。不播种来不收割，为何三百捆禾要独取啊？不冬狩来不夜猎，为何见你庭院兽悬柱啊？那些老爷君子啊，不会白吃饱腹啊！

砍下檀树做车轮啊，棵棵放倒河边屯啊。河水清清起波纹啊。不播种来不收割，为何三百捆禾要独吞啊？不冬狩来不夜猎，为何见你庭院挂鹌鹑啊？那些老爷君子啊，可不白吃腥荤啊！

《硕鼠》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硕鼠硕鼠，无食我麦！三岁贯女，莫我肯德。逝将去女，适彼乐国。乐国乐国，爰得我直。

硕鼠硕鼠，无食我苗！三岁贯女，莫我肯劳。逝将去女，适彼乐郊。乐郊乐郊，谁之永号？(女 通 汝)

大田鼠呀大田鼠，不许吃我种的黍！多年辛勤伺候你，你却对我不照顾。发誓定要摆脱你，去那乐土有幸福。那乐土啊那乐土，才是我的好去处！

　　大田鼠呀大田鼠，不许吃我种的麦！多年辛勤伺候你，你却对我不优待。发誓定要摆脱你，去那乐国有仁爱。那乐国啊那乐国，才是我的好所在！

　　大田鼠呀大田鼠，不许吃我种的苗！多年辛勤伺候你，你却对我不慰劳！发誓定要摆脱你，去那乐郊有欢笑。那乐郊啊那乐郊，谁还悲叹长呼号！

我则以为要论的反抗的精神，最出色的该是《相鼠》。

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

相鼠有齿，人而无止！人而无止，不死何俟？

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

你看这黄鼠还有皮，人咋会不要脸面。人若不要脸面，还不如死了算啦。

你看这黄鼠还有牙齿，人却不顾德行。人要没有德行，不去死还等什么。

你看这黄鼠还有肢体，人却不知礼义。人要不知礼义，还不如快快死去。

老子

的种子发芽了，长出来了个老子。

关于老子为什么叫老子，有各种说话，有说是因为他活得长的，说是200多岁，那是神话；有说是因为老子“生而皓首，故称老子”，这话出自《神仙传》，八成也是瞎话；胡适先生认为“老”不是老子的姓就是他的字。

老子是个家。他反对有为的政治，主张无为的政治——因为没有干涉的本领，所以主张极端的放任。说到底，这也是种极端的破坏注意，是一种的政治哲学。

老子是个哲学家。

他的主要的哲学概念是：道、无、无名、无为。

道。道是老子哲学的根本观念，也是老子的最大功劳。老子认为，天并非是一个有意志、有知识、能喜能怒、能作威作福的住在，天地并不与人同类，天地也没有恩意。然而天地万物是怎么来的呢？“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是什么样的呢？道无声无形、单独不变、周行于天，是天地万物的本源。“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一切只是自然。这也是后来自然哲学的基础啊！

无。“无”其实是“道”的具体阐述。“无”到底是什么呢？看这两句话就明白了。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无名。“名”就是“物德”，就是物的德性，也说特性。有名，然后有知识，有知识然后有欲望，有欲望然后有纷争。老子渴望没有纷争，所以主张“无名”。

无为。其实老子“无为”的深意不是“什么都不干”也不是“按照自然规律办事”，而是在于“深信自然法则绝对有效”。若是用人力去赏善罚恶，便是替天行道，便是“代司杀者杀”。

所以老子主张的人生哲学是无知无欲无争。

孔子

孔子，字仲尼，鲁国人。他是个实行的政治家，做过鲁国的司空，又做过司寇。

他的不能在鲁国实行，还丢了官，于是去周游列国。十三年，不能遇到行道的机会。六十八岁回到路过，专做著述的事业。

那是一个充满暴行邪说的时代，暴行比如弑君弑父，《春秋》二百四十年，每七年就有一次；邪说，比如老子，哈哈！【本人认为胡适先生这一段以及该时代现象的反动，稍显混乱，有兴趣的可以去查看，先生大概犯了因果互生的错误吧！】

孔子是那个时代的积极救世派。正为“天下无道”，所以他才栖栖遑遑地奔走，要把无道便成有道。

从何处下手呢？孔子的一切学说都在一部《易经》。

《易经》的三个基本观念：易象辞。

1.万物的变动，都是由简易变为复杂。

2.人类社会的种种器物制度礼俗，都有一个极为简易的源起，就是“象”。

3.这种种“意象”变动时，都有种种吉凶悔吝的趋向，这可以用“辞“来表示。这就能使人动作都有仪法标准，使人明知厉害，不敢为非。

正名主义是孔子学说的中心问题。孔子致力于建设一种公认的是非真伪标准，手段便是“正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臣父子都要有各自的样子，是义务也是责任，否则就不会有“君罪该死，弑君不为罪；父罪该死，弑父不为罪”的伟大主张！）。

正名的方法就是《春秋》。春秋的三种正名方法就是：正名字，定名分，寓褒贬。

正名主义的影响：

1.语言文字上的影响：“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也就是，正经说话。

2.名学上的影响：孔子是中国名学的始祖，苏格拉底的“概念说”是希腊名学的始祖。

3.历史上的影响：《春秋》的余毒使得中国只有主观的历史，没有物观的历史。

孔子的哲学方法：一以贯之。

“一”为何？曾子曰“忠恕”。

“忠恕”为何？中心为“忠”，如心曰“恕”。所以，孔子说的“一以贯之”和曾子说的“忠恕”，不单是推己及人的人生哲学，还指要找出事物的条理系统，用来推论，举一反三。

知识论上的一以贯之：孔子因为注重推论而注重思虑（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孔子的学只是读书，后来中国几千年的教育都受这种学说的影响，造成一国的“书生”废物。

人生哲学上的一以贯之：仁。孔门说的“仁”与墨家“兼爱”不同，是有等级的爱。并且，仁不只是爱人，还是理想的人道，统摄诸德——君子便是标准。

在人生哲学上，孔子不仅注重模范的伦理，还注重行为的动机，即利与义。孔子一声痛恨那些聚敛之臣，斗筲之人的谋利，故把义利两桩分得太分明了。但是，他反对的利，乃是个人自营的私利。

而且，与其说孔子的人生哲学注重动机，不如说他注重养成道德的品行。后来的儒家不能明白这个区别，所以有极端的动机道德论。孔子论行为，分动机、方法、品行三层。

孔子不信好德之心是天然有的。好德之心虽不是天然生就的，却可以培养得成。“从心所欲，不逾矩”，需要教育的涵养——孔子的教育靠正名和礼乐。正名以寓褒贬，别善恶，使人见了善名，自然生爱；见了恶名，自然生恶。主张礼乐治国，故反对用刑治国。

孔门弟子

孔子那样的精神魄力，富于历史的观念，又富于文学美术的观念，删《诗》《书》，订《礼》《乐》，真是一个气象阔大的人物。不料他的弟子那么多人里面，不曾有什么人真正能发扬光大他的哲学。他们那么多人的成绩，不过是在一个“孝”一个“礼”字上做了一些补绽的功夫，这也算是孔子的大不幸了。孔子死后两三代里竟不曾出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直到孟轲、荀卿才有两派有价值的新哲学出现。

孔子也说孝道，但不如曾子说得透彻：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次能养。后来的人只从这个养字上用力，因此早出许多繁文缛节来。细看《祭义》《孝经》，简直不承认个人的存在。我并不是我，不过是我的父母的儿子。

这是孔门人生哲学的一大变化。孔子的“仁的人生哲学”，要人尽“仁”道，要人做一个“人”。孔子以后的“孝”的人生哲学，要人尽“孝”到，要人做一个“儿子”。这种人生哲学固然也有道理，但未免太把个人埋没在家庭伦理里面了。

从孝的哲学，又到了孝的宗教。儒教有很多丧葬祭祀的礼节，但是他们并不信鬼神。“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一切丧葬祭祀都是为了“慎终追远”，都是为了“民德归厚”，都是为了“民兴于仁”。

礼：

儒家的“礼”和后来法家的“法”同是社会国家的一种制裁力。礼只教人依礼而行，养成道德习惯，使人不知不觉的“徙善远罪”。所以，礼只是防恶于未然的制裁力。

礼主要有以下几个作用：

第一，礼是规定伦理名分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嘛！

第二，礼是节制人情的。儒家向来不主张无欲

第三，礼是涵养性情，养成道德习惯的。“墟墓之间，未施哀于民而民哀。社稷宗庙之中，未施敬于民而民敬。”墟墓之间，有哀的空气；宗庙之中，有敬的空气。儒家重礼乐，本是极其合乎宗教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的。只可惜儒家把这种观念推行到极端，故后来竟至注意服饰跪拜，种种小节，便把礼的真义失掉了。

    以上就是空门弟子的补绽工作，能不可叹吗！

墨子

墨子，名翟姓墨。有人说他是宋国人，有人说他是鲁国人。胡适觉得孙诒让说得对，鲁国人。

墨子是一个极热心救世的人，所以提倡“非攻”论。

墨子并不是一个空谈弭兵的人。“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这话本有责备墨子之意，其实是极恭维他的话。试问中国历史上，可曾有第二个“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人么？

墨子是一个宗教家，墨子的天是有意志的。墨子是一个实行的宗教家，他主张节用，又主张废乐，所以他教人要吃苦修行。“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庄子.天下篇》虽批评墨家的行为却又不得不称赞墨子道：“虽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而不可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墨子的哲学方法

孔子的哲学是一种理想的目的，墨子的哲学则是一种行进的方法。

墨子因为讲方法，于是产生了一种“应用主义”。墨家说：“义，利也。”这个“利”字并不是“财利”的利，这“用”也不是“财用”的用。

墨子哲学的根本方法就是真知的应用。【后来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与此说多有相似。阳明说：“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只是，阳明的知是心内的良知，而墨子的知是心外的实用。】

墨子在哲学史上的重要，只在于他的“应用主义”。

他处处把人生行为上的应用，作为一切是非善恶的标准。兼爱、非攻、节用、非乐、节葬、非命，都不过是几种特别的应用。

他又知道天下能真知道“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的，不过是少数人，其余的人，都只顾眼前的小利，都只“明小物而不明大物”。

他又恐怕这还不够，他又是一个很有宗教根性的人，所以主张“天的意志”作为“天下之明法”，要使天下的人都“上同于天”。

因此哲学家的墨子，变成墨教的教主了。

杨朱

杨朱比老子小130多岁。杨朱的时代战事连年不休，人民痛苦不堪，所以一种极端的消极的哲学应运而生——这就是杨朱的哲学。

杨朱哲学的根本方法在于他的无名主义。

【老子最先讨论名的用处，要人复归于“无名之朴”。

孔子深知名的用处，故主张正名。以为若能正名，便可用全称的名，来整治个体的事物。儒家所注重的名器、礼仪、名分等等，都是正名的手续。

墨子注重实用，故提出一个“实”字，攻击当时的君子“誉义之名而不察其实”。】

杨朱更趋于极端，他只承认个体的事物（实），不承认全称的名。所以说：“实无名，名无实。实者，伪而已矣。”

杨朱的人生哲学是一种极端的“为我主义”。

“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他又恐怕人把存我观念看作损人利己的意思，故刚说了“智之所贵，存我为贵”，连忙接着说“力之所贱，侵物为贱”。

痛苦的时势，生命财产朝不保夕，自然会生出两种反动：一种是极端苦心孤行的救世家，像墨子、耶稣一流；一种就是极端悲观的厌世家，像杨朱一流了。

杨朱所主张的只是“乐生”“逸身”两件。他并不求不死，不求长寿，不求速死，只是“从心而动，任性而游”。这就是杨朱的“自然主义”。

别墨

战国时期墨家各派均自命墨家的正支，视其他各派为别墨。

别墨主要讲论知识、人生哲学、论辩、名学。

一、论知识

（一）知识如何产生？曰名与心。

（二）知识的种类？曰稳说亲。

（三）知识的目的？那自然是应用

二、人生哲学：知行合一

人生的行为不完全受知识的节制，知识之外，还有欲望。欲望有正当与不正当，那么，如何才是正当的欲望呢？

曰：“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比如：“断指与断腕，利于天下相若，无择业。”所以，别墨的乐利主义并不是自私自利，乃是一种为天下的乐利主义。

三、论辩

（一）辩的两大观念：故、法

1.故，所得而后成也

（1）小故，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

（2）大故，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

（3）“物之所以然”是故。能见得这个故的全部，便是“智”。

2.法

（1）法的本意是一种模子。

（2）法师根据“有之必然”的道理，去求“所以然”之故的方法。【懂得这两个观念，方才可讲《墨辩》的名学】

（二）辩的用处：明是非、审治乱、明同异、察名实、处利害、决嫌疑。【同志们，辩论不等于抬杠啊！更不等于人身攻击。想起某些人，哦，呵呵！】

（三）辩的七法：或【不尽】、假【假设】、效【演绎】、辟【举物例】、侔【举辞例】、援【举事例】、推【推理】

（四）《墨辩》概论：《墨辩》六篇乃是中国古代第一奇书，里面除了“论知”“论辩”之外，还有无数有价值的材料：

1.论算学

2.论形学

3.论光学

4.论力学

5.论心理学

6.论人生哲学

7.论政治学

8.论经济学

四、墨家名学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一）儒家的正名论，老子、杨朱的无名论，都是极端派。“别墨”于两种极端派之间，找出了一种执中的名学。他们不问名是否有实，实是否有名，消解了名学的本体论问题，而只谈名和实在名学上的作用。

（二）墨家的名学不单可为论辩之用，实有科学的精神，可算得科学的方法。

（三）《墨辩》中有论光学和力学，可见墨家学者真能做许多实地实验。

（四）墨家名学论“法”的观念，上承儒家的“象”的观念，下开法家的“法”的观念。

惠施

惠施这个人厉害得很。“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又说有一个叫做黄缭的，问天地所以不坠不陷和风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辞而应，不虑而对，遍为万物说”。只可惜那五车的书和那“万物说”都失掉了。

惠施的思想总结说便是：时间空间的分割区别，都非实有；一切同异都非绝对。故曰：“天地一体也。”并因“天地一体”而“泛爱万物”。

“泛爱万物”是极端的兼爱主义。墨子的兼爱是根据“天志”的，而惠施是一个科学家，他的兼爱主义是有科学的依据的——毕竟随着时代的发展，思想也发达了，宗教的迷信便弱了，所以兼爱主义也不能不随着改变。

公孙龙

公孙龙及其“辩者”最为著名的是“二十一事”（卵有毛，鸡有三足……）。这二十一事的主旨思想就是一切异同都是因为主观的分别，而不是绝对的。

但是，若没有这些分别异同的“物指”，便不能有知识了。所以这些异同，虽非实有，虽非绝对，却不可不仔细辨别。有了正确的“名”，知识学术才可以进步。

公孙龙一班人的学说，大旨与惠施相同。

但惠施的学说归到一种“泛爱万物”的人生哲学，这班人的学说归到一种“正名”的名学。这是他们的区别。

但公孙龙到处劝人“偃兵”，大概也是信兼爱非攻的人，可知他终是墨家一派。

墨学的结论

墨学有两派：宗教的墨学、科学的墨学。

墨学在在韩非的时代还很兴盛（“世之显学，儒墨也。”《韩非子.显学篇》），但《史记》里竟然没有墨子的列传。

墨家，何以消灭得这样神速呢？

第一，儒家反对。两家互攻。孟子竟然骂墨子兼爱为“无父”，为“禽兽”。汉兴以后，独尊儒术，墨家自然没有兴盛的希望了。

第二，政客猜忌。很简单，那时候战争最激烈，各国多不很欢迎兼爱非攻的墨家。

第三，墨家后进的“诡辩”太微妙了。各国需要的是军人政客两种人才，不但不欢迎这种诡辩，并且有人极力反对。

庄子

庄子这篇主要讲庄子时代的生物进化论和庄子的名学和人生哲学

庄子名周，是蒙人。曾做过蒙的漆园吏。

庄子的学说，一言以蔽之，曰：“出世主义。”他虽与世俗处，却“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始终者为友”。中国古代的出世哲学派到庄子才完全成立。

万物变迁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

老子认为“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孔子认为，万物起于简易而演变为天下之至 。刚柔相推，而生变化。

墨子之后也有许多人研究生物变化的问题，如“卵有毛”“犬可以为羊”

《列子》书中的进化论：

《列子》书中的“无”是一种不生不化，无形色声味的原质。一切天地万物都是这个“无”“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的结果。当然这就不承认有个“主宰”的天了，更不认为天有好生之德。

庄子书中的进化论：“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

“几”即种子，也叫元子，遇着水，成为一种微生物，细入断丝，到了陆地，变成一种陆生生物，自此之后，层层进化，直到最高等的人类。人死了，还腐化成微细的“几”，所以说“万物皆出于几，皆入于几。”而“始卒若环，莫得其伦”。

然而，既然生物进化，都由自化，并无主宰。请问万物何以要变化呢？

庄子承认自己不能回答这个问题，这就是《庄子》生物进化论的大缺点了。

近代生物学者认为：生物为适应环境而必须进化，不能适应环境就会被淘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庄子的名学和人生哲学

一、庄子的名学

惠施曾说：“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但是惠施虽知道万物毕同毕异，他却最爱和人辩论，“终身无穷”。庄周既然和惠施来往，定然也知道这种辩论。况且那时儒墨之争正烈，自然有许多激烈的辩论。庄周是一个旁观的人，见了这种争论，觉得两边都有是有非，都有长处，也有短处。所以他说：“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

墨家认为，谁辩胜了谁就是正确的。但庄子却不以为然，他说你就算胜了我，也不能证明你就是正确的。墨家因为深信辩论可以定是非，故造出许多论证的方法，在中国名学史上大放光彩。庄子因为不信辩论可以定是非，所以他的名学的第一步只是破坏的怀疑主义。

不过，他也有建设的一面。他说因为人有偏蔽不见之处，所以争论不休。若能把事理见得完全透彻了，便不用争论了。但是如何才能见到事理之全呢？

庄子说：“以彼明此，以此明彼。”东西可以相反却不可以相无，看似相反而实相生相成。天下的是非，本来就不是永远不变的。

以上说的是庄子名学的一段真理。但当庄子把这学说推到极端，便生出不良的效果。他以为是非既由于偏见，我们又如何能知自己所见不偏呢？这就是不可知论了。既然不可知，倒不如安分守己听其自然吧。

“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这种极端“不遣是非”的达观主义，即是极端的保守主义。

二、庄子的人生哲学

庄子的人生哲学只是一个达观主义，因为他把一切变化都看作天道的运行，又把天道看得太神妙不可思议了，所以他觉得这区区的我哪有做主的地位。

这种人生哲学看起来高超得很。其实流弊严重，轻的会造成一种不关社会痛痒，不问民生疾苦，乐天安命，听其自然的废物；重的则会养成一种阿谀奉承，苟且媚世的废物。

结论：

庄子的哲学，只是一个出世主义。因为虽然他与世人往来，却不问世上的是非善恶得失祸福生死喜怒……一切只是达观，一切只要“正而待之”，只要“依乎天理，因其固然”。

庄子的名学和人生哲学，都只是要人知道“万物皆一”四个大字。用一个比喻来说明庄子的哲学。譬如我说我比你高半寸，你说你比我高半寸。你我争论不休 ，庄子走过来排解道：“你们二位不用争了罢，我刚才在埃菲尔铁塔上看下来，觉得你们二位的高低实在没有什么分别。何必多争，不如算作一样高低罢。”

这种学说初听了似乎极有道理，却不知道世界上学识的进步只是争这半寸的同异。如果依庄子的话，把一切是非同异看破了，说泰山不高，秋毫不小，尧未必是，桀未必非，这种思想，见地固然是“高超”，但却可使社会国家世界的制度习惯思想永远没有进步，永远没有革新改良的希望。

庄子是知道进化的道理，但他不幸把进化看作天道的自然，以为人力全无助进的效能，因此他虽说天道进化，却实在是守旧党的祖师。

荀子

这部分主要写《大学》《中庸》和孟子

一、《大学》《中庸》两部书的要点主要有三个

第一，方法。

《大学》的方法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指明明德于天下。

《中庸》的方法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又说诚之之道）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大学》《中庸》的长处只在于方法明白，条理清楚。

第二，个人之注重。

孔门有一派把一个“孝”字看得太重了，把个人埋没在家庭伦理中。这种家庭伦理的结果，自然生出两种反动：一种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如杨朱不肯“损一毫利天下”；一种是极端的为人主义，如墨家的兼爱主义。

有了这两种极端的学说，不由得儒家不变换他们的伦理观念。所以《大学》的主要方法，把“修身”作一切的根本。格物致知正心诚意都是修身的功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修身的效果。这个“身”这个“个人”便是一切伦理的中心点。

曾子曾说“大孝尊亲，其次弗辱”这是“思事亲不可以不修身”。这和《中庸》说的“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恰恰相反——一个是“孝”的人生哲学，一个是“修身”的人生哲学。

《中庸》最重要的一个字就是“诚”。“诚”即是充分发达个人的本性。“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中庸》的最高目的，是要充分发达个人的天性，使自己可以配天，可与“天地参”。

    第三，心理的研究。

儒家到了《大学》、《中庸》时代，已经从外务的儒学进入内观的儒学。

《大学》说的“正”，就是《中庸》的“中”。但《中庸》的“和”却是进一层说了。

若如《大学》所说，心要无愤懑、无恐惧、无好乐、无忧患，岂不成了木石了。所以《中庸》只要喜怒哀乐发得“中节”，便算是和。喜怒哀乐本是人情，不能没有。只是平常的人往往太多了，或是太缺乏了，便不是了。所以《中庸》说：“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

孟子

孟轲，邹人，受业于子思。

一、论性

（一）人的本质同是善的。见孺子落井，皆生恻隐之心。

（二）人的不善都由于“不能尽其才”。不能尽其才的缘故，约有三种：

1.由于外力的影响。

2.由于自暴自弃。“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

3.由于以小害大，以贱害贵。“体有贵贱，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

那哪一体是大的贵的？哪一体是小的贱的呢？

孟子认为耳目五官之得为小为贱，心思所及为大为贵。

其实这种议论，大有流弊。人的心思并不是于耳目五官之外的。耳目五官不灵的，还有什么心思可说？中国古来的读书人的大病根正在专用记忆力，却不管别的官能。都后来只能便成一班四肢不灵、五官不灵的废物！

二、个人的位置

孟子把个人看得十分重要：

他论“大丈夫”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因为他把个人的人格看得如此之中，为他以为人性都是善的，所以他又一种平等主义（圣人与我同类者。何以异于人哉？尧舜与人同耳。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但他的平等主义，只是说人格平等，并不是说人的才智德行都平等。孟子很明白经济学上“分工”的道理。孟子曾说“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劳心，或劳力”，说得何等明白！

因此，他的政治哲学很带有民权的意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三、教育哲学

（一）自动的。孟子深信人性本善，所以不主张被动的和逼迫的教育，只主张个人自动的教育。

（二）养性的。人性既本来是善的，教育的宗旨只是要使这本来的善性充分发达。

（三）标准的。教育虽是自动的，却不可没有标准。标准的教育法是教育的捷径。【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废其觳率。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

四、政治哲学

孔子的是“爸爸”，孟子的是“妈妈”。爸爸要人正经规矩，要人有道德；妈妈要人快活安乐，要人享受幸福。

孟子的政治学说含有乐利的主义的意味，这是万无可讳的，但他同时极力区分义利。

孟子攻击“利”，只因这种“利”究竟不是不是真利。【今之事君者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告子》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梁惠王》】

荀子

荀子名况，字卿，赵人。

荀子好厉害的：“慎子有见于后，无见于先。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信。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宋子有见于少，无见于多。有后而无先，则群众无门。有诎而无信，则贵贱不分。有齐而无畸，则政令不施。有少而无多，则群众不化。”

一、论天与性

（一）论天

庄子把天道看得太重，生出种种安命主义和守旧主义。荀子对于这种学说，遂发生一种激烈的反响：

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

道者何也？曰：君道也。君者何也？曰：能群也。

荀子在儒家重最为特出，正因为他能用老子一班人的“无意志的天”，来改正儒家、墨家的“赏善罚恶”有意志的天；同时又能免去老子、庄子天道观念的安命守旧的种种恶果。

（二）论物类变化

荀子不主张进化论，认为万物“有化而无别”。

（三）法后王

因为荀子认为上古的制度文物都不可靠，不如后王的制度文物“粲然”可考。

（四）论性

荀子的天道是对庄子发的，他的性论则是对孟子发的。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后来的儒者只把这个“伪”看作真伪的伪，便大骂荀卿，不肯再往下读了。荀卿为这句话受了许多冤枉。

中国自古以来的哲学家都崇拜“天然”过于“人为”，老子、孔子、墨子、庄子、孟子都是如此。后来渐渐地把一切“天然的”都看作“真的”，一切“人为的”都看作“假的”。所以后来“真”字竟可代“天”字。

只有荀子极力反对这种崇拜天然的学说，以为“人为的”比“天然的”更好。所以他的性论，说性是恶的，一切善都是人为的结果。

人的天性有种种情欲，若顺着情欲去做，定做出恶事来。可见人性本恶。因为人性本恶，故必须有礼仪制度，方可以为善。可见人的善行，全靠人为。

他说人人虽有一种“可以知之质，可以能之具”，但是“可以知”未必就知，“可以能”未必就能。以此说来，荀子虽说性恶，其实是说性可善可恶。

（五）教育学说

荀子说性恶，故他的教育学说趋向“积善”一方面。

“性也者，无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情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为也。”“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荀子的教育学说以为学问须要变化气质，增益身心。不能如此，不足为学。

“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这是荀子的知行合一说。

（六）礼乐

荀子的礼论乐论只是他的广义的教育学说。荀子以为人性恶，故不能不用礼义音乐来涵养节制人的情欲。

荀子认为，人生来就有情欲，故要作礼制，使情欲有一定的范围，不致有争夺之患；人又是生来爱快乐的，故要作正当的音乐，使人有正当的娱乐，不致流于淫乱——这是儒家所同有的议论。

但是荀子是主张性恶的。性恶论的自然结果，就是主张用严刑重罚来制裁人的天性。

荀子虽然自己主张礼义师法，他的弟子韩非、李斯就是老老实实的主张刑法治国了。

 二、心理学与名学

（一）论心：荀子说性恶，单指情欲一方面。但人的情欲之外，还有一个心。心的作用极为重要：

“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天性有欲，心为之制节。”

荀子认为人不必去欲，但求导欲；不必寡欲，但求有节。但是只有心里拥有合理的知识，才能正确合理的疏导欲望。

心如何能拥有正确合理的知识呢？

第一要虚心，第二要专一，第三要静心。

如中心不定，不能静思，不能专一，则易生谬误。

知识易有谬误，故不能不有个可以取法的标准模范——荀子认为是“圣王之道”，故曰：“法圣王”。

三、名学

荀子名学的大旨是首先要建立一个“隆正”，一个标准的大前提，把社会上已经通行的名，用国家法令制定，制定之后，不得更改。凡是符合这个“隆正”的，都是“是的”，不合的都是“非的”。所以，他是演绎法的名学。

（一）名的作用。荀子认为名的作用首先是明贵贱，其次是别异同。【墨家认为只有“别异同”的作用】

（二）万物如何于人心有异同？【这部分胡适先生并没有说明什么有异同，所以造成了一下小混乱，会有人认为“名”如何有异同，那就不能理解了。】

五官簿之，心征之，以有同异。

    （三）制名的关键是什么呢？

“约定俗成谓之宜。”“同则同之，异则异之。”正名的事业，不过是用法令的权利去维持那些“约定俗成”的名罢了。

以上是荀子的正名论建设的一方面，他还有破坏的方面。荀子举例：

（一）惑于用名以乱名【如：见侮不辱，圣人不爱己，杀盗非杀人也】

（二）惑于用实以乱名【如：山渊平，情欲寡】

（三）惑于用名以乱实【如：白马非马】

四、辩

荀子是极不赞成“辩”的，辩说乃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孔子）

所谓法家

一、论法家之名

胡适先生认为：中国古代只有法理学，只有法治的学说，并无所谓“法家”。

所谓“法家”的人物如管仲、申不害和商鞅、慎到、尹文、尸佼、韩非，都是实行的政治家，不是法理学家，故不该称“法家”。但是有了他们那种用刑罚的政治，方才有学理的“法家”。【正如先有农业，方才有农学；先有文法，方才有文法学；先有种种美术品，方才有美学。】

二、法

法字作模范解（“垂为模范，故云谓之法”孔颖达《正义》）。

在《易经》时代，法与刑罚还是来两码事，到了“别墨”时代，法字方才包括模范标准的意义和刑律的意义。

我认为理学最好的是《尹文子》：

一即不变之法（近乎儒家的天经地义）

二即齐俗之法（指一切经验所得或科学研究所得的通则）

三即刑赏的法律（后人用“法”字，单指这一种）

四即平准之法（乃本义，无论儒家、墨家、道家都早承认这种标准的法）

三、“法”的哲学

要的哲学，先须要说明几件事。

第一，“刑罚”和“法”不是一回事。“刑罚”是从古以来就有了的，“法”的观念是战国末年才发生的。

第二，须知中国古代的成文的公布的法令，是经过了许多反对，方才渐渐发生的。

第三，须知道古代虽然有了刑律，并且有了公布的刑书，但是古代的哲学家对于用刑罚治国，大都有怀疑的心，并且有极力发对的。

其实，他们说的“法”乃是一种客观的标准法，“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百姓依这种标准行动，君主官吏依这种标准赏罚。刑罚不过是执行这种标准法的一种器具。刑罚变成了“法”的一部分，便是“法”的刑罚，便是有了，不是从前“诛赏予夺从心出”的刑罚了。

法理学的几个根本观念：

第一，无为主义。中国的政治学说，自古代到近世，几乎没有一家能逃得出老子的无为主义。“法立而不用，刑设而不行”，便是无为之治了。

第二，正名主义。“法”的功用只是要“定此名分”，使“万事皆归于一，百度皆准于法”。

第三，平等主义。儒家不但有“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成见，还有“亲亲”“贵贵”种种区别，故孔子有“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的议论；孟子有瞽瞍杀人，舜窃负而逃的议论。所以，我们简直可以说儒家没有“法律之下，人人平等”的观念。儒家所主张的礼义也只能行于少数的“君子”，不能遍行全国。

这个观念得墨家的影响最大。墨子的“兼爱”主义直攻儒家的亲亲主义，这是平等观念的第一步。

“法”的作用要能“齐天下之动”。

第四，客观主义。人治主义的缺点在于只能希望“惟仁者宜在高位”，却免不了“不仁者而在高位”的危险。法治的目的在于建立标准法，使君主遵守不变。

第五，责效主义。儒家所说的“为政以德”“保民而王”何尝不好听，只是没有收效的把握。法治的长处在于有收效的把握。

四、讲讲韩非

法家之中，韩非最有特别的见地。

之前的法家以为政治的最高目的是“无为而治”，有了法律，便可做到“法立而不用，刑设而不行”的无为之治。我们称之为保守派。

韩非是一个极信历史进化的人，故不能承认这种保守的法治主义。

韩非的政治哲学，只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根据社会事物的变化，来确定相应的策略）八个字。他的守株待兔的本意可是在讽刺那些不知变通的人啊！

韩非虽是荀卿的弟子，他的这种学说却恰和荀卿相反。荀卿骂那些“古今异情，其所以治乱者异道”的人都是“妄人”。如此说来，韩非是第一个该骂了！

韩非的学说注重实验，以为一切言行都该用实际的“功用”作实验。他认为言行若不以功用为目的，便是“妄发”的胡说胡为，没有存在的价值。

韩非的“功用主义”和墨子的“应用主义”大旨相同，但韩非比墨子还要激烈些。这种极端的“功用主义”，在当时韩非对于垂亡的韩国，固是有为而发的议论。但他把一切“微妙之言”“商管之法”“孙吴之书”都看作“无用”的禁品。后来他的同门弟兄李斯把这学说真实行起来，遂闹成焚书坑儒的大劫。这便是极端狭隘的功用主义的大害了。

古代哲学之中绝

平常的人都认为古学中绝是因为秦始皇焚书坑儒。

但是，，无论古今中外，是禁不尽绝的。秦始皇烧书，虽不无小小的影响，其实是一场大失败。

坑儒一事，更不重要了。秦始皇所坑杀的四百六十人，乃是一班望星气、求仙药的方士。这种方士，多坑杀几百个，于当时的哲学只该有益处，不该有害处。

胡适先生认为古学中绝的真正原因有四：

一、怀疑的名学。这种怀疑主义出世后，人人以“不遣是非”为高尚，如何还有研究真理的科学与哲学呢？

二、狭义的功用主义。庄子的怀疑主义出世后，哲学界又生出两种反动：一是功用主义，一是一尊主义。如墨子、荀子、韩非子。

科学与哲学虽然都是应用的，但科学家与哲学家却须要能够超出眼前的速效小利，方才能够从根本上着力，打下高深学问的基础，预备将来更大更广的应用。若哲学界有了一种短见的功用主义，学术思想自然不会有进步。

三、的一尊主义。

“故学也者，固学止之也。”这九个字便是古学灭亡的死刑宣判书！学问无止境，如今说学问的目的在于寻一个止境：从此以后还有学术思想发展的希望吗？

哲学的发达全靠“异端”群起，百川竞流。异端不过是一种不同的观点。譬如一根手杖，你拿这端，我拿那端，你未必是，我未必非。一到了“别黑白而定一尊”（李斯）的时候，一家，罢黜百家（董仲舒是荀子的私淑弟子）；名为“尊”这一家，其实，这一家少了四围的敌手与批评家，就如同刀子少了磨刀石，不久就要锈了，不久就要钝了。

四、方士派迷信的盛行。

当哲学发生之时，中国民族的文化已脱离了幼稚时代，进入成人时代，故当时的文学、史记、哲学，都没有神话的性质。老子第一个提出自然无为的天道观念，打破了天帝的迷信，从此之后，这种天道观念遂成中国“自然哲学”的中心观念。

但中国古代通行的宗教迷信，有了几千年的根据，究竟不能一时打破。这种通行的宗教，简单来说，有这么几个要点：

1.有一个有意志知觉，能赏善罚恶的天帝

2.崇拜自然界种种质力的迷信，如祭天地日月山川之类。

3.鬼神的迷信，以为人死有知，能作祸福，故必须祭祀供养他们。

这几种迷信，可以算是中国的国教。这个国教的教主即是“天子”。并可想见当时那种半宗教半政治的阶级。

周朝瓦解之后，周天子不能统治诸侯，政治权利与宗教权力都渐渐消灭。政教从此分离。宗祝巫觋之类也渐渐散在民间。哲学发生以后，宗教迷信更受到一种打击。老子有“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的话，儒家有无鬼神之论。

但是后来发生的几种原因，颇为宗教迷信添一下势焰。

一是墨家的明鬼尊天主义，二是儒家的丧礼祭礼，三是战国时代发生的仙人迷信，四十战国时代发生的阴阳五行之说，五是战国时代发生的炼仙药求长生之说【多因吸收周边四境民族的文化；航海业也日渐发达，传来海上神话】。

这五种迷信，渐渐混合，遂造成一种方士的宗教。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极力倡导这种“方士的宗教”。这十几年的热闹，遂使老子到韩非三百年的哲学科学的中国，一变竟成了一个方士的中国了！

古代哲学从此遂真的死了！下载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