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夷别称：伯夷。所处时代：先秦。出生地：孤竹国（今唐山地区）。主要作品：《采薇歌》。
关于伯夷的详细内容，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为您进行介绍：
一、伯夷的诗词 点此查看伯夷的详细内容
二、与燕山琴派
古之贤者多善操琴，伯夷就是一位古琴大师，他创作的古琴曲《伯夷操》流传至今。伯夷生前主要生活在燕山山脉一带，后来燕山山脉一带历来多隐逸之士，多善弹古琴，伯夷遗韵因此传之不绝，渐渐的在这一带形成了一个古琴流派，称为燕山琴派。燕山琴派的弟子们代相传授，琴道相传世代不绝，所以燕山一带琴风颇盛，燕山深处善弹古琴的隐逸之士很多，这一派琴人皆以伯夷为宗首。当代有燕山琴派的古琴家王燕喜先生创作的歌颂伯夷的古琴曲《孤竹操》传世。
三、文学形象
【伯夷颂】(唐朝韩愈)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于一国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盖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于举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则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昭乎日月不足为明，崒乎泰山不足为高，巍乎天地不足为容也。当殷之亡，周之兴，微子贤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圣也，从天下之贤士，与天下之诸侯而往攻之，未尝闻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齐者，乃独以为不可。殷既灭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独耻食其粟，饿死而不顾。繇是而言，夫岂有求而为哉？信道笃而自知明也。今世之所谓士者，一凡人誉之，则自以为有余；一凡人沮之，则自以为不足。彼独非圣人而自是如此。夫圣人，乃万世之标准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独行、穷天地、亘万古而不顾者也。虽然，微二子，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矣。【采薇歌】(先秦诗歌)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吾适安归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薇：一种野菜。
四、史籍记载
《史记·伯夷列传》 伯夷为商末孤竹君之长子，姓墨胎氏。初，孤竹君欲以次子叔齐为继承人，及父卒，叔齐让位于伯夷。伯夷以为逆父命，遂逃之，而叔齐亦不肯立，亦逃之。后来二人听说西伯昌善养老人， 尽往归焉。及至，正值西伯卒，武王兴兵伐纣，二人叩马而谏，说：“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武王手下欲动武，被姜太公制止，说：“此义人也”，扶而去之。后来武王克商后，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食周粟，逃隐于首阳山，采集野菜而食之，及饿将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 【翻译】 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父亲想要立叔齐为国君，等到父亲死了，叔齐要把君位让给伯夷。伯夷说：“这是父亲的遗命啊!”于是逃走了。叔齐也不肯继承君位逃走了。国人只好拥立孤竹君的次子。这时，伯夷、叔齐听说西伯昌能够很好地赡养老人，就想何不去投奔他呢!可是到了那里，西伯昌已经死了，他的儿子武王追尊西伯昌为文王，并把他的木制灵牌载在兵车上，向东方进兵去讨伐殷纣。伯夷、叔齐勒住武王的马缰谏诤说：“父亲死了不葬，就发动战争，能说是孝顺吗?作为臣子去杀害君主，能说是仁义吗?”武王身边的随从人员要杀掉他们。太公吕尚说：“这是有节义的人啊。”于是搀扶着他们离去。等到武王平定了商纣的，天下都归顺了周朝，可是伯夷、叔齐却认为这是耻辱的事情，他们坚持仁义，不吃周朝的粮食，隐居在首阳山上，*采摘野菜充饥。到了快要饿死的时候，作了一首歌，那歌辞是：“登上那西山啊，采摘那里的薇菜。以暴臣换暴君啊，竟认识不到那是错误。神农、虞、夏的太平盛世转眼消失了，哪里才是我们的归宿?唉呀，只有死啊，命运是这样的不济!”于是饿死在首阳山。 【赏析】 《史记》中《伯夷列传》的意义在于借题发挥，抒发自己胸中块垒。借为伯夷立传之机，对当时好人遭殃，坏人享福的社会，提出了愤怒的质问，对历代用以麻醉慰藉人心的所谓“天道”，也提出了强烈的怀疑，这是富有批判性和战斗性的。同时“奔义”、“让国”这是司马迁所赞美的一种美德，这和汉代建国以来统治集团内部君臣、父子、兄弟之间勾心斗角，攻伐残杀不休形成鲜明的对照。 作者以“考信于六艺，折衷于孔子”的史料处理原则，于大量论赞之中，夹叙了伯夷、叔齐 的简短事迹。他们先是拒绝接受王位，让国出逃;武王伐纣的时候，又以仁义叩马而谏;等到天下宗周之后，又耻食周粟，采薇而食，作歌明志，于是饿死在首阳山上。作者极力颂扬他们积仁洁行、清风高节的崇高品格，抒发了作者的诸多感慨。 司马迁深刻的认识到了命运与道德之间的矛盾与悖论，“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似乎很有道理，然而历史上却总会有这样的例外 。孔门的弟子中，颜回最为好学，而一直过着贫困的生活，最终早丧。而恶人却常常荣华富贵，一生坦途，著名的恶人盗跖，无恶不作，却以寿终。这正生动体现出了这一矛盾。而在“义”与“利”两者不能兼得的时候，有道德修养的人，尤其是有儒家信仰的士大夫们，却常常选择为自己的志向殉道。这是伯夷叔齐的选择，也是孔子以降千千万万士大夫的选择，司马迁本人亦不例外。他为李陵上书求情，惨遭下狱，为了父亲的托付，忍受了腐刑，受尽人们的冷眼嘲笑。而让他选择坚持的，正是自己如同伯夷叔齐一样的理想，而为了自己志向甘于殉道的精神，正是司马迁将《史记》写成最优秀作品必不可少的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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