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当今时代，传播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本文透过英国著名文化研究学者雷蒙·威廉斯的理论视角，分析了新媒介技术对受众产生的巨大影响。笔者认为，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第一，新媒介技术进一步分化了受众群体，使个人化消费趋势加剧；第二，新媒介技术改变了受众的媒介消费习惯，使受众的主体性增强；第三，新媒介技术了受众对特定媒介外形的固有印象；第四，新媒介技术赋予并进一步扩大了受众权利；第五，新媒介技术影响了受众的思维模式和生存方式；第六，新媒介技术改变了受众个人身份被建构的方式。此外，笔者还分析了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对新媒介技术产生和发展的制约和影响。
[关键词]：新媒介技术 受众 影响
当今时代，传播科技的发展和创新用日新月异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从之前的卫星电视到现在网络广播，从最初的E-mail、BBS到现在的博客、播客，新媒介技术可以说是层出不穷，它在我们生活中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虽然它所带来的影响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最直接的还是对传播业自身的影响。因为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通过传播内容、传播方式的改变从而带来我们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间接变化。但是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对于新媒介技术的关注，更多地集中在它们自身的发展有哪些特点、它们如何改变传统的大众媒介，以及这些技术如何创造一个新的传播环境等问题上。对新媒体技术如何影响受众，潜在地改变他们与所消费的媒介产品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的关注和探讨似乎很少。本文试图运用文化研究的视角来谈谈自己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一）新媒介技术是如何影响受众的？
第一，新媒介技术进一步分化了受众群体，使个人化消费趋势加剧
从历史发展的进程不难看出，媒介发展的历史就是新技术不断涌现的历史，就是受众群体不断分化的历史。电影的出现，使受众分化为以剧场为单位的小群体；电视的出现又将受众锁定在以家庭为单位的私人空间里；而如今新媒介技术的发展更是一日千里，比如MP3、MP4、手机、计算机，它们进一步分化了受众群体，制造了更加个人化的消费模式。
以互联网为例，与传统媒介受众数量众多的特点相比，网络技术使受众作为一个“个体”存在有了意义。正如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所说的，在数字化生存的情况下，我就是“我”，而不是人口统计学中的一个“子集”。[1]
传统的媒介传播模式是“点对面”的，是“一对多”的。这种模式使得个体只能作为受众群体中的一员而存在，媒介组织不会针对某个人的特殊需要来进行传播。在传统的大众媒介中，受众的个别需求的满足是通过受众自己在“大众化”的信息产品中进行挑选而得以部分实现的。而网络媒体使“点对点”、“一对一”的传播成为可能，互联网可以根据个体的个别需求提供相关信息和服务。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个性化”服务。实际上， “个性化”是网络媒体的技术特点所带来的理论上的结果。虽然目前互联网上的“个性化”服务还很粗略，但是网络技术为个性化消费提供的可能却是不容质疑的。
第二，新媒介技术改变了受众的媒介消费习惯，使受众的主体性增强
传统的大众媒介进行的是点对面的传播，在这个过程中传播者作为“把关人”处于控制地位，而受众很少有主动选择的余地，受众的个性化需求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在这一点上，广播电视的线性传播所带给受众的强制性显得尤为突出。长久以来，受众习惯于被动地接收信息，在传播活动中处于弱势地位。
网络传播打破了传统大众媒介的单向传播模式，从而使信息传播有了双向交互和“一对一”的特点。这种传播特点决定了受众获取信息的方式：一是主动的，二是个人的。也就是说，在网络传播中，受众不是被动地接收信息，而是主动地发现信息、选择信息、处理信息。这就彻底改变了受众被动接收的消费习惯，同时使传者和受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受者中心”代替“传者中心”，受众地位受到充分的尊重，受众的主体性增强。
第三，新媒介技术了受众对特定媒介外形的固有印象
任何一项新媒介技术的出现，都是对特定媒介的媒介功能的补充和完善。正如录像机的出现，改变了电视线性传播、转瞬即逝的特点，打破了电视的当下性质一样，播客的出现，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对广播的认识。
长期以来广播的传播方式几乎没有太大变化。绝大多数的人对广播的理解仍然保持着“线性传播、过耳即逝、你说我听”的印象。相对于传统广播而言，播客则是一种彻底的。传统广播的特点是即时性，播客的特点则是自主性；传统的广播模式是“你说我听”，而播客则是“在我想听的时候听我想听的”，而且还可以“你听我说”。在这种模式下，受众不再是媒体内容的被动接收者和消费者，而是媒体内容的选择者，同时也是内容的主动参与者和创造者；每一个播客（Podcaster）都是一个听众，每一个听众也可以是一个播客。播客使媒体和受众的界限日渐消弭。[2]
第四，新媒介技术赋予并进一步扩大了受众权利
网络具有交互性的特点，受众因此享有了前所未有的参与权。一方面，用户在网络上获取信息时可以有更多的自主权和选择权，可以自己控制“何时”、“何地”、“用何种方式”获取“何种”信息；另一方面，先进的网络技术使受众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及时反馈给信息发布者，同时还可以和其他用户进行交流和沟通。
网络传播还扩大了受众近用媒体的权利。近用媒体是指大众即社会上的每一个成员都有接近、利用大众媒体的权利。但是在传统的媒介环境下，媒介信息容量的使受众的意见不可能完全反映出来。同时，传统大众媒体具有高度的选择性，在选择时往往会有所侧重、有所回避，这也使得很多的受众意见难以表达。而网络传播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信息准入的门槛，使个人意见得以有力地传播。此外，网络还使传统媒介的权利受到监督和制约。受众可以根据网上获得的多方信息对大众媒体的公正性、中立性和可信性提出质疑和挑战。
第五，新媒介技术影响了受众的思维模式和生存方式
技术的变迁，不断催生出新媒介和传播工具，促使信息传播的速度越来越快、数量越来越多、对象越来越广、质量越来越高，给人类带来不断突破时空约束和延伸自由的力量，也改变着我们已熟悉的环境，着我们已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
众所周知，网络信息具有海量和超链接的特点。网络信息的无限性和个人时间、精力的有限性是一对天然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这势必使得受众对媒介信息进行有选择地收看和接受。选择性收看带来视觉上的“拼贴状态”和无序性，使人习惯于碎片式思考。网络世界中沟通的主动性、对话的平等性、传播的广泛性以及交流的匿名性使得信息传播过程中去中心化、去权威化、去地区化、去现实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第六，新媒介技术改变了受众个人身份被建构的方式
网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虚拟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们可以暂时摆脱现实世界的压力和烦恼，尝试另一种身份和角色。目前非常流行的网络同居现象就是个人身份被虚拟建构的典型。
所谓“网络同居”指的是网络上的虚拟同居，即两个从未谋过面的网友，根据网络上所提供的资料，在网上相处、恋爱、同居甚至结婚、生子。[3]在网上同居、结婚生子，或者是领养宝宝，都是一种虚拟的行为，参与的双方从未见过面，甚至也没有听过对方的声音，面对的只是一个个字符，就算动了真情，爱上的也不是“真实的对方”，而是他（或她）写来的“爱的告白”和他（或她）表现出的个性。然而，这堆字符所表露的也未必是真实的。也许现实中他脾气暴躁，爱发火，但是网络中他却可以像谦谦君子般照顾“妻子”；也许现实中她非常懒散，连蛋炒饭都不会做，但是网络中她却可以是一个最辛劳贤惠的“妻子”。网络中，人的个性可以由自己任意安排，而无需承担任何责任。[4]
其实，不论是网络同居，还是虚拟婚姻，不过是虚拟网络吸引受众的小把戏。但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迷恋这种游戏，甚至有人沉迷在虚拟的身份中不能自拔，从而影响现实生活。
专家分析，升学、就业压力使部分青少年心理负荷过重，他们选择“避世主义”，渴望逃避现实生活，并通过“网络同居”来找到心灵伴侣，释放情感，放松自己。另外，现今的独生子女一般交往能力不强，在虚拟世界里，他们不需要考虑现实生活中人际交往的种种技巧，这也是“网络同居”被追捧的原因之一。[5]
我们姑且不论这种做法是对是错，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网络为人们提供了逃避现实的空间和可能，网络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个人身份被构建的方式和场所。
（二）新媒介技术受到哪些社会因素的制约？
通常传播新技术对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但技术从来就不是单纯的自主性力量，而是权力结构与商业利益彼此消长的结果。作为对“技术决定论”的批判和对于传播技术发展历史的社会性解读，一些学者认为，传播技术产品的“需要”的决定因素，是由商业与利益集团从根本上推动的。[6]
第一，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是决定新媒介技术的产生和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首先，从新技术的产生来看，只有符合拥有社会经济权力的阶层的利益，技术才能迅速发展。因此，一些重要的技术创新是为了服务于工业和军事需要才发展起来的。比如，互联网最初是为了军事人员的使用才发明的。
其次，从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上来看，新技术的使用经常与权势阶层或大公司的经济利益相关联。从彩色电影的发展历史中不难看出，正是因为“泰可尼色彩”公司控制了彩色胶片和冲洗技术，所以它完全垄断了彩色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使得它能够有效地影响彩色电影的制作和发展。因此，有人说技术发展的历史就是那些从技术发展中得到利益的大公司的历史。
再次，从新技术的日常使用来看，经济上的支持和保障也是必不可少，前面提到的网络同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人们过的是网络上的虚拟生活，但花费的却是现实生活中实实在在的钞票。例如，在“爱情公寓”里生活，除了套房是现成的模板可供用户免费选择之外，所有的家具和一些装饰公寓的小物件都是需要用一种叫做I币的货币来购买。I币就是类似于在网络游戏中买武器需要使用的点卡一样，需要网友到便利店或者商店用现实的货币来购买。在“爱情公寓”里，一个I币等于1元人民币。在公寓中购物，一只玩具小熊是0.5元I币，即0.5元人民币，一套沙发需要3.5元I币，即3.5元人民币。[7]
第二，政治因素
政治因素在新媒介技术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影响同样是不可小视的。如果我们把电视的发展置于更大范围内的社会变迁中加以分析的话，可以看出，电视的普及可以看作是“一种社会控制的形式”。因为电视是作为一种家庭媒体存在的，它的出现使得社会人群更加原子化和相互隔绝。[8]人们的社会生活出现了从社会聚集到家庭生活的转变。这种对家庭的关注了人们对于重大政治议题的大众化反应。这就有利于那些掌权的既得利益者，他们的利益就在于人们无法集体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说，电视技术的普及是服务于资本主义社会中权力阶层的政治利益的。
第三，意识形态
除了经济因素、政治因素的制约之外，新媒介技术的使用和发展还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这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新技术被认可与否与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有关。彩色电影的发展为这个观点提供了有趣的例证。英国学者爱德华·布斯康博指出，在电影中，彩色并不指代“现实”，而是恰恰相反：它代表了神奇和超现实。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彩色电影用了很久才在好莱坞站稳脚跟。[9]他认为核心原因就是彩色电影需要迎合已有的现实主义观念。第二，对新技术的纪录和描述与作者个人的意识形态密切相关。任何新技术的历史都是从某个特定角度写成的，这个角度可能是理论的、实践的或工业的。历史学家写作历史时所依据的理论预设和理论框架，往往隐藏在表面客观的题目之下，无法显露出来，例如“彩色电影的发展”、“技术的进步”等。但是毋庸置疑，作者的视角会直接影响到他们都对自己写作主题的处理方式。因此，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媒介的历史以及媒介技术的发展史，反映了作者的立场和视角。
三、总结：
当今时代，传播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技术对于社会的影响和改变是非常大的。媒介领域自然也不例外。英国著名学者雷蒙·威廉斯为我们提供了解释技术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有用视角。他将新技术的发展与社会主导阶层的需要联系起来思考问题。经济权利和技术发展能力之间的关联是威廉斯观点的核心。
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之下，笔者发现，新媒介技术对受众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新媒介技术进一步分化了受众群体；改变了受众的媒体消费习惯；了受众对特定媒介外形的固有印象；进一步扩大了受众权利；影响了受众的思维模式和生存方式；同时改变了受众个人身份被建构的方式。因此，这一课题值得深入探讨。而新技术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受到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社会因素的制约同样值得思考！然而，仅仅认识到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在日常的媒介消费中，受众怎样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媒介产品背后隐藏的经济利益、政治意图，怎样才能做一个明白的媒介消费者，都是值得继续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浅谈新媒体技术对大学生生活、学习、思想的影响及引导
当今时代，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的放大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正逐渐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娱乐方式甚至是语言习惯，充分认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对大学生的影响力，对于我们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新媒体是相对于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四大传统媒体而言的，是指以现代信息技术为基础，以信息网络、无线通信网、卫星等作为平台，以有线和无线作为传送方式的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的传播媒体形态。互联网和手机是大学生常常接触的新媒体。新媒体以其独特的功能和魅力强烈吸引着最易接受新生事物的大学生群体。
（一）新媒体技术对大学生生活的影响
2、新媒体技术对大学生生活的积极影响
新媒体技术带给了大学生较之传统社会更为丰富的生活资讯，带来了巨大的便捷，不管是任何地方的信息，都可以使用网络以最快的速度获得进行分析整理，从而做出对自己有利的选择；新媒体技术帮助大学生们更为快捷地掌握了生活技能，比如：可以通过网络学习礼仪，学会做饭，对其生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新媒体技术为大学生们带来了生活的便捷，比如：通过网上购物可以节省去实体商店购物的时间，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来学习和研究；新媒体技术为大学生提供了更为广阔的交际领域，加强了他们的人际交往；新媒体为大学生提供了一种有别于现实生活的展示自我的舞台，大学生在网络中很容易获得为人处世的成就感和满足感,建立现实生活中可能没有找到的自信；新媒体技术使得大学生可以在网上经商从而实现自我价值，这种方式有别于传统的勤工助学方式，成为大学生校园创业新途径。
3、新媒体技术对大学生生活的不利影响
对新媒体的依赖减少了大学生现实生活和交往的时间，从而疏远了现实群体，不利于良好人际关系的形成；网络信息更新变化过快，导致大学生接受及时却反思太少，增大其心理压力；虚拟世界易导致大学生产生人际交往障碍，网络易使学生产生依赖心理,并逐渐“异化”了两种交往方式。一方面他们是网上交流高手,用各种浪漫且幽默的方式与许多陌生人打交道;另一方面他们在现实中却沉默寡言,甚至害怕与真人进行感情的交流。这种情况容易导致行为主体冷漠,人际关系淡漠,使人孤独、苦闷、焦虑、压抑。加上网络犯罪和网上交往中不道德行为的增多,也会使人觉得交往安全感下降,真实可信的人际关系难以存在,因而产生多疑、恐惧、防范等心理；长时间使用新媒体技术，会造成学生对新媒体设施的依赖，还会引起一系列不健康或亚健康疾病。
（二）新媒体技术对大学生学习的影响
2、新媒体技术对大学生学习的积极影响
新媒体技术以其快捷广泛的传播速度和广度极大地拓展了学生获得信息的渠道和容量，尤其是新媒体的信息共享对于拓展学生的知识广度有很大的意义；新媒体技术能够帮助大学生尽快了解到自己所学专业领域最前沿的知识与信息，有助于专业知识结构的合理构建；新媒体技术能够开阔青年学生的视野，拓展其知识面，学习和掌握自己专业领域之外的知识；新媒体技术改善了学生的学习方式，改变了传统教学中学生只能依靠书本和老师传授的学习的模式，基于计算机或者在线的网络教学使得课堂或者学习进程变得更加生动形象；新媒体比如网络为大学生提供了更多交流的机会，不再是基于课堂讨论的局限，可以在论坛和博客对学习的问题和全世界的朋友一起研究交流经验；新媒体技术为青年学生提供了及时了解行业就业需求，能够根据市场行业的就业需求及时调整自己的知识体系以适应压力渐大的就业竞争。
3、新媒体技术对大学生学习的不利影响
大学生长时间上网，通过搜索引擎查阅资料完成作业，不仅造成惰性，还会大大降低学生的学习研究能力，不利于学生学术功底的培养；网络游戏等休闲娱乐资源带给学生放松与休闲一定程度有益于学生身心健康的同时带给学习更大的消极影响，因为很多时候学生并无法控制这个幅度，以至于学习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新媒体在提供给大学生交流经验的机会的同时，也使得盗窃知识版权的问题日益严重，经过网络搜索下载所需资料经过拼凑便可“整理”成为一篇学术论文，而作者却未有任何调查实践与研究；过分沉溺于对便捷新媒体信息的获得，使得在学生学习或撰写甚至完成作业时产生了严重的依赖，增加了专业学习的干扰因素。
（三）新媒体技术对大学生思想的影响
2、新媒体技术对大学生思想的积极影响
新媒体技术提供信息的丰富、及时和迅速能够使学生更全面地了解到国内外重大时政要闻，培养学生关注时事、关注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良好政治习惯；新媒体以其速度和覆盖优势为宣传国家和党的路线、方针和提供了良好平台；新媒体为大学生提供了及时解决个体心理困惑的在线交流平台，新媒体的虚拟性为大学生提供了适当宣泄不良情绪的机会；新媒体使得大学生拥有更多平等交流思想的机会，从而在思想碰撞中产生新的思想火花；新媒体技术通过全球信息的传播缩短了学生与外部世界的距离，对培养学生的世界眼光极为有利；新媒体技术的参与互动平台是塑造学生责任公民人格，培养学生民主观念的优良场所。
3、新媒体技术对大学生思想的不利影响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常常以简便、快捷的新闻代替深度报道，大学生在接受信息的同时极容易随着媒体的倾向思维，缺乏独到思考；网络游戏、快餐小说容易导致学生深陷其中不能自拔，荒废学业，甚至厌学弃世；网络信息丰富而良莠不齐，不利于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造成了大学生思想的混乱，大量不良网站尤其是黄色图片、音、视频等信息误导大学生、侵蚀大学生思想，导致他们思想沉沦，迷失自我；新媒体信息传播的迅速使得不良信息也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范围影响到青年学生；网络的虚拟性使得学生在发泄个人情绪时无所顾忌，人身攻击、谩骂等严重违反道德甚至法律的现象时有发生；网络文化易导致大学生思想的多元化,导致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冷漠,容易导致民族虚无主义思想的产生；网络交流容易使大学生形成共性价值观，而很难形成有价值的个人思想。
新媒介对受众生活有何影响
发布人：圣才学习网 发布日期：2010-02-07 10:14 共 520人浏览[大] [中] [小]
新媒介发展的迅速及其复杂性为社会生活带来的冲击是多方面的。简而言之，可以归纳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宏观上，新媒介的发展促使受众所处的媒介生态系统发生变化；微观上，新媒介对受众生活的影响具体体现在：受众对政治民主的参与、提高受众应对危机传播的能力以及建构新的日常生活方式等。
新媒介增加受众的民主政治参与度
新媒介对民主化的进程有着重要的意义，简单地说，新媒介的发展有利于受众知情权的实现，有助于增加受众在政治进程中的参与度。的相关活动被媒介用多种手段储存起来，并且通过这些媒介展示给受众，同时各个机构也通过媒介提供了一些受众参与政治的方式。在实际操作中，受众可以通过多种媒介手段来了解、宣传政治候选人、进行选民登记、开展调查、进行政治问题的探讨、通过在线手段进行投票等，从而缩短了受众与部门、政治领导人、候选人之间的距离。新媒体为受众提供了更为全面的政治信息和参与政治进程的机会。
一些研究机构也注意到了新媒体对民主政治参与的重要作用。美国的皮尤研究中心提供的研究报告指出，在1996年，大约有2100万的美国人（占当时达到投票年龄人口数量的12﹪，达到投票年龄的互联网用户的50%以上）从网络上得到了有关政治和方面的新闻。大约有700万人使用互联网或者商业的在线网络服务获得关于总统选举的相关消息。大约3﹪的选民认为互联网是他们获取总统选举相关信息的主要渠道。美国的赖特基金会在2003年就设立了“巴顿奖”（the Batten Awards）来鼓励新闻改革。这个奖项强调要以新的理念和技术手段、新的传播模式来促进受众参与政治社会生活。
新媒介为信息交互平台的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提供了受众了解和接受更多信息的机会，突破了传统媒体信息滞后和不全面的缺点，改变了传统媒体中由传者到受众的单向传播模式。新媒介信息传播渠道更加多样，受众接收信息更加畅通，从而加强了公共信息的透明度。
新媒介提高受众
应对危机传播的能力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核辐射、食品污染、生态恶化乃至信息传播本身都可能成为或已经成为现代社会风险的来源。危机成为媒介传播语境的重要构成因素。危机议题有赖于媒体的呈现，大众传播提高了危机情况的“社会能见度”。危机的不确定性加剧了受众对新闻信息的渴望与焦虑；另一方面，受众对危机的认知和理解也离不开媒介。在突发事件面前，单纯依靠记者现场采集新闻的传统模式，正在被大众参与和专业记者报道相结合的方式所取代。
有关突发事件与潜在的风险的新闻可以通过多种手段传递给受众；而与此同时，媒介融合过程中出现的许多新的介质如电子邮件、手机短信、手机和DV摄录等，都成为风险传播中重要的信息传播渠道，许多普通受众也成为信息传播的直接参与者。
与此同时，新媒体的出现对于传统媒体和与媒体有关的部门如的公关部门等有着重要意义。新媒体的受众常常是虚拟的，这些虚拟受众平时处于一种潜在的状态，在一些突发的危机事件面前，可能在短短的几分钟甚至是几秒钟被激活。例如当一个油井发生井喷或者煤矿突发大型矿难的时候，这些潜在的受众可能在几分钟之内通过网络或者手机，甚至公共汽车上的电视屏幕得到消息，从而被激活，关心事件甚至参与到事件中来。
新媒介进行有效的危机传播不仅具有民主意义，而且建构了社会的信任文化。互动、参与的危机传播能够提高受众对于争议性问题的理解，并且在自我参与中，既体现了民主的内涵，也形成了一个受众信任的建构过程。受众在公共领域的讨论中更清楚地认识到问题的风险本质，将决策的基础扩散到社会共识形成的过程，以社会理性的风险容纳度为依据，降低风险对社会的冲击。危机传播意味着民主对话，专家、非专家、社会团体、普通受众、记者等主体之间的民主对话十分关键。记者和专家都需要穿越专业知识和公共生活隔离的疆界，借助多种媒介平台，积极与受众对话沟通，这样才有可能真正促成社会情况早期预警系统的形成。在自然灾害的预警、突发事件的应急机制中，媒介沟通平台是一个重要的信息传播通道。
新媒介建构新的日常生活方式
新媒介带给人们新的日常生活方式。它们促使新的人际和群体传播模式形成，继而引发社会结构和社会状态的改变。随着媒介种类和数量的不断增加，其传播功能与创造意义的功能逐渐合一。媒介与受众的关系也由原来的影响和被影响者的关系，转化为一种服务与消费的关系。
在新媒介参与的传播中，人与媒体的关系相当复杂，媒体与人之间不是线的、封闭式的关系，而是一种非线性、非直接因果式、多元式的关系。新媒介的发展让人们的文化消费更加大众化、平民化。现在成千上万的人通过各种新媒介工作、形成社会关系、建立新身份并发展新文化。
由于新媒介本身自产生起就有的商业化和娱乐化思维方式，工作与娱乐的界限也变得模糊，工作与生活也越来融合在一起。受众可以通过新媒介了解时事新闻、查看证券行情、购买商品甚至是交友谈恋爱。随着不断融合的媒介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受众有意无意受到媒介的文化形态的影响，信息形态、娱乐形态甚至人们的行为模式的同质化倾向日益明显。
受众的媒体使用习惯也在新媒介环境下发生改变，乘车途中、等候电梯和在电梯中产生了系列IDS以及其他精神的或身体的疾病时，受众在向媒体求助时，往往会选择比传统媒体更为安全和隐匿的新型传播渠道来咨询这些难以启齿的问题，传者和受众都避免了面对面的尴尬。
新媒介全面地参与到了个体与社会的媒介化建构当中，并逐渐成为推动媒介化社会建构的动力之一。媒介化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媒介影响力对社会的全方位渗透。在真实世界之外，媒介营造出一个虚拟的媒介世界。人们通过媒介来获取对于世界的认知，甚至依据从媒介获取的经验来指导现实生活。下载本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