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宗法制度：宗法制度是中国古代维护贵族统治的一种制度，它由原始的父系家长制血缘组织，经过变质和扩大而成。所谓宗法制，其实就是以血亲的名义而建立起来的官爵制度，一个按着严格的宗庙祭祀制度所分配出来的“敬宗”方式及其现象。
2、性善论：中国古代人性论的主要观点之一，战国时孟子首先提出。性善就是说人的本性具有善的道德价值，每个人生来就有向善的潜能。性善论是孟子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对后世有重要影响，宋明学者予以改造后，成为中国古代人性论的正统理论。
3、形而上：形而上出自《易经·系辞》原文“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儒家哲学中指无形的或未成形体的东西，与表示有形的或已成形的东西的“形而下” 对称。形而上是精神方面的宏观范畴，形而下是物质方面的微观范畴。
4、人伦：封建社会中人与人礼教所规定的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及各种尊卑长幼关系。《孟子·滕文公上》：“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5、性恶论：中国古代人性论的重要学说之一，认为人的本性具有恶的道德价值，战国末荀子倡导这种理论。性恶论以人性本恶，强调道德教育的必要性，性善论以人性本善，注重道德修养的自觉性，二者既相对立，又相辅相成，对后世人性学说产生了重大影响。
6、崇本举末：王弼提出的“崇本举末” 他主张以“崇本息本”、“崇本举末”、“守母存子”，来处理自然与名教的关系。具体来说，一是“因道立教”，即根据自然无为之则制定名分、设置名教，亦即名教以自然为本，而不可以舍本逐末、“离道执教”；二是“越教归道”，即由有反无、由末归本，复归于自然之道，以解现实中所出现的名教之弊；三是“即道全教”，即遵循自然规则，而不执着于名教，以全名教功，达到化成天下的目的。
7、格物致知：中国宋明理学认识论学说。始见于《礼记》。原是作为诚意、正心、修身等道德修养方法的命题。从宋代理学家程颐开始，把格物致知作为认识论的重要问题。程颐认为格物就是就物而穷其理，格物的途径主要是读书讨论，应事接物之类。格物致知的过程，就是一个体认人所固有的理的过程。朱熹认为格物致知是连结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的方法。他认为，格物就是穷尽事物之理，致知就是推致其知以至其极。并认为，“致知格物只是一事”，是认识的两个方面。陆九渊从“心即理”出发，认为格物就是体认本心。王守仁认为格为正，物为事，致为至，知为良知。
8、人副天数：《春秋繁露》卷十三《人副天数》, 董仲舒提出了天人感应论,主张“人副天数”,及 “人副天数“为基础的“三纲五常”,所谓“王道之三纲,可求之于天”. 。他关于天的结构与阴阳五行的关系的论述，都是为了证明“人副天数”进而阐释其“奉天而法古”的政治哲学宗旨。既然“人副天数”，“为人者天”而又“天辨在人”，因而，人的行为必会在“天”上得到反应，天人谴告由此而来。但天之谴告主要是因为人取法于天迷失了，导致国家失措的负面戒惧论道。
9、理学：又称道学、新儒学。宋元明清时期的一种哲学思潮。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吸收了道家和佛教哲学思想而产生的新儒学。它以性命义理为核心，是宇宙论、认识论和道德学说高度统一的思辨哲学。它以“理”为哲学的最高范畴和宇宙本体，取代了传统儒学思想的“天”的地位。南宋以后，被统治者奉为官方哲学。明清之际，从理学内部分化出王夫之、颜元、戴震等人，对理学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批判。
二、简答题
1、孔子的仁学思想要点有哪些？
“仁”、“义”、“礼”为孔子学说的基本义。指一种高尚的美好品德。孔子以仁为最高的道德原则，以仁为核心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仁的核心是爱人，主张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提出“忠恕”之道。要求人们的行为符合宗法制度的礼制，并把仁爱的原则推广到政治之中。
2、韩非子思想的理论来源主要有哪些？
来源有三：墨子、道家和儒家。如道家的“无为”，在法家学说中转为御下之术；道家之智慧，在韩非子思想中转为阴谋；墨家之“尚同”和“天志”即权威主义也为韩非子采用。
3、如何看待黑格尔和海德格尔对老庄“道”的理解？
在《哲学史讲演录》中，黑格尔把Sein等同于老庄之“道”，即把后者也理解为规律、规则乃至那个最大的概念，而忘却了“道”之“原初性”这层含义。海德格尔则紧扣“原初性”不放，其具体含义为“道”是原生性的，如“道路”
4、法家与道家有何关系？
“道生法”。从总体讲，法家是接过了《老子》政治层的“无为”含义上的人君南面术，把它改造为进行赤裸裸统治压迫的政治理论的。无为是道家的观念，也是法家的观念。韩非和法家认为，君主必需具备一种大德，就是顺随无为的过程。他自己应当无为，让别人替他无不为。道家与法家代表中国思想的两个极端。道家认为，人本来完全是天真的；法家认为，人本来完全是的。道家主张绝对的个人自由；法家主张绝对的社会控制。可是在无为的观念上，两个极端却遇合了。这就是说，它们在这里有某些共同之处。
法家对《老子》思维特点的发展，三点:
第一，是由冷眼旁观的非情感态度发展到极端冷酷无情的利己主义。
第二，是这种冷静计算空前地细密化。
韩非提供了“理”的哲学范畴，用“理”来说明“道”，“理”是客观事物的具体规律，特别是对立项双方即矛盾的对立和冲突。要求极端冷静，只有冷静，才能心“虚”，才能客观地去认识对象；主观的喜怒情感便容易使人产生成见和偏见。同时韩非强调要用实践行动来检验。
第三，这一切冷静态度和周密思虑具有异常明确的功利目的。
法家思想服务于新兴奴隶主的大一统政权的君主统治，韩非不同于《老子》的小国寡民思想，一反“贵柔”、“守雌”、“不争”，强调对立项的冲突斗争，不并容，不两立，重强、重兵、重力，绝对地排除仁义而峻法严刑，君主必须用难见不测的权术来进行统治，所以不但不排斥而且正是要运用各种阴谋诡计残忍狠毒的手段，才能保持自己的势力权利。
5、如何看待朱熹的理气关系？
朱熹理气先后的思想经历了一个发展和演变的过程。朱熹早年从理本论出发,主张理气无先后；由南康之后经朱、陈之辩到朱、陆太极之辩逐步形成了理在气先的思想；晚年则从逻辑上定论理在气先。朱熹在论本原时讲理在气先,但在论构成时强调理气无先后。朱熹关于理气先后的思想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不是单一的,而是复合的。
一般说来，朱子是主张理气不分的，但作为二物，则必定有所分，这时，理在气先是基本义；但是，气本身也自由的，它有不受理的约束的一面，这就是朱子的理气观。
三、问答题
1、老子《道德经》的主要观念有哪些？
老子《道德经》主要观念可分为三：（1）常、道、反；（2）无为、无不为；（3）守柔、不争、小国寡民。其中，第一组为思想根基，二组为思想中心，中心思想在人事上的展开就是第三组。
2、如何理解周敦颐的“太极而无极”？
周敦颐以道教《无极图》为依据，变更改造为《太极图》，既保留无极之旨，又援道入儒，提出了新的学说。《太极图说》，是周敦颐为其《太极图》所写的一篇说明。 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提出了一个宇宙生成的图景：无极（太极）→阴阳→五行→万物。他认为，无极的动与静，产生出阴阳二气；阴阳的变与合，产生出水火木金土五行，随之形成万物；阴阳二气的合凝，则产生出具阳性的为男，具阴性的为女；阴阳二气的交感，构成了宇宙万物生生不息地变化。在这里，他把万物生长发展的原因，归于阴阳二气的作用；又把阴阳变合的原因，归为太极；太极本自无极，因而太极归终于无极，无极即虚无，这才是宇宙万物的本原。
他认为，人由阴阳中最灵秀的气所化生，因而人是万物之灵；人禀受了阴阳之气，便有了肉体形状和精神欲望，由此产生善与恶的分别；于是圣人制定“中正仁义”道德，教化人们，使之以主静方式修身养性，扬善弃恶，树立起人生高尚的目标境界；圣人的功德，即在于遵循天地的德性，而倡日月之明，依四季之时，知鬼神之吉凶。他得出结论，天道的规律，体现在宇宙生成上是阴阳的交合变化，体现在大地上是万物的柔刚，体现在人世间则是仁义道德。这样，周敦颐依据其以无为本的宇宙图式，经过推演，将其理论核心归旨于儒家德目上，使仁义礼乐的道德原则取得了与宇宙规律同一的至上权威。
道儒结合，是周敦颐哲学思想的风格特征。朱熹曾深刻揭示这一特征的三点内容。他说：“其高极乎无极太极之妙，而其实不离乎日用之间；其幽探乎阴阳五行之赜，而其实不离乎仁义礼智刚柔善恶之际；其体用之一源，显微之无间，秦汉以下，诚未有臻斯理者，而其实不外乎《六经》、《论语》、《中庸》、《大学》、《七篇》（《孟子》）之所传也。”（《周濂溪集》，卷十一）这即是说，首先，周敦颐思想体系，虽然以无极为本，构造了宇宙发生的规律；但是它并不是纯粹的自然哲学，而是人世间人伦日用的指导原则而已，其理论指向是现实社会生活。其次，周氏探索阴阳五行，也并非以阴阳五行说为目的，而是以此为根据，提出儒家道德的宇宙论来源。再者，无极为本的天道是体，儒家道德原则是用，天道与人道是体用关系；并且，无极本体之用，并非泛指天下万物，只是指儒家经典。朱熹认为，周敦颐这种道儒结合的思想体系，是秦汉以来，最好的说法，它上接孔孟真谛，下凌驾汉唐诸儒，为儒学复兴开辟了新道路。
在周敦颐的道德论中，其中心范畴是“诚”。他认为诚是体认无极本体的道德境界，是圣人学道的最高目标。诚来源于“万物资始”的宇宙，诚确立于宇宙阳气的变化之中，它具有“纯粹至善”的先天品质。诚是对无极的体认，因而它如同无极是“寂然不动者”①，表现为一种无欲的主静状态。诚的展开，则体现为儒家仁义礼智信五常，和人行为的诸项道德规范，这就是“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由此，他提出立诚去妄的修善说。
3、如何看待戴震对“之谓”与“谓之“的区分。
戴震在《绪言》中指出，“一阴一阳之谓道”与“形而上者谓之道”不同。“凡之谓，以上所称解下。如《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此为性、道、教言之”。而“凡曰谓之者，以上所称解下。如《中庸》：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此非为性、教言之，以性、教区别自诚明、自明诚二者耳。《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亦非为道器言之，以道器区别形而上形而下耳。”
盖“一阴一阳之谓道”，增加对“道”的理解，而“形而上者谓之器”则增加对“形而上”的理解，此其一；其二，接受“之谓”与“谓之”之区分，就增加了戴震对太极理气之理解。（1）“阴阳”之外无道；（2）以“气”为“形而上”者，从而否定宋儒“理气之分”之说。
4、概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原因。
第一，汉初，遭秦始皇焚书坑儒摧残的儒学逐渐抬头,汉武帝推行“举贤良对策”，以选拔人才。
第二，尖锐的社会问题呼唤新的政治思想。汉武帝即位时面临着严峻的形势。随着地主阶级及诸侯国势力的强大，一些官僚、贵族凭借封建，对土地进行大规模的掠夺，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也逐渐加重，农民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逐渐加剧。这些情况要求统治者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以加强封建主义集权。而作为汉初统治思想的道家思想，因主张清静无为，已不能满足这一政治需要。
第三，董仲舒结合了道家、阴阳五行家和法家的一些思想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改造，以适应统治者的需要。针对汉武帝加强集权的需要，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他主张儒家六经之外的各家学术，都应当罢黜，以思想的统一来保证国家政治的统一。针对加强君权的需要，董仲舒提出“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和“君权神授”的思想，宣扬封建君主是“天”在人间的代表，为君权独尊披上了神圣的外衣。针对土地兼并现象，董仲舒进一步发挥儒家的仁政思想，主张限田、薄敛、省役，以减轻国家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使土地和劳动力比较稳定地结合，以缓和阶级矛盾。针对为人处世的标准，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的思想，提倡孝道，认为君臣伦理是上天的安排，不可违背，以此来维护封建君主。
第四，汉武帝即位之日，正是西汉国力强盛之时。国力允许的客观条件，再加上汉武帝好大喜功的个性，决定了他必然会有所作为。他对内巩固和强化集权；对外征讨匈奴以除边患，开疆拓土。为了施展他的雄才大略，必然需要一个权威的思想作为坚实的理论基础，为其政治目标服务，而经过董仲舒改造后的儒家思想正符合了汉武帝的需要。
5、谈谈你对老庄之“道”的理解，与黑格尔的解读有何异同？
老子、庄子的“道”有三层含义：一是世界之本根，二是最高的认识对象，三是最高的人生境界。道是一种无差别的、混而为一的状态，它无所谓真伪、是非、大小、美丑、同异的，是一种精神的绝对自由状态，老子称为“自由”，庄子称之为“逍遥”。可从天地万物的运行中领悟，也可以在“静观”、“玄览”中获得。道是无为的，无私的，海纳百是因为处下，高山耸天是因为无私。老庄之道的本性有四：第一，道是一种真实的存在。第二，道是自然无为的。一方面，道是不受外物支配的，是的；另一方面，道是“无为而无不为的”。第三，道是柔弱的。道的柔弱是一种无形的、深沉的、巨大的力量，且必能战胜刚强。第四，道是虚静的。"道"是一种精微至于无比,广大至于无限,有名有实的存在，处于无所依待的境地而不受外物变迁的影响,顺应万物的变化而执守事物的根本。道是万物的本根，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深而幽隐,立本源而智慧通达于神妙不测的境界。忽然而出,勃然而动,道看它幽冥暗,听它没有声音，幽冥暗之中却能看到光明，寂静无声之中,却能听到和音,道深远而又深远却能产万物,妙而又妙而能成精气。道和万物相接, 一切无为而为,顺其自然。
四、论述题
1、周公的天命思想及其影响。
周公的天命观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把天的权威重点放在“命哲，命吉凶，命历年”三个方面，突出了至上神在社会人事方面的特殊作用。周人特别把这三方面突出出来，说明他们对至上神的把握和认识是紧紧围绕社会政治这个中心进行的。这就不同程度的摆脱了殷人帝观念中表先出来的神话崇拜的特征，为进一步为至上神以理性的内涵打下基础；
第二，赋予天以道德的意义，作为“命哲，命吉凶，命历年”的客观依据。《尚书·周书》中有“天德”一词，《吕刑》说：“惟克天德。”“天德”是指上天立下的道德准则。上天监察世间统治的好坏，就拿这个标准去衡量。周人赋予天以至善和赏罚明辨的特性，使天成为人世间王权的监督者。一个明德的君王，上天会把大命交给他。周康王时代的《大孟鼎》，《麦尊》等铭文中，已经出现“天子”一词，表明西周初期或稍晚天子观念开始形成。《尚书·周书·蔡仲之命》：“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为怀。”天，在这里不是作为纯粹自然的法则，而是体现为道德意义的法则和秩序；
第三，抛弃殷人帝信仰中的盲从性，以理智的态度指出天不可信，提出“惟人”的观点。在《尚书·君奭》中，周公认为周的基业能否长久，在人不在天。商王朝的覆灭在于失德，违背了上天的旨意。天虽然降大命给我们，诚心的帮助我们，但我们千万不可以忽视它的威罚，让民众产生不满的情绪，一切都在人为。此时，天在周公的眼中开始失去其神圣的位格性了，这是天至上观念转变的第一步，但依然有至上神的影子，在新的理解中，天已经有了确定的道德内涵。周人在对天的构建过程中，产生了“以德为本”、“以天为宗”，使人与天靠着德行统一起来了。“‘天’的神性的渐趋淡化和‘人’与‘民’的相对于‘神’的地位的上升，是周代思想的发展方向。” 不仅使至上神的天威在社会政治领域中得到充分的发挥，且人的力量也在德教的自我约束中参与了天命的运作。从帝到天，由殷人猜度（卜）的对象，变成了可以认识可以理解的对象。人作为上天旨意的执行者，也从对天的盲目信从中解脱出来，靠着自我的主观能动性，努力主宰着自我（“惟人”），以企与天命永远合一。
2、“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中的“亲”作何解更妥？
程子曰：“亲，当作新。”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所谓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言明明德、新民，皆当止于至善之地而不迁。
（1）亲民之亲，朱熹认为是“新”字之误。如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
（2）王阳明则认为改字不妥。他引《大学》“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以及“此之谓民之父母”（《传习录》上，爱问在亲民）。然而，第一，阳明上面引的话，不能认为是紧承“在亲民”而言的；第二，“亲其亲”指的是“老吾老”、“幼吾幼”的意思，即《中庸》之所谓“尊贤”与“亲亲”，所亲的是自己的家族，并非亲民之意。第三，如作新民解释，就《大学》来说，并不排斥亲民的观念，所以阳明的从文献上去反驳朱元晦，是没有力量的。
（3）透过现象看本质，首先，通过朱王的不同注释可见，文本是可以不断地诠释的，问题只在于如何解释才更合乎时代需要。以这种眼光审视，朱王无疑都是对的，因为其时代及各自社会环境不同。当然，朱熹的解释更妥当一些了，而王的解释则也有他的生命关怀。
3、结合劳思光的《新编中国哲学史》（四卷本）和西方哲学相关知识，试分析劳思光的哲学观
劳思光以黑格尔对哲学的理解为蓝本，以基元问题研究带动哲学思考。
第一、他以“系统性”和“自觉意识”为哲学的根本要素。所谓“系统性”是指“主体性”与“客体性”之间的对应关系，而所谓“自觉意识”则是指生命的自觉，即主体的自由或最高自由；
第二，他以“自我问题”作为哲学的基元问题，只是此问题在他看来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变化的。其中，形躯我、情意我（生命我）、认知我以及德性我构成了自我问题，不同流派对此问题有不同程度的自觉，而只有孔孟对“德性我”达到了高度自觉。以是否有“心性论”的自觉为标尺，劳思光用之来衡量了中国哲学史上有所学派，如把宇宙论、形而上等视为第一等级的思想；
第三，在依傍着西方哲学观念来组织中国哲学写法的旧的范式尚未打破的情形下，该著作可谓是对冯友兰、胡适等的哲学史的深入推进，而就其缺陷而言，中西哲学许多观念还是有根本区别的，这一定劳思光尚未觉察。如ontology，metaphysics等西方哲学核心概念，本不可直接与中国哲学中的“本体”、“形而上”相对应，而该著作在未做分疏的情况下就直接对应，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戕害了中国哲学的根本精神。下载本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