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纲生平：。字号：世缵（字）六通（小字）。所处时代：南北朝。民族族群：汉族。出生地：丹阳郡建康县（今江苏南京）。出生时间：503年。去世时间：551年。别称：梁简文帝、萧世缵。主要作品：《蜀道难·其一》《蜀道难·其二》《采莲曲》《采桑·春色映空来》《妾薄命篇十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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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萧纲的诗词 点此查看萧纲的详细内容
《采莲曲》、《蜀道难·其二》、《蜀道难·其一》、《春江曲·客行只念路》、《咏芙蓉诗·圆花一蒂卷》、《娈童诗·娈童娇丽质》、《饯临海太守刘孝仪蜀郡太守刘孝胜诗》、《蜀道难·建平督邮道》、《雁门太守行·陇暮风恒急》、《陇西行·悠悠悬旆旌》、《赋咏枣诗·浮华齐水丽》、《同庾肩吾四咏诗》、《如影·朝光照皎皎》、《登城北望诗》、《送别诗·行行异沂海》、《雪朝诗·同云凝暮序》、《开霁诗·景落商飙靖》、《金闺思·自君之别矣》、《升仙篇·少室堪求道》、《和武帝宴诗》。
二、文化背景
自东晋南迁以来，汉族政权偏安江左，历代虽间或有奋发有为的君主，但大多数帝王贵族都安于逸乐，纵情声色。反映在文学创作上，便往往以浮艳的辞句来表现空虚放荡的内容。萧纲在蕃及做太子时期，写作了大量这类题材的诗。当时的属官徐□、庾肩吾等又推波助澜，文学侍从之臣竞相仿作，形成“宫体诗”的流派。今存萧纲作品中，象描写女性声容情态的《咏内人昼眠》、《咏舞》、《美人晨妆》等，都属于这一类。当时文人创作，已有不少以边塞为主题的乐府诗，萧纲也有一些这类作品，如《从军行》、《陇西行》、《雁门太守行》、《度关山》等，在某些写作技巧上，开了唐人边塞诗的先河。他的咏物诗，写得也还轻巧，虽然轻细不足道，但这样的题材对后世也有一定影响。齐梁时代，虽然整个社会更替迭代、动荡不宁，但是南朝偏安江左，有比北朝安定的社会环境，农业、手工业发展，经济繁荣带来了人口稠密的商业都市，在物质生活相对富足的基础上，南朝君臣日益荒淫腐朽，耽于酒色。帝王荒淫放荡的生活为宫体诗的产生提供了土壤和生活基础。同时，文笔说和声律论的产生，使文学和诗歌形式趋于，文学创作进入一个更为自觉更为的时期。诗人和诗歌作品大量产生。齐梁时期文学集团的诗歌创作活动，方式大体一致。从现存诗歌来看，应制、应教、同题、共赋、相互唱和的作品居多，而且争胜斗艳的色彩较为浓重。由于生活范围和生活方式的，他们的视野大多停留在皇宫苑囿、帝王府第或藩镇使府之内，因而诗歌题材单调狭窄，内容脱离社会生活。为了迎合帝王的口味，文学集团内部的诗歌创作很少有真正的吟咏性情之作。因而这种创作方式带来的结果，便是审美趣味和艺术风格的大体一致，湮没了诗人的个性色彩。这也是那个时代难以产生大诗人的一个根本原因。至齐、梁之世，以皇室成员为中心的文学集团对文学尤其是诗歌发展的影响更是深刻。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显著者，主要有三大文学集团：南齐竟陵王萧子良文学集团、梁代萧衍、萧统文学集团，萧纲文学集团。 史诗背景作为宫体诗的主要倡导者，萧纲的文学观念，是在他的文学生涯中逐步建构完成的。 熏陶下成长萧纲六岁能属文，七岁有“诗癖”，是一位早慧的文学少年。但是，萧纲不同于普通的贵族少年，因为是皇帝之子，他的文学趣味和他的生活一样，从年幼出阁时期开始，就与众多的幕僚联系在一起。七岁的这一年，晋安王萧纲正式出宫，为云麾将军，领石头戍军事，开王府，选幕僚。晋安王侍读徐摛堪称萧纲诗歌与文学的启蒙老师。《梁书》卷三○《徐摛传》曰：“晋安王纲出戍石头，高祖谓周舍曰：‘为我求一人，文学俱长兼有行者，欲令与晋安游处。’舍曰：‘臣外弟徐摛，形质陋小，若不胜衣，而堪此选。’高祖曰：‘必有仲宣之才，亦不简其容貌。’以摛为侍读。”徐摛与宫体文学的关系，亦见于本传：“（徐）摛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这段故事发生在萧纲初入东宫时。萧纲从七岁开始，文学上接受的就是徐摛的培养；到萧纲二十九岁宫体诗出名时，徐摛仍被认为是宫体诗的老师。由此可见徐摛对萧纲及萧纲文学集团的影响。 大徐庾与徐摛齐名被后代论者称为“大徐庾”的庾肩吾，按照《梁书》的观点，是萧纲文学集团的代表人物。《梁书》对萧纲文学集团文学成就与地位的论述，集中论述于《梁书·文学·庾肩吾传》。《梁书·文学传》本传记载庾肩吾，“初为晋安王国常侍，仍迁王宣惠府行参军。自是每王徙镇，肩吾常随府。”晋安王萧纲初为宣惠将军在天监十二年（513），庾肩吾于这年迁宣惠府行参军，可知他入萧纲幕府还在天监十二年之前。按照笔者对萧纲、萧绎及其幕府的研究，府僚父子、兄弟同入一幕的现象特别多。庾肩吾兄庾于陵于天监九年出任晋安王长史，疑肩吾随兄同入王府，“初为晋安王国常侍”亦在天监九年，萧纲时年八岁。从此，庾肩吾亦跟随萧纲几十年。对萧纲文学趣味的影响可想而知。 萧纲早年的文学侍从之臣当中，张率也是值得注意的一位。据《梁书》卷三三本传记载，张率天监八年初入幕府，此后随府迁转，“在府十年，恩礼甚笃。”张率在府实际上是九年，天监八年至十六年，从萧纲七岁至十五岁，对于一个文学少年的成长来说，应该是非常重要的时期。张率工于诗赋创作，有名于史，天监初年，颇受梁武帝赏识。曾经受敕撰集妇人事百余卷，令人缮写，以供给后宫阅读。张率的这一经验，究竟是否对萧纲后来倡导写作宫体诗的行为有影响，也是一个有趣的论题。按照萧纲后来在《与湘东王书》中的评价，他认为张率（按：张率字士简）的赋是第一流的。彭城安上里刘氏是当时一个显赫的文学家族，刘孺、刘遵兄弟，刘孝仪、刘孝威兄弟都曾入萧纲晋安王幕府。《梁书》卷四一本传曰：“（刘）遵自随藩及在东宫，以旧恩，偏蒙宠遇，同时莫及。”刘遵至晚在天监十三年（514）即萧纲十二岁这年入幕，至大同元年（535）卒官为止，在府二十多年。无疑也是见证过宫体文学理想孕育成长过程的重要人物。此外，陆罩的事迹别详本文下文。其它出入晋安王幕府的文学侍从之臣，还有几十甚至上百人。总而言之，七岁至十四岁期间，围绕在文学少年萧纲周围的是他的晋安王府的众府僚，萧纲在他们的熏陶与培育下成长；文学史上的一代领袖人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被他们塑造出来的。晋安王府的文学侍从之臣的代表人物是徐摛、庾肩吾、张率、刘遵、陆罩等。
三、评价
萧纲自幼受徐摛、庾肩吾、张率、刘遵、陆罩等幕僚的文学趣味的熏陶。天监十六至普通元年间（517—520），年轻的萧纲（十五至十八岁）正处于形成文学观念的关键时期，又受到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锺嵘《诗品》等的影响。晋安王府的文学风气的特色也许早已有之，但是，晋安王萧纲成为文学活动的真正的核心，晋安王府的文学集团因此可以称为名符其实的萧纲文学集团，大约开始于普通二年（521）十九岁的萧纲出为南徐州刺史之时。普通四年至中大通二年（523—530）萧纲在雍州刺史任上的时期，萧纲文学集团的活动逐步达到高潮。中大通三年（531），昭明太子去世，萧纲入主东宫，将雍府以来的文学活动推到一个最高层次，萧纲成为京城也即梁朝文坛的中心人物。令人瞩目的宫体诗风是在这时得到正名的，所谓宫体即“东宫体”。萧纲文学集团从这时开始以湘东王萧绎为副领袖，又得著名文人萧子显的加盟。虽然徐摛、庾肩吾这两位早期健将在东宫初期曾先后离开过东宫，但是，宫体诗风愈演愈烈，终梁之世，又不断有新人加入。 写作宫体诗的主张除了与“新变”的文学观念有关之外，与当时整个的历史氛围、与永明体以来文学史发展的趋势也并不矛盾。宫体诗的倡导、宫体新文学观念，与当时文学史实际是可以衔接得上的。宫体诗的基本观念也大致是清晰的：主张“新变”，所以反对复古；主张修辞，所以反对“阐缓”冗长；主张文娱审美的倾向，所以主张“放荡”，主张美文学。 以萧纲为中心的文学群体的活动，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在文学史上有其地位。它推动了文学事业的发展，对于律体的建设及唐诗的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从雍府时期成长起来的萧纲文学集团的后起之秀徐陵、庾信，甚至成为梁朝之后二百多年间文学的偶像。直至九世纪初叶，唐元和年间“元和诗变”的推动者们树立杜甫的典范地位时，才逐步被取而代之。
四、成就
文学处于梁代后期的萧纲文学集团的诗歌创作最为繁荣，其影响亦更深远。开创了划时代的宫体文学，为宫体诗的最有影响的一位代表人物。对于宫体，这里作一些辨析。所谓宫体，其实可以有狭义、广义两种使用与理解。狭义的宫体是“《玉台新咏》体”，即写美人与艳情的那种诗，这也是中大通三年宫体开始出名时的本义。鉴于狭义的宫体并不能概括以萧纲为中心的文学群体的全部成就，所以，可以推而广之，用广义的宫体文学的概念，来作萧纲文学集团所倡导的诗歌风格体貌特征的总称名。萧纲时代的广义的宫体文学，是对永明体的整合与发展，形成为律体建构史上的关键阶段。萧纲文学集团的成就，以及萧纲的文学论述所反映的文学理想，总地说属于广义的宫体。并不限于狭义的“《玉台新咏》体”的范围。中大通三年（531），昭明太子萧统去世，萧纲正位东宫，从此成为梁朝文坛的领袖人物。晋安王文学集团成为东宫文学集团，这时，湘东王萧绎虽然远在荆州，大略具有萧纲文学集团副领袖的地位。萧纲与萧统同父同母，情义甚笃。萧纲与萧绎不同母，但是，兄弟情好亦甚至。萧纲入为太子之后，当时赋诗作文，常以“曹丕”比萧纲、“曹植”比萧绎。萧纲、萧绎真地象曹丕、曹植主导建安文坛那样携手领导着当代文坛，中大通后期至大同年间，新文学的风气有声有色，流行一时。所以，隋唐之际的论者论宫体诗风的流行，必归罪于“简文、湘东”。魏征《隋书·文学传序》曰：“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 对于萧纲东宫文学集团来说，萧子显（487—535）的加入，是一件不能忽视的事件。萧子显为齐高帝之孙、齐豫章王萧嶷之子，与萧梁皇族同族，辈分与萧纲同，但年长十六岁。子显已于天监年间撰成《南齐书》[13]，《南齐书·文学传论》表明当时子显对文学已经具有非常成熟的见解。将《南齐书·文学传论》与萧纲《与湘东王书》对读，不难发现萧子显、萧纲是一对文学知音。所以，萧子显特别受萧纲赏识，就不足为奇了。子显与萧纲的交往，可考者，多在萧纲为太子之后。中大通四年，子显作《春别诗》四首，太子纲作《和萧侍中子显春别诗》，湘东王绎更和太子，作《春别应令诗》。这组诗都见于《玉台新咏》，是典型的宫体诗。子显于当世有才名，颇自负。中大通五年，萧纲曾经赞叹子显为“异人间出”。《梁书》卷三五《萧子显传》：“太宗素重其为人，在东宫时，每引与促宴。子显尝起更衣，太宗谓坐客曰：‘尝闻异人间出，今日始知是萧尚书。’”萧纲与子显交好，亦见张缵《中书令萧子显墓志》：“储君毓德少阳，情协陈阮。”中大通六年，萧纲主撰的《法宝联璧》成书，湘东王萧绎为作《序》，与修者，《序》作者湘东王绎以下，萧子显等共三十七人列名。萧子显于大同元年去世，与萧纲的密切交往虽然可能只有三年多，但是，这一交往值得重视，不应该被文学史论者忽略。《玉台新咏》十卷是萧纲正位东宫之初开始倡导宫体诗时的一个配合的作品。该书由徐陵于中大通六年（534）编撰成功。 玄学文、义之学并称南朝的显学，义学即玄学。与对待诗歌类似，萧纲在玄学上投注的热情也非常大。历史上的梁大同年间，宫体诗风与玄谈讲学之风之盛，大致并驾齐驱。萧纲、萧绎兄弟与其父梁武帝萧衍一起，充当了大同玄风的重大推手。《梁书·武帝纪》曰：“大同中，于台西立士林馆，领军朱异、太府卿贺琛、舍人孔子祛等递相讲述。皇太子、宣城王亦于东宫宣猷堂及扬州廨开讲，于是四方郡国，趋学向风，云集于京师矣。”《颜氏家训·勉学篇》回忆说：“洎于梁世，兹风（引按：玄风）复阐，《庄》、《老》、《周易》，总谓‘三玄’。武皇、简文，躬自讲论。……元帝在江、荆间，复所爱习，召置学生，亲为教授，废寝忘食，以夜继朝，至乃倦剧愁愤，辄以讲自释。吾时颇预末筵，亲承音旨，性既顽鲁，亦所不好云。”《金楼子·杂记上》记载大同五年萧绎自荆州还京师，“其日赋诗”,“其晚道义”。正是一时风气的写照。京师、郡国其它讲学玄辩的事迹，可以参看本谱的相关内容。这种风气，至太清、承圣国难之中仍在延续，萧纲的太子萧大器临刑之前仍在讲《老子》；西魏大兵压境、江陵势如危卵之际，萧绎亦频讲《老子》，百官戎服以听。真正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或许如前揭《颜氏家训》所说，“倦剧愁愤，辄以讲自释”，玄谈也有消除紧张恐惧的功能。梁武帝崇佛闻名于史，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梁朝的佛教主要是佛学，佛学的理论，而非实践的佛教修行，所以，梁朝空前繁荣的佛学，梁武帝一再开讲所推动的佛教讲经的风气，某种意义上，亦可以与玄学的发展联结起来。以本谱所述天监十八年昭明太子萧统讲真俗二谛义，以及萧纲等人的谘问为例，其实就是一场玄学辩论。 历史上西晋亡国，一直有一种说法认为是玄学清谈导致的结果。清谈废事，对于梁朝的灭亡，也有史籍记载直接与玄谈的风气联系起来。《梁书》卷三七《何敬容传》载，太清元年，何敬容迁太子詹事，“是年，太宗频于玄圃自讲《老》、《庄》二书，学士吴孜时寄詹事府，每日入听。敬容谓孜曰：‘昔晋代丧乱，颇由祖尚玄虚，胡贼殄覆中夏。今东宫复袭此，殆非人事，其将为戎乎？’俄而侯景难作，其言有征也。”又有托名陶弘景的诗歌预言玄风再盛终将导致侯景之乱、断送梁朝：“夷甫任散诞，平叔坐论空。岂悟昭阳殿，遂作单于宫。”与文学藉文字以传不同，玄学重在谈论，多是口头之学，保存不多。萧氏兄弟的玄学著述与成就，今大略可考者如下。《梁书·简文帝纪》记载萧纲《老子义》、《庄子义》各二十卷，《隋志》、《唐志》也有著录，书名、卷数稍异。 学术萧纲的著述事业，除了前述文学、玄学的成就之外，体现出对杂艺、阴阳五行两方面的较多兴趣。杂艺有《马槊谱》、《投壶经》、《棋品》、《弹棋谱》之作，五行有《光明符》、《易林》、《沐浴经》、《灶经》、《新增白泽图》之作。两部大书《长春义记》、《法宝联璧》都是集合他人共同编著。顾野王《玉篇》系受萧纲之命而作。萧纲的阴阳五行著作，大多今属道教领域。反映了一时风气。唐初贞观年间，鉴于阴阳五行杂书太多，唐太宗就曾经下令太常集合诸术士一起进行大肆刊定。精通医术，著有《沐浴经》三卷、《如意方》十卷，均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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