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辉 熊易寒 唐世平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第231期，2011年10月20日
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比较都是一个最核心的方法。政治学也毫不例外地强调比较方法的运用。事实上，比较政治学作为政治学中的一个分支，一直处于政治学中的核心。但是，相比国际政治（含国际政治经济学），比较政治学恐怕是我国的政治学学科体系中最为薄弱的环节。对于我国的比较政治学中存在的问题，学界已经有相当的探讨。但是，我们认为这些讨论并没有注意到一些更加具体但却是更加深层次的现实问题。
中国比较政治学存在的最严重的问题是，目前基本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比较政治研究。大部分所谓的比较政治学的中文文章都不外乎以下几类：1.强调比较政治学的重要性，号召学界同仁共同推动该学科发展的文章（即“口号型”文章）。2.泛泛而谈的评论或综述。这些文章通常浅显地介绍比较政治学的某个大家或流派，却没有批判性的研究发展，也不提出新的研究方向和方法。3.概念辨析性的文章，对比较政治学的一些基本概念进行梳理。这些文章对于比较政治学在中国的起步是有一定价值的，但在今天，这些文章的泛滥表明我国的比较政治学仍停留在学科起步和草创阶段。
为什么缺乏真正的比较政治研究
造成中国比较政治学基本上没有真正的比较政治研究的最根本问题是，大部分学者不愿从事切实的比较研究。许多教授“比较政治学”课程的学者乃至一些以比较政治学在学界安身立命的著名学者，都没有从事真正意义上的比较政治研究，至少是好的比较政治研究。
原因也许很多，但是，我们不能将这一结果全部归咎于“意识形态禁区”。尽管可能存在一定的“意识形态禁区”，但这些禁区也不是全面的“禁飞区”。同时还应该警惕以“逆向意识形态化”来为自己不愿意从事真正的比较政治研究找借口。比如有一文章，标题好像要和西方比较政治学分庭抗礼，但事实上，作者也是西方比较政治学的俘虏，因为文章给人的印象是好像西方比较政治学研究只研究民主化。民主化对西方比较政治学当然一直是一个重要话题，但西方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范围要远大于这个范畴：现代化、族群关系、经济发展、民生、绩效、公民信任、不平等、社会稳定、劳工运动等等。这些话题，都是我们中国必须关心的话题。
不愿从事切实的比较研究还有一个是心理层面的原因，那就是“中国例外论”。相当一部分的学者和科研管理者认为，对于当代中国而言，研究近乎绝对意义上的“中国问题”才是最必要和最紧迫的。但只有将中国经验纳入和其他国家比较的视野之中，才能有效地理解和解释中国现象，避免将中国“特殊化”或者将西方“普遍化”。如果没有翔实的比较，死死抱住“中国特性”不放，反而会犯许多别人早就犯过的错误，最后，别人只会嘲笑我们的自大和愚蠢。
亟须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的支撑
要走向真正的比较政治研究，还要有具体的研究问题。而我们目前的既有讨论，基本上停留在花絮性的总结归纳、就事论事甚至是“拍脑袋”的论断上。就事论事的讨论也基本上停留在基于一个国家说一个国家，没有比较。绝大部分讨论和史学几乎没有区别，而陈述又远不如史学研究对历史描述得翔实。因此，绝大部分所谓的“比较政治学”研究不伦不类。
有了具体的和可操作的研究问题，还必须有能够解决问题的研究手段和方法。而我们比较政治学（包括整个政治学界）的研究方法训练都远远不够。说得不好听些，中国的比较政治学是没有研究方法支撑的。
在自然科学领域，因为实验的可能，科学家可以通过“双盲实验”，通过实验和没实验的样本在实验前后的结果，来检验和确立科学理论。在社会科学中，实验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是不可能的。而正因为如此，社会科学中对比较，无论是小样本的“比较案例研究”，还是“大样本的（统计）比较研究”的技巧，都要求更高。
目前，确实存在一些基于质性方法的比较研究，但这些研究在研究的质量上仍然亟待提高。许多人认为定性研究是非常容易的。这是一个严重的误解。事实上，要做好“比较案例研究”并非易事。而因为这样的误解的存在，许多案例研究是“信手拈来”，随意性极强。即便是有一定意义上的比较，也没有做到“结构化的、聚焦的比较”（structured and focused comparison）。而没有“结构化的、聚焦的比较”的比较研究至少是不严谨和不科学的。
如果说还有一些质性方法的比较政治学研究，只是在案例选取和形成解释上需要进一步规范化的话，那么基于统计分析（定量方法）、博弈论等的中国的比较政治学研究就几乎看不到了。即便与其他领域的国内同行（如经济学和社会学）相比，定量方法在政治学的应用也是极其落后的，这不能不让（比较）政治学产生严重的危机感。
最后，绝大部分社会科学家都已经认识到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各有优势，各有缺陷。因此，一个趋势是将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发挥它们各自的优势，弥补劣势。而因为我们对定量与定性的方法都掌握得不够，所以几乎见不到定量与定性结合起来的研究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下载本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