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84到1885，这段时间对于我来说是了不起的历险。我来到贝克莱，参加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入学考试，但是我的希腊语，拉丁语和其他几门功课不及格，不得不推迟一年再考。这时父亲慌了。那年我十八岁，我想，他可能认为我的失败是他造成的：他以为他为我选错了学校，但是真正合适我和我这类人的学校并不存在。当时的确有些学校将来自西面八方的男孩们送进了大学，那些男孩都比我小，后来我渐渐地和那些孩子熟悉了。中小学、大学乃至世界都是为他们（那时的男孩，将来的男子汉）准备的。我常嫉妒他们，但更多时候我庆幸我和他们不一样。

一般来说，被选中的男孩都是已经受过教育，去担当己任的。他们记住老师让他们学的所有东西，不管自己想不想学，也不管理解了没有，他们都能记住并背诵出来。在我看来，激发他们学习的动力并不是好奇心：他们很少谈论我们的学习，我提到与我们读过或听到的内容相关的事情时，他们或是神情茫然，或是无动于衷。他们学习的动力是：打败对手，独占鳌头，为学校争光，这样的学习动机是我所不解的。

我的父母没有亲自教育我，他们把我送进学校，给我找音乐老师和美术老师。他们尽其所能为我提供各种机会；但是同时也给我自由，给我另一种生活方式：骑马、射击、养狗以及在旷野漫游。如我所示：我对形形色色的人，各种各样的职业和今生的美好的东西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我学得很好，学习课程如果恰好和我的课外兴趣爱好相吻合，我就校内外都学。阅读的内容超过了老师的要求，而且认真投入。时至今日，这些课程我仍记忆犹新，就像我仍记得并爱着那些男女、少年，他们与我交友，让我多少了解人性的深浅；但是，给我上课的老师，我倒是没记住几个，那些我似乎和我生活无关的课程，我也忘记得差不多了。

一些其它课程也很有意思，而且也应该能使我感兴趣，但从来没有人尝试激发我对这些课程的兴趣。这些课程就这么摆在我面前：这些是上大学必须学的，这些课程的老师没有调动我好奇又活跃的大脑，结果就是我没有认真地学这些课程，仅仅掌握了一些反复灌输的东西---学校教育的基础知识。我叩响大学之门时，我只是在某些学科上为大学学习做了准备；我急切渴望找寻一些深奥的问题的答案，这种探寻使我不断学习以提高自己，特别在一些还没有现成答案的领域里，我知道在这些领域仍然有很多的疑问：比如，科学和玄学领域。对希腊语、拉丁语、数学和那些当时教育标准要求掌握的“知识”，我一点也不感兴趣。

父亲发现了这一点，把我作为特殊学生送到旧金山的一所最好的私立学校，为去贝克莱而进行“填鸭”式的学习。父亲在那里为我聘请了一位老师—---伊夫林·尼克松先生，让他课外辅导我。当然，依惯例，父亲也给我很多自由：一个房间供我学习和睡觉，没有人监督和照顾我，我可以来去自由。我真的来去自由。在旧金山，我独自外出漫步，思索问题，就像以前在萨克拉门托乡间漫游一样；我最喜欢的地方是海边；在那里我重温希腊英雄的生活，重温罗马将军的生活，重温各个时代诗人的生活。有时我入迷得忘我，但是我从来不把自己当成英雄，少年时代也是如此，我的生活发生了变化。

伊夫林·尼克松先生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变化。他是第一个使我对必须要学的课程产生兴趣的老师—不是对自己感兴趣，而是对外面世界感兴趣，对意识文化的世界产生了兴趣。他是诗歌狂人，尤爱古典诗歌，他朗读或背诵希腊诗歌的时候，诗歌中的希腊人就栩栩如生；浪漫的情怀和优美的语言就像我耳畔的歌，我渴望像他一样，不当英雄，更不当诗人，而成为希腊语学者，这样就可以奏响这美丽的语言。生活充满了意义，充满了目标，充满了欢乐。但是，我少年的模仿和勇气远不是以使那些伟大的、变化无穷的诗篇再现生命。我写了一点诗，仅是为了学写诗的技巧，不想去做伟大是事，或者成为伟大的人--尼克松先生曾经这样说。

他过去常常说：“我是无名之辈，小人物，是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凯撒、教皇们、将军们和政治家们为之歌颂、战斗、工作的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是一切美好的语言和行动的鉴赏者。”

是所有美好创造的受用者，而非创造者，这是一个全新的、崇高的角色。伊夫林·尼克松是其出色的代表。他是英国人，我听说他曾在牛津大学拿过两个第一，之后以为健康的原因来到了旧金山。旧金山有一群这样的人，他们各有各的故事，在牛津和剑桥他们既是学者也是运动员，他们炼就了强壮的肌肉和肺活量；然而，学者经常需要伏案工作，不需要也很难保持发达的肌肉和肺活量，肺部疾病迫使他们离开牛津、剑桥。

他们告诫说：“远离大学的田径运动，不要练出今后日常生活用不着的发达肌肉。”

在学校里尼克松先生教我希腊语、拉丁语和英语。在他家里，他为我开启了另一类课程的美妙和意义，而这些课程恰是我大学入学必考的。我为他而学习，我更是为自己而学习。他看出来了，他看出我渴望找到问题的答案，他笑了。

他大声说：“我不回答你的任何问题，大人们回答不了小孩淳朴的问题，我们只能强调突出你的问题，让你自己为寻求答案而痴迷，再假设我们的问题，来激励你，鞭策你去寻找答案—一个或二个，然后告诉我们！这就是年轻的意义，去回答成年人不能回答的问题。”当我显出沮丧和犹豫的神情时，他就会像恶魔一样向我吼叫。

“去吧，孩子，世界是属于你的，一切都还没做呢，一切都还不为人所知，最伟大的诗篇还不曾创作出来，最好的铁路也还没有建造出来，最理想的国家蓝图还没有勾画出来。一切都等待着你们去完成—--是的，一切。”

他一次又一次地这样说。最后，为了激励我，他把礼拜六七点到八点这段时间定为我们的特别时间，这样我就可以和他那帮朋友一起待到很晚，他的那些朋友是受过教育的、想法相互冲突的痴迷之人，有四或十人，都是英国人，全是牛津和剑桥的学者，到美国养病。他们对所有的学科感兴趣，谈论起那些学科，他们都满腹经纶，很有学者的严谨风范，但是显然难就任何话题达成共识。他们中友极端的保守者，有自由主义者，还有极左分子：威廉·欧文，我想肯定他是罗伯特·欧文的后裔，那是英国早期社会主义第一人；这些人中至少一人是罗马天主教徒，他向我传授教精神使我难忘。他最得意的观点是：清教徒信奉的是回约，是公正的教派，但是对的有关爱和宽容的教诲却知之甚少；他们中还有清教徒，他们都学过教历史，当辩论激烈，难分伯仲时。他们会引用确切的权威之言，而且经得起原文的检验。我记得有一次那位天主教徒引用了监督教皇的诏书。结果引发了激烈的争论，面对挑战，他竟逐字逐句地引用了拉丁语原文。我很惊讶：他们怎么知道那么多，他们又是怎么知道？然而，我更惊讶于他们竟然也有不知道的。除了确凿的事实，他们对任何事都不能达成共识，他们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他们不承认有绝对的真理。

我听到的是自由而又有激情，是妙语连珠而又慎思周密的谈话。他们的大脑利如锐器；他们的态度平和恭谦；从不两人窃窃私语，也不插趣打诨，他们总是当众谈论问题；他们在就某事进行阐述时，每个人（不管立场如何）都会积极地说出他所知的事实，或者他所记得的某位哲人的观点，或者某位诗人的精彩片语，使讨论更加透彻了明，精彩纷呈；即使意见相左，他们也会保持温文有礼的态度；他们津津有味地品着加州红酒，他们抽着雪茄，房间都弥漫着浓浓的烟雾；他们坚持自己的观点时，陈词激昂，感情真挚，却决不有失风度，这才是真正的谈话。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谈话，后来听过，那也是少之又少，而且绝对没有周六晚上旧金山的谈话那般精彩，这些谈话为我上大学做了准备。

我默默地坐在后面倾听，对我而言，这些谈话既精彩睿智、学识渊博，又包含对不知之事的清醒认识，揭示了大学毕业生是一无所知的真理，真的，他们有证据，知道世上历代智者对万物的论说，但他们不下最终定论。绝对没有。我必须自己到大学里学习，寻求更多的知识，我十分渴望这样做，看起来我必须马上进大学，以前我的脑袋就忙于思考问题，那时就更是如此，觉得脑袋里到处是洞洞，就像空瘪的肚子，饥饿难耐。我的问题很清楚：我似乎不仅仅是饿了，而是为着某些特别食物而饥饿，我的好奇心不再像以前那般模糊混沌了。下载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