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批评》一书所写序言中说：“中国诗人里影响最大的似乎是陶渊明、杜甫、苏轼三家。他们的诗集，版本最多，注家也不少。”佩弦先生从隔世的影响和注本的多寡来立论，倒也不失为一个比较科学的立论依据。苏轼与朱自清都是古今文学大家，他们的评价都说明了一点：陶渊明无疑是能够与屈原、李白、杜甫、苏轼、曹雪芹相提并论而又受到后世读者喜爱的大文学家。值得注意的是：进入二十世纪后期以来，这位东晋诗人与魏晋玄学一并受到中西方文学评论家和哲学家越来越多的重视。个中的原因，自然与萨特、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流有关，与陶渊明诗文中始终高扬的“人格美”、“人性美”、“主体自由意志”有关，但也是其诗文中所蕴含着的“生态境界”和生态意识，慰藉了现代人生理、心理的某种渴求，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现代人精神上的一种绿色的期待。
当下我们倡导“生态意识”和“生态环境”，其中一个重要衡量标准就是主体与客体两者关系的和谐。这种和谐不仅是主体对客体的关爱与重视，更重要的是主体与客体水融地协调相处。陶渊明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庐山脚下度过的。庐山北临长江，东临鄱阳湖，这片集山水灵秀之气的土地，是养育诗人的自然之母，这不仅给予了陶渊明诗人的灵气、创作的题材，更陶冶了他倔强疏放的个性；崇尚隐逸的玄风熏陶和父辈淡泊名利的影响，铸就了诗人“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的初期人格。我们从他的诗文中，看到大量对这片土地上自然景物的动人描绘。而也正是这些文字，
深深叩动着现代人的心扉，究其这些文字感动现代人的原因，每个读者都可以谈出一二。但从生态意识的角度来看，作品中流露出来的那种与自然浑融一体的意识，与现代读者埋藏在心灵深处的“绿色的期待”怦然相撞，遂而生出共鸣的火花，他写春天田野上的麦苗：“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
（《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诗意的栖居
———说生态诗人陶渊明
张虎苏轼曾说：“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与苏辙书》）东坡先生视陶渊明为古今第一诗人。作为后世的读者，
我们难以认同这个太带感情色彩的结论。把古代的文学家或
昇
陶渊明二十八岁首次释褐，最终于彭泽任上幡然归去，五次出仕，前后十三年，但每次在任上的时间都很短。这其中的原因固然很多，但与诗人“性本爱丘山”的初期人格关系密切，对自然山水的由衷热爱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他的内心，有着一种“绿色的期待”，田园和山水成为他须臾难离的东西。每当他一离开庐山下的那块土地，就会产生一种“一心处两端”（《杂诗十二首其九》）的失落；一种“山泽久见招，胡事乃踌躇”（《和刘柴桑》）的惶惑，一种“田园日梦想，安得久离析”（《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竟经钱溪》）的眷念。我们似乎很难把这种情感理解成游宦者常有的思乡之情，因为在他的诗文中，根本寻觅不出一般知识分子释褐时的那种兴奋，我们既看不到李白入京时那种“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的亢奋；也看不到孟郊那种“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洛阳花”（《登科后》）的矜夸。反而是步入官场之后的烦恼和恐惧。正是随着这种烦恼和恐惧的增加，使他更加思念过去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叔本华说：“还有这么一种现象：尤其是在任何一种困难使我们的忧惧超乎寻常的时候，突然回忆起故乡和遥远的情景，就好像是一个失去的乐园又在我们面前飘过似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２７７页，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年版）此时庐山脚下的那个小山村，为诗人的人性复归提供了最安逸的栖居之地。诗人从心灵深处体会到：“我实幽居客，无复东西缘”。（《答庞参军》）所以他毅然决然地走向了田园。
生态学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相处的最高境界是“诗意的栖居”。尽管陶渊明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可能达到今人的高度，但他从某种意义上实践着这种理论。上面提到的“孟夏草木长”那首诗，首先带给作者的就是审美感受上的一种绿色的欣慰，茂密的花草，掩映的枝条，鸣唱的众鸟和隐居的诗人在这里各呈本性，各得其所；而又互为关联，彼此欣赏，他们和睦共处同一蓝天之下，苍穹之中。人与物既是各自的，又是不可分割的共同体。莺飞草长并非仅仅是诗人居所环境的装饰，花木掩映不是为人提供好心情的美丽风景。在诗人的笔下，三者都有着各自的生命意义，有着平等的存在价值。人对自然物的喜爱，自然物对人的亲善，双方融洽相处，谁也离不开谁，这就是陶渊明通过其作品执著表露出来的一种“生态意识”，这恰恰暗合了现代生态学所倡导的生态观和生命现。具有这样“生态意识”和生活在这样环境里的诗人，他所表现出来的生命境界一定是和睦安详的。朱光潜把陶渊明诗歌的主体风格归纳为“静穆”，尽管这种观点受到一些人的质疑和批评，但客观地讲，最能拨动读者心弦引起我们心灵震颤的还是陶诗中别人远不能企及的“静穆”。“静”，是宁静；“穆”是淳和，《诗・大雅・丞民》中“穆如清风”，是对这个“穆”字的最好注脚，“静穆”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顽寂，相反而是灌注着勃勃生机，是一种人与自然的灵动交融。苏轼说陶渊明这首诗是“古之耦耕植杖者”才能写得出来，其意是说，只有像诗人那样亲身务农者才能写得出如此真切的诗句。但是我们要说，只有能够真切体会到自然生命律动并能与之协律生活的人才能说得出如此的诗句，后人常说，陶渊明爱菊，而菊花是他人格高洁的象征。但在陶渊明诗文中出现的“菊”字的频率并
小说人物出场艺术
(上)
黎
筝
不高。陶集中频率出现最高的字当数“酒”和“鸟”，据统计，“鸟”字出现了２３次，这个数字仅次于“酒”而数倍高于“菊”字。所以我们说，陶渊明有着一种“飞鸟情结”。他有时把自己比作一只鸟：“翼翼飞鸟，晨去于林。远之八表，近憩云岑。”（《飞鸟》）这只年轻的鸟多么向往着林外的天空，向往着新的生活。但当它看穿了官场的污秽和黑暗后，意识到当初心中向往的“天路”，却是阴险的狩猎人布下的樊笼和罗网，所以他选择了离开。“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诗人又用鸟的感受，尽情地宣泄回返家园，恢复本性的欢乐。“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饮酒．其五》）夕阳下，飞鸟投林，窠巢是鸟的归宿，找到了归宿的鸟在诗人的眼里是幸福的；人，何尝不应该如此呢？人不仅要像鸟一样，需要一个肉体栖息的“家”，还要有一个精神上的“家”，这就是现代人所说的符合主体本位生存的“精神家园”，这就是陶渊明从鸟的本性中体悟到人生的真谛。诗人找到了属于他的“精神家园”，并像一个执拗的宗教徒坚守着这块精神家园。所以，贫困交加的生活没有压垮他，相反，他用诗歌，描述着常人可以想见的处在那种境地中的清贫，歌唱和演绎着常人不易理解的那种清贫中的浪漫。
海德格尔说：“栖居是以诗意为基础的”，（《海德格尔选集》上册４６５页，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６６年版）这里的“诗意”，指的是一种自由而浪漫的生存境界，这种境界并不拘泥于物质条件的优劣，而是以主体精神上的感受为其划分标准。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放弃了县令的职务选择了清贫，他在选择了清贫的同时也就选择了人性的自由。他把这种主动的选择与无怨无悔的承担诉诸于文字，这就给他的诗歌带来了深刻意蕴的内涵。我们在讨论这位伟大诗人给后世留下宝贵文学遗产的同时，千万不要忘记：陶渊明本身就是一首充满浪漫激情的动人之诗。
（作者：江汉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副教授。责任编辑：白嶷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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