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商业银行收入结构差异主要由银行资产结构、金融市场发展程度与金融管制等原因导致。我国商业银行应紧跟国际趋势，进行收入结构调整，开展多元化的非利息收入业务尤其是中间业务，拓展服务领域、优化收入结构。同时，国家应该从法律法规、行业监管方面为商业银行的业务发展提供更大和更自由的空间。 

　　对于银行来说，其收入途径基本上相同，但不同途径贡献的收入总量，在不同银行却有明显的区别。这一点在国别比较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表现为收入结构不同，但却反映出不同银行之间的资产定价能力、盈利能力与受管制的程度。本文以中美银行收入结构的对比来深入分析这一点。 

　　收入结构对比 

　　中国银行业收入结构分析。我国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已有三大银行成功上市，形成了股权多元化的格局，在现代治理结构中已经达到了“形似”。但如果深入分析这三家上市国有商业银行的收入结构，将会有新的发现。 

　　以下表格表明了2005年三大上市国有商业银行的收入构成。从各部分收入构成情况来看，我国商业银行的总收入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净利息收入，一部分是非利息收入。其中净利息收入是由三部分支撑的：一是存贷利差收入，这部分在净利息收入中占比最大。三家银行中，除中国银行指标略低外，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存贷利差的利息收入贡献均在50%以上。二是同业往来利息收入，一般包括同业拆借和存款准备金利息收入。三家银行此项利息收入占比不大，一般在5%左右。三是有关债券投资利息收入。我国的债券发行在近两年增长较快，在市场流动性充裕的前提下，作为商业银行资产配置的组成部分，商业银行对债券的持有增大，所以此部分收入对利息收入贡献也比较突出，平均占比30%左右。 

　　另一方面，我国银行非利息收入的结构比较简单，虽然各家银行对其划分口径略有差异，但是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手续费和汇兑损益。按照《我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管理办法》中的表述，这部分就是通常的中间业务收入。三家银行这部分都在6～7%左右；二是投资损益，这项占比是最小的，中国银行情况稍好一些，也只有不到3%。三是未列入上述两项核算的其他非利息业务收入。由三家上市国有商业银行平均非利息分布水平可知，在非利息收入中，手续费和汇兑损益等比较初级类别的非利息收入占比达50%以上，与其他非利息收入一起，成为非利息收入来源的重点领域。 

　　美国商业银行收入结构的现状。西方众多发达国家银行业务的多元化造就了其收入来源的多元化特征，使得非利息收入在营业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美国商业银行的收入来源中，非利息收入与利息收入均衡发展，2006年商业银行总体非利息收入占净营业收入比重高达43.3%，几乎占到收入贡献的半壁江山。 

　　首先，非利息收入地位重要，资产规模效应明显。从静态视角分析，美国商业银行总体上利息收入和非利息收入比较均衡。非利息收入占净营业收入比例达43.3%，处于较高水平，表明非利息收入在美国商业银行收入来源中的重要地位。如果按不同的银行规模划分，美国商业银行显示出了比较明显的类别特征：不同规模的银行非利息收入水平差别很大（见图2）。资产规模大于10亿美元的大型银行非利息收入的比重高于总体平均水平，高达45.9%。而资产规模小于10美元的中小型商业银行的传统的利息收入仍然占有绝对优势，占比近80%。因此，银行资产规模与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获取呈现出了正相关关系，规模大的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较大，地位比较重要；而规模小的银行利息收入比重较大，仍然占据商业银行收入贡献的垄断地位。其主要原因是大型银行一方面面临着多样的推动因素大力发展各项非利息收入业务，另一方面，大型商业银行先天也具有发展这种业务的实力和优势。而对于主要在狭小地域进行当地经营的小银行，具有中小企业对银行融资依赖的当地市场力量，因此存在维系其传统利息收入的土壤。 

　　其次，非利息收入项目多元化。按照FDIC的监管分类，美国商业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又大体上分为四大类：一是信托业务收入，二是存款账户服务收入，三是交易账户损益，主要是银行通过现金工具和表外衍生合约（包括利率、汇率、资产证券等其他）交易的盈亏，四是附加非利息收入。按照FDIC的分类，附加非利息收入由于涵盖了投行收入、风险投资收入、资产服务收入、证券化资产交易、保险业务收入、资产销售盈亏等各项收入，因此广泛的业务空间范围成就了其在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中的重要地位。 

　　图3给出了2006年美国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的构成，从中可以看出，附加非利息收入在总体非利息收入中比例高达63%，成为非利息收入乃至净营业收入中的重要项目。 

　　伴随着美国商业银行过去20多年的重要变革推动，美国商业银行的收入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迁，利息收入与非利息收入对银行营业收入的贡献发生了较大变化。商业银行整体非利息收入在净营业收入中的占比从1980年的20.3%攀升至2006年的43.3%（见图4）。其中，1980～2000年间，净利息收入逐渐下降，非利息收入稳步上升，呈现了明显的替代发展局面。2000年以后，收入结构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非利息收入和净利息收入对净营业收入贡献只在年度间发生小幅度波动。 

　　表2给出了2002～2006年间三类银行非利息收入项目的占比平均值，从中可以看出，不同规模银行获取非利息收入的差异。信托业务、交易账户盈亏和附加非利息收入与银行规模呈现正相关关系，规模越大的银行相应收入类别在净营业收入中贡献越大；尤其是交易账户盈亏项目，大型商业银行几乎完全垄断了此项收入来源。存款账户收入对不同类别的银行地位都比较重要，达到约8%的份额，但是规模小的银行对账户服务收入依赖性相对强一些。 

　　收入结构差异的分析 

　　中美收入结构差异并不能完全反映两国商业银行在内部定价等方面的差异。这是因为，这种差异的形成并不能完全归因于商业银行自身能力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可能要归因于两国不同的金融制度安排。 

　　银行收入结构与表内资产分布的差异。2005年我国商业银行表内资产的分布可以从一个侧面解释我国商业银行如此偏重于利息收入尤其是存款贷利差收入的结构特点（见表3）。在各家银行中，贷款都占据了资产运用的垄断地位，平均比例超过60%。另外，债券投资和存放央行是非贷款类资产中的主要用途。通过与前述利息收入结构的比较可知，各类资产配置的比重与商业银行利息收入内部构成所表现出来的结构特征基本吻合。 

　　而美国商业银行的主要资产分布与上表有很大差异。从表4可以看到，美国银行的工商业贷款占总贷款较低，而且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这一贷款占总资产的比例也在逐年下降。但根据这两组数据我们计算出贷款总额在资产总额中的比重，这一比重与我国三大商业银行的比重基本持平。这反映出的现象就是：尽管两国商业银行的贷款占资产比重接近，但是内部的结构分布有很大差异。 

　　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不同。两国商业银行收入结构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两国金融市场发展程度不同。我们详细分析美国商业银行收入结构变化历史可以看到，美国商业银行的收入结构变迁特征是发生在一定的背景之下的，那就是企业融资方式的变化——融资非中介化趋势。从资本市场的角度，收入结构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便是资本市场发展的结果。一些企业绕过作为融资媒介的银行直接进行资金融通，利用银行的融资服务下降，即“脱媒”现象。过去，多数企业出现资金短缺就会想到银行，向银行借款是第一选择，甚至是惟一选择。但是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各种金融工具层出不穷，为企业融资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融资平台，打破了商业银行为企业提供间接融资占垄断地位的局面。例如，第一，股票、债券、商业票据的发行拉走了很多优质客户。企业家们发现他们过去一直担心的融资问题原本是可以不存在的，只需要到资本市场去“讲几个动听的故事”，通过IPO就可以成功融得所需资金；商业票据、企业债券也成为企业融资的可选方式。当然，并不是所有企业都能通过上述方式融资，而成功做到的往往是那些实力强、有发展前景的企业。也正是这些优质企业，银行才更愿意把钱借给他们，可他们却告诉银行家：“我不需要借款了”。第二，垃圾债券的发行又抢走了大量中小客户。80年代初，美国几家大的投资银行极力向投资者推荐垃圾债券以帮助那些信用级别较低的企业融资。垃圾债券能一次性筹集较大数量的资金，可以长期使用，债券条款较少，因此成为当时中小企业贷款的有效替代形式，并使得垃圾债券市场一度红火起来。

　　资本市场的发展使原为商业银行主要客户的很多企业纷纷脱离了银行，转而通过股票、债券等进行直接融资。企业资金需求构成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筹资构成中银行借款比例由1985年的27.5%下降为1994年的21%，而从资本市场直接融资金额比例却在明显上升。银行贷款在非金融企业信贷市场债务中的比例从1985年的21.6%下降到2005年的14.3%，而同期公司债券的占比却持续上升，由22.4%提高到36%。 

　　在这种情况下，商业银行贷款业务空间受到了其他替代融资方式的挤压，业务竞争日益激烈。这个时期商业银行要么在激烈的竞争中死守传统业务，要么跳出传统的商业银行业务领域，将触角伸到外界去，如投资银行业务或其他金融领域。毫无疑问，他们选择了第二条途径，向客户提供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使银行收入多样化，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商业银行的经营模式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传统上通过存贷业务获取利差的经营模式向通过获取非利息收入的经营模式转换。 

　　金融管制的因素。在一个比较成熟的市场，市场主体会随着市场情况的变化而相应地调整自己的经营战略。但如果这个市场受到一定程度的管制，则微观主体调整自己战略的灵活性将受到影响。这一影响与管制程度的大小成反比。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国的金融管制是比较严格的。 

　　长期以来，商业银行核心的定价因素——利率一直受到严格的管制。尽管我国已经开始了利率市场化的逐步改革，但是利率体系结构仍然存在失衡，还未能成为货币的操作目标和宏观经济调整的主要工具。例如，目前我国对商业银行存贷款实行的是存款上限管理和贷款下限管理，虽然是对原有利率管制的一个突破性改革，但是这种上下限管理实际上仍然以锁定最小波动范围的形式保障着商业银行存贷款业务的利差空间。从金融产品的角度，保证了单位产品的边际收入，从而确保了银行的利润空间。我国长期的利率管制为银行业创造了获得垄断利润的环境，在这种环境里，由于缺乏价格竞争这一基本手段，各家商业银行的竞争焦点只限于对存贷款规模的追求和对贷款质量的把握，大家都能在竞争中相安无事，维持我国特殊的、利息收入支撑的收入结构。 

　　小结 

　　通过前述分析，中外商业银行收入结构的差别非常大。美国商业银行的非利息收入比重已接近50%，近十倍于我国目前的水平。我国商业银行目前的收入结构与经营理念、金融有密切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与特定的历史背景相匹配的结果。因此我们不能从这种差别中简单地全盘否定我国商业银行的收入结构以及我国商业银行的整体经营水平。 

　　相对而言，国内银行的目前收入结构与美国商业银行1980年前后的水平接近，我国的制度背景和商业银行实力也与美国银行业在1980年的环境和实力有一定的相似性。在制度安排上，出于对风险防范和对20世纪90年代早期状况的担心，我国金融业处于一种分业经营格局，在银行、保险和证券行业之间设立了比较严格的管制界限，这种分业经营的监管环境和美国当时的金融制度安排相当。同时，国内银行业的总体业务经营水平也存在一定的差距，创新能力不足，业务种类、服务的品质和产品开发能力相当于美国银行业二十年前水平。另外，我国商业银行目前面临的企业融资非中介化趋势，也可以在美国银行业收入结构转型的背景环境中找到缩影。因此，通过美国商业银行收入结构在1980年后表现出来的变迁轨迹，对我国银行的收入结构调整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纵观商业银行发展的历史，从最初的货币兑换到传统的存贷款业务，再至提供全方位、综合化的金融业务，总是随着经营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扩展。这是商业银行自身发展规律要求使然，也是其主动适应金融市场演进，在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的必然选择。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金融“脱媒”现象既是合理的，也是必然的。加之利率市场化、资本约束等其他影响因素，商业银行将失去传统收入结构的支撑基础。从长期发展来看，提供有竞争力、有针对性的金融创新服务是应对新环境的有利出路。如果说过去中国的商业银行主要依赖存贷款利差的收入模式是与时代背景相适应的结果与行为的话，那么未来商业银行开展多元化的非利息收入业务尤其是中间业务，拓展服务领域、优化收入结构将是一个与国际趋势接轨的明智之举，也是一个适应时代发展与时俱进的选择。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必须切实改变观念，提高对发展非利息收入业务尤其是中间业务的认识，把其视作为与资产，负债业务并重的三大业务支柱，实现从“副业”到“主业”转变。 

　　从近些年的发展趋势看，投资银行业务、金融衍生业务在西方商业银行的非利息收入业务中地位越发重要，收入比重也随之加大。我国商业银行由于分业经营的法律、法规，能够从事的投资银行业务和其他高级中间业务的品种并不多，实际上多是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不高的传统边缘性业务。事实上丰富中间业务种类、拓宽服务的领域才应该是发展非利息收入的重中之重，是改善商业银行收入结构重要的手段，也是迎接全球性竞争挑战所采取的战略性步骤。一个完善的金融市场应当在审慎监管的前提下，更为关注取消束缚商业银行进行业务创新的。因此，国家应该从法律法规、行业监管方面为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业务的发展提供更大的空间。

作者：吉林大学经济学院 王　婷 来源：《银行家》 2007年第9期下载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