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幽默———《变形记》读后感

卡夫卡和格里高尔后者是《变形记》一文中蜕变为一巨型甲壳虫的主人公，旅行推销员。而前者则是这只巨型甲虫的一手制造者，现代派文学作家，〈变形记〉的作者。

       细读《变形记》，竟发现以上两位人物颇有相似之处。

       同样的无归属感。

       这一点在卡夫卡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记传中提到，他是犹太人，出生在布拉格，讲德语，臣服于奥匈帝国，集犹太，斯拉夫，德意志民族的成分混杂于一身。如此复杂的身世，无疑使这位文坛巨匠陷入了重重的归属选择中。可是事实并没有更多的回旋余地——他最终成为孤独流浪的游客。在一封信中，他这样写道：“可是我没有祖国，因此什么也不能抛弃，而是想着如何去寻找或创造一个祖国。”

       同样的情形发生在格里高尔身上。他的身体发生了突变，失去了说话能力，也同时使他被排除在人类之外。因此，“他扭了扭脑袋，痛苦而愤懑地把头挨在地板上磨蹭着”，他没有勇气提高嗓门让妹妹听到他的声音。

       同样的陌生感。        卡夫卡曾在他的日记中写道：“现在我在自己家里，在那些最亲近的，最充满爱抚的人们中间，比应该陌生人还要陌生。”

       陌生，就是当看到一盆水时，天真无邪地认为是一盆液态玻璃。

       同样但却又相反的情形发生在格里高尔身上。同样，是因为他俩都与陌生有着瓜葛，只是卡夫卡对别人陌生，而格里高尔则陌生于别人——这是相反之处。

       他（格里高尔）到处碰壁，先是吓着了秘书主任，然后又遭到父亲的攻击，最后，连一向关心他的妹妹竟也开始表现得不友好。莫大的陌生感让他的心理遭受了空前巨大的打击。心理的创伤成为格里高尔最终死亡的重要因素。

       同样的孤独感。

       “实际上，孤独是我唯一的目的，是对我极大的诱惑。”——卡夫卡语。

       “因为家人忽视自己而积了一肚子火。”——格里高尔。

       很显然，卡夫卡在作品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了自己的情绪，文如其人，莫不如是

       看了《变形记》以后，我觉得有种黑色幽默的悲哀，这让我想起最近一篇引起广泛争议的美国新闻报道，现实中一位女植物人在丈夫的请求下被判处安乐死，执行时遭到了大批美国人民反对，他们认为法律没有权利在没有经过植物人自己同意就判处其安乐死。此时，女植物人的弥留之际，她心里也象那只大甲虫一样释然吗？我不知道，没有人知道她还算不算是一个人，是否她的家人也会如大甲虫死时那样由衷的觉得快乐，好象没有，但是显然美国人怒了。他们不管女植物人家庭承受的苦难，他们只相信人的生命是不可以被任意剥夺的，女植物人是否还是生存的权利和价值？

这也是《变形记》要回答的，如果人变成甲虫，那么它还有生存的权利和价值吗？他还是一个人吗？回答恐怕是否定的，他已经不再能为这个家庭带来财富，不能承担他的责任，甚至不再能说话，他只能默默的倾听，羞怯的张望等待着家人对它的判决。它的家人最后再也不能承受这种沉重的压力和打击，而打算把它抛弃，而它提前的夭亡，也解除了家人最后的顾虑和心理负担。没有人为它唱一首挽歌，没有人记得它曾经是一个人。现实就是这样无情，即使是人间的至爱，最真切的亲情也无法挽回一个人的沉沦。人生活在世上，当无法承担做为人的义务时，也同时失去了他作为人的权利，即使他曾获得家人最初的同情，但最终将被无情遗弃，这不是个别家庭的冷漠，而是人性一次真正的裸露。

相对温暖的家庭尚且如此，社会恐怕对这种个体的不幸遭遇会更加残忍，他们会把他送进实验室，每天对他进行各种各样的实验，而且会引起无数的眼睛好奇地逼视他，无数张嘴巴无休止的讨论他，他生命的每一秒种将暴露在惨白是日光灯下，直到他死去还要被制成标本供后人研究。他作为人的资格和尊严被完全忽视了，没人在乎他心里的感受，群体只在乎他们的好奇心可以获得满足，他们拥有做为幸运者的活生生的见证。

大甲虫，你还有眼泪吗？你的心是否总在失声的痛哭？这个世界上真正爱你的，永不遗弃你的是什么？它在哪里？希望死亡能给你幸福的解脱。下载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