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大众传媒在利润最大化原则驱动之下，内容变得庸俗、肤浅，显示出享乐倾向和游戏特征，造成大众文化媚俗低级，严重败坏了大众的品位和文化修养水平。
关键词：大众传媒、大众文化、庸俗化、职业道德、文化素养
我国大众传媒业改革开放后获得长足发展，以大众传媒业为载体的大众文化满足了新的历史时期下广大民众文化娱乐的需要，但是大众传媒受利润最大化原则的驱使，表现出严重的媚俗化倾向，足以引起全社会、特别是新闻从业者的警觉。
一、大众传媒业得以迅猛发展的条件。
1、市场经济条件下传媒业的商业化经营之道。
改革开放，国家对媒体采取市场经济的管理，把媒体逐步推向市场，吃惯了财政拨款的传媒界处于外挤内压的形势下：外有早已成熟的国际传媒大亨的虎视眈眈——中国是他们争夺国际市场的一块大肥肉：地大物博，传媒业还处于低级发育阶段；国内市场硝烟四起——都市报的异军突起，同种媒体、不同媒体之间的竞争残酷。
这种态势可以套用一个流行句式：是挑战，也是机遇。
市场经济条件下传媒业的商业化经营之道，促使媒体以争取读者为第一要务，报刊的发行量、广播电视的收视率成为衡量一个媒体价值的重要标尺，反过来又成为决定媒体广告价位的硬指标。“争取更多的生存空间”成为越来越多的媒体界的行政们表明自己向实干家靠拢的标签。
无产阶级的办报思想至此受到了严竣挑战,需要时代重新诠释。
能否提高发行量、收视率是决定媒体“生，还是死”的先决条件。“赚取眼球经济”这一提法成为宽容的中国大众原谅媒体的理由，也逐渐演变成具有足够自省意识的文化从业者的自嘲和媒体的共识，进而成为这个时代的流行语。
大众文化盛行是这个时代的标志。
2、获得主体意识的民众需要新的娱乐形式。
改革开放，中国的大门对外敞开，它不光是一场引进外来先进技术的，也是一场思想观念上的。
在改革开放时期逐渐获得了主体意识的民众，不仅需要新的娱乐形式，而且也需要表达这一阶层的意识形态。
大众传媒对通俗性、娱乐性、流行性、时尚性、商业性的大众文化的传播大大满足了主体意识越来越强烈的现代人；而这种满足的结果又使传播大众文化的通俗刊物发行量得到迅速飙升。两者相得益彰，互为因果。
二、大众媒体媚俗化的例证。
大众媒体的庸俗化和小报作风，导致整个大众文化格调不高。新闻界表现为缺少自律，一味媚俗，过多社会阴暗面的报道、明星绯闻的炒作、离奇生活方式大张旗鼓的渲染......。
1、明星绯闻类
报纸的娱乐版被影星、歌星等公众人物的绯闻所充满。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歌手那英与高峰的婚事，一直都是国内都市报的猛料：那英与高峰的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爱情——未出世的孩子——那英怀抱婴儿一脸幸福的笑——宴请宾客的豪宴。 这是利用明星效应媒体新闻策划的主线，其中穿插一些花边新闻作为调料：高峰与另一个遮着面纱的女人的事实婚姻，包括一个不幸男孩的抚养费的问题，相关人物面对媒体都有表态，包括明星的家人的态度也成了媒体炒作的卖点。
最后那英高峰婚否忽然变成一个不确的事实.......。
重磅投向大众，娱记们等待着轰动效应，中国记者们对设置悬念的手法已达纯熟之极的境界。无奈中国的文化消费者对这种手法已经麻木，或者说中国人头脑中固有的对和自己没有多少利害关系的东西，一直是采取无所谓的态度：知道这是炒作，炒就看，不炒也不想它，媒体才没了下文。
时隔有几个月之久吧，今天的《齐鲁晚报》之文娱新闻版上（2005-2-25）又冒出了一篇貌似公允的评论:
有报道说，“高峰私生子案”的女主角王纳文终于要当上电影的女主角了，其处女作将于今年３、４月份开机。即使经纪公司一再声称不会让王纳文拍有关她和高峰、那英之间情感纠葛的电影，但是，绯闻既然已经充当了王纳文进入娱乐圈的“敲门砖”，也就不排除会成为其再上一层楼的“垫脚石”的可能。
说实话，我不看好王纳文在演艺圈的发展前途。......
文章以“有报道说”为由头，再次将自己的价值观念通过媒体告知大众。这位“清高的、厌烦媒体炒作的”记者还不是同样拿着无聊资料炒作，不过是换了个炒法而已。
其实文章很老套，还是拿着明星的陈谷子烂麻的私生活说事，还好的是，这位娱记主持用她的生花妙笔，给我们传达了她高尚的价值观念：让人烦透的无聊炒作以及通过炒作获利的娱乐明星们，让人不齿。
也许她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上有来自领导提高发行指标的压力，下有一帮子爱瞧热闹的读者朋友。而另一些新闻记者的着眼点就低了许多，简直可谓彻头彻尾的媚俗，报道一些非主流（不能真实反映社会全貌）的东西，利用大众猎奇心理，偏面、夸大新闻事实，借以提高收视率。
2、满足集体偷窥心理类。
例如近几年一些电视台播放的《绝对故事》、《真实再现》之类的专题节目，采用纪实加演绎的手法，把底层百姓的挣扎、眼泪、无奈赤裸裸的展示给这个城市的各类观众：锦衣玉食的现代青年、养尊处优的公务员、开着私家车的大款......节目空前火爆，观者如潮，实际上不过是满足一类观众的集体偷窥癖。
其中有关于一对年轻夫妇的连续跟踪报道：丈夫得了绝症将不久于人世，家财散尽，临终之时只是想吃一块西瓜，我们的镜头跟着那个灰头土脸的女主人翁用仅有的几块钱买了一块西瓜，送到奄奄一息的丈夫手里，镜头让我们所有的人都目睹了年轻妇人的窘迫，目睹了社会底层的人血淋林的生存现状；我们还看到像镜头一样冷漠的眼睛：我们的记者就忍心看着生离死别的一对夫妻为了满足最后的一点生理需求——吃一块西瓜，而让心力交瘁的妇人为了几块钱四处求人：打工、典身，镜头始终不紧不慢的跟着。当然记者可以反驳说这是忠实的纪录社会，新闻的生命是真实，问题是操纵镜头的是记者，是媒体，记者的良知何在？媒体的社会责任何在？为什么你就不能伸出援救的手，或者是换一种报道方式。镜头是冰冷的，是没有感情的，按照他们的逻辑是否可以这样推理：记者在操作机器——是机器操作者——是和机器融为一体的——是机器的一部分——记者=机器，可是记者始终都在旁观一个和我们一样的人为了最基本的生理需求而苦苦挣扎，最让人不忍的是这对夫妻曾经也和我们一样受过高等教育，有工作，有房子，有家人。
让人想起古代希腊社会的“角斗士”，为了一点渺茫的生存希望和吃人的猛兽比拼，以满足看客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和猎奇心理。
其实弱者求助媒体是在万般无奈的人生困境下，想获得强势话语的支持；而媒体通过展示他们的伤口以获取社会同情，在给弱者的支持的同时又带给他们更深的伤害。其中获益最大的还是媒体自己：收视率节节攀升，广告价位一提再提。
是否可以理解为这是社会价值观的倒退，是人类的倒退，或者是媒体，也就是主流文化所倡导的价值观的倒退。
传媒业唯利是图的新闻冷漠带来的不仅是对弱者的伤害，还给社会带来不良影响。大街上那群营养过剩、精力无限、穿着时尚的孩子，正吸收着这样的文化营养，他们长大后会是什么样？
三、大众媒体媚俗化的社会危害
1、 大众媒体成就中国的“快餐文化”。 以数字技术、卫星技术、光传输技术和网络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给传媒业的发展带来性的变化，遍布城乡的有线电视网、四通八达的互联网络让广大的民众得以接受大众文化的洗礼。
在传播学研究中，大众传媒的娱乐功能和大众文化一般联系起来讨论。人们随着文化的发展和与外界环境的接触点不断增多，越来越重视和喜爱娱乐；加之现代社会高节奏的生活方式，电子传媒（电视、网络）的飞速发展和全面普及，更使大众传媒提供的娱乐与消遣成为所有社会成员的共同需要。人们借助广播电视的各种娱乐节目（电视剧、广播剧、文艺晚会、MTV等）和报刊的娱乐版、影视歌星新闻等，在业余生活、闲暇时间得到精神调节。这一功能对统治阶层来说，有助于把权力扩展到生活领域，通过各种娱乐节目使其意志和信念得到充分体现，就文化体系来说，由于娱乐功能得到强调，既形成了大众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高雅文化或精英文化。
大众文化的特点是快速、大量、通俗、浅显。它是和少数“有高等教养的”人们所享有的“高雅文化”或“精英文化”相对而言的。
洋快餐（比如麦当劳、肯得基）几乎可以说一夜之间风靡全国，对大中小幼学生来说，它们是如雷贯耳的名字，无论营养权威们如何呼吁洋快餐是垃圾食品，祖国的花朵们表现出我行我素天马行空的潇洒与任性来：吃洋快餐代表有钱，代表时尚，代表一种生活态度。谁敢不吃？从
来源和流行性方面，大众文化与洋快餐具有近亲血统，所以也有人将这种迅速普及的文化及文化消费现象称之为快餐文化——像麦当劳、肯得基一样一夜之间占领中国市场，一方面被公认为垃圾食品，另一方面却又口碑甚佳，两种相左的观点势均力敌又和谐并存。
快餐文化让大众来不及细细品味，只是追求：“我来了，我看到了”的效果，整个社会表现出一种浮躁心态，传统文化如何传承成为不少有识之士担心的问题。
传播学批判学派甚至用“文化工业”还指代这种大众文化。
其实大众文化概念的提出，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批判性质，批判学派认为：大众文化从形式上讲，包括流行歌曲、畅销书、名为“娱乐”的电影、乏味无聊的电视剧、戏剧连环画、卡拉ok，体育大赛、时装表演以及所谓的歌星、影星、球星之类被制造出来的偶像。不管大众文化的形式如何花样翻新，它们都带有大工业“批量生产”的痕迹，同类产品缺乏明显差异，永远都是同一的、无差别的、缺乏个性的、千篇一律的东西。有鉴于此，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霍克海默与阿道尔诺便舍弃“大众文化”的提法，而代之于“文化工业”这个术语，文化工业既是对大众文化的“大众性”、“大众化”的根本否认，同时也揭示了大众文化是整个商品生产与消费体系的一部分。大众文化体现为一种“制作”，而不是“创造”，文化工业是作为商品供人消费的，它关心的是经济效益，具体说就是收听率、收视率、上座率、销售指标等，一句话就是“流行”，只要流行，即使腐尸也其馨若兰，即使厉鬼也艳如桃花。米兰.昆德拉深恶痛绝的称之为“媚俗”的文化。
记得电视台的一档音乐节目这样为栏目定位：我们的口号是生产快乐。
媒体倒是满清醒、满实在的，把大众文化的产品工艺性用大白话告之于众：快乐是流水线上批量生产的，欢迎定制。这叫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只是一般大众（以追风少年为主），易把媒体大张旗鼓的极富渲染力的口号理解为一种流行，一种时尚，像网络流行语一样，要想也别想赶快抓住并迅速复制，以显示你年轻、时尚、跟得上时代步伐。
2、大众文化使人异化。
湖南电视台制作的《快乐大本营》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收视率，于是全国各级电视台迅速克隆一批“李湘何炅”出来：无数漂亮、青春、前卫的主持人忽然变成一脸“慈祥的”哥哥姐姐，充满人文关怀的跪着向小朋友讲话，记录下小朋友童言无忌、表达错位的话，孩子在自己的逻辑里一本正经的面对主持人的调侃，倒是惹得大人们笑翻了天。
娱乐节目这么无聊，而我们的观众也放弃与家人、朋友户外活动的机会，被动的窝在沙发上，手握遥控器，目视前方。主持人制造的歌舞升平的热烈气氛，导演指挥音乐演奏一样指挥出来的现场观众鼓掌喝彩哄笑的镜头，被后期制作人员天衣无缝的插入需要观众大笑的地方，引导着观众笑，而这时，就在你无意识的随着电视里的笑声哄笑时，也许你的和电视上同龄的女儿正万分恳切得要求你和她一块做一个藏猫猫的游戏，而你还是两眼离不开电视，至多不过是把女儿抱在膝头，让她和你共享电视文化——只需要观看别人表演、做游戏，为他们哭为他们笑。你的生活被外人、异物所填满，从而失去自己，你早就不是了你，你是一个被操纵的木偶。
特别是网络时代的来临，实现了一对一的即时传播方式，信息的流通更加快速、大量（复制）。网络不同以往传统媒体的显著特点是：更加彰显个性化、互动性，这能在很大程度上满足现代青年的追求个性的要求（其实在大众文化横行的时代，我们的个性也是流行的，也是互相抄袭和复制的，我们的个性同时表现为共性），只要你的面前有一台联网的计算机，你的手指可以敲打键盘，你就可以在虚拟社区里养宠物、交朋友谈恋爱，模拟真实人生；你可以出入各种论坛、聊天室，领略“天下英雄”的高谈阔论，而不必知道她的国别、年龄、性别、阅历、阶层，而也许英特网的那一头只是一条会上网的狗呢。“数字化生存”就是让你和你的电脑日夜相处，模拟人生、虚拟人生，而忽略了生活中更为重要的东西：身边的亲人、朋友、新鲜的空气、阳光和快乐的郊游。
大众文化使人异化，使人的本质丧失、人的主体消亡，人的性灵沉沦，让人迷茫得甚至找不到自己。
正如法兰克福派致力于大众文化研究的洛文塔尔所言：在现代文明的机械化工作进程中个体的衰微带来大众文化的兴起。从本质上讲大众文化同整个社会的异化统治相一致，构成异化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3、大众媒体的媚俗化作风导致受众文化素养的进一步平庸化。
几年前我曾斥报纸、电视为垃圾文化，有勇气不看，被周围的人认为是：将被历史车轮淘汰的人。现在在办公室里看都市晚报成为每天的必修课，关注哪地方出现了巨贪、哪地方发生了凶杀案，影星A与影星B公布恋情，哪里的服装打折，今年的流行色......，为的是做到与时俱进，和周围的同事有话说，若是办公室里展开“全民大讨论”时，而自己不知就里，是会被人视为异类的。流行既是最美。
可怕的堕落。
我是眼睁睁的看着自己滑下去，而无力自救。
这是大众文化消灭差异性的一个明证。
大众文化普及化庸俗化的一面是由大众传媒的传者和受者的文化趣味决定的，反过来又导致大众文化中的受众审美情趣和文化素养的进一步平庸化，这是明证。
商品膨胀物欲横流信息爆炸的年代，很少能有人安下心来读一本书了，快节奏的现代生活，让“快乐无知的现代人”没有时间聆听来自心灵的声音，多少人的心灵变成了荒漠。
面对甚嚣尘上的快餐文化，2002年我曾经策划过一档电视节目：《你在读书吗？》，并在山东教育电视台播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的知名教授宋遂良在接受采访中说：如果一个人没有一点读书的习惯，没有一点文化的营养，确实他就是赚了很多钱，我觉得他也是痛苦的，我非常可惜那种不读书的人。......多读书，多读名著，那种小报读得太多了，真是降低你的品位。
汹汹而至的大众文化以其摧古拉朽之势不由分说的占领了中国人的头脑。
中国的龙子龙孙们对诸如外来文化之类的东西向来自负，他们可以引经据典的说中华民族文化具有强大的吸纳、同化外来文化的能力，所以他们不担心，它们可以放心大胆的接受大众文化的，任由大众传媒所传递的日益庸俗的大众文化，以及五花八门的娱乐节目、材料等，在他们脑子里跑马。我们掌握着话语权的新闻工作者，是多么需要清醒的头脑啊。
中国的传媒界面临着“内挤外压”的境况，传媒从业人员要有一种紧迫感和责任感，中国的大门已经打开，传媒业不再是一方净土，中国传媒业已经走向产业化，虽然还很保守，产业化很不彻底，还是牢牢控制着整个传媒资源，但是国际传媒巨头们对中国市场虎视眈眈已久。大树底下好乘凉的时代也许不会重返了。新闻工作者们，努力吧。下载本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