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摘要：现代作家张爱玲的小说，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她的作品有着悲剧的主题思想，多以悲剧爱情故事为题材，张爱玲善于运用苍凉的语言和独特的意象渲染悲凉的小说氛围，从而形成了苍凉的艺术风格。张爱玲的悲剧创作意识源于她的家庭变故和感情受挫。她在小说中，塑造的悲剧女性形象有三种：一种是受封建枷锁束缚的女性，一种是物欲与道德挤压下灵魂扭曲的女性，另一种则是由于自身性格缺陷和软弱酿成悲剧的女性。
关键词：张爱玲；小说；悲剧意识
张爱玲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现代女作家，显赫的家世、不幸的婚姻和坎坷的经历，给她的一生蒙上了浓厚的传奇色彩。家庭变故和感情受挫，铸就了她复杂的心理世界和孤僻的性格，而对人性、历史和现实的悲观又促成了她独特的悲剧创作观，因此她的作品风格美艳而苍凉，笔触深刻而冷峻，塑造的女性人物总是弥漫着一种悲凉、阴暗的气息，她们蛰居在传统男权的阴影之下，殊途同归的悲剧命运都源自于张爱玲自己悲剧人生的感悟。
一、苍凉的艺术风格
张爱玲的小说是“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 “她的作品有着淡漠的贫血和感伤的情调”[1]P39。胡兰成说：“张爱玲先生的散文与小说，如果拿颜色来比方，则其明亮面是银紫色的，其阴暗面是月下的青灰色” 。[2] P15张爱玲的小说，刻画了一个个残酷而悲凉的人物形象，苍凉是小说的底色，作品始终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这种苍凉的艺术风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弥漫浓厚悲剧色彩的主题思想
张爱玲是专写“她的时代的阴暗一面”的高手。她说：“如果我常用的字眼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种惘惘的威胁。”[2] P16她的威胁来自于生活，张爱玲是一个敏感的人，她善于窥探社会，把握世情，因此揭露人性成了小说的主题。而在那个年代，不同阶层的人，尤其是生活在名门世家的遗老遗少、公子富少、太太小姐等上层人物，一旦掀去了罩在外面的面纱，剩下的便是赤裸裸的虚伪。因此她笔下这些揭露人性为主题的小说，必然成为悲剧小说。比如，《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佟振保，“他做人做得十分兴头”，“整个的是一个最合理想的中国现代人物”。他带着西方的文明回到封建道德圈里，与朋友的妻恋上，在世俗和功利的进攻下，他要做一个“好人”，因此把“真人”隐蔽起来，用打妻子来发泄他的冷酷、变态，仍戴着面具做他的“好人”。张爱玲用冷嘲热讽的笔调冷冷地掀开了这个“大好人的面纱”，露出了他灵魂深处的卑鄙、冷酷、变态、自私与好色，展示了一个人的心理阴暗面，这篇小说也成为悲剧性的主题。
2.以悲剧爱情和婚姻故事为选材
张爱玲认为：“男女之情乃人之大欲，作为生命过程的重大现象，负载着深刻的人性内容，揭示着人生的真谛。”[3]P83张爱玲是窥探社会矛盾的小说家，她乐于立足于平凡的生活中，选择世俗的恋情和婚姻作为小说选材。在她看来，惟有入世的，才是更真实的。张爱玲的小说着力表现男女之间的感应、摩擦、摸索、闪避，她在作品中对此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刻画；另一方面，她所表现的不是恋爱者超凡脱俗的一面，而恰恰是他们世俗的一面。爱情本是浪漫的，然而悲剧却是把美好的东西撕破给人看，在当时新文化抨击的旧社会里，爱情成为奢侈品。爱情这件“华丽的外袍”，在张爱玲的小说中便有了“爬满了虱子”的尴尬。《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是封建婚姻制度下的悲剧人物，她编织过美丽的爱情梦，却为求金钱迫嫁，无爱的婚姻扭曲了她的灵魂，她戴着“黄金的枷锁”劈杀了几个人，儿女的幸福也被她亲手毁掉；《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想要追求爱情，但在面临生存危机的环境中，婚姻成了她的生活保障，恋爱不过是实现保障的手段，她选择的不是恋人，而是一张“长期饭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是男权社会里将一生系于男人的浮萍，她想要幸福婚姻，却将幸福理解为锁住男人。这些女性的爱情悲剧都是社会促成的。她们或成了遗老家庭里的一种牺牲品，或成了宗法社会里微不足道的渣滓，最好的就像白流苏一样为了生存成为“长期卖淫”的情人。在这个封建思想和新文化冲击的时代，女性内心渴望爱情的，却又无力抗拒社会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她们心里对爱情的一抹希望之光，最终被社会巨大的黑暗吞噬。张爱玲就是以这样的爱情悲剧为题材，揭示社会生活和人性的世俗面。
3. 悲凉语言渲染的悲凉氛围
张爱玲的小说，比喻奇巧，色彩运用诡异，善于运用独特的想象创造小说氛围。在语言上，她的小说“一是制造氛围的手腕高，二是‘凉’字用得多，读来有一种忧郁感”；在意象使用上，张爱玲常用月亮、玫瑰、绣在屏风上的鸟等悲凉的意象，来引发人们对小说人物命运的思考。《金锁记》中写曹七巧和儿子长白抽大烟的晚上,“影影绰绰乌云里有个月亮,一搭黑,一搭白,像个戏剧化的狰狞的脸谱。一点一点,月亮缓缓地从云里出来了,黑云底下透出一线炯炯的光,是面具底下的眼睛。”[4]p168 七巧也像月亮一样,戴着狰狞的脸谱,毫无母性,不怀好意地向儿子刺探儿媳的隐私。张爱玲通过对月亮的变形描写,更为深刻地揭示了人物的变态心理。作品中，张爱玲也善于用象征手法预示主人公的悲剧命运。《沉香屑—第二炉香》中, 天真的愫细在新婚之夜被罗杰正常而普通的热情吓得连夜逃回娘家，结果弄得满城风雨，罗杰因此而发疯。在小说开始，作者就已借“牵牛花”这一意象预示了罗杰的命运：“愫细采了一朵深蓝色的牵牛花, 向花心吹了一口气……愫细每逢感情冲动时, 往往能够幻想她们是这朵牵牛花的颜色。她又吹吹那朵花, 笑一笑, 把它放在手心里, 两只手拍了一下, 把花压扁了。”[4]214“深蓝色的牵牛花”, 在愫细的潜意识里就是罗杰的化身。她微笑着“压扁”它, 已经早早地决定了罗杰的命运。
读张爱玲的小说，苍凉的语言氛围总是让人陷入沉闷的悲凉，象征性的意象却又让读者感慨人生。“张爱玲是一个感受性的作家”，她将她创作的悲剧意识注入文学，以悲凉的语言和苍凉的意象表现出来，形成了小说的苍凉的艺术特色。
二、悲剧意识形成的深刻原因
张爱玲悲剧性的创作意识，源于她人生的不幸命运。她有着显赫的家庭背景，却有着不幸的童年生活；她大胆追求爱情，却偏偏拥有两段离幸福遥远的婚姻，自身的种种不幸和周围环境的影响，造就了她的悲剧性创作意识。
1. 家庭经历的影响
张爱玲出身在名门贵族，但其祖父的煊赫遮不了父辈的衰落，父亲是个典型的遗少，染有弄风捧月的旧习气，性格上则是暴戾乖张。张爱玲的母亲是一个受西方文化熏陶很深且清丽孤傲的新派女性。旧习气与西洋文化格格不入，这种水火不容导致最后的不和，直至离婚。张爱玲的童年也因此为两个世界，母亲的世界——洋派、光明、温暖而富足，在母亲那里她得到了文明的教养和气质的熏陶；父亲的世界——腐朽、黑暗、冷漠而寂寥，“整个儿都是懒洋洋灰扑扑，缭绕在鸦片的云雾里”，父亲另娶了太太，这更使张爱玲的生活阴云密布。敏感的张爱玲从小就在高门巨族中过着孤独而凄惨的生活，咀嚼了人世的沧桑，世态的炎凉。缺失的母爱、后母的虐待、父亲的狂暴，让她深深体会到人生的阴暗与悲哀，也逐渐孵化出张爱玲孤僻和冷淡的性格。“这使她产生出对人生的否定情绪和浓郁的悲观气质，张爱玲因了家庭中的不幸，使她成为一个十分沉默的人，不说话，懒惰，不交朋友，不活动，精神长期萎靡不振”。[5] P179这样的家庭环境和文化氛围给她太多的苦楚和悲伤，形成了她自立于人世的态度，她沉默寡语，冷眼审视人生。父母的不幸婚姻，引发她对婚姻的消极态度，她笔下的婚姻是无爱的、苦涩的，带着强烈的悲剧色彩。另一方面，张爱玲接受了传统文化的陶冶，又接触过西方文学艺术，让她有丰富的知识和较高的鉴赏能力。封建家庭的衰败腐朽，使她对古老中国社会的某些侧面有了较深切的体悟，世态人情的炎凉、无奈与哀伤，也深深刺伤了她的心灵。
2. 与胡兰成感情的受挫
在文字的世界里，张爱玲参透苍凉人世，冷峻深刻地解剖男女情感。而在现实生活中，她却所遇非人，爱了不该爱的男人。如果说家庭的变故让她看透了世事，那么与胡兰成感情的受伤则让张爱玲心中对爱情一点美好的向往都全部泯灭，加深了她创作的悲剧意识。
张爱玲与胡兰成，一个是当时上海最负盛名的女作家，一个是汪伪的要员。在乱世之中，他们的相识、相知、相恋，及至最后的分手，都堪称是一场“传奇”。张爱玲的家庭给了张爱玲孤傲、冷淡的性格，可她热烈的爱着胡兰成，甚至在他被认为是“文化汉奸”时仍紧紧追随，面对胡兰成一次又一次的背叛张爱玲无语失望。张爱玲说她对他的爱早已烧完了，可见这次婚姻对张爱玲伤害之深，促使她心理产生了对婚姻强烈的不信任。
自己的爱情悲剧，还有父母婚姻的不幸，对张爱玲精神以沉重打击，直接影响了她的悲剧创作观的形成和她以后人生道路上对婚姻的选择。这些来自情感的创伤，在她笔下表现为婚姻的消极落寞。《半生缘》里的婚姻是空壳，没有爱情，只有利益的驱使；《金锁记》的婚姻是枷锁，锁住了爱情，刺激了金钱欲。这些作品塑造的爱情悲剧都是张爱玲对婚姻的思考。由于对婚姻的消极，张爱玲小说“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
三、悲剧意识塑造的女性悲剧
张爱玲是“一个对人生充满悲剧感的人”，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曾评价“张爱玲是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可又是一个活泼的讽刺家，记录近代中国都市生活的一个忠诚宽厚的历史家”。[6] P18 张爱玲小说中的人物几乎都是悲剧形象。她以独特的视角，冷峻的笔触，刻画一些旧女性形象，她们总是浸透着太多的不幸，从上层的太太小姐到下层的丫头佣人，从新派的知识女性到封建的旧时女子。这些女性生活在一个琐碎的物质世界中，常常处于封建制度和西方文明的侵蚀之间，为了金钱、欲望，虚荣而近乎疯狂。她们各有各的特点，惟一的共性就是生活在男权主义、家庭主义的笼罩之下，受压迫与虐待的地位始终得不到改变。张爱玲的悲剧性创作意识铸就的女性悲剧人生，可分成以下三类。
１．封建枷锁下的女性
张爱玲的生存境遇让她笔下的人物少有中国女性特有的温和、宽厚，多表现为人性中的种种自私和冷漠。作品中张爱玲刻画了一系列被封建意识和封建家庭所毒害的女性人物形象，有《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姜长安，《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孟烟鹏等人物。
《金锁记》里的曹七巧是这些女性的典型。她作为封建社会下层出身的女子，根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哥嫂为了得到金钱，逼迫她嫁进豪门、攀附权贵。这个无实质的婚姻和勾心斗角的封建家庭牢笼，把她生命中的情感都葬送了，造成了她的心理变态，最后沦为金钱的奴隶。这种变态的心理让她认为，自己得不到的别人也休想得到。她探听儿子房事，逼得儿媳自杀，破坏女儿恋情，子女的幸福被她一一扼杀。《金锁记》通过对衰败旧家庭的描绘，把封建家庭对女性的毒害在曹七巧身上赤裸裸的表现出来。小说末尾作者写道：“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 [4]P37 这句带有时间延续性的话语，说明了曹七巧是当时婚姻制度摧残下的女性典型，而这样的不幸女子、不幸婚姻还将继续延续。由此可见，在 “存天理，灭人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宗法社会中，女性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没有自由，没有地位，永远为男性附庸品。
在《金锁记》当中，曹七巧的女儿姜长安也深受封建家长制毒害。傅雷指出：“爱情在一个人身上不得满足，便需要三四个人的幸福与生命来抵偿。”[1]P38姜长安作为一个被家长制“训练有素”的女性典型，在曹七巧的变态心理的管制下，她无法追求自己的爱情、把握自己的命运，只有接受曹七巧对她幸福的毁坏，成了家长制的牺牲品。在长安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封建家庭女子的脆弱是普遍的，家长制让她们只有默默无闻地去承受与担待。姜长安的人物塑造是张爱玲对封建意识和封建家庭毒害女性更有力的批判。
2.物欲与道德挤压下的扭曲灵魂
张爱玲笔下有一部分女性，她们在物欲的冲击下，道德沦陷、灵魂扭曲。塑造这一类人物形象时，张爱玲都着重塑造反面人物，这主要是为了审视人性弱点。这些女性在利益面前都变得很脆弱，她们生活在乱世的惶惶氛围之中，在无法选择的时代里，生计问题被迫切的摆在眼前，以至各种形式的爱及其他种种的精神生活，对她们而言都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甚至连婚姻也成为了一种经济关系。她们为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可以不择手段，男人、金钱、社会地位成为了她们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代表人物有《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葛薇龙，《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等女性人物形象。
在《沉香屑——第一炉香》里，刻画了一个财奴形象的梁太太。她是一个彻底的物质主义者。当年她忍着羞辱去做一位老人的姨太太，为的就是换取切实的金钱。金钱不仅锁住了她的大半个生命，也彻底俘虏了她的道德，以至于连亲情也变为金钱物欲下的牺牲品。为了得到金钱，她把自己的侄女葛薇龙由一个单纯的大学生变成堕落的交际花。《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为了求得经济上的稳定，而愿做范柳原的情人，将男人作为“长期饭票”，因此张爱玲说“这根本就是长期的卖淫”。小说揭示了半封建社会矛盾危机下，女性没有感情作为生活支撑，将金钱作为保障的社会现实。
梁太太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反映了封建家庭女人最大的悲剧是没有的经济地位，而通过葛薇龙和白流苏这两个人物形象，张爱玲写出了女性在物欲与道德挤压过程中的内心体验，一步一步走向深渊的自觉和无奈。由此可见，在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社会中，西方新文化带来的新事物刺激了人们的物欲，导致一些女性不自觉的道德沦陷，进而扭曲了她们的灵魂。张爱玲以此来审视人性中的弱点，揭示出道德崩溃下的女性，她们的灵魂在物欲和道德的挤压下严重扭曲，而个人的人生也必然走上悲剧的道路。
3. 自身性格悲剧者
张爱玲小说里，有一部分女性的悲剧命运主要是自身性格缺陷或者软弱而造成的。她们以社会期待的角色来要求和塑造自己，时代造就了她们的软弱性格，封建家庭制度让她们习惯了男权社会的压迫。最典型的有《半生缘》中的曼桢等女性。
《半生缘》里的曼桢是一个善良的女性，她有知识、有理想、有抱负，但性格的过分软弱让她无原的则迁就他人，并一次次被别人利用。当她在姐姐和母亲的谋划下被姐夫强暴，张爱玲写道：“她实在恨极了，刷的一声打了曼璐一个耳刮子。这一下打得不轻，连曼桢自己也觉得震动而且眩晕。她怔住了，曼璐也怔住了。……曼桢见了，也不知怎么的，倒又想起她从前的好处来，过去这许多年来受着她的帮助，从来也没跟她说过感激的话。” “曼桢不再做声了，只任曼璐发泄那压抑多年的心声，……对姐姐开始感恩、歉疚，甚至想到她曾经为了维护姐姐而和世钧激烈地吵嘴，但是现在她居然打了曼璐。她开始晕眩起来，矛盾起来。”[4]359由此可见，面对家人的背叛，曼桢也曾反抗过，她怨恨曼璐毁了她的幸福，可善良心和软弱的性格压制了她的反抗，在心理矛盾冲突中，她最终还是选择了默默承受。张爱玲借曼桢揭露了女性在动荡的现实和时代的没落中，有挣扎，有焦愁，有慌乱，有冒险，最多时候还是以沉默来抵触这种家长制社会，无法逃脱凄凉的结局。
张爱玲的作品里没有塑造英雄，记述的是平凡苍凉却引人思考的人生。她更多的从现实生活中陈旧、丑陋和野蛮的方面，审视女性的不幸命运和人性弱点。通过以上三类女性形象的分析，我们能感受到张爱玲对女性命运、人生的理解和思考。她的小说里没有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事”的沉痛，也没有巴金“吾与汝偕亡”的愤怒，更多的是对人物悲剧“同情的了解”。对张爱玲来说，认识普通人的悲剧人生，就是对社会的深刻剖析。
虽然，张爱玲在小说创作上的主基调是悲观的、消极的、不完美的，张爱玲的这些作品正是她那特殊时代的缩影。透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读到她对生活深刻的感悟和对生命悲剧性的理性认知，可以感悟到她对于世间冷暖悲凉、离合聚散的淡然，可以品味到荒凉华美的文学风格。张爱玲的作品标示出一种苍凉悲怆的审美风格，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指导教师：贺晓玲）
参考文献：
[1]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J].万象.1992,3(11)．
[2]胡兰成. 评张爱玲[J]．杂志．1944，2(13)．
[3]饶岚子．黄仲年．张爱玲小说艺术论[M]，1987.
[4]张爱玲．张爱玲文集[M]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
[5]仝彦芳．洋场才女张爱玲[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
[6]夏志清．论张爱玲[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
[7]余斌．张爱玲传[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3．
[8]万燕．海上花开又花落——解读张爱玲[M]．南昌：白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
[9]李雪英．张爱玲女性形象浅析[J]．大众科学.2007，（15）．
[10]林幸谦.荒野中的女体——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