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哥本哈根会议黯然收场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但最大的挑战还是如何让人类在气候灾难面前实现国际合作，达成“集体行动”。

哥本哈根会议被视为二战结束以来最重要的国际会议。这次确定各国量化减排指标、规范人类经济行为的会议，堪比二战后确立国际经济秩序的布雷顿森林会议，无论如何强调它的重要意义都不过分。

但是，正如我们之前的估计，哥本哈根会议黯然收场，仅仅达成一个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出乎意料的是，没有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也如此难产。尽管这份协议几乎无法令所有缔约方和与会国际组织满意，但事已至此，有这样一份协议总比没有要好。

根据会议官方的说法，《哥本哈根协议》维护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就发达国家实行强制减排和发展中国家采取自主减缓行动作出了安排，并就全球长期目标、资金和技术支持、透明度等焦点问题达成广泛共识。但谁都知道，这是外交辞令。矛盾依然存在，分歧依然很大，积怨依然很深。

因此，《哥本哈根协议》只能成为2010年墨西哥会议的新起点，尽管是出于无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德·波尔表示，大多数国家表达了加入《哥本哈根协议》的

意愿。所有在哥本哈根会议上预期要

实现的目标都要在明年墨西哥会议上

继续进行。

实际上，早在会议结束的前一天，

许多参与谈判的政要已经对此次会议不

抱有希望并把目光投向了明年夏季的墨

西哥会议。更有甚者，一些与会者在参

加会议之前就预计到这样的结果。因

此，从一开始，哥本哈根会议就被打上

了“走秀场”的标签。这种由全世界

190多个国家以及多个国际组织参加的

政治会议，会议过程如此曲折，最终协

议如此难产也在情理之中。

笔者认为，哥本哈根会议最大的

“贡献”就是给全世界人民上了一堂气

候变化知识的普及课，让普通公众了解

了气候变化的来龙去脉、气候谈判的复

杂性以及气候政治的残酷性。

发达国家减排目标没有明确安排

美国的表现令人失望，美国是此次

会议最大的道义输家。奥巴马总统只是

重申了美国之前作出的承诺：到2020

年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将（在2005年

的基础上）削减17%，并且如果最终通

过立法，到2050年时温室气体排放量

将削减超过80%。美国没有进一步作出

令世界振奋的承诺和举动，并再次将其

履行道义责任和法定义务附加苛刻的条

件。奥巴马总统重申了美国国务卿希拉

里所作的承诺，称美国会“在2020年

前，参加全球筹集1000亿美元行动”，

但强调指出，这个承诺只有在就减排、

透明度和资金问题“达成更广泛协议”

的前提下进行。

即便是最终的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

《哥本哈根协议》的达成，美国也是扮

演了一个搭便车的小角色。当中国国务

院总理与印度、南非、巴西三国

领导人开会协调立场之际，美国总统奥

巴马突然不请自来，直接走进了会场，

开展了五国的商讨，并最终取得共识。

美国在国内都无法取得一致意见，

当然无法指望它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发挥

更大作用。两党政治变成了利益集团之

间的斗争，阻碍了美国在全球问题上作

出正确的决策。《世界又热、又平、又

挤》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书中指

责自己的国家已经成为“香蕉共和国”

（香蕉共和国Banana Republic，是一个

经济体系属于单一经济，通常是经济作

物如香蕉、可可、咖啡等，拥有不民主

或不稳定的，特别是那些拥有广泛

贪污和强大外国势力介入的国家的贬

称。通常指中美洲和加勒比海的小国

家）。弗里德曼希望美国能够“做一天

中国”，在这一天里，美国可以（抛开

政治纷扰，抛开民主政治中最差的部

分）制定所有正确的法律规章，以及一

切有利于建立清洁能源系统的标准。

在哥本哈根会议之前，美国就没有

对这次会议达成协议抱有希望。11月4

日，英国《卫报》网站发表一篇题为

《美国降低对在哥本哈根达成全球气候

变化协议的期望》的文章就称，美国已

经放弃了在哥本哈根达成全球气候变

化协议的希望，正致力于在明年晚些

时候达成一项协议。而在这次会议

上，奥巴马总统在领完“诺贝尔和平

奖”后作了一个毫无新意的发言后，就

后哥本哈根时代：

中国的低碳经济之路筲特约研究员管清友

R E G U L A R C O L U M N时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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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论丛2010·01

2010·01

西部论丛

荨

荨

匆匆离去。缺乏起码的政治诚意，没有实质性的承诺，为哥本哈根会议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欧盟在此次会议上并无抢眼的表现。欧盟国家承诺2020年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20%，但是把减排30％的目标作为一个有条件目标提出。欧盟承诺在2010年至2012年间，拿出72亿欧元作为援助资金，但并没有资金使用的明确目标。倒是欧盟议会反而在敦促欧盟领导人坚守到2020年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30％的目标。

日本继续充当一个追随者的角色。鸠山由纪夫当选日本首相后承诺，202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比1990年减少25％。日本与美国的态度一样，减排目标是有条件的，即其他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也应设定减排目标。

解决“全球问题”需要全球治理

框架的创新

哥本哈根会议虽然公布了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但问题依然存在。主要有三大问题：一是发达

国家的减排指标问题；二是资金技术援助的安排问题；三是单轨制还是双轨制问题，即发展中国家如何参与减排问题。实际上，这三大问题不是新问题，而是气候谈判中的老问题。问题迟迟无法解决，反映了全球治理的难题。

气候变化是典型的“全球问题”，解决全球问题实际上就是为全球提供公品。在一个国家内部，可以通过税收融资提供公品。但是在世界范围内，由于没有一个世界，也没有税收融资的渠道，因此，全球性公品始终是短缺的。以往的全球性公品要么由霸权国家提供，要么由多国共同提供，要么由国际组织提供。提供者既付出了成本，也能获得一定的收益。

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由于没有一个“激励相容”的方案为各方所接受，博弈各方实际上认定这是一个“零和博弈”，别人多得的就是自己失去的。因此，从理论上来说，气候谈判注定无法成功。唯一的办法是大国承担更大责任，主动妥协、退让，照顾那些受气候

变化影响最大和最脆弱国家的利益。而这就需要政治家具有战略眼光，充满人文关怀，并秉承对人类负责的态度。技术官僚在谈判桌上为利益而争是无可厚非的，但政治家要懂得权衡、选择和妥协，掌握如何谈判才能实现国际合作，达成减排协议。政治家如果仅仅是政客，可能连技术官僚也不如。在一个“世无英雄”的时代，我们恐怕也不能对西方政客们寄予太多期望。解决“全球问题”需要全球治理框架的创新，但迄今为止人们还没有找到更好的方式。

发展中国家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发

挥了巨大的作用，中国态度积极

哥本哈根会议并没有彰显欧盟国家的领导力，尽管目前欧盟仍然占据道义制高点。显然，欧盟的排放与美国相比太小，其对世界产生负面影响的软实力也小得多。实践证明，对世界的“外部负效应”也是一种“权力”（power ），意味着在国际谈判桌上更大的影响力。这种“权力”要转化为领导力和影响力，需要作出与之相适应的贡献。美

/时事评论R E G U L A R C O L U M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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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不愿意作出贡献，当然也就无法获得各国的尊重，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领导者。

发展中国家在此次会议上表现积极。首先，中国公开减排承诺推动了哥本哈根进程。中国在会议之前（11月26日）公布了本国的减排承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并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中国的积极承诺举动带动了其他国家。12月3日，印度环境贾伊拉姆-拉梅什向国会提交印度温室气体减排目标，承诺到2020年该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5年基础上减少24%。

其次，发展中国家联合抵制了发达国家建立单轨制的图谋。气候谈判一直在双轨制框架下进行，即一个就《京都议定书》附件一指定减排目标的发达国家制定2012年之后第二承诺期的减排义务进行谈判和磋商，另一个则是就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广泛国家的合作行动进行谈判。2009年12月7日，欧盟集团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希望哥本哈根会议能在《京都议定书》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包括其要素的绑定的法律协定，意在建立单轨制，通过达成一个新的协议，将两者合并，并能够将发展中国家也纳入其中。此举遭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反对。发展中国家坚持《京都议定书》不可替代，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最后得到了会议的确认。由包括英国、美国和丹麦在内的几个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共同起草的“西方密约”——

—“丹麦草案”也胎死腹中。不过，在会后发布的《哥本哈根协议》中，对《京都议定书》存续问题无明确表示。这意味着在今后的谈判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还将就这一问题进行激烈交锋。

再次，中国作出了必要的妥协以促成会议举得成功。2009年12月17日，在同包括丹麦首相拉斯穆森、巴西总统卢拉、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等国际政要会谈时，总理表示，中国可以考虑发达国家提出的升温控制目标，即确保全球平均温度的升幅不超过2摄氏度。并强调，中国愿意为全球排放最可

能早地达到峰值而努力。

2009年12月18日，总理

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提出，无论本次会议

达成什么成果，都将坚定不移地为实

现、甚至超过这个目标而努力。这一表

态是极富政治诚意的。中国作为发展中

国家，不但公开承诺了量化减排指标，

而且还将努力超过这一目标。

就减排的“透明度”问题，

总理也作了积极的表态，他指出，中

国将进一步完善国内统计、检测、考

核办法，改进减排信息的披露方式，

增加透明度。这实际上是为了推动会

议取得成功作了一定的让步，体现了

对话的灵活度。

应该说，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正

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的关键阶段，中国

尚有1.5亿人口没有脱贫，能源结构以

煤为主，目前从总量上承诺减排确实是

有困难的。但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节

能减排方面所做的工作是负责任的、积

极的，是能被国际社会广泛承认的。

后哥本哈根时代，中国坚定不移落

实科学发展观，走低碳经济之路

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不会

因为减排协议是否达成而放弃自己的责

任，更不会动摇走低碳经济道路，实

现科学发展的决心。发展低碳经济需

要主导，制定长远战略，采取激

励措施，实现严格监管，综合运用经

济、法律等手段，引导企业和居民走低

碳经济之路。

首先，从能源供给角度看，要优化

能源供应及利用结构、加大能源领域技

术研发，提高可再生能源在整个能源消

费结构中的比重。对煤炭的清洁利用至

关重要。由于煤炭在中国能源消费结构

中占将近70%，而未来中国对能源的需

求又很难减少，因此，中国的煤炭消耗

总量短期内很难降低。要通过对煤炭的

低碳利用减少煤炭的外部成本，加大清

洁煤炭技术的研发，推动煤基多联产的

商业化和产业化。同时，加快特高压电

网和智能电网建设，优化能源的地区结

构。鼓励技术创新，尽快掌握先进的发

电技术、洁净煤技术和智能电网技术。

其次，要促进低碳消费理念和行为

的形成。低碳消费是指人类为应对全球

变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有意识地消

费碳排放强度低的产品和服务的理念和

行为，低碳消费既要满足当代人合理需

求，又不破坏后代人需求的可持续性消

费和绿色消费。要通过行政、法律和经

济等手段促进低碳消费。如制定“绿色

采购法”；强化和完善绿色商品标识体

系；加大对消费者采购绿色产品的补贴

力度；加强宣传教育，在全社会形成低

碳消费的风气和意识；建立低碳消费的

信息披露制度等等。

再次，走低碳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道

路。要调整工业结构，淘汰落后项目。

调整现有的生产结构和产品结构。根据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

展潜力，统筹考虑未来人口分布、经济

布局、国土利用和城市化格局。推动重

点耗能工业技术改造和中小型工业企业

工艺改革和技术改造，提升工业设计、

生产、销售等环节的信息化水平；搭建

公共信息服务和统计平台，实现市场信

息的可控可监测。推动紧凑型城市建

设，优化城市布局。发展城际综合交通

运输体系和城市公共交通和轨道交通，

推动建筑节能技术的开发和法规的

建立等。

当前，世界多极化趋势日益明显，

旧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面临解体，新

的全球治理框架尚未形成，美国对世界

的控制力在减弱。在全人类利益的诸多

问题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很难独自应

对。中国是一个新兴大国，不会也不必

要挑战旧的全球治理框架，但是却可

以充分利用世界秩序的变动拓展自己

的国家利益，增强国家在世界上的软

实力。气候变化不仅仅是一场生态灾

难和经济灾难，也会导致全球范围内

的社会灾难和分配不公，甚至会对国

家安全带来严峻挑战。中国需要充分

认清这一形势，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

的行动中发挥更大影响力，扩展国家

利益空间，提高话语权，增加软实

力，为建立“和谐世界”作出自己的

绿色贡献。

（作者为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能源经济

研究院战略研究室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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