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二战史鉴:列强的国家战略 德国篇(下)
作者:王鼎杰
书报刊名:《世界军事》2015年六月上,第10~15页
大师的悲哀
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虽然得到了外国对手的尊重和理解,但却始终无法得到国内政客和大众的理解。他成功处理鲁尔危机的结果是被国人当作窝囊废,只当了103天总理的他被赶下台。
施特雷泽曼在外交任内的举措,也没有得到理解和支持。他最大限度降低了德国的损失,最大幅度提高了德国的国际地位,但仍被国内指责没有争取到更多的利益。
与美国的合作使德国受益匪浅。在“道威斯计划”启动后的5年内,德国支付了10亿美元的赔款,却得到20亿美元的贷款,日后的“杨格计划”则带来更有利的经济环境。可是,激进主义者却把“杨格计划”当成靶子,肆意发泄非理性的不满。
德国通过承认阿尔萨斯-洛林的现状,换来西部疆域的安全,同时保留了修正东部国界的自由。这同样是一个重大胜利。可惜,日后的激进主义者却利用这一点,急不可耐要对波兰动武。
同样重要的收获还在于赢得了时间,使得塞克特的重整军备计划有条不紊地展开。而以当时法德两国的实际力量对比,法国陆军随时能轻易扼杀德国这种企图。问题是,法国人始终没有找到动武的理由。待到德国重整军备成功后,如果继续按照施特雷泽曼的道路前进,无疑会有更大收获。可惜,德国并没有如此选择。
与俾斯麦一样,施特雷泽曼在不知不觉间成了新的国际核心人物,唯独国内的媒体、政客和日趋骚动的大众,把他当敌人看待。他的身体始终不好,晚年承受的巨大压力更使其健康状况日趋下降。1929年10月3日,施特雷泽曼在数小时内连续两次中风后去世,年仅51岁。
此时的德国人毫无惋惜之意,他们自以为找到了真正的救星——阿道夫·希特勒。
狂人登场
不可否认,希特勒是个才华横溢的怪才。他对人性有一种独特的把握,尤其善于运用现代传媒,组织大型集会,是天才的头脑风暴发起者,是20世纪搞全民公投的超级高手。若移时易地,他或将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营销大师和广告巨匠,还有可能因其大众理念而在汽车工业史上留下浓墨重彩。
但是,很长一段时间,希特勒并未看清自己的长处。他居然幻想着通过暴力来武装夺权,于是有了啤酒馆的闹剧。经过这次挫折后,希特勒痛定思痛,决定通过操控选举来和平夺权。事实证明,这才是希特勒的长技。他以魏玛共和国与凡尔赛体系的双重掘墓人自居,立志内和、外建国际政治新秩序。这彻底迎合了德国大众的躁动心态。靠了高明的宣传和煽动,希特勒终于在不成熟的基础和不健全的国家制度上,一路走上权力巅峰。在国内,希特勒被看作国家救星。在国际上,希特勒又被看成是唯一能驾驭德军和德国大众的政治能人。在英法高层,不乏这样的认识:如果不与希特勒合作,德国就会重新秩序大乱,大乱的结果是,假如德国向左转,就会成为苏联的马前卒;如向右转,又会成为一个左右开弓的战争策源地。相反,如果让希特勒控制局面,退可维持德国稳定,进可祸水东引,让苏德互耗。这种错觉赋予了希特勒巨大的战略优势。一旦认清了这个事实,希特勒就开始站在施特雷泽曼的外交遗产上,挥舞大棒,对内煽动,对外讹诈。
然而,希特勒虽是一个天才的战术家,但却是一个拙劣的战略家(尤其拙于国家战略)。他的优点固然鲜明,其缺陷也过于极端。希特勒在回忆往事时习惯将早先生活描绘得一片灰暗,自命是怀才不遇的艺术大师。实际上并非如此。根据一些西方史学家对其早期纳税记录的调阅,发现希特勒在维也纳当自由画师时,日子过得并不灰暗。其作品销路颇佳,收入亦足供其维持体面生活。换言之,他的所谓“人生不幸”,一半是他自己臆想出来的,一半则是他撰写《我的奋斗》时人为杜撰“包装”出来的。这就揭示了希特勒的另一个特点:自哀自怜,潜意识中充满了不安全感与愤世嫉俗。
同时,心灵扭曲的希特勒又是一个洞悉人性缺陷的高手。他善于心理战,精于不战而胜。这是一个优点,但当他过于依赖这一点,并按宣传家的思路发展军事力量时,就不免变优点为缺点了。希特勒曾经被很多人认为对军事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主要源自古德里安在回忆录中的一段颇值得推敲的记录。
时间是在1934年初,地点是库姆斯多夫,德国陆军兵器局组织了一个武器发展状况展示会。古德里安用半小时时间向新总理希特勒展示了一支袖珍机械化——一个摩托化步兵排、一个反坦克排、一个坦克排、一个轻型装甲侦察排、一个重型装甲侦察排。希特勒反复大叫:“我有了我想要的东西,这就是我想要的东西!”古德里安将此“善意”地理解为希特勒对他的事业的支持。这个故事因而被无数次转引,以佐证希特勒在军事领域的过人之处。
但是,严谨的史学家经过多方论证,揭穿了其虚假性。英国著名军事史家麦克塞精辟地指出,当希特勒在库姆斯多夫大喊大叫时,站在他身边的是戈林,排在军备资源分配第一优先位置的是其领导下的空军。此后,希特勒既没有就陆军的内燃机发表什么高论,也没有采取什么明显的倾斜发展这个新兵种。“更可能的是,他见到的是一支能够在他玩弄权力政治的威胁时,增加戏剧化效果的武力。结果装甲兵还是没有得到任何特别优先的地位。”当初,在三军统帅部负责经济与兵工部门工作的托马将军回忆:“直到1937年,希特勒还从未有发动战争的打算,但他相信凭着快速再武装以虚张声势,他可以靠和平手段达到他的目标……希特勒认为拥有大量重型火炮、机械化武器和战防武器非常重要。装甲车的重要性直到波兰战役胜利时才得到承认。”
以色列军事名家克勒维尔德,则从后勤角度得出了相同的结论:“纳粹党一贯对汽车极感兴趣,在他们的集会、检阅和示威中大量使用汽车……从德国陆军的观点来看,特别是从负责补给与运输的有关部门的观点来看,这种事态是既可喜,又可虑的。主要的问题是,希特勒在这个方面,如同他在所有其他方面一样,毫不重视行政上深入细致的安排,也没有耐性来实行长期的计划。而只有实行长期的计划,他才有可能最终建立起一支均衡发展的摩托化。他所追求的是外表上的富丽堂皇,而且急于求成。因此,他渴望能够两全其美:既要装点门面,引人注目,又要在战术上得到好处……”
事实上,戈林对希特勒此种好大喜功、注重形式的心态最为了解。当后来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发展战略轰炸机时,他坦率地说:“元首并不关心我们有多大的飞机,而只关心我们有多少架飞机。”
至于希特勒为什么对古德里安一再破格提拔,关键在于,古德里安和隆美尔一样,属于有争议的非主流军人。对急于打压主流军官团势力的希特勒来说,提拔这样的优秀军人,在政治上是非常划算的。至于这两人在大战中的出色表现,尤其是古德里安及其装甲兵的表现,则是希特勒没有料到的。当德波战争北战场的走廊战役结束,希特勒得知战场上的波军死尸和毁弃装备是装甲的战果时,第一次受到强烈震撼,而更震撼他的还是装甲微弱的伤亡。当1940年西线战役开打后,他已经知道要集中装甲力量于主攻方向,但究竟这些铁盒子能发挥何等威力,他与英法领导人一样心中无数。所以,他才会被德国装甲兵的迅猛深入搅扰得坐立不安,从而在敦刻尔克犯下紧急叫停的错误。此后,他又忽然跳向另一个极端,视装甲为包治百病的良药,等于用兵种战术替代了军事战略,又用军事战略替代了国家战略,最终形成了德国装甲兵的传奇,却也注定了国家和民族的灾难。
事后看来,希特勒这种奇特的军备观念,确实在短期内赋予他极大的威慑、恐吓能力,同时也严重损伤了德国的长期战争能力。在武器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过于追求军备的数量,无异于一种资源浪费,随着时间的推移,德国的后劲会越来越差。而希特勒的“高贵的雅利安女人不应该去军工厂工作”的想法,严重影响了德国的人力资源分配。与此相对,同盟国阵营大量使用女性劳动力生产军用飞机。
不过,假如没有二战,希特勒的这种缺陷就会被掩饰住,他可以不断地用自己的虚张声势和威慑敲诈来不战而胜。于是,下面要讨论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二战还是爆发了。
虎头蛇尾
很多人喜欢到《我的奋斗》中探寻希特勒的战略宏图,但众多的档案、备忘录证明,这本书更多的是希特勒对内煽动、对外恐吓的宣传品。在希特勒心中,另有一个更“高明”的国家战略计划。
希特勒冷静反思了一战中德国两线作战、以少敌众的教训,也深入学习了俾斯麦和施特雷泽曼的外交策略。他的基本计划是,尽量以和平扩张的形式实现德国的再崛起,最终目标是形成如下3个同心圆:大德意志(德奥合并、肢解捷克、收回默默尔港和波兰走廊)、仆从国(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希腊)、盟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其中,两个外部圈层的国家,在一战中除匈牙利和保加利亚,都处于德国的敌对阵营,意大利、日本和英国更是列强俱乐部的成员,而这个列强俱乐期只有7个成员。这就意味着,希特勒的计划如果实现,就将使德国获得远胜过一战前的战略态势,并在列强俱乐部内形成四对三的优势。如果再考虑到剩余三国(法苏美)并非铁板一块,且法国处在衰落状态,则德国的战略地位尤其牢固。
在此后的数年内,希特勒几乎完成了这个计划。他与意大利、日本结成同盟,将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变成仆从国,并最终武力征服了南斯拉夫和希腊。其最后的临门一脚,即在于能否形成英德同盟。
希特勒早就意识到:“(德国)必须与英国缔结同盟,然后始能确保新德国十字军的后方安全。”“为了换取英国的友谊,任何牺牲都应在所不惜。”“不列颠民族在这个世界中要算是最有价值的同盟者,只要其仍能继续维持其坚强的韧性,则它在任何斗争中也就都有苦战获胜的可能。”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希特勒首先把德国打扮成自由世界的东方哨兵,抗击红色帝国入侵的十字军战士。同时,又把自己打扮成和平主义者。1933年5月17日,与日内瓦裁军会议同步,希特勒高调发表了一篇影响重大的和平宣言。他痛陈,经过一战的惨痛教训,战争残酷、代价高昂且效能甚低,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常识。在欧洲,谁要敢挑战这个常识,首先会给自己和其国家带来深重灾难。故而,“在我们这个时代,所有一切问题都应用合理而和平的方式解决……在欧洲使用任何种类的暴力,对于政治和经济地位都不可能产生任何有利的影响……此种无限疯狂的爆发必然会使现有的社会和政治秩序为之崩溃”。希特勒郑重宣布,德国决定解散一切军事组织,放弃一切攻击性武器的研发、采购和出售(当然,这一切都有一个“但书”——正文之外附带的说明),其他国家都要如此。
到了同年10月,法国终于忍不住表态无法接受希特勒先生的建议,后者立即以此为借口,宣布德国退出世界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前德国之所以加入国际联盟是希望并相信这样能使德国人获得公平合理的待遇,尤其是可以与过去的敌人真正和平相处……战争不可能是人类的永久状态,和平不可能是战争的永远持续。胜负双方终于必须重建谅解和互信。德国人民已经等待十五年之久,但凡尔赛条约的目的似乎不是要给予人类以持久的和平,而是要使人类保持永恒的仇恨。”
不过,希特勒这次同样追加了一个“但书”——如此重大的决策,他不会决之,要由全民公投来决定。投票日期选在11月12日,它的前一天是一战终战日,也是德国战败日和一战阵亡者慰灵日。结果不出所料,96%的选民参与了投票,95%的选票支持希特勒的决定。这堪称20世纪国际关系史上最成功的一次政治公关行动。希特勒始终维持了自己的和平形象,并巧妙利用了大众情绪和现代传媒,为日后的不流血扩张奠定了基础。
1934年1月26日,希特勒和波兰签订了《德波互不侵犯条约》,这是希特勒主政以来签订的第一个互不侵犯条约。此后,希特勒花费大量时间改善德波关系。他暗示后者,德波应联合对抗苏联,日后波兰可割取乌克兰的大部分地区。此后,他与意大利、日本的结盟,也处处举反苏大旗,终于令英国产生了祸水东引,让轴心阵营和苏联火拼的幻觉。
1935年3月9日,德国正式通知各国,德国空军早已存在。同年3月16日,又宣布恢复征兵制,并建立30个师的平时陆军。所有这些表态,都是为了增强德国对外交涉的筹码。与此同时,希特勒又对英国大摇橄榄枝,一再表示他会把德国海军的规模在英国海军规模的35%,并于同年5月21日再度高唱和平与合作赞歌:“不管是谁在欧洲燃起战火,结果……就是一场浩劫。不过,我们却深信在我们这个时代会看到西方的复兴而非西方的没落。德国可能对此种复兴作出不朽贡献,此即吾人所保持的最大希望及不变信心。”
经过多轮协商,德英两国最终在1935年6月18日签订了海军协定。120年前的这一天,英军和普鲁士军联手在滑铁卢大败拿破仑。双方选定这一天签约,可谓意味深长。这个协定的实质是德国承认英国在海外的海上霸权,换来英国承认德国在欧洲的陆军优势。这是俾斯麦以来的历届德国梦寐以求的成果,最终竟由希特勒完成。
面对希特勒的步步紧逼和英国的暧昧态度,法国只好寻求的支持。1936年2月27日,法国国会批准了法俄双边条约。该条约规定,两国中任一国遭遇其他国家无理入侵时,另一国将给予全力支援。希特勒立即利用了这一点,于3月7日上午,派出一小般德军象征性地进驻莱茵非武装区。此举没有发各大国的反制,却在国内迎来一片热烈的掌声。
如果顺着这条道路走下去,继俾斯麦和施特雷泽曼后,希特勒或许真的可能成为最伟大的德国战略家。可惜,希特勒高度缺乏战略理性,认为第三帝国的千年基业必须在他有生之年完成。他对敌友的认定,则完全是“跟着感觉走”,不讲求战略准则与国际政治原理。
从德奥合并到慕尼黑会议,英国对希特勒一再让步,无外乎是希望能安抚德国内部对凡尔赛体系的仇恨,同时促成德苏火并的格局。但是,希特勒急于在有生之年完成帝国大业,不免犯下欲速则不达的错误。他口口声声说,他对苏台德地区的兼并是最后的领土诉求,却在合约墨迹未干之际肢解捷克的残躯,又从立陶宛割取默默尔港,此外,摆出武力解决波兰走廊问题的架势。这种做法等于是罔顾信用,疯狂套现。其手中的现金固然一路暴涨,但他的信用指数直线下跌。当德波关系恶化之际,无论是张伯伦还是丘吉尔,都不会再考虑英德同盟的可能性。相反,人们终于发现,元首才是最大的战争狂人。
在这种情况下,德国想不流血地解决波兰走廊问题已毫无可能,且这场战争不可能在德波之间,必然牵涉到诸大国。这个时候的希特勒,俨然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是再次让德国陷入两线作战、以少敌众的大战之中,还是悬崖勒马,徐图缓进?最终,希特勒选择了在大战的断崖前纵身一跃。
走向毁灭
这个时候,唯一能阻止第三帝国彻底毁灭的保险栓在于,德国应与英苏的任一方保持友好关系。
如前所述,希特勒深知英德同盟的重要性,但英德同盟只是一个愿景,战略家不仅要诉诸目的,更要形成手段,希特勒始终没有找到将之实现的坦途。
在最佳不可能实现时,次佳就是最佳。这个次佳方案就是苏德同盟。德国的位置决定了其选择:或者不惜代价追求英德同盟,或者不惜代价维护苏德同盟,绝不能同时对英苏开战,否则必将再度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给美国这个区外大国以充分介入的战略机遇。
当然,维持苏德同盟的代价是巨大的,等于是希特勒独力抗击英法美西方阵营,让苏联得以一步步地摘桃子。但与最终的彻底毁灭相比,总还不失为一个次佳的选择。更何况,一旦德国的技术、地理位置,与的人口、广大空间结合在一起,全球战略格局就会发生根本性逆转。历史上,普鲁士与俄罗斯就靠着此种特殊友谊逐步崛起。现在希特勒如能旧梦重温,仍有可能让英美如坐针毡。但是,苏联和德国在意识形态、社会结构、国家制度等方面差异太大。二者的稳固合作,短期内只能建立在领导人的战略理性和政治互信之上,长期则要诉诸于二者的文化传统和结盟历史。历史证明,斯大林有足够的理性和战略眼光。希特勒貌似也有,事实证明没有。
希特勒的思想深处,杂糅了反主义、反劣等民族、反金融资本主义的奇特元素。这使得希特勒对美苏带有先天的歧视和痛恨。当英德同盟最终不可避免地变成与苏联结盟而被迫不断付出巨大代价时,希特勒就丧失了战略家的理性。假如他能理性明了“任何牺牲都应在所不惜”是一个准则,如果不能用于英德同盟,则必须用于苏德同盟的话,历史必将走向另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相反,斯大林之所以不相信希特勒在攻英不下之际会突然袭击苏联,就是因为在他看来,这不符合任何大国战略决策者的基本水准,也不符合苏德两国的共同利益。可是,元首本质上是个艺术家,骨子里倾向不按牌理出牌。当“巴巴罗萨计划”启动之际,丘吉尔为之亢奋异常,斯大林为之茫然若失,罗斯福毫不犹豫地收紧对日绞索,日本则不知所措。
面对东线战争的启动,无论是古德里安这样的将领,还是像戈林这样的纳粹党内二号人物,抑或是普通德国百姓,都隐约感到一丝不祥。但是,急速转动的车轮早就剥夺了他们思考的能力。在德国内部,已经不再有任何一个人、一个组织或一个机构,能够扮演国家战略的刹车器角色。人类有史以来最精良的一部陆上战争机器,呼啸着冲向辽阔的东方战线,最终在三大强国的两线夹击中彻底解体。
从春风得意的鲜花进军,到苏联红军攻克柏林,第三帝国上演了一出现代版的“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希特勒曾经幻想着构建一个千年帝国,最终却给德意志增加一个新的百年剧痛。如果说从啤酒馆政变到德奥合并,是希特勒自我超越的升华,从肢解捷克到地堡自杀,又画下了一条急速堕落的曲线。帝国大厦的废墟上,回荡着历史的耳语:国家战略攸关一国国运。即便强如德国,失去了稳定的制度化战略传统,也很难实现真正的崛起。行非其道则国危,用非其人则道亡。古今一贯,中西莫外。下载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