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文论》名词解释
诗言志：
《尚书·尧典》中提出的关于社会功用的看法，“诗言志，歌永言”。就是说诗是人的心灵的表现。由此确立了中国文艺的民族特点，与西方文艺存在着本质的区别。
“兴观群怨”说：
这是孔子在《论语·阳货》篇里提出来的关于文学作品的社会作用的说法。《阳货》篇记载说：“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兴，指诗歌具体安排的艺术形象可以激发人的精神之兴愤，可以使人从诗歌鉴赏中获得一种美的享受；观，是指诗歌真实地反映社会政治和道德风尚状况，因而能让人从中观察出政治的得失和风俗的盛衰；群，则是认为诗歌可以有使人互相交流感情，加强团结的作用；怨，是指文学作品有干预现实、批评社会的作用。孔子的“兴观群怨”说是现实主义的文学批评理论的源头，对后来的现实主义的文学批评理论和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成为后世文学批评的一个标准，影响了我国文学中现实主义传统的形成。
《论语》的“思无邪”说
《论语·为政》篇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提出了“思无邪”说。“思无邪”的批评标准从艺术上说，就是提倡一种“中和”之美。《诗》三百中的作品起初不仅关涉内容（歌词），而且与音乐有紧密的关系。因此，从音乐上讲，“思无邪”就是提倡音乐的乐曲，要中正平和，要“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从文学作品上讲，则要求作品从思想内容到语言，都不要过分激烈，应当做到委婉曲折，而不要过于直露。
《论语》的“尽善尽美”说
孔子论雅乐与正声时说过《韶》乐是"尽美矣，又尽善也"，又主张"放郑声"，因为"郑声淫"，又说"恶郑声之乱雅乐也"。其主要观点即是提倡雅乐，反对郑声。
要求文学作品“尽善尽美”、雅正中和，这是孔子文艺思想的审美特征。到底什么样才叫“尽善尽美”呢？孔子还说过的另一句话很重要，就是《论语·为政》篇的“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无邪”从艺术方面看，就是提倡一种“中和”之美。从音乐上讲，中和是一种中正平和的乐曲，也即儒家传统雅乐的主要美学特征。从文学作品来说，它要求从思想内容到文学语言，都不要过于激烈，应当尽量做到委婉曲折，而不要过于直露。
诗可以怨
孔子在《论语·阳货》提出了“诗可以怨”。“诗可以怨”是说诗可以“怨刺上政”（《论语集解》引孔安国语），实际上就是说诗歌可以对现实中的不良政治和社会现象
进行讽刺和批判。《诗经》中许多民歌和一些文人作品就是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讽刺和批判揭露，如著名的民歌《魏风》中的《硕鼠》、《伐檀》等，以及《小雅》中的《正月》、《十月之交》，《大雅》中《桑柔》、《民劳》等，都是“怨刺上政”的作品。“诗可以怨”对我国后世的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我国古典诗歌的批判现实的优良传统。古代乃至现代的许多诗人的作品都有批评和揭露黑暗现实的内容，例如屈原、杜甫、白居易、郭沫若、闻一多、艾青等的批判黑暗政治的诗歌都可以说是受到了“诗可以怨”的影响。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这是孔子论《关雎》的话，意思就是快乐而不过分，哀愁而不悲伤，就是提倡一种中和之美，要“诗无邪”，从音乐上讲，就是提倡一种中正平和的乐曲，从文学作品上讲，就是不能过于激烈，应委婉曲折，不要过于直露。
文质彬彬
这是孔子在《论语·雍也》中的观点：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就是要求文学作品内容和形式要完美统一，文采和质朴要搭配得当。这一理论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的发展中始终起主导作用。
(孔子的)“辞达”说
孔子说的“辞达而已矣”，从字面上说，当是说，写文章只要文辞能表达清楚意思就行了，不要片面地离开内容去追求形式的华丽。但并不是说文学作品不要文饰，孔子还说过“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可以说明孔子认为一定的文饰还是必要的，其目的还是为了更好地表现内容，并使它起到更大的作用。
以意逆志说
孟子在回答弟子咸丘蒙关于《诗经·小雅·北山》一诗应如何正确理解后，进而概括说） “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
孟子的“以意逆志”是比较科学的文学批评方法。这个“意”应指读者之意，既不断章取义（如诸侯赋诗），也不牵强附会（如汉儒解诗），比较接近于还《诗》以文学的本来面目。
所谓“以意逆志”，就是说说诗者（即读者）要根据自己的历练、思想意志，去体验、理解作者的作品，不要死扣字眼，也不要受拘束于词句，曲解甚至歪曲全篇的主旨。孟子以这种方法解说《诗》中的一些作品，接近于还其作为文学作品的本来面目，为中国文学提供了比较客观实在的批评原则。后世大量的诗话词话大抵是在此原则下展开文学批评和记录读后感想的。
知人论世说
“知人论世”说是孟子在《孟子·万章下》中提出来的说法：“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其意思是说，读者阅读文学作
品应该了解作者的生平经历和作品写作的时代背景，这样才能站在作者的立场上，与作者为友，体验作者的思想感情，准确把握作者的写作意图和正确理解作品的思想内涵。“知人论世”说 "以意逆志"说都是比较科学的文学批评方法。孟子以这种方法解说《诗》中的一些作品，接近于还其作为文学作品的本来面目，为中国文学提供了比较客观实在的批评原则。后世大量的诗话词话大抵是在此原则下展开文学批评和记录读后感想的
知言养气说（养气说）
这是孟子在《孟子·公孙丑上》中提出来的，篇中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认为必须首先使作者具有内在的精神品格之美，养成“浩然之气”（具有高尚道德品质而形成的一种崇高的精神气质蕴涵），才能有美而正的言辞。这里的“养气”当是指培养自己的高尚思想情操和道德品格。“养气”了，才能“知言”，即知道如何写出好作品。这种思想影响到文学创作，就特别强调作家要加强自己的人格修养，然后才能写出好的文学作品。孟子的“知言养气”说抓住了人的最本质的人格蕴涵，被后人在文论中广泛引用，形成了中国文论史上以气论文的悠久传统，对中国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言不尽意说
这是庄子在《天道》、《秋水》中提出的关于言、意、道关系的看法.。庄子认为，认识主体的人在体认和把握深微之“道”时，语言和心意是有很大差别的，心意虽然也不能完全“察致”玄虚之“道”，但毕竟可以把握到一些细微之处，即其“精”者；而“言”和记录言的“书”，则充其量也只能得其“粗”者，因此虽圣贤之文章著作（“书”）也只能是“糟粕”而已，理应鄙弃之。庄子这一看似偏激荒唐之论，其实蕴涵着非常精辟的合理内核，即人的言论和书籍（当然也包括文学作品）在表达丰富复杂的心意时是并不称职的，只不过是蹩脚的工具罢了。这就是后世文论中著名的“言不尽意”理论的源头
《庄子》的"物化"说
庄子的"物化"说是与他的"虚静"说联系的。庄子认为 "虚静" 是认识"道"的途径和方法，是进入道的境界时所必须具备的一种精神状态。从创作主体来说，必须具备"虚静"的精神状态，这是能否创作合乎天然的艺术之关键。而从创作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来说。必须要达到"物化"的状态。什么是"物化"呢？在庄子看来，进入虚静状态之后，人抛弃了一切干扰和心理负担，就会忘掉一切，甚至忘了自己，不再受自己感觉器官的束缚和局限，而达到认识上的"大明"。作为创作者来说，主体的人也似乎不存在了，主体的"自然"（天）和客体的"自
然"（天）合而为一，这就是进入了"物化"的境界，这就叫做"以天合天"。处在这样状态下的创作自然是和造化天工完全一致的了。
《庄子》的"得意忘言"说
得意忘言"是庄子对言义（即语言与思维）关系的看法。《庄子·外物》篇说："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提出了所谓"得意忘言"说。在庄子看来，言是不能完全表达意思的，即言不尽意。他说："语之所贵者，意也。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天道》）庄子强调语言文字的局限性，指出它不可能把人复杂的思维内容充分地表达出来，这种认识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人的认识实践的实际情况，但也有明星的局限性。不过庄子的以言不尽意为根据的“得意忘言”说对文艺创作却影响深远。文学作品要求含蓄，有回味，往往要求以少总多，追求“味外之旨”、“言外之意”，而庄子的“得意忘言”说，恰恰道出了文学创作中言、意关系的奥秘。这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产生了巨大影响，它在魏晋以后被直接引入文学理论，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注重“意在言外”的传统，并且为意境说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虚静说
“虚静”说是中国古代有关创作构思的理论。“虚静”，最早是老子在《道德经》里提出“致虚极，守静笃”的说法，庄子极大地发展了老子的“虚静”的学说，认为它是进入道的境界时所必须具备的一种精神状态，《庄子·大宗师》说：“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庄子的“坐忘”就是 “虚静”，是要使人忘掉一切存在，也忘掉自己存在，抛弃一切知识，达到与道合一的境界。庄子认为虚静必须在“绝学弃智”的基础上方可达到，然而也只有达到虚静，才能对客观世界有最全面最深刻的认识，才能自由地进行审美观照，艺术创造力才最为旺盛，才能创作出和造化天工完全一致的作品。庄子的“虚静”说对后世影响极大，后世的文学家和文学理论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庄子的“虚静”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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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愤著书”说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历述韩非、屈原等人的事迹后，总结说："《诗》三百，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作也。"提出了"发愤著书"说。司马迁通过分析历史上许多伟大人物的事迹和作品揭示了一个真理：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真正伟大的作品，大都是作家坚持自己的进步理想或正确的政治主张，在遭到反动势力后，为了抗争而坚持斗争、发愤著书的产物。值得注意的是，司马
迁的《史记》对汉武帝刘彻并没有发泄私愤，而是既写了他残忍、好大喜功和追求长生不老等可笑事迹，也写了他的雄才大略和文治武功的伟大之处，有着公正的"实录"精神。 "发愤著书"说对后来韩愈的"不平则鸣"说、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说都有很大的影响。
发乎情，止乎礼义（主文而谲谏）
这是《毛诗序》中提出来的，认为诗歌创作要“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原则，就是说诗歌创作要从感情抒发出发，但不能超越“礼义”的规范。由此，在揭露黑暗方面，必须“主文而谲谏”，“文”就是“文艺、艺术的方式和手段”。谲谏就是用隐约的言词劝谏而不直言。这就是说要用委婉的言辞来表达劝谏的意思。使“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亦戒”具有一定的民主因素，为后来进步的文家用文艺来揭露现实的黑暗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没有脱离儒家诗教的保守性，了诗歌的发展，容易成为说教的工具。
情志统一说
“情志统一”说（吟咏情性）是《毛诗大序》提出来的一个诗论观点，文章里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从这里可以看出《毛诗大序》是承认诗歌是抒情言志的，它一方面肯定：“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另一方面又强调诗歌是“吟咏情性”的。故孔颖达说：“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情与志是统一的。情，是感情，志，是志意怀抱，但具体所指，当多指对人伦教化、政教礼义得失的观点和看法。感情受到激发，就会发言成诗，而诗歌抒发这种感情，表达心中的志意。《毛诗大序》强调诗歌“吟咏情性”，但在情志关系上，它更重在志。这基本上是继承先秦"诗言志"的观点，但它正确地阐明了诗抒情言志的特点，说明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已较先秦时代进一步深化了。《毛诗序》这一关于诗歌本质的理论，进一步发展了荀子以来的情志结合的思想，比较明确地指出了诗歌通过抒情来言志的特点。情志说对后来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后世对诗歌思想内容的评价多集中在情和志上。
讽谏说
《毛诗序》中提出讽谏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
“讽谏"是讽而谏，就是在讽刺之中包含着“谏（劝说）”的意思，因此在讽刺的程度上较“讽刺”要稍微弱一点。这就充分肯定了文艺批判现实的意义和作用。老百姓可以用用文艺的形式对上层统治者进行批判，而且“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这就包含着一定的民主因素。它为后来进步的文学家用文学创作干预现实，批判社会黑暗政治提供了理论依据，对文艺与
现实的关系作了比较明确的论述。
《毛诗大序》的 “变风”、“变雅”说
“变风”、“变雅”说是《毛诗大序》里提出来的说法，文中说：“至于王道衰，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毛诗大序》将《风》、《小雅》、《大雅》各分为正、变。认为“正风”、“正雅”是西周王朝兴盛时期的作品，“变风”、“变雅”是西周王朝衰落时期的作品。“正变”说应该说没有什么事实根据，但是反映了汉代儒家学者将《诗经》作品与社会政治、历史联系起来加以考察、阐释的批评方法。仅就这一点来说，有其在文论史上的意义。另外，“变风”、“变雅”的说法，也看到了文学作品对社会现实的反映，也有其积极意义。
《毛诗大序》“六义”说
《毛诗大序》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本来风雅颂是《诗经》的分类，赋比兴是《诗经》表现方法，《毛诗大序》赋予“六义”的新说法。根据上下文的意思，风，指诗有教化臣民，并有表达臣民心声、讥刺上政的作用；赋，指铺叙直说的写作方法；比，是比喻；兴，起的意思，“先言他物一引起所咏之辞也”，有一种“感发志意”的作用；雅是正的意思，“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颂是赞美神明的歌舞曲。它在解释风、雅的意义时，接触到了文艺创作中个别表现一般的概括性以及典型性的特征。“六义”说在经学史上的影响大于它在文学批评史上的影响。
动情说
这是杨雄的观点，他为文学鉴赏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原理：艺术鉴赏过程乃是一个创作者之心与接受者之心的相互交流过程，是以情感情的过程，而文学艺术作品的美学作用、社会教育作用，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实现的。
王充《论衡》的“疾虚妄”说
王充作《论衡》的根本目的，就是“疾虚妄”，倡“真美”，也就是说，反对虚伪、虚假的文章作风，提倡文章的真实性。他说：“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王充这种疾虚妄，务实诚，倡真美的现实主义文学观，是对当时谶纬蜂起，怪说布彰的社会风气的勇敢挑战。但是王充却强调得过了头，由此导致了他对文学夸张、想象、虚构手法的反对，这就犯了矫枉过正的错误，暴露了王充思想的局限性。
王充《论衡》的“文为世用”说
王充认为文章应当有为而作，应当有益于世，他说：（文章）“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自纪》）。王充所主张的为世用，主要有两层意思，其一是劝善惩恶，教化人民。其二，“为世用”就是要为统治者，他
说，“周秦之际，诸子并作，皆论他事，不颂主上，无益于国，无补于化”（《佚文》）。王充主张文章应当“为世用”，对当时皓首穷经之辈，信伪迷真之徒，有着积极的针砭意义。但其中也包含着迂腐片面的看法。
艺增
“艺增”是王充《论衡》一书的篇名，也是其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他提出“经艺之增与传语异也”，表达了他充分肯定“经艺之增（即艺增）而反对“语增、儒增”的思想，也就是充分肯定了在真实基础上的夸张手法，这种观点即可以方尺谶纬之学的泛滥，又不致动摇儒学的根本地位
博通能用
这是王充在《论衡》中提出的关于评价作者高下的标准。看一个作者的高下，不能以读书多少为标准，而要看他是否学以致用，是否有所创建，也就是是否“博通能用”
文以气为主（文气说）
曹丕在《典论·论文》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著名论断。其内涵：首先，所谓“气”是指在禀性、气度、感情等方面的特点所构成的一种特殊精神状态在文章中的体现。文章中的“气”是由作家不同的个性所形成的。其次，提倡“文以气为主”，强调作品应当体现作家特殊的个性，要求文章必须有鲜明的创作个性。另外，由于作家个性的不同，“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文章的风格也必然会不同。这就说明了文章风格的多样性的原因。曹丕“文以气为主”说的对后世有很大影响
一、 名词解释
1、“诗穷而后工”说：
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一文中提出来的，他认为“诗人少达而多穷“，：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愈穷则愈工”。“诗穷而后工”这的“穷”不是指经济生活的穷困，而是指诗人困厄的人生境遇。认为诗人在受到困厄环境的磨砺，幽愤郁积于心时，主能写出精美诗歌作品。这在司马迁、钟嵘、韩愈等人的诗文论中也有类似表达。欧阳修则进一步将作家的生活境遇、情感状态直接地与诗歌创作自身的特点联系起来。
2、词“别别材”、“别趣”说：
所谓“别材”是从创作主体方面讲的，“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这种诗人的特别才能主要在便体现在“妙语”上，不是只靠书本学问就能写好诗的。“别趣”是就诗歌的审美特征而言的，这种特别的趣味便是“兴趣”，便是“尚意兴而埋在其中”，便是“兴致”，而不是宋诗里充斥着的道理、性理。诗歌必须具有生动的形象，真实有情感，不是发议论，讲道理就可成诗歌的。严羽的“别材”“别趣”之说虽强调诗歌不同于“书”“理”的思维表现特点，但并没把“别材”“别趣”和“书”“理”完全对立或割裂开来，而是同
时看到了二者间的关系。严羽主要是反对宋人以议论为诗、以文字为诗，强调不能用抽象的思维来创作，不能拘泥于语言文字，而抹煞了诗歌的缘情本质。
3、李清照的词“别是一家”说：
李清照在《论词》中提出的一个著名观点是词“别是一家”说，就是说诗和词应该分家，力主严格区分词与诗的界线。她认为两者区别主要在于：诗、词声律要求不同。诗的声律要求简单粗疏，而词的音律、乐律规则要求严格；如果说，诗要求语言的节奏美，则词不仅要求语言的节奏美，而且要求歌唱时的音乐美，反对以诗的粗疏的格律来破坏词之音乐美
4、“性灵”性灵”说：
为了抨击七子派的复古之风，派的中坚人物袁宏道提出了“独抒性灵”的口号。他在给他的弟弟中道（字小修）的诗集写序时说道：“（小修）足迹所至，几半天下，而诗文亦因之以日进。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提出了文学批评史上所称的“性灵”说。所谓“独抒性灵”就是“从自己胸臆流出”的真感情的抒发。这种“性灵”与李贽的童心是一脉相承的，其唯一的标准就是真。这这种观点的提出对复古派的模拟风气当然是一打击。出于这一认识，他认为当代（指他所在的明代的当时）诗文不可能传世，而那些闾阎妇人孺子所唱的民歌《擘破玉》、《打草竿》之类，由于是“真人”所唱之“真声”，或可流传，边就肯定了民歌的价值。
一、名词解释
1、“现量”说：
即“显现真实”。当下的情与景按照其自身的规律自发地运动而构成意象，则情和景必然是真实不妄的。“现量”说强调情景的当下独特性，强调创作过程的自发性，这就从审美对象和审美表现过程两方面保证了诗歌的独特性和创造性。
2、“神韵”说：
“神韵”一词最早是南北朝时期对人物的评价，指的是人的风神韵致，后被引入诗论，大体上指自然神到，风神飘逸的一种诗歌境界。王土禛继承前人的诗论和画论思想，总结了王维、孟浩然以来的山水诗的艺术传统，强调兴会神到，追求得意忘言，以清淡闲远的风神韵致作为诗歌的最高境界。
3、“立主脑”：
李渔认为戏曲创作要确立“主脑”。就是所谓“立主脑”。他在《闲情偶寄》的《立主脑》一节里说：“古人作文一篇，定有一篇之主脑。主脑非他，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而“传奇”（明清戏曲中的一种名称）的“主脑”，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部“传奇”的主要人物和中心情节，即他所说的“此一人一事，即作传奇的主脑也”。例如传奇《琵琶记》的中心人物是蔡伯喈，中心事件是重婚相府
，这就是《琵琶记》之“主脑”。其他众多人物和事件都要围绕中心人物和中心事件来展开，并为之服务。
4、王国维“境界”说：
王国维“境界”说是他在《人间词话》里提出来的。《人间词话》开宗明义就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王国维“境界”说的提出他的“境界”与“意境”的含义基本一致。具体来说，“境界”就是“意境”，就是指文学创作中心物相契、情景交融的意象特征。“境界”的美学特征：一是具有“言外之意，弦外之想”；二是具有真实自然之美。以意、境二者论文并不从王氏始，唐代皎然以来许多文论家都曾经从不同角度论述到意境问题。只是到了王国维，有关意境的理论才达到最为完善、系统、深刻的水平。
一、 名词解释
1、“诗穷而后工”说：
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一文中提出来的，他认为“诗人少达而多穷“，：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愈穷则愈工”。“诗穷而后工”这的“穷”不是指经济生活的穷困，而是指诗人困厄的人生境遇。认为诗人在受到困厄环境的磨砺，幽愤郁积于心时，主能写出精美诗歌作品。这在司马迁、钟嵘、韩愈等人的诗文论中也有类似表达。欧阳修则进一步将作家的生活境遇、情感状态直接地与诗歌创作自身的特点联系起来。
2、词“别别材”、“别趣”说：
所谓“别材”是从创作主体方面讲的，“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这种诗人的特别才能主要在便体现在“妙语”上，不是只靠书本学问就能写好诗的。“别趣”是就诗歌的审美特征而言的，这种特别的趣味便是“兴趣”，便是“尚意兴而埋在其中”，便是“兴致”，而不是宋诗里充斥着的道理、性理。诗歌必须具有生动的形象，真实有情感，不是发议论，讲道理就可成诗歌的。严羽的“别材”“别趣”之说虽强调诗歌不同于“书”“理”的思维表现特点，但并没把“别材”“别趣”和“书”“理”完全对立或割裂开来，而是同时看到了二者间的关系。严羽主要是反对宋人以议论为诗、以文字为诗，强调不能用抽象的思维来创作，不能拘泥于语言文字，而抹煞了诗歌的缘情本质。
3、李清照的词“别是一家”说：
李清照在《论词》中提出的一个著名观点是词“别是一家”说，就是说诗和词应该分家，力主严格区分词与诗的界线。她认为两者区别主要在于：诗、词声律要求不同。诗的声律要求简单粗疏，而词的音律、乐律规则要求严格；如果说，诗要求语言的节奏美，则词不仅要求语言的节奏美，而且要求歌唱时的音乐美，反对以诗的粗疏的格律来
破坏词之音乐美
4、“性灵”性灵”说：
为了抨击七子派的复古之风，派的中坚人物袁宏道提出了“独抒性灵”的口号。他在给他的弟弟中道（字小修）的诗集写序时说道：“（小修）足迹所至，几半天下，而诗文亦因之以日进。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提出了文学批评史上所称的“性灵”说。所谓“独抒性灵”就是“从自己胸臆流出”的真感情的抒发。这种“性灵”与李贽的童心是一脉相承的，其唯一的标准就是真。这这种观点的提出对复古派的模拟风气当然是一打击。出于这一认识，他认为当代（指他所在的明代的当时）诗文不可能传世，而那些闾阎妇人孺子所唱的民歌《擘破玉》、《打草竿》之类，由于是“真人”所唱之“真声”，或可流传，边就肯定了民歌的价值。
作业4 及参
一、名词解释
1、“现量”说：
即“显现真实”。当下的情与景按照其自身的规律自发地运动而构成意象，则情和景必然是真实不妄的。“现量”说强调情景的当下独特性，强调创作过程的自发性，这就从审美对象和审美表现过程两方面保证了诗歌的独特性和创造性。
2、“神韵”说：
“神韵”一词最早是南北朝时期对人物的评价，指的是人的风神韵致，后被引入诗论，大体上指自然神到，风神飘逸的一种诗歌境界。王土禛继承前人的诗论和画论思想，总结了王维、孟浩然以来的山水诗的艺术传统，强调兴会神到，追求得意忘言，以清淡闲远的风神韵致作为诗歌的最高境界。
3、“立主脑”：
李渔认为戏曲创作要确立“主脑”。就是所谓“立主脑”。他在《闲情偶寄》的《立主脑》一节里说：“古人作文一篇，定有一篇之主脑。主脑非他，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而“传奇”（明清戏曲中的一种名称）的“主脑”，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部“传奇”的主要人物和中心情节，即他所说的“此一人一事，即作传奇的主脑也”。例如传奇《琵琶记》的中心人物是蔡伯喈，中心事件是重婚相府，这就是《琵琶记》之“主脑”。其他众多人物和事件都要围绕中心人物和中心事件来展开，并为之服务。
4、王国维“境界”说：
王国维“境界”说是他在《人间词话》里提出来的。《人间词话》开宗明义就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王国维“境界”说的提出他的“境界”与“意境”的含义基本一致。具体来说，“境界”就是“意境”，就是指文学创作中心物相契、情景交融的意象特征。“境界”的美学特征：一是具有“言外之意，弦外之想”；二是具有真实自然之
美。以意、境二者论文并不从王氏始，唐代皎然以来许多文论家都曾经从不同角度论述到意境问题。只是到了王国维，有关意境的理论才达到最为完善、系统、深刻的水平。下载本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