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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古典文学知识》2017年第02期
《水浒传》是一部经典的中国文学名著，它揭露了封建社会中的黑暗和腐朽一面以及统治阶级的罪恶，同时也深刻揭示出了的思想局限性。《水浒传》也称《忠义水浒传》，由此可见“义”是其中的核心价值观之一。但是，作为一个全景图式的生活画卷，我们注意到，好汉们在“义”的价值观驱使下，也表现出对“礼”的极端尊重和推崇。作者在写到好汉们见面时，也总是不厌其烦地铺陈礼仪；在写到官场浮沉时，作者总是不吝笔墨地描写人物安排主次座次、排列膳食果品、唱喏应答的场景。这也是小说中铺陈人物关系的重要方法。这些语言和行为在今天看来似乎是有些“繁文缛节”之嫌，但是在那个时代，身份辈分、长幼有序等的考量，都是通过身体力行的“礼数”表现出来的。我们认为，在这里义是礼之用，礼是义之体。体用结合，产生的凝聚力和感召力是不可估量的。学界广泛认为周礼是对殷商原始祭拜礼仪的继承。繁体“礼”字的右半边“豊”，在甲骨文中，像豆形器皿里盛上美玉，表示用最美好的物品敬拜神灵。当“豊”作为单纯字件后，有的金文再加“示”另造“禮”。可见在造字之初，礼与祭祀就紧密相关。
殷人的神祖崇拜意识十分浓厚，自古就有“殷人信神尚鬼”之说。甲骨文发现后，已证实此言非虚。巡狩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国事活动，自然不会随便地简单行事，卜辞显示是要履行一定的礼仪程序的（郭旭东《卜辞与殷礼研究》）。现存甲骨中多见问告之语，可见在殷国家大事如无问告，寸步难行。充分反应了商王国事活动对礼仪的要求、凡事“令（祖先）以示先步”的传统。这种带有神秘色彩的卜筮仪式，是我国礼文化的源头之一，同时也决定了千百年来我国的礼文化与西方礼文化的异同，即从殷商到周，一段长期历史时期对祖先（人）的直接神化，以及对仪式感的极端重视。
下面，我们具体结合文本，来分析《水浒传》中表现出来的“礼”文化。
一、 座次之礼
席上座次的讲究，从《礼记》中的记载来看，主要是方位的问题。如自“尊者”至“尝羞”一节，“论设尊及折俎行爵尝羞之仪”。据郑玄注曰：“尊者，谓设尊人也。人君陈尊在东楹之西，于南北列之，设尊之人，在尊东西面，以右为上，则尊以南为上也。酌谓酌酒人也。酌人在尊东西面，以左为上，亦上南也。二人俱以南为上也，故云“以酌者之左为上尊”（《礼记正义》孔颖达疏）。这是说设酒席时尊者要坐北面南，卑者要“西乡（向）”以事酒。而卑者中以左为尊，右更次之。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一回中写到：三人来到潘家酒楼上拣个济楚阁儿里坐下。提辖坐了主位，李忠对席，史进下首坐了……从里面出来，请鲁达居中坐了，插烛也似拜了六拜，说道：“若非恩人垂救，怎能够有今日！”拜罢，便请鲁提辖道：“恩人，上楼去请坐。”这里的“居中”和“上首”“下首”就是座次高低的体现。据《礼记》记载，坐北面南为尊。即是餐桌的上首，坐东面西次之，坐西面东再次之。南面便是下首了。如果因为房间走向和装饰，布置的原因取不了北南正向，亦可把面对房门的位置定为上首。上首左面次之，上首右面再次之，上首对面的房门处即下首。餐桌的上首一般坐年长的人，主人，贵宾或者新婚夫妇等。下首是宴会主人的位置。为什么以北为上呢？因北为“乾”，为天（《易》）。东面是古人崇拜的太阳升起的地方，在北之左，“吉事尚左”“君子居则贵左”，因此仅比上首次之。
当然，哪个座位是“上首”，要根据具体房屋的开门方位斟酌，这里又牵涉到方位问题：一般西在北之右，“用兵者贵右”（老子《道德经》第三十一）。历史上曾经有过左尊右卑、右尊左卑两种截然相反的文化习俗。这种文化现象仍然是和传统的阴阳二分思想紧密相联的，是左为阳还是右为阳呢？《道德经》云：“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这里就说平时贵左，用兵时贵右。即古人与朋友之间的交往以左为上，谦让有礼。自己屈居下位，上菜时也方便上宾用菜品果蔬。整体上以待客为上。其次，战争中人们都希望抢占上风，以占据有利条件，赢得战争胜利。因此“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在座次文化中，喜庆之事的礼仪，以左边为上，凶险之事的礼仪则以右边为上（侯嘉亮《中国传统家宴座次礼仪浅谈》）。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1. 戴宗便拣一副干净座头，让宋江坐了头位，戴宗坐在对席，肩下便是李逵。三个坐定，便叫酒保铺下菜蔬果品海鲜按酒之类。
2. 行到晌午，早望见官道上一座酒店，三个人到里面来，林冲让两个公人上首坐了。
3. 张顺却自来琵琶亭上陪侍宋江。宋江谢道：“何须许多？但赐一尾够了。”张顺答道：“些小微物，何足挂齿。兄长食不时，将回行馆做下饭。”两个序齿坐了。李逵道自家年长，坐了第三位。张顺坐第四位。
4. 张青教摆在后面葡萄架下，放了桌凳坐头，张青便邀武松并两个公人到后园内。武松便让两个公人上面坐了，张青、武松在下面朝上坐了，孙二娘坐在横头，两个汉子轮番斟酒，来往搬摆盘馔。张青劝武松饮酒。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在《水浒》里，不论是朝廷命官戴宗，东京教头林冲，还是黑店老板、市井里做小买卖的，不论地位高贵卑下，社会分工如何，都无一例外遵循座次的原则。
其中，孙二娘要坐“横头”这个尊位，就颇值得玩味：因为丈夫武艺没她高强，而且这个店不是姓张，而姓孙，为什么呢？孙二娘的黑店是祖传的，她父亲叫山夜叉孙元，是江湖上的前辈，绿林中是有名的。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菜园子张青跟孙二娘这样的关系里边，是以孙为主，以张为副。
二、 应答之礼
“侍坐于君子者，则左右屏而待者，侍者闻告欲有所白，则当各自屏退，左右避之，不得远也。‘毋噭应’者，噭谓声响高急，如叫之号呼也。应答宜徐徐而和，不得高急也。‘毋淫视’者，淫谓流移也。目当直瞻视，不得流动邪盻也。‘毋怠荒’者，谓身体放纵，不自拘敛也”（《礼记·曲礼上》孔颖达疏）。这是孔颖达在礼记中对“应答”方面礼仪的解释。
因此，我们见到在《水浒传》里，方才还是杀人不眨眼的狠人，到了公堂上见了官或者上级，都像换了个人一样唯唯诺诺，恭恭敬敬。这里举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第三十回，几日前还“怒打蒋门神”的武松到了张都监府里：武松道厅下，拜了张都监，叉手立在侧边。张都监便对武松道：“我闻知你是个大丈夫，男子汉，英雄无敌，敢与人同死同生……”便教坐了，武松道：“小人是个囚徒，如何敢与恩相坐地。”张都监道：“义士你如何见外？此间又无外人，便坐不妨。”武松三回五次谦让告辞。张都监那里肯放，定要武松一处坐地。武松只得唱个无礼诺，远远地斜着身子坐下。以上这个例子中，我们能看出好汉们的粗中有细。叉手、唱喏之后，就算是勉强坐下，也要“远远地斜着身子坐下”，绝不敢去冲着正中的首座。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好汉们受礼仪文化影响之深入骨髓。
古代的“唱喏”，为站立礼，分躬身和直立，两手抱拳作揖。口中念颂词一类的话。在书中处处可见，大致相当于现代孩子进门必须的一声“我回来了”，如果哪天没有这一声而“擅自”进了家门，家长多半会教训孩子。
不仅是语言上的应答，唱喏拜见在肢体动作上应答、接见的方式和程度也有很多，如：第二回王进见高俅，“参见太尉，拜了四拜，躬身唱个喏，起来立在一边”。
第十六回杨志见梁中书，“叉手向前，禀道……”
第二十四回武松见潘金莲，“推金山，倒玉柱，纳头便拜，那妇人向前扶住”。潘金莲失手滑竿打了西门庆，“叉手深深地道个‘万福’”。
第二十四回西门庆初见潘金莲，王婆笑他“却才唱得好个大肥喏”。
第二十五回何九叔见武松：“叉手道……”
第三十八回张顺唱个喏道：“院长，休怪小人无礼！”
第四十九回解珍、解宝见毛太公，“声了喏，说道：‘伯伯，多时不见，今日特来拜扰。’”
第五十五回汤隆“不慌不忙，叉手向前，说出这般军器和那个人来”。
第五十九回宋江向宿太尉“躬身唱喏”。
第七十四回李逵到寿张县做假知县：“两个吏员出来厅上，拜了四拜，跪着道：‘头领到此，必有指使。’”……“公吏人来，擎着牙杖、骨朵，打了三通擂鼓，向前声喏”。
第八十一回，“燕青便起身，推金山，倒玉柱，拜了八拜，那八拜，是拜住那妇人一点邪心”。在这里，无论是“唱个大肥喏”的常用过场，还是行“推金山倒玉柱”的大礼，都说明了古代应答礼仪的完善和繁复。
三、 谦让礼仪
除了按照职位高低、年长年晚细分各种礼仪，“谦让”也是同辈中的常见礼仪。一般看来，在《水浒》里，即便是有明显的等级分别，一些以“礼贤下士”自居的官人也会再三谦让首座，并借此来表达对好汉的敬意。例如，在林冲初进柴大官人庄里时，有这样一段描写：柴进说道：“小可久闻教头大名，不期今日来踏贱地，足称平生渴仰之愿！”林冲答道：“微贱林冲，闻大人名传播海宇，谁人不敬！不想今日因得罪犯，流配来此，得识尊颜，宿生万幸！”柴进再三谦让，林冲坐了客席。由此看来，谦让席位等也是个人修养的重要体现，接下来这一段对趾高气昂的洪教头的描写，就颇具对比的意思了：柴进指着林冲对洪教头道：“这位便东京八十万禁军棒教头林武师林冲的便是，就请相见。”林冲听了，看着洪教头便拜。那洪教头说道：“休拜。起来。”却不躬身答礼。柴进看了，心中好不快意。林冲拜了两拜，起身让洪教头坐。教头亦不相让，走去上首便坐。柴进看了，又不喜欢。林冲只得肩下坐了。两个公人亦就坐了。这里洪教头不知礼仪，先是回礼不周，待人傲慢，再是不知谦让：“亦不相让，走去上道便坐”。柴进看了，当然是“又不喜欢”，林教头和洪教头在庄里孰去孰留，除了比武结果的主因之外，也在“礼度”的高低上埋下了伏笔。
在《水浒传》中，森严的礼仪制度也是好汉们“忠义”思想的外在体现之一，无论他们如何像一种神化的脱离世俗的存在，兄弟间的感情达到怎样的同生共死，一举一动也始终带着一种不自觉的等级、尊卑思想的烙印。《水浒》中的“礼”就是社会关系的一个外在体现。农民中无论高级将领如何强调“平等”的观念，连相同级别的将领也要再从年龄、上山先后顺序来细分座次，而不是权重一个人的能力大小。这样一来，仅仅在统治阶级内部，也无法真正做到圆桌式的民主决策，最终还是辈份压人，逃脱不了人治。梁山如此，义和团如此，太平天国也如此，他们探索理想社会的努力最终失败的原因也可从此管窥。这可看做是礼制的消极方面之一。
四、 丧葬礼仪
《礼记》中载：“父母之丧，衰冠、绳缨、菅屦，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十三月而练冠，三年而祥……引《书》者，明古来王者皆三年丧。”（《礼记·丧服四制》）。这种“三三制”的丧葬礼仪，我们看到在《水浒传》中的民间和江湖已经遗留很少了。据《宋史》，北宋火葬开始普遍，服丧时间亦减短。在佛教、道教的影响下，“超度”和“设灵”出现。如第二十六回中，武大郎被潘金莲毒杀身亡后的描写：且说王婆一力撺掇那婆娘，当夜伴灵。第二日，请四僧念些。第三日早，众火家自来扛抬棺材，也有几家邻舍街坊相送。那妇人戴上孝，一路上假哭养家人。来到城外化人场上，便教拳火烧化……棺木过了，杀火，收拾骨殖，澉在池子里。众邻舍各自分散……再说那妇人归到家中，去木鬲子前面，设个灵牌，上写“亡夫武大郎之位”。灵床子前，点一盏琉璃灯，里面贴些经幡、钱垛、金银锭、采缯之属。第七十一回中，宋江说：我心中欲建一罗天大醮，报答天地神明眷佑之恩。一则祈保众弟兄身心安乐。二则惟愿朝廷早降恩光，赦免逆天大罪，众当竭力捐躯，尽忠报国，死而后已。三则上荐晁天王早生天界，世世生生，再得相见，就行超度横亡恶死、火烧水溺一应无辜被害之人，俱得善道。后又令人下山，四处邀请得道高士……将附近寺院僧众请上山做功德，为晁天王死后堂铺平道路，那排场当不在史太公之下。在今天看来，这种形式无疑带有迷信色彩，但在当时人们的心里或许是寄托哀思、犒赏英魂的最好方式。与其说梁山上的丧葬礼仪体现的是对死的悲痛，不如说是对来生的向往。在好汉们眼里，死并不可怕，而是通往来生的一条道路。这种请僧道“作法”的仪式，无形中翼辅了梁山好汉无畏生死的精神气质。
结语
中华礼仪文化源深流广。比如，“汉语中排列四方次序就有两种，第一种是东西南北，东西相峙，南北相对，这种排列上古已开始使用。第二种是东南西北，按顺时针方向排列，在近代汉语里才出现。无论是东西南北，还是东南西北，抑或南北东西等，都是先东后西，先南后北”（梁宁森《方位座次中的文化含义》）。这是中国古代文化中尊卑观念和等级制度的反映。这种“次序”不是仅仅为了区分阶级，也是为了协调长幼、主客的关系。在《水浒传》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这种礼仪制度的延续和发展。
据笔者进行的探访，在今天的山东，餐桌礼仪也是非常重要的。山东地区的中式聚餐也是用圆桌较多，上位即最中间十二点位置是主陪，是地位较高的主人，负责主持酒宴。对面六点位置是副陪，是地位较低的主人，负责服务买单和喝酒，主陪右边十一点位置是第一主宾，左手一点位置是第二主宾。副陪右手五点位置是第三主宾，左手七点位置是第四主宾。如此依次排开。在山东的宴会礼仪中，传统的尊左卑右和主宾上座完好地保留了下来。其实，在山东以及全国很多地方，这种礼仪是人们宴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是情感交流的基础。
试想，如果这些“繁文缛节”消失殆尽，会有怎样的结果？新中国初期，为了拉近人与人的关系，弭平阶级差别，进行反封建的社会文化运动，有其重要的历史意义。而在今天，文化社会的发展逐渐落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见亲密反见恶化与疏离。我们发现，现代化社会里的中国人在明礼用礼方面，竟还远不如千年前《水浒传》中的粗莽大汉、落草英雄。这不得不引发我们的思考。“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礼也者，合于无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礼记正义》），诚然，“礼”是一个人为人处事的基本要求和文化内涵的外在体现，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标准之一。所以，我们应当对古代礼仪做科学辩证的扬弃，站定文化自信的立场，推动传统礼仪文化的回归，也不失为一种进步的反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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