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法家及集大成者韩非的著作《韩非子》：

法家思想先驱可追溯到春秋初期的齐国管仲和郑国子产，实际创始者是战国前期的李悝、商鞅、慎到、申不害等。而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是战国末期的韩非子，他建立了完整的法治理论和朴素唯物主义的哲学体系。

据说韩非子口吃，不善言谈，但善于著述，其文章气势逼人，当时堪称大手笔。他与李斯曾同是荀子的学生，但由于博学多能，才智过人，思维敏捷，让李斯很是嫉妒。其虽师从荀卿，但思想观念却与荀卿大不相同，他没有承袭儒家的思想，却“喜刑名法术之学”（申不害主张君主当执术无刑，因循以督责臣下，其责深刻，所以申不害的理论称为“术”。商鞅的理论称为“法”。这两种理论统称“刑名”，所以称为“刑名法术之学”），“归本于黄老”（指韩非的理论与黄老之法相似，都不尚繁华，清简无为，君臣自正），继承并发展了法家思想，最终成为法家之集大成者。

韩非著作不受韩王重视。后来这些著作流传到秦国，秦王政读了《孤愤》、《五蠹》之后，大加赞赏，发出“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的感叹，可谓推崇备至，仰慕已极。后来秦王攻打韩国。鉴于形势紧迫韩王安便派遣韩非出使秦国。秦王政见到韩非，极为高兴，却未予信任和重用。韩非曾上书劝秦始皇先伐赵缓伐韩，由此遭到李斯和姚贾的诋毁，说其“终为韩不为秦”，“不如以过法诛之。”于是秦王下令将韩非入狱审讯。李斯伺机派人给韩非送去毒药，让他自杀。韩非想向秦王自陈心迹，却又不能进见。后秦王后悔，下令赦免韩非，然而为时已晚。

《韩非子》一书，重点宣扬了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同时，也为以后的封建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 

韩非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也比较突出，他首先提出了矛盾学说，用矛和盾的寓言故事，说明“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的道理。值得一提的是，《韩非子》书中记载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最著名的有“自相矛盾”、“守株待兔”、“讳疾忌医”、“滥竽充数”、“老马识途”等等。这些生动的寓言故事，蕴含着深隽的哲理，凭着它们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给人们以智慧的启迪，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二、法家的主要思想  

1、反对礼制 

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这是很公平的，正确的主张。而维护贵族的礼制则是落后的，不公平的。 

2、法律的作用 

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其中法家之一慎到就做了很浅显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意思是说，一个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对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却看也不看。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权已经确定，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 

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3、“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4、“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5、“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时，韩非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法家思想和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有根本的区别，最大的就是法家极力主张君主集权，而且是绝对的。这点应该注意。法家其他的思想我们可以有选择地加以借鉴、利用。

韩非认为法、术、势三者都是“帝王之具”。他所说的帝王就是主义的集权的君主，具就是工具。主义的统治者有这三种工具就可以有效地统治臣下和劳动人民。这就是韩非为当时的地主阶级提供的一整套的统治术。

三、韩非“法”的思想主要是承继于商鞅。

首先立法：

他认为：在变法的内容上，一要实行严刑峻法，适当行驶仁义，前者为主后者为辅，过分仁慈对君主来说弊大于利。二须“不务德而务法” （《韩非子·显学》），只靠徳而不靠法是行不通的，是无法有效统治的。三要把法作为治国的最高标准，正所谓“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韩非子·问辩》）因此“礼”也必须合于法。四要靠制度不靠贤人，将治国的希望寄托于个人的才智是不妥当的。另外“法莫如一而固”（《韩非子·五蠹》）不能经常变动，并要宣传法律使民众知法从而守法。不过韩非认为立法权是君主的，提出“法自君出”（《韩非子·问辩》）的观点使法令成了君主个人的意志。

其次明法：

他认为法律已定，即应对其公开宣传和统一解释，以杜绝官吏舞文弄法和民众行为无准则的弊端，也能“明法以制大臣之威”他主张对民众要上法律常识课，不赞“不教而诛”。

再次守法：

我国古代法律的特点主要讲刑法，而基本没有民法。他认为原则上法是君、臣、民都应该遵守的，但根据内容的不同，有些法是君主也要遵守的，有些法则是专门要臣下与民众遵守的。君是立法者，臣是执法者，民则是执法的对象，因此民众应当遵守一切法令。民众须按君主所定的法去思想，去行动。

最后执法：

一是执法必须坚决，法律不能有弹性，该赏即赏，该罚即罚。二是执法必须公平，应做到“法不阿贵，绳不扰曲”（《韩非子•有度》），要“刑过不避大夫，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饰邪》）。在法制上亲情不应高于国法。四是禁令必须严厉，指出“言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韩非子•五蠹》）。五要保护和嘉奖执法严明的官吏，以树立典范，维护世风。

四、御臣术。

韩非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思想就是“术”。它是君主与贵族、大臣之间日益尖锐化的矛盾的产物。

1、虚静以待令，无为而治国。英明的君主需要运用虚静的态度来审视一切事物，只有虚心，才能够得知实情的；只有静气，才能够洞悉事物的善恶。如果君主运用了无为虚静之法，群臣就摸不透君主的意图，从而形成恐惧心理，竭尽全力效忠于君主。

2、不显山露水，保持神秘感。所谓“明君之道”就是讲求君主如何将一切功劳纳为己有，而将罪责归咎于群臣，这样做就充分保持了君主的神秘性，言行举止让群臣不得揣摩，因此君主的形象也变得高深莫测。如果让神秘感始终留存在自己的手中，就能提升自己的震慑力，如此就达到了防奸、止奸的目的。

3、赏罚分明，控制有度。韩非子认为：人性好利和君主至上。因此君臣之间也是充满着利益的关系的，只有用爵禄做为诱饵才能鼓励群臣去做有利于君主的事。这正是鉴于人人自私自利，于是君主就可以运用赏罚来驾驭群臣。但要做到赏要厚，罚要重。

4、循名而责实、因任而授官。如此方有利于规范群臣百官的行为，有利于抑制他们的邪心杂念，有利于君主认清和掌握那些权臣、重臣的面目，而且要警惕他们利用被宠幸的优势来推荐他的同僚们。任用选拔人才必须经过实践检验，不能偏信一词。

5、明察臣下实现奸谋的途径。他认为在现实的利益社会里，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奸臣，因此君主必须掌握知奸术，在《内储说上七术》中提出了以下几种方法：一曰众端参观，二曰必罚明威，三曰信赏尽能，四曰一听贵下，五曰疑诏诡使，六曰挟知而问，七曰倒言反事。所谓的众端参观是指君主从多个方面来考察臣子，看其各个方面是否相矛盾、相抵触，相互参验看其忠奸。所谓的必罚明威指的是对于犯错误的必须严惩，以此来树立君主的声威，达到以儆效尤的目的。所谓的信赏尽能是指君主对臣子的奖赏要兑现诺言，这样才能调动其主动性，尽心尽力地为君主服务。所谓的一听贵下是指君主需要考察其臣子的言行是否一致，并根据他所说的责令他切实地完成、兑现诺言。所谓的疑诏诡使是指用假诏书来考察他，看其是否忠诚。所谓挟知而问指的是君主运用所知的事情来考察其是否诚实，看其是否老实。所谓的倒言反事，是说君主故意装作是非颠倒、语无伦次，即做与实际相反的事情，说与实际相反的话语，以试探对方的反应和其是否有阴谋。另外，韩非子认为君主应该采取手段不断削弱群臣的势力，以达到除去奸臣的目的，而且对于奸臣必须采取严厉的措施，即“散其党，收其余，闭其闭，夺其辅，国乃无虎。” 

其实最终目的都是借“术”思想，配合着“法”与“势”的学说以促成君权绝对化与君主职位的终身制。他的“御臣术”把君主置于与其他一切人对立的境地。在韩非子那里，我国的君主已经被推向了巅峰，为此后的中国历代君王的“终极皇权”提供了充分的理论源泉。下载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