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最近几年经济学界对于中国是否面临刘易斯拐点以及由此带来的人口红利的消失争论不休。本文认为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刘易斯拐点到来不应该是一个孤立的时点，而应该是一个时期的概念。因此本文认为中国在这几年之内正在经历刘易斯拐点。为此分析了刘易斯拐点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以及中国面对刘易斯拐点应该采取的措施。
2004珠三角地区出现了所谓的“民工荒”现象。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劳动与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蔡昉为代表的一些国内学者引入“刘易斯拐点”(或称“刘易斯转折点”)这一概念分析了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与经济的关系，认为“我国正在由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的时代转变，这个转变的拐点将在‘十一五’期间出现。”。我国经济是否已经发展到刘易斯拐点这一阶段是我国人口与经济发展过程中非常值得研究的重大问题。我们有必要对刘易斯拐点和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进行重新梳理，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对这一问题进行再研究。
一．什么是刘易斯拐点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发展经济学的领军人物、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W. Arthur Lewis）发表了题为《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刘易斯提出了自己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他认为，经济发展过程是现代工业部门相对传统农业部门的扩张过程，这一扩张过程将一直持续到把沉积在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干净，直至出现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时为止（这时到来的即为刘易斯第二拐点，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二元经济完全消解，经济开始进入新古典主义体系所说的一元经济状态）。此时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便是按新古典学派的方法确定的均衡的实际工资。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此时劳动力过剩，工资取决于维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二是劳动力短缺阶段，此时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被现代工业部门吸收完毕，工资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由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劳动力由剩余变为短缺，相应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开始向上倾斜，劳动力工资水平也开始不断提高。经济学把连接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交点称为“刘易斯转折点”。
1972年，刘易斯又发表了题为《对无限劳动力的反思》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刘易斯提出了两个转折点的论述。当二元经济发展由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变为短缺，此时由于传统农业部门的压力，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开始上升，第一个转折点，即“刘易斯第一拐点”开始到来；在“刘易斯第一拐点”开始到来，二元经济发展到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的第二阶段后，随着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农业剩余进一步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进一步释放，现代工业部门的迅速发展足以超过人口的增长，该部门的工资最终将会上升。当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时，也就是说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大体相当时，意味着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已经形成，整个经济——包括劳动力的配置——完全商品化了，经济发展将结束二元经济的劳动力剩余状态，开始转化为新古典学派所说的一元经济状态，此时，第二个转折点，即“刘易斯第二拐点”开始到来。显然，“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与“刘易斯第二拐点”的内涵是不同的，都具有标志性的象征意义，前者的到来为后者的实现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条件，但后者的意义是决定性的。按照“费景汉—拉尼斯模型”中的三阶段划分，该模型中从第一阶段转化到第二阶段的过渡点即为 “刘易斯第一拐点”，该模型中从第二阶段转化到第三阶段的过渡点即为“刘易斯第二拐点”。如图，横轴表示劳动力供给，纵轴表示工资水平。工资水平长期保持不变劳动力过剩，随着AD1右移至 AD3到了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即刘易斯拐点，在过去民工劳动力一直供大于求，随着特定的背景因素的变化，如果不涨工资就招不到人，出现民工荒。
产生原因:
刘易斯认为，在一国发展初期存在二元经济结构，一个是以传统生产方式生产的“维持生计”部门（以传统农业部门为代表）；一个是以现代生产方式生产的“资本主义”部门（以工业部门和城市为代表）。农业部门人口多、增长快。由于边际生产率递减规律，其边际生产率非常低甚至为零，农业部门出现大量劳动力剩余。此时，只要工业部门能够提供稍大于维持农村人口最低生活水平的既定工资，农业部门就将涌入大量劳动力至工业部门，为工业部门的扩张提供无限的劳动力供给。（所谓“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即指劳动力供给曲线在既定工资水平下具有无限弹性。“既定工资”即是农业部门劳动力维持生活需要的最低收入水平。）由于在既定工资水平上，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工业部门在实际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将所获得利润转化为再投资，将规模不断扩大直到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吸收完，这个时候工资便出现了由水平运动到陡峭上升的转变，经济学上称之为“刘易斯拐点”。与“刘易斯拐点”相对应的是“人口红利”，由于年轻人口数量增多形成的廉价劳动力，提供给经济发展相对便宜的要素价格。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廉价劳动力是发展的一个重要要素，这一点，在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中也表现得较为明显。而“刘易斯拐点”与“人口红利”之间似乎有一种正相关的关系，前者的显现，往往是“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一个前兆。我们面临的“拐点”更多的是指 “初级劳动力”领域，相对应的，以技师、技工为代表的“中级劳动力”数量却越来越不足（大学本科生以上的“高级劳动力”倒是在增加，但质量并不乐观），这更加加剧了未来发展的风险。
二、中国面临刘易斯拐点了吗
2008年8月3日，暨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捷在“全球视野下的广东现代化之路”学术论坛上提出了“‘刘易斯拐点’出现，让珠三角“民工荒”提前了20年”这一观点，他特别提醒，广东实行产业转移时，调整要适度，以防过多密集型产业倒闭。 由此掀起了经济学界对刘易斯拐点是否出现的大讨论。
其实早在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份报告就曾提醒：我国的劳动力正由过剩向短缺转变，刘易斯拐点将在“十一五”期间出现，确切的时间可能是在2009年。据报道，2009年春节期间，广东珠三角地区用工缺口达200万。另外一些内陆劳动力输出大省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用工荒”。比如常年约有1200万农民工外出打工的人口大省、民工大省安徽，如今许多企业也在为招不到工人而发愁。没料到随后爆发国际金融危机，外部需求萎缩，出口加工业收缩，大批农民工被迫返乡，有机构预测就业岗位缺口达千万个之多。一时间，刘易斯拐点之说似乎不攻自破。可是，随着经济强劲反弹，“保增长”大局已定，“用工荒”又浮出水面，而且大有从沿海地区向内陆省份蔓延之势。刘易斯拐点的出现似乎是毫无疑问了。
一方面沿海发达地区工资在大幅上涨，另一方面很大单位却很难招到足够的农民工，以支撑中国庞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根据联合国的测算，我国劳动力将于2017年进入负增长（人口于2032年进入负增长）。由于内需的迅速扩大，服务业的加速发展，以及城镇化建设的全面铺开，预计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于2014年进入实质性短缺状况。至2017年，劳工需求达到8.37亿人，供应为8.19亿人，就业市场净短缺达到1760万人，这个数目相当于美国现有劳工总数的11%，日本的25%，德国的41%。由此看来，如果撇开刘易斯拐点是否临近的争论，我们可以断言在未来几年我国面临着劳动力市场供给相对短缺的时代。
然而也有经济学家认为刘易斯拐点还没有到来。樊纲认为目前的用工荒并不是由于劳动力供给不足造成的，而是由于我国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以及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这些特殊的国情造成的。我国城市化大大落后于工业化，农民进城享受不了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福利，进城的收益较小；再加上户籍制度，造成农民进城的成本很大，另外农民还有土地作为自己最后的屏障，所以宁愿留在农村。据樊纲估计，事实上中国目前闲置的劳动力保守估计还有2个亿。党校周天勇教授也持同样观点，他认为刘易斯拐点的到来要到2020年以后。
其实，如果不是将刘易斯拐点的出现机械地设定在某个时间点，而是将其视为一个过程，经济危机等因素有可能提前或延后拐点的出现。那么，判断中国正在或即将出现刘易斯拐点是基本符合实情的。世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韩伟森和巴克莱资本中国经济研究主管彭文生认为，刘易斯拐点可能是一个持续多年的渐进过程或转折阶段，而不是一个突然的变化。
三．“刘易斯拐点”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2009年下半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劲复苏，沿海地区用工短缺的现象又开始出现，特别是“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的“民工荒”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自“民工荒”问题出现以来，许多专家学者从不同的学科领域进行了大量研究，对其认识逐步深人。目前对“民工荒”问题的基本判断主要有五类观点。一是劳动力市场机制论:“民工荒”并不是民工绝对数量不足，而是农村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劳动力价格与价值偏离、劳动力市场供求机制综合作用，、劳动力市场区域性和结构性失衡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二是民工结构短缺论:“民工荒”并不是由于农村劳动力绝对数量下降，而是结构性有效供给总量不足，即由特定人群短缺而造成的结构性供给不足，在很大程度上是指年龄、性别、地域和技能型民工荒，真正能够实现流动又能满足流人地需求的劳动力数量有限。三是民工数量短缺论:“民工荒”并非是特定区域或产业的劳动力短缺，也不是市场结构性短缺，而是数量性短缺，中国正面临全面性劳动力短缺的现实挑战。即使现行的劳动力周期性缺工不能表明劳动力已陷人长期短缺，但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已孕育着未来劳动力短缺的趋势。四是民工权益缺失论:长期以来企业漠视民工权益，社会保障制度又将民工置于制度之外，民工的劳动权和社会保障权都严重缺失。与此同时的支农惠农提高了农民对农业收益的预期，增加了进城务工的机会成本，农民工流动趋于理性。“民工荒”揭示了民工维权意识增强，是民工在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的情况下开始“用脚投票”的结果。五是产业优化发展论:沿海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使劳动力需求结构发生变动，而劳动力供给结构无法及时做出相应调整导致劳动力不能有效供给，尤其是素质型民工满足不了劳动力需求。要保障中国产业的持续发展、转型和升级，必须要培育符合现代工业发展的产业工人队伍，而不能依靠民工来长久支撑中国工业化。
相关研究大多隐性假设农民工是弱势群体，在劳资博弈中处于劣势，无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即使是“用脚投票”也是无奈的极端选择，因此把“民工荒”问题归结为、结构或原因。本文却认为随着“民工荒”问题的严峻化，领导层已经认识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来保障农民工权益，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而且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知识、技能也在提高，内外诸多因素使农民工的经济权力在逐渐增强，农民工经济权力与工资水平的博弈是“民工荒”的问题所在，进而修正“刘易斯模型”，认为刘易斯模型是一个动态的水平面，而不仅仅是静态的水平线，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判断刘易斯转折点将比预期的提前到达，并提出若干应对措施。
对此，蔡昉认为，中国享受了20多年的人口红利将逐渐消失。中国急需把经济增长转到提高劳动生产率上来，以缓解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由于计划生育的实施和人口生育意愿的下降，近年来我国劳动适龄人口开始出现迅速下降以及社会总抚养比上升的情况，过去上述两大因素带来的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导致较高资本积累的状况将难以持续。
人口红利如果消失，将意味着劳动力供给不会像原来那样源源不断而且那么廉价。因此，若没有其他措施，过去那种用投入来刺激经济增长的生产方式已经走到尽头，迫切需要转移到依靠生产率提高及技术进步来推动经济增长。这是一个必然过程。对此，我们要准确判断，未雨绸缪。尽管“刘易斯拐点”到来，但是我们过去的人口红利并没有完全充分利用。一是农民进城务工，主要转变了就业的身份和结构，从生产率比较低的务农转向生产率比较高的非农产业，提高了生产率，对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但这种职业的转换是不彻底的，是不充分的就业。他们中的多数仍然不是城市居民，仍然像候鸟般迁徙，因此这种劳动力供给是比较残缺的、割裂的，不是一个非常充足的利用。二是在人口红利中，其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绝不仅限于就业转换，还有消费模式转换。农民工作为消费者对产品市场的需求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由于他们不是城市居民，缺少社会保障等，他们的消费行为和消费水平远远低于城市居民，还不是城市居民的消费行为，他们的消费对内需的贡献也没有充分反映出来。三是目前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相当多的情况下是按户籍人口来安排的，没有把农民工算在内。此外，包括公共服务、教育、社会保障等，农民工的覆盖率仍然很低，他们的贡献也远远没有发挥出来。虽然大家都在说农民工需要社会保障，其实，农民工是一个年龄最小的群体，大部分还没有退休，他们应该是社会保障的净贡献者。现在还没有充分利用这部分人的人口红利。
如何看待农民工工资增加与产业结构、经济结构转型的关系？
目前国内有很多文章从公平的角度、农民工收入增长与GDP增长是否同步的角度、农民工收入水平与城市生活费用是否匹配的角度,讨论农民工增加工资的合理性。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实践中如何制定收入分配,是一件极为复杂的工作,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首先,我们应该讨论农民工工资上升的依据何在?我们知道,从经济学的一般原理来讲,农民工工资增长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根据有关统计,1998—2006年间,我国非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16.27%,全国工业企业职工工资增长12.85%,相差四个百分点。另据估算,1994—2008年,劳动生产率增长20.8%,而同期制造业工资增长13.2%。因此,从整个经济或者从非国有企业的情况来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要快于劳动收入的提高。在过去的数十年里,中国企业一直是通过劳动效率的提高来吸收劳动成本上升的影响,总的来说,企业的盈余增长要快于农民工的工资增长。与此同时,多年来的财政收入上升速度也比较快。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收入从1997年的53.4%下降到2007年的39.74%,企业盈余从23%上升到31%,收入增长近30%。在这样一种收入分配格局下,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是合理的,笼统地讲是有微观基础的,从宏观经济的角度讲,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因为,金融危机后,我国宏观经济需求方面的主要拉动力之一——出口正面临巨大挑战,中国经济如何从外需拉动转到内需拉动尤其是居民的消费需求拉动,是我们当前经济结构转型的一个重要内容。劳动工资的增长,进而劳动收入占比的提升,就可以促进总需求结构的改变,从以投资和出口拉动转变为以居民的消费需求拉动。同时,东部地区民工工资的提高,进而各项成本的提高,可以迫使这些城市将低附加值的产业转移到中西部,从而带来我国区域经济结构的改变。
尽管推理有其合理性,实践也正朝这个方向发展,但是,实际情况要比这个推理复杂得多。因此,接下去需要考虑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够通过的干预,使得全国各类企业的工资都来一个普遍的上涨,或者提出一个“收入倍增计划”,在若干年内使工资的上涨快于GDP的上涨?换句话说,我们是通过干预来增加工资、促进经济结构转型,还是利用市场机制来调节工资的增长幅度?回答是,劳动力市场过多的干预只会适得其反。原因非常简单:我国地区经济的发展水平和阶段千差万别,各类企业的情况千差万别,劳动力的素质或者说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含量千差万别。如果我们试图用单一的类似收入倍增计划那样的收入分配来对付所有的地区、所有的企业和所有的劳动者,那么一定会危及有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有些企业可能倒闭,有些劳动者可能面临失业的下场。
对于大量出口相关的制造业企业,由于产品是国际定价,企业难以将上升的成本转嫁到最终产品,短期内工资上涨可能导致企业难以生存。这类企业短期内的应对之策无非是以下四种:转换自动化设备,尽量节约劳动力;向中西部或国外转移工厂和生产基地;产业的自我提升;倒闭。不管哪种情况发生,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问题都将面临严峻的挑战。对于这类企业,如果一方面想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另一方面又要保全劳动者的就业,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减税和让利的基础上提高工人的工资。
四．动态水平面非静态水平线:刘易斯模型的改造
、刘易斯模型简述
刘易斯认为劳动力会从低边际劳动生产率部门向高边际劳动生产率部门转移，即从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从农业向工商业、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发展中国家的农村中事实上存在着大量的过剩劳动力，这对于城市中的工业部门来说，是一种“劳动无限供给”条件。“动无限供给”是指城市中的工业部门在现行的工资水平土能够获得所需的任何数量的劳动。如图3所示，在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结构中，OA为农业部门中劳动力维持自己和家庭最低生活水平的平均收人，即生存收人;OW为城市中工业部门提供的实际工资水平，在这个工资水平上农业劳动力的供给是源源不断的。城市中工业部门在实际工资不变的情况下不断将利润用于再投资，扩大资本规模(从K1到K2再到K3)，由此劳动的边际产品曲线即对劳动的需求曲线不断向外移动〔从D1到D2再到D3)，创造出更多的劳动机会，吸纳更多的农业劳动力(从L1到L2再到L3)。如此循环往复，城市中工业部门的资本越是扩张，就越是将剩余的农业劳动力吸收过去。只要传统的农业部门依然存在剩余劳动力，城市中工业部门就能够不断地扩大投资规模，利用这些劳动力。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刘易斯拐点”，即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被工业部门吸纳完毕，农业的边际劳动生产率不再为零，也就是农业生产由于农业劳动力的流失会使农业产值减少。此时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变为向右上方倾斜，工业部门不提高工资水平就不再会有农业劳动力的供给;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这两个基本生产部门的结构由此发生变化，并处于平衡发展状态。最终结果就是城乡差别缩小，二元经济结构变为一元的经济结构，朝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迈进。
2、刘易斯模型的改造和应用
根据上述图3，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况，刘易斯模型可以改造成如图4所示。在初始状态下，农村劳动力供给处于无限供给状态，供给曲线为水平线，随着民工经济权力的增强，劳动力供给处于动态的有限供给状态，其劳动力供给曲线向右上方倾斜，当企业及时提高工人工资解决工人经济权力与工资水平矛盾时，劳动力供给曲线又恢复水平状态。
即当Y=WO，工资为WO，供给和需求曲线均衡点为(L2,W0)，民工经济权力增强，供给曲线向右上方倾斜，若雇佣方仍然只提供WO的粘性工资水平，则雇佣到的工人数量仅为LO，出现劳动力的短缺现象(L2-LO)，在劳动力供给曲线向右上方倾斜的阶段，工资水平的粘性效应使劳动力净收人的下降，必然会导致劳动力供给的相对减少(指相对于即期需求来讲)。当工资水平提高到W1，供给需求曲线新的均衡点为(L1,W1)，此时劳动力的供给量为L1，仍存在劳动力的短缺现象(L2-Ll)，而且随着资本规模的不断扩大，劳动的边际产品曲线即对劳动的需求曲线不断向外移动，假如雇佣方提供的粘性工资水平没有及时调整，劳动力短缺现象也越来越明显和严重。只有当工资水平调整到W2，才能暂时实现动态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状态。实际情况也表明，企业没有及时提高工人的工资，劳动力价格对供求的反应显得不够敏感.是“民工荒”的根本原因，当企业给予农民工以较高工资的时候，是不会出现农民工短缺现象的。根据的调查数据，截至2010年3月10日，广东全省缺工从2月底的90万人下降到70万人，下降了18%;福建全省缺工从2月底的28万人下降到20万人，下降了29%;浙江省从2月23日到3月10日，岗位数与求职人数之比从1.5:1降为1.2:1。用工荒已经趋缓，工资超1800元的岗位基本不缺人。
因此本文认为刘易斯曲线不仅仅是是静态的水平线，应当是动态的水平面，并且不断调整，循环往复，一直到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结构发生变化，实现平衡发展状态。而且每一次调整都会加剧刘易斯转折点的提前到来。
3、农村劳动力供给趋势
众所周知，我国人口结构不断发生变化，正在快速进人老龄化社会。根据2008年联合国人口发展报告的预测，我国总人口预计在2030年达到峰值，约14.6亿，并开始转入负增长，无论从人口总量还是人口结构来看，我国未来的劳动力供给将逐步趋于紧张。
由表2可知，2005-2016年我国农村劳动适龄人口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2005年我国农村劳动适龄人口为51880万人，以后各年逐渐上升，到2011年达到波峰，为54415万人，7年净增2535万人。2011年以后我国农村劳动适龄人口有所下降，2016年为54143万人，比波峰净减少272万人。20052016年我国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比较稳定，维持在2.5亿人。 2005年我国农村青壮年劳动力25370万人，2006年到达最高点，为25798万人，以后各年逐渐减少，到2016年减少至25047万人，净减少751万青壮年劳动力。期间我国农村每年新增劳动力迅速下降，直至为负数。2012年、2013年和2015年新增劳动力出现负数，即净增劳动力数量下降。从2006年到2016年我国农村新增劳动力迅速下降，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也下降，这意味着我国农村的劳动力供给将发生重大的变化，农村劳动力的供给并不是无限。
五．面对刘易斯拐点中国应采取的对策
由企业“用工荒”引致的刘易斯拐点的讨论与思考，启示我们要如何应对刘易斯拐点的到来。目前，劳动力在城乡普遍短缺和农民工工资持续增长让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我国人口红利期已接近尾声，经济发展开始进入“刘易斯拐点”区域，劳动力短缺即将出现。无论喜欢不喜欢,“刘易斯拐点”都会如期到来，它的到来将对今后中国经济带来深刻的冲击。
以一些国家的经历看，“刘易斯拐点”之后，低端工资普遍地会出现一次持续的上涨，低端消费市场迅速扩张。另外，工资上涨常态化，将带来通货膨胀结构性上扬。但是，这场人口结构上的大变局，既是危，又是机，中国经济的发展路径也许因此改写。
从国际经验来看，一国在“刘易斯拐点”出现的初期，应该尽量避免资本深化的过早发生，而应以合理的产业吸纳剩余劳动力。我国的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还相当大，农业劳动力在总的就业人口中的比重超过35%，这一现实决定“刘易斯拐点”在我国将表现为一个长期的过程，也意味着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国不能放弃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发展战略，而应根据国际产业的变动情况，实行劳动力的使用创新，提高工业对劳动力的吸纳水平。
要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用质量替代数量，将成为预防劳动力短缺的未雨绸缪之举。再有，要鼓励和引导建立新的劳资关系 ，同时给农民工以城市市民待遇。这就要求各级加快转变观念，以适应市场经济、城市化和经济全球化新挑战。我认为中国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加快劳动密集性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劳动密集性企业聚集在沿海发达地区，然而在目前沿海地区用工成本高企的情况，沿海发达城市企业运营成本增加。另一方面由于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等原因，中西部地区仍存在大量富余劳动力，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是一个很好的举措。中西部地区发展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增加中西部的就业，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共享式增加具有重要意义；发展中西部的中小企业对于缩小与东部经济的差距，促进经济增长有着重要意义，而且对于使劳动力就近就业和发展小城镇有着重要意义；另外，中西部的劳动力转移问题如果可以在中西部得到解决对东部沿海的产业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2、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国经过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发展，经济取得了可歌可泣的成绩，但同时也面临着不少的问题。我国经济强劲发展是依靠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高资本积累所带动的经济增长。目前这种经济增长，已经引发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并且给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带来威胁。我国要把握当今经济发展的新特征，顺应经济形势的发展要求，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走科技之路，逐步淘汰落后产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成产业升级转型，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高产品附加价值，把传统制造业改造为先进制造业，提高核心竞争力，促使当前的劳动密集性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以及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变，唯有这样才能在日趋激烈的国内外竞争中站稳脚跟。
3、加大教育投入和技能培训，培育高素质高技能的新型劳动力。为了满足产业转型升级，必须同步把传统产业工人培育成适应新型产业的工人。特别是要加强职业技能教育供给，提高劳动力质量和水平，满足产业升级后的劳动力市场需求。然而我国每年教育投入偏低，2008年国家财政性教育投入是10449.6296亿元，占GDP 3.33%，为历年最高值。2010年财政性教育投入为12550.02亿元，占GDP3.15%。据统计，在国家财政性教育投入上，目前世界平均水平为GDP的7％左右，其中发达国家达到9％左右，经济欠发达国家投入比例约为4％。非洲的平均水平也达到了5%，甚至连非洲最不发达国家之一的肯尼亚2010年也达到了7%。由此可见，我国教育投入严重不足，这制约着我国劳动力素质的提升，不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所以为了向转型升级后的产业提供高素质高技能的人才队伍，我们必须加大教育投入和技能培训，培育高素质高技能的新型劳动力。
4、提高劳动者地位，鼓励和引导新的劳资关系。在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劳动力非常充裕，以至于到了无限供给的地步。在劳动力市场，企业处于主动地位，劳动者处于劣势地位。劳动力市场是买方市场，企业可以以很廉价的成本雇佣到劳动力。然而，步入刘易斯拐点之后，劳动力的供给不再是无限的，或者说对于劳动密集性产业，劳动力正逐渐变得稀缺。此时企业才可以说真正开始重视劳动力。企业要继续经营，就必须维持必要的劳动力资源。劳动者地位的提高，为形成新的劳资关系提供了有利条件。从角度来说，要为形成新的劳资关系提供制度保障。具体来说，应通过精神奖励和物质刺激，积极鼓励和引导企业加强劳动力保护，形成新的劳资关系，善待劳动者，并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创造劳资两利的新局面。
5、加大社会保障覆盖面，给农民工以城市公民待遇。由于户籍制度、城乡差距、二元经济结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等各种现实原因，与城市职工相比，进城农民工的面临的劳动环境和社会处境较差，比如劳动时间长、劳动合同签约率低、社会保险参保率低、子女入学难等。因此，需要给进城农民工以城市公民待遇，以使广大农民工能和城市职工公平竞争，并解决家庭的后顾之忧。这就要求应转变观念，适应市场经济、城市化和经济全球化要求。首先，对农民工与城市户籍人口一样履行公共管理职责，保障其合法权益和人身安全；其次，规范企业用工制度，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第三，妥善解决进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第四，国家还应加大教育的投入，解决农民工子女城市入学问题。 总而言之，应妥善解决入城农民工的“身份”问题，逐步给予农民工和城市公民同等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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