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古典贸易理论 新古典贸易理论 新贸易理论 新兴古典贸易理论
国际贸易是在人类历史上了出现了剩余产品和这种剩余产品界交换时就已经产生。15世纪到17世纪流行的重商主义理论是对国际贸易的第一次解释，其代表人物斯塔福提出的“货币差额论”和托马斯·孟提出的“贸易差额论”。他们认为，唯有金银才是财富，唯有对外贸易才能给国家带来财富；国际贸易是单方面有利的，一国之所得必然是另一国之所失。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以及贸易利益在国际间的分配。但是第一次系统提出国际贸易理论却是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至今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随着经济理论的发展，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贸易理论、以赫克歇尔和俄林为代表的新古典贸易理论、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与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内生贸易理论）四个阶段。本文对这四个阶段的研究观点予以综述如下。
1． 古典国际贸易理论
1．1亚当·斯密的国际贸易理论
亚当·斯密的国际贸易理论是在对重商主义的批判中提出来的。他认为社会财富应以商品劳务的生产来实现的，劳动是社会财富产生的最重要原因，贸易的利益是双方的，他反对国家对贸易进行干预，创立了放任自流的经济贸易理论——绝对优势说。斯密的国际贸易理论主要包含三个观点：
1．1．1国际贸易取决于国际分工和一个国家的优势
斯密从抽象的人类本性出证社会分工,在他看来,个人之间的贸易只是个人剩余产品的交换,地区之间的贸易只是地区剩余产品的交换，国际贸易只是各国剩余产品的交换。但是,当斯密从充分利用优势出证社会分工的必然性时,他注意的是生产成本的降低是社会劳动的节约。正是在后一场合,斯密提出了颇有创见的论点。他说,每一个精明的家长都知道这一格言:一件物品做比买贵,就宁买不做。裁缝不愿自己做鞋,而是向鞋匠买。鞋匠不愿自己做衣服,而是雇裁缝做。农民不愿自己做衣服,也不愿自己做鞋,而是雇裁缝和鞋匠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都愿意发挥自己的优势。“他们都感到,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应当把他们的全部精力集中使用到比邻人处于某种优势的方面,而以产品的一部分或同样的东西,即其一部分价格,购买他们所需要的其他任何物品。”由此可以看到,斯密要说的是,社会分工可以提高每个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每个劳动者的产量,从而可以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社会总产量。
斯密直接从个人之间的分工和贸易推论到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他认为,同个人一样,对于同样的商品,一个国家也要把本国生产的费用和向国外购买的费用加以比较,以便决定是自己生产还是从国外进口。斯密主张:“如果某个外国供应我们某种商品,比我们自己生产这种商品便宜,那就不如把我们自己的劳动用于我们有某种优势的部门,而用我们自己的劳动的一部分产品向这个国家购买这种商品。”
1．1．2一个国家的优势来自于多方面，并且可以通过学习来提高本国的优势
斯密认为,一个国家的优势来自于两个方面：自然优势和后来获得的优势。前者是自然所固有的,如气候、土壤、矿藏以及其他非人力所能控制的相对固定的环境等;后者是后来获得的,如劳动熟练程度和技术等。自然优势和后来获得的优势使一个国家在特定商品的生产方面可以节约劳动时间,形成成本优势,从而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价格优势。
斯密还认为,对外贸易可以促使较不发达的农业国学习和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从而使它们在制成品生产和出口方面也将具有优势。对农业国的居民来说,外贸在短期内能够供他们以国内所缺少的工匠、制造业工人及商人,使他们在国内感到的那种最重要缺陷,在最适当、最有利的情况下得到填补。即用商品的流动来代替生产技术等要素的流动。从长期来看,外贸对于农业国还有特殊意义。他以中国为例加以说明,对不发达的农业国来说,外贸不仅有助于它们提高国内的分工程度和劳动生产力,而且还可以为它们提供吸收外国先进技术的机会,缩小它们与商业国之间的技术差距。
1．1．3一个国家可以选择自由贸易或者对特定商品征收适度关税等不同贸易
斯密虽然主张自由放任,但并未将这一思想简单照搬到国际贸易领域中,而是主张按照具体情况对于不同商品实行自由贸易或者征收适度的关税。斯密把进口物品分为两类:一类是包括一切生活必需品及一切制造品的原料,另一类主要是那些进口奢侈品,如外国葡萄酒、巧克力糖、茶叶、咖啡等。对于第一类物品,斯密认为,其自由输入能够从不同方面降低英国产品的生产成本,因而有利于扩大英国的制造业在世界市场上的优势。生活必需品原料自由输入,其在国际市场上的平均货币价格必低落,因此,劳动的货币价格必在此限度内低落,国内一切制造品的货币价格,必然伴着低落。这一来,国内制造品就可在一切国外市场上获得若干利益。若干制造品,因原料自由输入,其价格可降低更大。不但会保证英国商人,使能占领国内市场,而且能大大支配国外市场。对于第二类物品,斯密认为,应征收适度的关税,以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不会由于自由输入必需品和原料而遭受损失。而且对于由外国输入为本国消费的奢侈品所课的税,主要则是归中产及中产以上的人民负担,它们也不会导致英国货币工资水平的上升和削弱英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上面的叙述就是学术界认为的绝对优势理论，而学术界也一直认为，按照斯密的观点，经济发达的国家和经济欠发达的国家之间是很难或者说是不存在国际贸易的，也就很难解释当时的英国为什么和很多殖民地国家进行贸易。实际上，斯密关于相对优势的论点,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事实上,在《国富论》中,斯密已经提出了相对优势原理的基本论点。他说:现在最富裕的国家,固然在农业和制造业上都优于邻国,但制造业方面的优越程度,必定大于农业方面的优越程度。……在农业方面,富国劳动生产力未必都比贫国劳动生产力大得多,至少不像制造业方面一般情况那样大得多。……贫国的耕作,尽管不及富国,但贫国生产的小麦,在品质优良及售价低廉方面,即能在相当程度上与富国竞争。但是,贫国在制造业上不能和富国竞争;至少在富国土壤气候位置适宜于这类制造业的场合,贫国不能和富国竞争。
在斯密的这段议论中,至少包含这样几点:第一,富有国家的制造业和农业都居绝对优势,贫穷国家的制造业和农业都居绝对劣势。第二,对富有国家来说,农业和制造业虽然都居绝对优势,但比较而言,制造业的绝对优势比农业更大,对贫穷国家来说,农业和制造业虽然都居绝对劣势,但比较而言,农业的绝对劣势比制造业要小。第三,贫穷国家只能在农业上同富有国家竞争,而在制造业上则不能同富有国家竞争。斯密上述议论的实质是,富有国家的相对优势在制造业方面,应当专业化于制造业;贫穷国家的相对优势在农业方面,应当专业化于农业。这样可以形成国际分工,这就是以相对优势为基础的国际分工。由此可见,斯密的优势原理不只是绝对优势原理,它还包含相对优势原理。诚然,在斯密的优势原理中,绝对优势概念是最重要的,然而相对优势概念也是不可忽视的。后来李嘉图继承和发展了斯密的相对优势概念,系统地提出了比较优势或比较成本学说。
1．2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
作为国际贸易成因的比较优势,其来源是比较成本。虽然首先提出比较成本这一观点是托伦斯,但注意到比较成本的重大意义并对此进行系统论证用以解释国际贸易现实的却是李嘉图。李嘉图首先注意到比较成本的重大意义,他说:“使我们决定输入商品的动机是发现外国的价格比较便宜,是商品的国内价格和国外价格的比较。如果一国输出帽子,输入毛呢,那是因为制造帽子以交换毛呢比自己制造毛呢所得更多。”李嘉图曾以两个国家、两种商品的模型来说明比较优势以及比较利益的形成。他假设英国和葡萄牙生产酒和呢绒的单位劳动成本如下表所示:
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分析 单位:人年
呢绒 酒
英国 100 120
葡萄牙 90 80
比较成本(英 葡) 100/ 90=1.1 120/ 80=1.5
从表中可以看出,英国生产酒和呢绒的单位劳动成本都比葡萄牙高,但比较起来,英国生产呢绒的效率相对高一些(或者说成本相对低一些),即英国生产呢绒具有相对优势,通过交换可获得比较利益;而葡萄牙尽管在两种商品生产上都占绝对优势,但两相比较,生产酒的优势更大,故生产酒更有利,生产呢绒则相对不利。李嘉图借此说明:当两个国家两种商品的生产成本存在比较差异时,只要两国分工生产各自具有相对优势的商品,两种商品的产量都会增加,通过交换各国都能得到比较利益。当我们将上述结论进一步推广到三个国家三种商品的交换活动进行验证,发现它仍然适用,这就证明比较成本说的基本原理是完全科学的。对此,马克思事实上也曾予以肯定。
重视比较成本差异并以此为基础创立比较优势学说,是李嘉图对国际贸易学说的巨大贡献。斯密曾从劳动分工原理提出了“绝对优势论”,在人类认识史上第一次论证了贸易互利性原理,批判了重商主义者认为国际贸易只对单方面有利(即一国所得必然是另一国所失去)的片面看法。但在具体的贸易格局上,斯密虽然也指出了比较优势，但是他把互利性贸易重点在绝对成本优势的范围内,其理论的局限性是明显的。而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论第一次以无可比拟的逻辑力量,揭示并论证了国际贸易领域经济运行的一般原理和规律:只要按照比较成本差异进行国际分工,各国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并开展贸易,就可获得比较利益。这就为解释国际分工、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和利益分配提供了一把钥匙,因此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李嘉图的研究奠定了其后贸易纯理论的发展方向，后来的学者就一直将国际贸易的研究重点放在比较优势原理上。李嘉图比较优势学说的问世,标志着国际贸易理论体系的建立。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萨谬尔森称他的理论为“国际贸易不可动摇的基础”。
关于比较优势的决定因素，李嘉图本人强调劳动生产率差异的重要性，这一结论是以李嘉图所设想的劳动在国内完全自由流动，而在国家之间不能流动为前提。其后的一些学者，如穆勒、马歇尔和埃奇沃思都对贸易理论做出了一些重要的贡献，但他们的研究中关于比较优势的概念并没有比李嘉图的思想前进一步，他们主要集中于贸易条件的讨论和比较静态学上的研究。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关于比较优势的研究出现了重大进展。
2．新古典贸易理论
2．1赫克谢尔—俄林模式(Ｈ—Ｏ模式)
1933年,瑞典经济学家俄林出版了《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一书,以生产要素自然禀赋为立论基础,探讨了国际贸易产生的更深一层原因,论证了国际分工的好处和自由贸易的必要性。俄林的生产要素自然禀赋论,实际上是师承赫克谢尔,因此又被国际贸易界称为“赫克谢尔—俄林模式(Ｈ—Ｏ模式)”。
俄林的生产要素自然禀赋论可以描述为:不同商品需要不同的生产要素比例,而不同国家拥有的生产要素相对来说是不同的,各国在那些能较密集地利用其较充裕的生产要素的生产商品时,必然会有比较利益产生。所以,每个国家最终将出口能利用其充裕生产要素的商品, 以换取那些需要较密集使用其稀缺生产要素的进口商品。俄林论证的逻辑思路是:商品价格差异是国际贸易的基础,而商品价格的差异是由于商品生产的成本比率不同;商品生产成本比率不同,是因为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比率不同,而生产要素价格比率不同,则是由于各国的生产要素禀赋比率的不同。因此,生产要素禀赋比率的差异,是产生国际贸易最重要的基础。
这样,他就把国际贸易的成因进一步建立在外生性生产要素的禀赋差异基础之上。Ｈ—Ｏ模式继承了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但又有新的发展:第一,李嘉图用比较成本差异论证了贸易互利性的普遍原理,而俄林进一步用生产要素禀赋差异解释了比较成本差异的原因。第二,俄林把李嘉图的个量分析扩大为总量分析,不是仅比较两国两种产品的单位劳动耗费的差异,而是从一国经济结构中的资本、土地、劳动力等最基本生产要素的总供给差异来解释国际分工和贸易格局。第三,Ｈ—Ｏ模式还进一步揭示了国际贸易对一国经济结构和收入分配的影响。因为国际贸易可以引起一国不同生产要素的供求变化并导致其价格变化(即贸易前相对丰富的要素价格上涨,相对稀少的要素价格下降,最后逐渐达到要素价格比率的国际均等化),从而改变一国的经济结构,使生产要素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实现收入增加。这些分析对于一国如何利用本国的资源禀赋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并获得利益,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俄林因此获得了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2．2赫克谢尔—俄林—萨谬尔森模式（Ｈ—Ｏ—Ｓ模式）
1941年,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萨谬尔森和斯托尔伯在美国经济统计周报上发表了《实际工资和保护主义》一文,用数学方证了俄林提出的由贸易引起的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为此,国际贸易界有时又将俄林的生产要素自然禀赋论称之为“赫克谢尔—俄林—萨谬尔森模式（Ｈ—Ｏ—Ｓ模式）”。 20世纪60年代,萨缪尔森用数学的方式演绎了Ｈ-Ｏ模型,形成了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完整体系。Ｈ-Ｏ模型的内在逻辑关系可如下表示:要素的自然禀赋→要素供给→要素的相对丰饶程度→要素相对价格→价格差→国际贸易。它的主要观点认为不同商品的生产需要不同的生产要素比例,这是一定资源技术条件下产品的固有特性决定的,而不同国家拥有不同的生产要素禀赋,所以各国的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是不均等的。于是各国在生产那些比较密集的利用其较丰裕的生产要素的商品时,必然会有比较利益产生。所以每个国家最终将出口能利用其丰裕的生产要素进行生产的那些商品,以换取那些需要较密集的使用其稀缺生产要素进行生产的进口商品。如两国要素存量的比率(Ｋ/Ｌ)不同,即使两国资本、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完全相同,也会产生成本差异,这就是贸易发生的直接原因。Ｈ—Ｏ—Ｓ定理认为,自由贸易不仅会使商品价格均等化,而且会使生产要素的价格均等化,以至两国的所有工人都能获得同样的工资率;所有的土地单位都能获得相同的地租报酬,而不管两国的生产要素供应量或需求模式如何。雷布津斯基定理的内容是单一扩大使用某一生产要素生产的产品生产,必然导致使用另一要素生产的产品的产量的绝对减少。斯托尔泼—萨缪尔森定理认为在两种产品价格不变的前提下,密集的使用本国丰裕要素进行生产的产品的产量必然会增加,密集的使用本国稀缺要素进行生产的产品的产量必然会减少。
相对于古典贸易理论强调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新古典贸易理论更侧重于从不同国家的生产要素禀赋的角度来解释了国际贸易的发生以及贸易均衡条件的实现，削弱了古典贸易理论的条件。但是，我们也应该发现，新古典贸易理论也有较严格的假设条件：（1）各国相同商品的生产函数相同，实际上剔除了国家之间的技术差异；（2）各国消费者的消费偏好相同，实际上剔除了消费的差异性；（3）规模收益不变；（4）各国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并且不存在外部经济。
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里昂惕夫以美国进出口结构为案例进行验证分析时,发现美国出口的竟然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的却是资本密集型产品。这一结论与Ｈ—Ｏ模式推断的贸易格局相反而被称为“里昂惕夫之迷”，新古典贸易理论很难对这种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同时新古典贸易理论也不能有效的解释为什么生产要素禀赋大致相同的国家之间能有大量的贸易存在，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总额占全球贸易总额的大多数，也无法解释自50年代中后期以来,世界贸易模式、产业组织和投资模式所发生的性的变化。这些性的变化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是资源禀赋非常相似的国家间贸易不断增长,美国、日本和欧盟等发达国家或地区间的贸易规模大大超过资源禀赋差异很大的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的贸易规模；（2）是行业内贸易急剧上升；（3）是以欧洲经济共同体为代表的贸易自由化运动迅猛发展；（4）是公司迅猛发展,使很多行业的市场结构从战后的竞争格局向垄断格局不断发展；（5）是伴随公司的兴起,发达国家间的直接投资规模也有所增加,它进一步强化了国际贸易的垄断格局；（6）是工业化国家之间在生产不同产品的分工格局方面具有很强的随机性,其发展没有规律可循,特别是那些用相同要素密集度生产的产品。这些新现象与传统贸易理论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冲突:（1）资源禀赋相似国家间的大规模贸易以及行业内贸易在传统贸易理论看来是不可能出现的,更不可能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主导模式；（2）从新古典贸易理论中的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出发,；贸易的自由化会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无法得到顺利推行；（3）市场结构的垄断性与传统贸易理论的完全竞争的前提假设完全不相符；（4）国际分工的模式在传统贸易理论看来是确定的,可以根据各国的技术差异、资源禀赋差异或偏好差异来进行预测,而不是随机的。
3．新贸易理论
3．1新贸易理论产生的过程
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经济学家开始在修正传统贸易理论的基础上来解释上述的国际贸易新现象。例如,克拉维斯提出可获得性理论；波斯纳和胡夫鲍尔提出技术扩散和技术模仿理论；弗农和赫尔西提出产品周期理论；林德尔提出收入效应理论；巴拉萨和克拉维斯提出规模经济是解释工业国家之间战后国际贸易格局的关键；格鲁贝尔和劳艾德在Ｈ—Ｏ分析框架中利用国际贸易产品分类提出的产业内贸易理论。但是,这些理论创新存在着很多致命的缺点:一是这些理论大部分只能将产业内贸易以及相似国家间贸易的贸易基础放在十分狭小、偶然的范畴之上,例如季节的差异、交易成本以及需求条件的变化之上,建立在这些范畴上的理论是无法解释产业内贸易以及相似性国家间贸易所具有的巨大规模,无法说明为什么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这些贸易现象迅猛发展的原因。二是很多理论虽然找到了十分坚实的理论基础,例如林德尔理论就将“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以及“偏好的多样化”等新贸易理论所强调的理论范畴纳入其中,但是它从根本上只是一种理论思想,没有形成一个体系化、模型化和形式化的理论体系。三是面对垄断的国际贸易市场结构,上述理论修正都没有找到一个恰当的分析工具,来处理由垄断引申出来的一系列理论问题。这些缺陷决定了整个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中期的理论发展从根本上没有解决现实问题对贸易理论所提出的各种挑战。
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许多国际经济学家在解释战后新贸易现象时也发现,利用简单修正传统贸易理论来解释新贸易现象是理论发展的一个死胡同,对传统贸易理论进行是惟一的出路,并且贸易理论的必须把其理论基础建立在“规模经济”、“垄断”、“产品差异性”等范畴之上。因此,导致新贸易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产生的最为直接的原因就在于,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经济学分析方法的性突破为贸易理论与产业组织分析方法的结合提供理论基础,使经济学家可以将以往无法处理的“规模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产品差异化”以及“偏好的多样化”等理论范畴纳入规范的贸易理论分析框架之中,为解释新贸易现象提供更为合理、坚实的理论基础,这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以库恩-塔克定理和拓扑学为基础的角点解分析方法的运用和改进,使经济学将“规模收益递增”纳入理论分析框架成为可能。（2）博弈论分析方法的创新,使经济学家可以从最一般的角度来处理各式各样的策略性行为,从而推动了新产业组织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得到迅猛发展。这些发展为经济学家处理“不完全竞争”提供最为一般的分析框架。（3）微观经济学各种封闭模型的发展,直接为新贸易理论提供了整合新贸易思想和分析技术的切入点。许多国际经济学家发现,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一系列微观经济模型完全可以经过简单的修正被推广到开放体系之中,并为解释新国际贸易现象提供全新的理论基础。
3．2新贸易理论的核心内容
新贸易理论的核心内容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行业内贸易理论;二是战略性贸易理论;三是新贸易政治经济学。这些理论不仅在方法上存在一致性,而且在发展上存在很好的逻辑关系。
3．2．1 行业内贸易理论
林德尔、德雷泽率先对Ｈ—Ｏ分析范式无法解释的行业内贸易现象作出了解释。林德尔认为,当要素禀赋条件以及产品开发过程、创新和规模经济能够在特定的商品上创造出出口潜力时,这种潜力只有在出口国具有对该种产品强大的实际需求条件下才能开发出来,即出口优势应当有需求基础。一旦国内贸易在这种需求的基础上被开发出来,国际贸易尤其是在那些具有相似的(但不相同的)国内需求模式的国家间的国际贸易才有可能发生。如果收入水平是国内需求模式的衡量指标的话,那么这种国际贸易将会在具有相似的人均收入水平的国家间得到展开,并达到相当的规模。德雷泽则进一步指出,产品的差异性、需求的差异性和收入的相似性必须在与规模经济相联系时才会发生国际贸易。
沿着这一线索,克鲁格曼将迪克西特-斯蒂格利兹模型引入开放经济之中,总结出包括消费偏好多样化和规模经济的新国际贸易理论。迪克西特-斯蒂格利兹模型的核心思想是:经济中的纯消费者喜好多样化消费,而厂商的生产中却有无止境的规模经济。如果每个产品对消费者而言都不是必需品,则消费品种越多,消费者的效用就越多。但是由于资源的有限性,多生产商品的品种就意味着商品生产的数量将会减少,商品的生产也就无法获得规模经济,这将意味着每种商品生产的成本将上升,价格上升,效用下降。因此在消费多样化与规模经济之间存在着不能两全其美的两难冲突。但是正是这种两难冲突可以内生决定消费品的数量和种类。如何解决这种两难冲突,同时实现规模经济与多样化消费需求呢?方法就在于市场规模(一般用人口规模来表示)或可使用的经济资源的增加。因此进行国际贸易,扩大市场规模,利用各国在行业内的专业化和分工就可以调和上述问题。新贸易理论的创始性模型也就形成了。
由于规模经济的引入,使国际贸易理论自然对不完全竞争特别给予关注,而不完全竞争理论的引入直接将产业组织理论与国际贸易理论结合起来,使国际贸易理论出现了新的发展高潮。在不完全竞争国际贸易理论中典型的模型包括:（1）寡头垄断下的行业贸易理论。（2）不完全竞争中的产品差异化理论。（3）纵向产品差异化理论。
3．2．2 战略贸易理论
战略贸易理论和行业内贸易理论构成了自20世纪80年代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前沿。但是,相比而言,战略贸易理论的出现所引起的理论关注和效应远远大于行业内贸易理论。因为该理论主张,各国应当确立“战略”产业,实施战略性产业,通过出口补贴等,帮助“战略”性产业中垄断企业获得更多的国际市场份额,以获得来自规模经济、知识外溢效应和学习效应等方面的收益,从而改变本国的竞争地位,以牺牲其他国家的福利提高本国的福利水平。在一般人看来,这些主张不但与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基本主张相左,而且与世界国际贸易发展的自由化潮流完全相反。但是,这种贸易理论主张却成为20世纪9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贸易制定的理论基石之一,从根本上改变了许多国家的贸易哲学思想。
寡头垄断下的行业贸易理论以及规模经济基础上的行业内贸易模型同时也是战略性贸易理论的基础模型。这些模型在阐述新的国际贸易基础的同时,在贸易所得以及贸易格局方面的结论直接引出了战略性贸易。
布兰德和斯宾塞在1981年开创性的文献中,吸收20世纪70年代现代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新思路,建立了布伦德-斯宾塞战略贸易模型,将“关于能够促进国内产业的发展,以提高物质要素的租金或额外利益的方式来增强本国福利”的流行说法,变为了正式的理论观点。
克鲁格曼在1984年的经典文献中指出,仅仅依赖于垄断的假设和利润转移分析并不能给国家实施战略性贸易提供足够的理论基础,还必须充分考虑规模经济、学习效应以及知识的外溢性等外部经济等现代产业的特点,结合国际贸易的策略分析,才能充分说明战略性贸易实施的可能性。
沿着克鲁格曼的上述思路,泰森、里查德森、迪克西特、布兰德和斯宾塞等人进一步对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战略性贸易理论适用的范围以及识别战略性产业的依据。
3．2．3 新贸易政治经济学
新贸易政治经济学产生最为直接的原因在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以行业内贸易理论和战略性贸易理论为核心内容的早期新贸易理论受到了自由主义猛烈的攻击。在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看来,早期新贸易理论虽然建立了具有理论突破性的精美模型,但是,简单地从这些模型得出干预主义的理论结论却是不正确的。这些理论家通过全面修正早期模型的假设前提,得出了即使在新贸易理论分析框架中干预主义只能在很特殊的情况下实施才有合理性的结论。但这种结论与西方干预主义风行的现实是不一致的。因此,修正后的新贸易理论必须从理论上解决这种理论与现实的冲突,以说明在后期新贸易理论家们看来没有经济效率基础和社会福利基础的贸易之所以广泛存在的原因。这直接导致了新政治经济学的崛起,政治成为新贸易理论调和上述冲突的落脚点和保护伞。因为新贸易政治经济学可以把那些没有经济效率基础的贸易之所以广泛存在的原因,归结为它是特殊利益集团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产物,是各种利益集团在政治过程中博弈的产物。
这些模型可以分为三大类:（1）第一类分析方法主要是将选举过程进行模型化,并结合贸易理论,来分析保护贸易决定的政治过程。迈耶的模型一方面采取直接民主的选举方法,另一方面将Ｈ —Ｏ模型和特定要素模型纳入其中。迈基-布洛克-扬是将迈耶的模型放在了间接民主环境之中。（2）第二类分析方法吸收了第一类分析方法的教训,放弃了对实际政治决策过程以及决策方法的关注,而采取了对相互作用的利益团体的行为和作用方式进行模型化的方法,通过建立各种函数(关税形成函数、政治支持函数),一方面解释贸易保护的供给,另一方面解释贸易保护的需求,最终确定各方最优化条件下的贸易保护水平。（3）迪克西特创建的制定的交易费用分析框架。该框架认为,如果交易费用为零,政治决策过程一定能够制定出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贸易。但是,由于信息问题、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以及资产专用性等因素的存在,很多契约会因为交易费用过高而无法达成,很多有利于社会福利水平改进的活动无法展开,从而导致最优无法形成,保护在具有不同特性的群体和产业中具有很大的差异。
4．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内生贸易理论）
尽管新贸易理论代表了一股长期以来对标准的新古典贸易不满的暗流,但总的来说,它也只是在新古典传统内部的修修补补,因而也难以剔除新古典框架的一些致命缺陷。８０年代以来,以澳大利亚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用非线性规划（即所谓的超边际分析法）和其他非古典数学规划方法将被新古典经济学遗弃的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和专业化的高深经济思想形式化,发展出新兴古典经济学,使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由给定经济组织结构下的最优资源配置问题转向技术与经济组织的互动关系及其演进过程的研究。因此,它在分析工具上比新古典经济学更新,而在思想渊源上则比新古典经济学更古。其中,斯密用分工来解释国际贸易的论述被杨小凯等人以个人专业化水平的决策以及均衡分工水平的演进为基础发展成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又称内生贸易理论）。
4．1与传统贸易理论的比较及其发展
可以说,杨小凯是第一个脱离新古典经济学框架,用分工和专业化来解释贸易现象及其本质的经济学家。他的理论能够解释一些传统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同时澄清了传统贸易理论带给我们的一些错误观念。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与传统贸易理论的不同点就在于其所依托的经济学框架存在很大的不同,具体来说体现在如下几点:
4．1．1理论的思想渊源不同
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的思想精华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１）市场竞争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能使社会福利最大化；（２）劳动分工能使生产率提高并受到市场范围的。
应该说,新古典经济学成功地描述了古典经济学的第一个思想,却与第二个思想相冲突。新古典经济学在将市场竞争的作用形式化时,最初采用了无规模报酬的生产函数这种最简单的数学工具,它使古典经济学的分工思想变成了与市场竞争不相容的东西。因为按照斯密的分工理论,分工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基于专业化能够提高生产率的原理,而这一原理与递增规模报酬有关。新古典贸易理论也采用无规模报酬的假设,从而先天不足,以致于企业的组织结构、规模大小、市场竞争地位及其相应的市场结构都对贸易的模式、成因、结构、得益等没有影响。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就在于新古典的生产函数只表明一种投入产出的纯技术关系。不允许递增报酬的存在,并且忽视了社会经济组织的演进与生产率的互动关系。
事实上,古典经济学家的研究重点是专业化、劳动分工和交换的关系,在斯密和马克思看来,劳动分工是经济生活的核心现象,社会经济组织结构是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马克思更将其归结为生产关系的研究。杨格（１９２８）的经典论文指出:“在全部经济学文献中,最富有启发、富有成果的一般法则就是斯密定理（劳动分工受到市场范围的）。”然而,由于后来德布鲁把新古典经济学变成公理化体系,用斯密的分工思想来解释国际贸易的理论逐渐地为人们所抛弃。７０年代以来,依托于新古典框架的新贸易理论逐步产生和发展,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其不足,但始终难逃“旧瓶装新酒”之嫌。杨小凯用现代数学分析工具将古典经济学的思想精华充分发挥并加以形式化,创立了以古典经济学的分工思想为基础的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堪称是贸易理论领域的一次。
4．1．2前提假设、分析方法不同
前提假设和分析方法来看,新古典经济学存在３个致命缺陷。具体来说,（1）是采用消费者———生产者的两分法,消费者不生产,必须从厂商处购买所有消费品,因此国内贸易必然存在,消费者不能选择自给自足,也不能选择专业化的水平和方向:而厂商的存在是给定的,所以导致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重点是给定经济组织结构下的最优资源配置问题。这种两分法使得新古典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经济组织如何从自给自足变得越来越专业化,也无法解释国际贸易如何从国内贸易中产生等现象。（2）新古典经济学用规模经济概念替代专业化经济概念,而规模经济概念只能表明投入产出间的纯技术关系,却不能反映专业化水平、经济组织结构的演进对生产率的影响。（3）新古典经济学采用马歇尔开创的边际分析方法。边际分析主要用于处理内点解问题,而现实生活中的经济决策往往是角点解问题。
新兴古典经济学克服了上述缺陷,首先,在该体系中每个决策者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这意味着每个决策者可以选择专业化方向和水平,厂商的出现也不是外生给定的,而是从模型中内生而来。其次,用专业化经济来替代规模经济那种纯技术概念,并且引入交易费用的概念,从而产生专业化经济与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即专业化一方面提高生产率,使决策者拥有更高的生产能力;另一方面由于多样化消费的偏好,专业化必然意味着要从其他专业的决策者手中购买更多的商品,这就需要支付更大的交易费用。最后,新兴古典经济学采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即对每一角点进行边际分析,然后在角点之间用总效益费用分析,这是处理最优决策的角点解所必须的。
4．1．3对贸易基础的认识不同
当代贸易理认的一个事实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是对斯密的绝对优势的一个发展。当然,如果静态地看,情况确实如此。但是,如果允许比较优势在模型中内生,并且随着分工的发展而不断演进,那么斯密基于分工和专业化的绝对优势概念比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概念更为宽泛和重要。
许多经济学家曾指出,个人之间生产各种物品的生产率的先天性差异远不如个人之间由于分工和专业化而产生的生产率差异来得重要。正如斯密所说:“人们天赋才能的差异,实际上并不象我们所感觉的那么大。人们壮年在不同职业上表现出来的极不相同的才能,在多数场合,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如果我们接受先天的生产率差异（即外生比较优势）作为分工的条件,那么就会导致贸易产品、方向和格局的静态化,这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比较利益陷阱的根本原因。而作为分工的结果出现的内生比较优势的演进,则预示着一国贸易动态发展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可能性。
基于分工造成生产率差异的内生比较优势能够随着分工的逐步发展而不断演进,而且内生比较优势的演进是加速知识积累和生产率内生进展的动力。杨格定理告诉我们,分工存在自我繁殖的机制,因此基于分工和专业化的内生比较优势的演进就成为一国贸易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持续不断的源泉。而外生比较优势不能内生地演进,对于分工、生产率进步和加速知识积累没有什么影响,因此一国的贸易发展和经济增长就只能归功于新古典经济学无法解释的外生技术进步,这是新古典贸易理论无法解释很多现象的根本原因。
根据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如果事前相同的个人选择不同的专业化水平生产不同的产品,只要专业化报酬递增,就可能存在比较优势。这就是说,按照斯密的定义,比较优势可能存在于所有个人事前相同的场合,而根据李嘉图的定义,在这种场合比较利益不可能存在。换句话说,这种比较优势的存在与否,取决于人们对于专业化程度的决策。我们将这种由于选择不同专业方向的决策造成的事后生产率差别称做内生比较优势,而将以外生给定的个人之间的技术和禀赋差异为基础的比较优势概念称为外生比较优势。
新贸易理论也对此作出了相似的研究,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１９８９）把以规模报酬递增为基础的比较优势称为后天获得的比较优势,而把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概念称为先天自然的比较优势。
4．1．4对贸易利益的主张不同
按照新古典贸易理论,如果国与国之间存在外生比较优势,则在没有干预的情况下,国际贸易必定会产生,而且实行自由贸易能够提高一国的福利水平。新贸易理论中的规模报酬递增的贸易模型预言,国际贸易总是优于自给自足,因为世界市场上一个经济联合体的规模总比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要大得多。因此,没有干预时不可能出现自给自足。那么,国际贸易的存在一定会带来贸易利益吗？它一定优于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状态下的福利水平吗？
新兴古典贸易理论通过引入交易效率的概念,能够解释国际贸易之所以从国内贸易中产生是因为一国的交易效率的改进。交易效率与交易费用负相关,各种交易费用（内生或外生）越高则交易效率越低。如果交易效率极低,则自给自足是均衡,因而无需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如果交易效率得到改进,则国内贸易将因一国之内的分工水平提高而产生。但如果效果效率改进的幅度不是很大,则在没有形成全国统一市场时,贸易可能在各个地方性市场内进行。随着交易效率的进一步改进,全国性市场便因分工水平的提高而生产。如果交易效率继续提高的话,则高效率的分工水平便会要求更大的市场规模与其相适应,此时局限于一国市场之内的贸易和产品交换无法充分利用高水平的分工经济,因此国际贸易便会从国内贸易中产生。总之,国际贸易给一国带来贸易利益的先决条件是该国的交易效率应当足够高,以便适应分工水平的提高,而分工水平的提高需要更大规模的市场与之相适应,由此国际贸易才成为必要。
相反,当一国的交易效果很低时,分工水平也很低,因此无需国际贸易来利用大规模的国际市场。在这种情况下,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状态下的福利水平反而会高于实行自由贸易的开放经济下的福利水平。所以,在交易效率很低的情况下,即便存在外生比较优势,相对于开放贸易来说,自给自足是最优的选择。
4．2对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评价与借鉴
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对贸易理论的研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其影响是巨大的。它使我们重新思考传统贸易理论中一些已有定论的命题,同时也提供给我们许多新的视角和观点。我们认为,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可能正代表未来贸易理论发展的主流方向。这里,简要地对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作出几点评价以供借鉴。
4．2．1重新阐释了绝对优势、比较优势等贸易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将贸易理论整合到统一框架下
如果以事前和事后的生产率差别来区分不同的比较优势,那么不同贸易模型中的比较优势就可以划分为内生比较优势和外生比较优势。其中,李嘉图模型的比较优势称为外生的技术比较优势,Ｈ-Ｏ模型的比较优势称为外生的资源比较优势,新贸易理论中的比较优势称为内生的规模经济比较优势,而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中的比较优势称为内生的专业化经济比较优势。
从劳动分工的角度来看,国际贸易赖以产生的分工基础有两种,一种是基于技术和资源不同的外生比较利益的劳动分工,一种是基于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经济的内生比较利益的劳动分工。也就是说,从贸易产生的原因看,传统贸易理论的核心是比较利益,而新贸易理论和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核心则是递增规模报酬。当然,实际经济是两者的混合体,既有比较利益,又有递增规模报酬。如果能够将传统贸易理论与新兴古典贸易理论进行有机的整合,则存在着将现有贸易理论纳入到统一框架之下的可能性。很显然,传统贸易理论不可能包含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因为按照新古典理论,普遍的递增规模报酬会使一般均衡不存在或不是帕累托最优。相反,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却能够包含传统贸易理论,杨小凯（１９９７）将外生比较利益因素引入基于递增规模报酬的新兴古典贸易模型,从而将传统贸易理论的基本思想纳入到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框架之下,在一定程度上将现有的贸易理论整合到统一框架下。
4．2．2纠正了新贸易理论的错误结论,为其完善和发展指出了一条可行之路新贸易理论
假定存在规模经济与多样化消费的两难冲突,如一国生产很多种产品,则各种产品的生产规模很小,难以充分利用规模经济,因此生产率低下。也就是说,规模经济的充分利用要求与更大规模的市场相适应。如果一国的人口或经济规模很大,则能够更充分地利用规模经济的好处,因此人口的增加会带来生产率的上升。这与日本、的经验是一致的,但是却与印度和改革前的中国的经验相悖,因为对于后者而言,人口增长率高对经济增长并无积极作用。按照新兴古典贸易理论,贸易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是交易效率,人口增长率对于一国贸易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中性的。在印度和改革前的中国,由于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各种纷繁复杂的行业进入壁垒、国内市场诸侯割据、法律法规不健全等等因素,导致交易效率低下,均衡的分工水平很低,因此出现高人口增长率与低生产率并存的现象。而在等地,由于高效率的、健全的法制等因素保证了高交易效率,所以高人口增长率与高经济增长率并存。其次,新贸易理论的最大弱点在于根本不存在一个为经济学界广泛认可的不完全竞争模型,所以必须按照不同的市场结构、不同的产品差异性来构造相应的贸易模型,导致新贸易理论的各种模型纷繁复杂、难于统一,无法形成对传统贸易理论的替代。
究其原因在于新贸易理论认为递增规模报酬必须导致垄断,因此一个为经济学界广泛认可的不完全竞争模型成为统一新贸易理论各种不同模型的必要条件。然而,正如我们下面将要指出的,在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中,以专业化为基础的递增规模报酬与竞争性市场是相容的。因此,如果新贸易理论能够正确地解释其递增规模报酬的微观基础,不再基于规模经济而是基于分工和专业化来建立相应的新贸易理论模型,那么就完全可以避开对于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处理问题,从而为其蓬勃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发展思路。
4．2．3采用每个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的框架,能够说明国际贸易如何从国内贸易中产生,从而将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原理统一起来按照现有的贸易理论
如果没有干预,则当国与国之间存在外生比较优势或内生的规模经济比较优势时,国际贸易一定会产生。但是,它却无法解释同样在没有干预的情况下,为什么古时候只有国内贸易就足够了,而现在却需要国际贸易而且国际贸易量越来越大。这是由于现有的贸易理论假定纯消费者———纯生产者的绝对分离,所以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原理不同。国内贸易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消费者不贸易便不能生存,所以即使没有比较利益和规模经济,国内贸易也会存在;而没有这两个条件,国际贸易便不会产生。
在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中,存在着专业化经济与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由于这个冲突,当交易效率低下时,分工的好处被交易费用造成的福利损失所抵消,人们选择低分工水平即自给自足,不需要国内和国际贸易。当交易效率的提高使得分工的好处大于交易费用所造成的福利损失时,贸易开始在很多地方性市场中出现,但国内统一市场是不需要的。随着交易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国内统一市场出现。如果交易效率再进一步提高,则国内市场规模了分工的发展,所以国际贸易成为必要。可见,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是第一个能解释国际贸易如何从国内贸易发展而来,并将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的原理统一起来的理论。
4．2．4解决了递增规模报酬与竞争市场的相容性问题,存在竞争均衡和帕累托最优的一致性
新古典贸易理论中,多样化消费偏好意味着,一种产品的消费者数目必定很大;规模报酬递增则使得在均衡状态时,该种产品的生产者数目必定很小。一种产品的消费者众而生产者寡,即消费者与生产者地位上的不对称,使得厂商有能力根据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操纵价格,而消费者却无法影响价格。当规模经济普遍存在时,由此所产生的递增规模报酬与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即竞争性市场）难以相容。
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使得贸易理论的发展不必再纠缠于递增规模报酬是否与竞争性市场相容的问题。首先,生产的专业化需要每个人付出他自己的劳动时间,而这种时间显然不能在人与人之间转移和代替所以对专业化经济而言,劳动时间的规模总是有限的,因此专业化经济所产生的递增规模报酬存在一个界限,即专业化经济产生的是有限度、有范围的递增规模报酬。其次,采用每个人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的框架,则每个人都可以选择一种职业,这就决定了他买什么和卖什么,即每个人的需求是由其供给决定的,这被杨格称为倒数需求律。在新兴古典贸易模型中,杨格的倒数需求律一直保持着,即消费需求和生产供给总是同时决定的。由于倒数需求律的作用,分工中专业化生产者对其产品价格的操纵能力会相互抵消,因此在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中,以专业化为基础的递增规模报酬与竞争的市场即看不见的手是相容的。这与当代西方的经济实践是一致的,在美国,利用规模经济并不会导致市场失败,因此不需要的干预。私人企业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总是争着合并成最优规模的大企业,这不但不会竞争、形成垄断,相反却加剧了竞争。因此,存在自由进入的自然垄断并不像新古典经济学描述的那样可怕,而真正可怕的却是由于干预造成的贸易自由和行业进入自由的行政强制性垄断。
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对递增报酬的处理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以往的模型一旦引入报酬递增,就意味着要么不存在竞争均衡,要么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而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则由于其递增的报酬是基于分工和专业化而在模型中内生,因而存在竞争均衡和帕累托最优的一致性。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也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为达到数学上的严谨和理论上的完美,新兴古典框架往往作出了一些较强的假定,其中有些是不合理的,有的甚至会导出极不现实的结论。这种无奈从杨小凯论文中所作的一些脚注就能看出来。这在一定程度上了新兴古典贸易模型的实际应用。此外,关于劳动分工演进的许多数据口径无法从现有的统计资料中获得,因此很难用历史数据来验证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更不要说进行经济预测。而且,由于劳动分工演进的过程是如此的缓慢,使得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在解释较为长期的贸易现象上具有优势,符合人们几千年来对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发展轨迹的直觉和观察,但对于实际经济问题它可能缺乏足够的解释力。由此来看,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理论意义要大于实践意义,它至少开辟了一条新的研究贸易理论的途径,相信随着这一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必将贸易理论的研究带入一个崭新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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