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手笔下的大世纪

———金冲及著《二十世纪中国史纲》读后

黄道炫

打开金冲及先生洋洋百万余言的《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以下简称《史纲》），触目可见这样的判

断

：“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世纪在变化的规模和深度上能同二十世纪相比。”①世界范围如此，中国也不例外。剧烈的变动，使我们在新世纪之初回首上个世纪的风雨沧桑，竟然已有白发宫女话

玄宗的恍然。大时代、大变动、大人物，用这三个“大”字来概括20世纪的中国，一点也不夸张。

动荡的时代不一定是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幸事，在20世纪的中国，我们看到了太多的悲欢离合、恩怨情仇，这个时代的背影，有时确实让人觉得太过沉重。在这样庞大的背影下书写历史，需要

勇气、智慧和识力。金冲及先生独力完成的《史纲》，以大手笔，写大世纪，厚厚的卷帙，重现了上个

世纪中国的荣辱、沉浮与悲欢。

的解说

20世纪的中国历史，有一个名词紧紧相随，无法回避，这就是，是20世纪中国大半个世纪的主题。孙中山、都将作为未竟的事业，甚至蒋介石终身也以自许。与反，这样一对相错的名词，主宰了20世纪中国几个世代人们的思维。解说20世纪，的主题

不能不触及，《史纲》通过对历史进程的准确描摹，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世纪的展开。

“辛亥史研究，是金先生史学研究中延续时间最长的一个重点，前后凡三十年”②，而辛亥

正是20世纪中国的起点。开展当时，关于和改良的争论就在进行，事实上，当年和改良两条道路并行不悖，当党人屡次发动并屡战屡败时，清和民间力量推动的改革也在持续推进。但是，缓慢而又羞羞答答的改良催生了人们变革的愿望，却无法满足人们变革

的要求，

所以武昌爆发后，几乎是一呼百应，水到渠成。这种景象，正如金冲及在《史纲》中富有洞见地指出的：“历史的发展是一种活的流体，一旦时机成熟，它便会不可遏制地向前猛进，

而且往往会加速度地向前推进，不断呈现出原先没有的新的色彩。”（第1卷，第84页）活的历史远541①

②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第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引言第1页。以下引注该书者文内夹注页码。萧今：《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金冲及先生学术成就和学术思想述要》，《高校理论战线》2004年第12期，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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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比死的逻辑更生动、更现实，面对辛亥这段历史本身呈现的客观进程，如果我们硬要以自己的原则去假定历史，用个人的好恶去臧否人物，都难免缘木求鱼之讥。细读《史纲》的论述：“只有当国家民族的命运已处于万分危急的情况下，别的办法都尝试过，都走不通，人们的忍耐程度已超出它的极限，这才会拿起武器来拼命，一场全国规模的高潮才会出现。”（第1卷，第36页）这样的论断虽无豪言壮语的气派，却是明了历史实际发展的经验之谈，固然有主观运动的成分，但的基础却历史地生成于当时的现实环境中，这是我们回首历史时应该面对，不可忽略的。了解了这些，也许，我们对20世纪中国的之路会多一些理解同情，少一些求全责备。

是天赋，1911年的辛亥如此，1924年开始的国共合作的国民也是如此。帝制的崩溃，开启了中国的民主政治和民族复兴之门，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大国而言，走向巩固的民主政治和社会发展，还有很遥远的路程。国民顺应民众望治的愿望，通过北伐战争基本结束了王朝体系崩溃后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奠定了政党政治的格局，终结了皇权复辟的可能，是近代中国发展进程中承上启下的一个关键环节。国民的进行，和苏俄的帮助、改组、国共合作实现密切相关。在1924年改组时，尚局促于广东一隅，外敌压境，内患不止，到1927年仅短短两年多时间，国民军就已经底定东南，睥睨天下，这样的收获，恐怕连当事者本身事前都很难想象。国共两党在的旗帜下共同奋斗，空前发展，取得了政权，党也宣传了自己、壮大了力量，对此，《史纲》精辟分析道：“对国共两党来说，‘合则两利’是再清楚不过的事实。如果一定要说谁在这中间得到得更多，发展得更快，大约只能是而不是年轻的党。”（第1卷，第226页）这一思考路向，可谓别开蹊径，让习惯了从不同目的、不同角度强调在国民进程中所获发展的人们一新耳目而又不能不颔首称是。

在海峡两岸的史书中，1924—1927年的这一分别有不同的指称，和《史纲》一样，史书一般多称大，方面则多称国民。不同的称呼，隐含着对这场不同的目标取向。相对于国民，大更强调的普遍性和广泛性，要求可以满足所期望的工农等普罗大众的要求，正是从此一意义上，会有《史纲》所谓“大令人痛心地宣告失败”（第1卷，第270—271页）的叙述。而从的视角看，国民基本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导致了全国性统一政权的建立，开始了军政—训政—宪政的政治实践程序，当然不会被视作失败，至于事实上成为上台执政的牺牲品，恐怕是当年的执政者不会计及的。

不同的视角实际意味着不同的利益取向。《史纲》在叙述1927年蒋介石时，使用了“四·一二政变”这样的名词，比之原来通用的“四·一二政变”，更准确地凸显了事件的特质，事实上，这也是解读那一段历史的关键。在走向政权建立的过程中，原来的患难与共越来越转化成立场和利益的冲突，所以与其说大的失败难以避免，不如说国共势属必然，要展开大的和躺在国民成绩簿上的，其分道扬镳确实顺理成章。只是在的大背景下，政党间的分离仍然采取了暴力的形式，蒋介石的武力分共使别无选择地走上了暴力之路。

1927年后的武装反抗，代表了被压迫者的正义力量，有强大的群众基础和充足的合理性。遵循的马克思主义所呈现的宏大视野和社会改造理想，为中国描绘了一幅迥异于现实社会的理想境界，无论是对党人、知识阶层还是普通民众，都有着强大的吸引力。而严密的组织，强大的动员力量，富有献身精神的党员，党对的领导，都极大地发挥出领导的的威力，虽然历史进程中交织着许多曲折和偶然，但《史纲》呈现的历史进程清楚显示，的胜利应该是一个难以逆转的趋势。反观的对手，在执政后坚持威权统治，民主政治建设乏善可陈，对中国社会经济改造无力着手，自身急遽蜕化，迅速丧失党的理想和原则。《史1

黄道炫/大手笔下的大世纪

纲》写到南京崩溃，蒋介石离开时引用了一段蒋的日记，其中痛切反省：“昨游览城乡，可

说乡村一切与四十余年以前毫无改革，甚感当政廿年党政守旧与腐化自私，对于社会与民众福利毫

未着手，此乃党政军事教育只重作官，而未注意三民主义实行也。

”①陈诚1930年代写给妻子的家书中说得更坦率：江西的崛起

，“不能不归咎于诸党棍、军阀、官僚、土劣”②。政权不是没有改造社会的愿望，也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付出过努力，但是，作为一个东西方的混合体，颇像是在旋转的笼子里用前爪抓着后腿，总是难以从自身的陷阱中拔足。作为军政或训政党，时期的独霸政权，不具竞争性，但其品质和理论却立足于竞争原则。缺乏竞争，使其无法被监督

改造，

立党精神规定的民主原则事实上又其走向有效率的集中。当一个政权无法实现大多数人的意愿，

不能在当年中国的风云变幻中立定脚跟，尤其在急需解决的社会民生问题上拿不出像样的成绩，其被另一力量取代实属顺理成章。历史不相信曾经的辉煌，也不会理睬失败者的抱怨。

社会：荡涤和发展

1949年在全国的胜利，开辟了中国历史的一个新时代，正如《史纲》所言

：“尽管变革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但它在一个短时间内对阻碍社会发展的旧事物所起的扫荡作用，是平时多少年

也无法同它比拟的，

并且要彻底得多，从而为以后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进程作出了最有力的说明。

”（第4卷，第1359页）怀着建立全新社会的理想，胜利后对中国社会作了空前未有的涤荡，其程度和影响可能比1949年后政治上翻天覆地的变化还要深远。《史纲》第3卷开宗明义指出

：“一九四九年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

并不只是一个政权代替了另一个政权，一种政治力量代替了另一种政治力量。它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大变革。”（第3卷，第690页）这确为的论。20世纪末的中国在各个

方面较之一些东方国家和传统有着更多决裂，这和的强大冲击力当不无关系。

关于中国传统社会状况有见仁见智的多种说法，但大体上有几点得到较多认同：传统中国是一

个宗法社会，

国族公识缺乏；政权与基层民众间缺乏直接的沟通纽带，政治和社会控制能力薄弱并存；社会长期处于稳态结构中，经济和政治的实质变化刺激有限，变革和革新的动力不足。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列强的侵入，中国与近代工业世界的差距全面暴露，社会状况加剧。南京

国民尽管以者的姿态登上权力顶峰，

但由于其既不拥有强大的政治控制力量，又无法展开社会重组和再造，政治控制和社会组织的双重继续成为腐蚀其政权的两个蠹虫。

实现政权鼎革后，对旧秩序展开全面的性冲击。《史纲》高屋建瓴地概括了三个方面

的根本变化：民族的，人民的，国家的统一。当然，如果我们继续从微观的层面追索，也许

还可以读到和发现一些更细节性的线索。比如

，《史纲》论述了土地改革的伟大意义，强调：“没有这场深刻的社会大变动，不把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从长期的封建压迫下出来，中国的民

主化、工业化和现代化是根本谈不上的。”（第3卷，第753页）从民主化、工业化、现代化角度解读

土地改革，可谓深具慧眼。就党人而言，完成土地改革是他们展开的宿愿，是对中国农民

的承诺，

在其有不能不然之理。同时，土地改革所导致的社会深刻变化，也和实现社会全面改造的理想恰相适应。土地改革改变了农村的社会结构和权力，使国家权力以空前强烈的形式741①

②蒋介石日记（手稿），1949年2月3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下同。

《江西如此猖獗不能不归咎于诸党棍军阀官僚土劣》，《陈诚先生书信集———家书》上，台北，“国史馆”2006年版，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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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农村社会，在农村灌输并实践了均平原则，随后的合作化运动作为改造农村社会顺理成章的后续步骤，进一步实现了对农民、农村的组织管理。此后，在当时的中国政治经济下，农村最大限度地为中国迅速实现工业化提供资源和动力，为中国向现代国家迈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农村的改革不仅仅具有资源汲取的意义，农民身份和地位的变化也是一项重要内容。通过土地改革及农村权力重组，千百年来一直被忽视的普通农民第一次被纳入社会政治活动中并成为主导者，其产生的影响、震动绝非寻常。土地改革中农民身份意识和权利意识的苏醒，成为民主建构的最基本环节。同样，在对城市的改造中，也逐渐树立起工人阶级在社会和经济活动中的主人翁地位，由此形成“以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权力。工农联盟这样一种社会政治形式，对稳固政权、帮助度过像“大跃进”、“文化大”这样的难关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强调平等、平均，抑制豪强，铲除黄、赌、黑等腐恶势力是改造中国社会的基本方针，应该说，在这些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些成就即使在后来的改革开放时期也还可以看到其作用。当然，社会改造绝不可能一蹴而就，通过的形式对中国旧的社会结构进行了摧枯拉朽式的冲击，但建立一个全新社会的努力却曲折而艰难。当稳定社会秩序，改变工农业经济结构，恢复生产，鼓动人们的政治参与，大规模的思想改造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后，在进一步的大规模建设问题上，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严重错误，此即《史纲》概括的“大跃进”和“文化大”两次错误。大跃进急于求成、超越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违背客观经济发展规律，对正在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造成严重损害，直接导致三年经济困难。《史纲》对这一段严峻的历史没有回避，而是客观指出问题的严重性，强调1959年后，由于大跃进的失误，“国内的经济形势正以惊人的速度继续恶化。问题是在两年多时间内一步一步积累起来的，起初还有一些假象掩盖着，一旦猛烈地爆发，来势之猛，问题严重的程度，令人震骇。”（第3卷，第913页）三年经济困难对人民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在这个时期内，全国因缺粮而非正常死亡的幅度增加，加上育龄妇女因病弱者增多而使婴儿出生率大大减少，导致新中国成立后总人数第一次出现下降。”1960、1961两年，“共下降一千三百多万人”。（第4卷，第915页）大跃进和三年经济困难有着不可分割的逻辑联系，经济困难是错误的直接体现，为政为史者于此都不可不深长思之。

大跃进的失误主要体现在经济上，“文化大”的错误则全面体现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个方面，是一次全局性的错误。对发动“文化大”的目的，海外多有“权力斗争”的说法，反馈到国内，也可以看到其影响。《史纲》对此明确指出：当时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人向的巨大威望和权力挑战；当时如果要某个或某些人并不困难，没有必要发动这样一场巨大的运动。（第3卷，第996页）观察1960年代中国政治的实际状况，这样的结论虽然平实、低调，但却可以让人信服。至于为什么发动“文化大”，《史纲》的论断公正严谨，指出发动“”的主观动机是：“迫切地期望能实现并保持一个公正、平等、纯洁的社会。他认为现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依然存在许多‘黑暗面’，特别是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方面，一些问题还在不断发展。”（第3卷，第995页）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不能容忍社会不按照他所设想的方向发展，“文化大”的发动是他对这样的问题的回应。但是，正如《史纲》指出的，他在此犯了“两个极为严重的错误”：一是极端夸大黑暗面，把社会上存在的各种问题都看作阶级斗争的表现；二是不从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下手消除社会中存在的黑暗面，而是希望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办法，采取群众运动方式作总解决。（第3卷，第996页）除此以外，值得探讨的是，发动“”是否有其理论上的强大根基，作为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理论和现实的距离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着的思考，又如何纠结着1960—1970年代的乃至整个中国，这些问题是841黄道炫/大手笔下的大世纪

作为通史的《史纲》所难以深入讨论的，但却是我们读完这段历史后难免会想到的问题。

历史是一面镜子，看到成败的两个方面，并不是为了事后诸葛的纠缠，而是希望后人能从中总结经验教训。的激荡造成巨大的风暴，对于历史的当事者而言，那可能是交织着汗水和血泪的路程，历史应该关注、不应也不能回避这些个体及其承载的沉重，它时时提醒我们理性认知和慎重将事的重要；但是当时间拉长，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几十年的震荡，在世界史上并不罕见，道路总是曲折向前延伸，所谓的康庄大道多是后人的演绎而不一定存在于历史的现场。

民族强盛的追求

20世纪的中国，国家民族强盛是开始具有国族意识的中国人强烈的愿望。《史纲》指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整个20世纪一直是中国无数志士仁人顽强追求的目标，一直是时代潮流中的突出主题。”（第4卷，第1353页）毋庸置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经过的洗礼，通过改革开放的实践，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过程中实现的。但是，民族复兴并非一蹴而就，在这其中，融入了一代代中国人的艰难奋斗，一个忠实于历史的记载者，不会忘记每一个为此付出辛劳和鲜血的人。

“对中国来说，这是决定我们民族生死存亡的一百年。”（第1卷，引言第2页）曾几何时，中国面对的任务首先是生存，而1937年开始的抗日战争作为中华民族自立图存的关键一战，“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反对外来侵略者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战争，从而成为中华民族从衰败走向复兴的重要枢纽”（第2卷，第547页）。在这场事关民族存亡的重要一战中，中华民族表现了空前的团结和伟力，写20世纪史，抗战史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课题。

抗战的历史可歌可泣，《史纲》的描绘也可圈可点。作为一场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国共联合的抗日统一战线是抗战得以坚持的重要保证，在其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值得浓墨重彩，着力书写，《史纲》也正是这样做的，在用大量史料证明在抗战中发挥的重要和独特的作用后，明确指出，作为“抗日战争惊涛骇浪中始终屹立不摇的中流砥柱，是当之无愧的”（第2卷，第548页）。

与此同时，作为抗日统一战线的重要部分，《史纲》也客观描写了、蒋介石在抗战中起到的不可忽略的作用。是当时中国的执政党，拥有强大的统治资源和决策权，发动全国抗战、抵御日军侵略的责任历史地落在他们头上，而中国积贫积弱的现实也使其不能不认识到举国投入战争有可能面临的巨大风险。蒋介石日记中所谓“此次抗战实逼处此无可幸免者也，与其坐以待亡，致辱招侮，何如死中求生，保全国格，留待后人之起而复兴”①，并不仅仅是当事者的自饰之词，确乃有感而发。作为后人，我们不能不体会到当年一切还在未定之天时，前人摸索中的困苦艰难。正因如此，《史纲》在讲述抗战爆发这一历史时，肯定蒋介石庐山谈话传递出的抗战信息，强调：“中国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握有统治权的政党，南京有着二百万和得到国际承认的外交地位。没有它的参加，全民族的抗日战争难以形成。”（第2卷，第410页）同时，对抗战开始后，在正面战场发挥的作用，《史纲》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抗战爆发以来的这一年多时间内，和它的的表现是积极的，在抗击日本的军事行动上担当了主要部分，对民众运动也有一定程度的开放。”（第2卷，第453页）“在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尽管存在种种问题，仍坚持在抗日阵营里，并且在一些战场上进行过顽强的抵抗，不少将领和士兵为了保卫国家而英勇作战，作出了巨大牺牲。”（第2卷，第467页）这样的论断符合事实，可以告慰一切为中华民族的存续发展作出贡献的人们。

①蒋介石日记（手稿），1937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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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自我认知往往形成于同外界的接触，20世纪中国人强烈的民族认同、民族复兴要求和列强对中国的压迫紧密相连，是中国自觉不自觉地进入世界大体系的逻辑结果。事实上，20世纪中国历史的每一重大变化，和国际形势都有关联。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西方近代民主思想一脉相承，而马克思主义和在中国的传播、发生，又和苏俄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正如指出的：“一九一七年的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①随后的历史，北伐的成功，抗战的胜利，处处可以看到外来力量的影响。1949年中国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自主奋斗的结果，但如果放到世界范围衡量，其实也是当时横跨欧亚一系列胜利的最重要一环。1949年后的中国，无论是最初的“一边倒”还是后来的改革开放，国际因素也在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发生着多重影响。陈云曾经谈到：“我们党是在国际的帮助下成立的，建党初期国际也起了好作用。抗日战争期间，苏联还是援助了中国，最后出兵打垮关东军。如果不把关东军打垮，抗日战争的胜利起码要推迟好几年，我们也要晚一些进到东北，东北很难首先全部。还有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一百五十六项，那确实是援助，表现了苏联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对我们的情谊。”②这样的说法是中肯的。笔者以为，在强调中国的民族复兴进程时，《史纲》对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国际背景似重视不够，或者说，对国际因素中毋庸置疑的负面部分强调较多，但对正面的助益较少涉及，从历史的全面性衡量，也许这样的回避是一种缺憾。

当代人写当代史，有着后人难以比拟的优势，可以身临其境，直接触摸，感性认知，但也可能有“难识庐山真面目”的遗憾。比如建政后，在宣传教育上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浅层次的如扫盲运动等，深层次的如开展主义思想教育，这些大规模的宣传教育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其宣传之广泛，动员之深入，对民众思想灌输之普及深入，对此后的施政有着难以估量的影响。不过，宣传思想教育终究要和社会实际相结合，脱离实际的宣传和对宣传的迷信有时也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在1960年代前后这样的教训相当深刻，个人迷信宣传带来的损害也相当巨大。其间的成败得失，恐怕不是短时期内可以说得清楚的。《史纲》对这些问题未多着墨，相信作者有自己的考虑，但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上，这仍是值得认真探讨的问题。又如反右运动，《史纲》认为“绝大多数人”是抱着积极态度提意见，提出错误批评的人数量极少，但是，这些提出批评的极少数如何可能形成“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秩序势必陷入混乱”（第3卷，第860页）的局面，似乎需要提出更有说服力的解释。因为某种程度上正是从反右开始，“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一步一步地形成”（第3卷，第8页），执政者对不同意见上纲上线，夸大阶级冲突和阶级斗争，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这样的教训沉痛而深重，让人不能不深自警醒。

《史纲》是一部回答中国人如何走过20世纪的作品，它博采众论，独成一家，用丰富的史实，构造出20世纪中国历史的轮廓。它不是一部简单铺陈事实的作品，因此，这里不一定有很详尽的过程性的叙述，更没有大量的人名堆砌和枯燥数字，它以启迪思考、总结经验教训为职志，有时寥寥数笔，其实却匠心独运，从中人们可以体味到太多前人的艰辛和历史的智慧。《史纲》让我们看到了百年中国的光荣与梦想、经验与教训、汗水与鲜血，大手笔下勾勒出的，是不同寻常的大世纪。

〔作者黄道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006，hdx1966@sohu．com〕

（责任编辑：谢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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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4页。

《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几点意见》，《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286页。下载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