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tinct，Inspiration,Insight and Creative Thinking

张浩

内容提要直觉、灵感或顿悟在艺术创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现代科学的发展同样离不开非逻辑、非理性的直觉、灵感或顿悟的创造性功能。在创造性活动中，直觉思维有助于选择研究目标、提出科学假说、科学发现。直觉需要利用逻辑的优点弥补其不足，只有将逻辑和直觉互补地结合起来，才能完整地揭示创造性的思维认识过程。灵感或顿悟的显现有赖于长久持续的实践活动，产生创造性的灵感或顿悟思维，可采用“两面神思维”方法、相似性思维方法和理想化思维方法。

关键词直觉灵感顿悟创造性思维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100732

Zhang Hao

Abstract：Instinct,inspiration and insigt take very important function on literary work,an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cience also depends on them.In the innovation process,instinctive thinking is helpful to choose research goal,put up scientific hypothesis and discoveries.Instinct requires logic to make up its disadvantages.Only combine them,could the whole innovative thinking process be revealed.Inspiration and insight depend on long-time and sustaining prac-tise.In order to make them come into being,we could adopt the measures of comparability and idealization thinking. Key words：instinct,inspiration,insight,creative thinking

人的创造性的思想火花，来自直觉、灵感或顿悟。吴宁认为，“现代科学发展

不仅依靠实验手段、理论分析、数学和逻辑运算，也离不开非逻辑、非理性的直

觉、灵感、顿悟的作用。”[1]科学是创造的代名词，无创造就无科学的发展。因此，

在研究非理性认识与创造性思维的关系时，应该深入探讨直觉、灵感或顿悟与

创造性思维的关系问题。

一、直觉与创造性思维

人们把直觉这个概念从哲学、美学中提取出来，放到科学创造过程中加以

讨论，还是20世纪以来的事。许多科学家把直觉看作从事实到理论、从旧理论到

新理论转变的一种思维工具，并给直觉较高的评价[2]。

从科学发展史来看，直觉在创造过程中的形式，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出现

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欧几里得式的直觉创造，即在经验基础上借助于直觉的

想象和猜测，提出一些科学的基本公理、定律和假说。达·芬奇、牛顿、法拉第、居

里夫人的工作，就是这种类型。另一种是阿基米得式的直觉创造，这是在冥思苦

想之后，以瞬间的方式在大脑中迅速出现一种新思想。它表现为明显的一瞬间

的顿悟和闪现，是一种灵感状态的直觉。这种类型的直觉或出现于意识的清醒

状态之中，如达尔文、门捷列夫、彭加勒等科学家的科学发现；或出现于睡眠半

睡眠状态的梦境之中，如凯库勒在梦中发现苯分子的环状结构的理论等。而无论何种状态，科学家总具有某种直觉的信念或自信力，这一点在居里夫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直觉也可以理解为自觉的预感，在创造过程中，直觉能力强的人，能预先感知到所研究的事物在发展变化过程中会有某种现象发生，但他并不知其所以然。

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和艺术家都由衷地对直觉思维能力在知识创新中的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爱因斯坦曾说：“真正可贵的因素是直觉。”[3]德国著名物理学家玻恩认为，“实验物理的全部伟大发现都是来源于一些人的直觉”[4]。法国著名物理学家德布罗意指出：“想象力和直觉都是智慧本质上所固有的能力，它们在科学的创造中起过，而且经常起着重要的作用。”[5]日本著名物理学家汤川秀树也强调“人类的直觉能力的重要性”[6]。彭加勒在《科学与方法》一书中专用一章论述直觉问题。他指出：“逻辑是证明的工具，直觉是发现的工具。”[7]他说，在我们面前有无数条可供选择的道路，“逻辑可以告诉我们这条路或那条路保证不遇见任何障碍；但是它不能告诉我们哪一条道路能引导我们到达目的地。为此，必须从远处瞭望目标，教导我们瞭望的本领是直觉。没有直觉，数学家便会像这样一个作家：他只是按语法写诗，但是却毫无思想。”[8]著名文艺理论家卢那察尔斯基说：“艺术家之所以可贵，正是由于他能提供新的东西，能运用其全部直觉，深入通常统计学和逻辑学所难以深入的领域中去。”[9]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第三次浪潮》的作者阿尔涅·托夫勒也说：“人人都要有‘预感’，换个文雅的词，就是要有‘直觉’。”[10]著名哲学家凯德洛夫则用更鲜明的语言表示：直觉是“创造性思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没有任何一个创造行为能离开直觉活动”[11]。

美国化学家普拉特和贝克曾经对许多化学家采用填调查表的方式进行调查，有232名化学家向他们递交了调查表，其中有33％的人说在解决重大问题时经常有直觉出现，50％的人偶尔有直觉出现，其余17％的人未有此现象[12]。这种调查至少在某种数量上表明了直觉在科学创造中的重要地位。

心理学家把意想不到的顿悟或理解叫直觉，这是人们的一种普遍的思维现象，它确实魅力无穷。许多科学家、艺术家、社会活动家在创造发明、进行创作或作出重大决策时，都会出现这种直觉现象。心理学家认为，直觉属于创造性思维的范畴，它可以产生和形成于任何科学、艺术、技术产品的思想和构思，在人类思维认识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有些科学家的创造性直觉发生在旅行中、散步时，甚或在病榻上，如著名化学家门捷列夫，就是在旅行的火车上突然发现了元素周期律的；英国生物学家华莱士关于进化论中自然选择的观点，就是在他发疟疾时想到的；瓦特发明蒸汽机上的关键部件分离凝结器，就是在格拉斯哥大学美丽的校园里散步时，突然想出来的。

在创造性活动中，直觉思维具有以下主要作用：

第一，有助于选择研究目标。在科学创造过程中，可以运用直觉对科学研究的方向、方法、手段、途径、决策等方面作出选择。选择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过程。在大量实验事实或信息所提供的各种可能性中作出选择，往往不是单纯运用逻辑思维就可以完成的。直觉在选择中起了很大作用。在创造性活动过程中，人们常常会面临目标选择，特别是当各种目标难分优劣时，往往会陷入无所适从的困境。一般来说，创造性目标的确定，仅靠逻辑推理是为力的，有时要借助直觉的启示，敏锐察觉到目标的深远意义，从而导致重大的发现和发明。这种直觉，也称“战略直觉思维”。英国物理学家卢瑟福凭直觉判断，全力投入原子物理学和原子核物理学的研究，作出了一系列开拓性贡献。事后，他对此迷惑不解的是为什么其他物理学家没有去研究原子核，因为沿着这条道路可以在短时间内有许多重要发现。

法国著名数学家彭加勒认为，数学的发明就是在数学事实的无穷无尽的组合之中找出有用的组合，抛弃无用的组合。因此，“所谓发明者，实甄别而已，简言之，选择而已。”[13]那么，科学家的这种选择能力由什么决定呢?彭加勒认为，是由直觉决定的，是由数学直觉力决定的。他认为，在数学创造中的直觉，乃是“数学的秩序之感觉”，能使我们“发现隐微之关系及和谐”[14]。有些人具有极强的记忆力，但这种数学知觉力不强，所以他能够学习和掌握数学，但无力创造；相反，有些人有很强的数学直觉能力，尽管其记忆力并非极佳，也能有所发现，总之，“直觉力的多寡”可以决定创造成绩之大小。

第二，有助于提出科学假说。在科学研究中，直觉思维能够突破经验思维和理论思维的局限，充分调动思维的潜能，从思维的起点跳跃到思维的终点，从而创造性地提出新的科学理论、假说或概念。如20世纪初物理学家普朗克提出量子假说，引发了经典物理学的一场，爱因斯坦凭借非凡的直觉思维能力，把这场推向前进，导致了物理学的重大发展。这就是说，科学假说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依赖直觉的作用，即设定此实体而不是彼实体，该过程而不是它过程。正因如此，爱因斯坦才指出：“从逻辑的观点看来，却没有一条从感觉经验达到这些概念的通道。”[15]他又说：“只有通过那种以对经验的共鸣的理解为依据的直觉”[16]，才能产生新的概念和理论。

假说也就是一种超前认识，人们凭直觉可以提出假说，使这种超前认识远远超越他们所处的时代。例如，计算机之父、英国著名数学家、逻辑学家图灵突出的开创性和惊人的洞察力，使他的很多思想由于超出当时人们的理解能力，而一度默默无闻，而二三十年后一些人的研究成果，似乎不过是在证明他的思想超越时代的程度。

现代科学发展表明，猜测性的假说几乎成了建立现代科学理论的必然过渡，而直觉思维富于创造和猜测的潜力，应该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第三，有助于科学发现。直觉对科学创造和发现具有直接的推动与促进作用。这个问题，许多著名的科学家、理论家和文艺评论家都有明确论述。如日本学者藤井康男就说：“科学上的新原理多是靠直觉发现的。比如‘相对性原理’也好，‘中子理论’也好。据发现者自己讲，都不是经过潜心的计算，开动逻辑思维加以推理论证后发现的，而是正在洗澡，或是躺在床上突然想到的。”[17]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曾说，最重要的科学发现并不是通过逻辑推理得出的。由于直觉思维植根于已往科学认识成果的肥沃土壤之中，科学家时常通过直觉的启示为契机，去猜测、想象，从而形成种种孕育着开拓和创造性的新思想，导致科学上的新发现、新突破。著名物理学家福克也曾说过：“伟大的，以及不仅是伟大的发现，都不是按逻辑的法则发现的，而都是由猜测得来；换句话说，大都是凭创造性直觉得来的。”[18]爱因斯坦认为，直觉能抓住事物的联系，从而导致科学的发现。他指出：“在法拉第-麦克斯韦这一对同伽利略-牛顿这一对之间有非常值得注意的内在相似性——

—每一对中的第一位都直觉地抓住了事物的联系，而第二位则严格地用公式把这些联系表述了出来，并且定量地应用了它们。”[19]法国著名哲学家、生命哲学和直觉主义的主要代表者柏格森在分析现代数学的创造时指出：“直觉是发明的根源”[20]。他认为，“我们往往把科学的逻辑工具当作科学自身，却忘记了作为其余一切的发生根源的形而上学的直觉”[21]。而这些直觉又是“各种科学在其历史过程中的此处或彼处所达到的，而科学之达到这些直觉，只能借助于天才之力”[22]。他指出“科学上之种种伟大的发现（至少变更实证科学或创造新的科学的发现）”[23]，都是借助直觉“对于纯粹绵延的深度的许多探测”[24]。现代西方许多科学哲学家，也从不同角度论述了直觉在科学发现中的作用，如波普尔（1986）就宣称：“并没有什么得出新思想的逻辑方法，或者这个过程的逻辑重建。我们的观点可以这样表达：一切科学发现都包含着‘非理性因素’，或者柏格森的‘创造性直觉’……它们只是通过以对经验对象的感性介入为基础的直觉才能达到。”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对直觉在人们的创造思维和创造性活动中的作用，形成比较明确的认识。但是也应认识到，单凭直觉得出的认识和结论，并不总是正确的，而且有时甚至还会是错误的，尤其是感性直觉更容易出错。但错误是成功的先导，只要人们坚持把直觉看作科学发现的一个环节，把它与其他的逻辑思维方法和实践检验结合起来，那么，就能在科学研究的实践中，获得新的认识和突破性成就。

这就是说，直觉也要依赖逻辑，利用逻辑的优点弥补自己的不足。胡敏中（1998）认为：“直觉迸发的一般过程可分为准备、酝酿、迸发和验证四个环节或阶段。在直觉迸发的准备和酝酿阶段，一般是一个理性的逻辑思维和抽象思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主体要积累渊博的知识，并且要从事艰苦卓绝的创造认识活动，这样就使研究的认识问题得到了强化。当有某种外界的刺激或者变换思维视角和思维方式的时候，有可能迸发出直觉，从而使认识问题得到完满的解决。可见，逻辑思维是直觉迸发的必要准备阶段，没有逻辑思维的准备，没有逻辑思维对认识问题的操作和强化，就不可能有直觉的迸发。同时，直觉迸发后，需要逻辑思维对直觉领悟出的认识结论作验证和完善。因为直觉的迸发具有偶然性、突发性，与此相应的是直觉领悟出的认识结论具有或然性、模糊性和不系统性，这就需要对它进行逻辑的证明和完善，排除其错误的认识结论，对正确的认识结论进行逻辑的证明和完善，使之具有必然性以及理论上的自明性和系统性。”因此，胡敏中（1998）在谈到直觉与逻辑的关系时，明确地指出：“逻辑需要直觉来补充，直觉也需要逻辑来补充，逻辑和直觉在创造认识过程中是互补和相关的。”

实际上，新的、独创性的认识成果，往往是在认识的逻辑中断和思维的跳跃中产生的，而认识的逻辑中断和思维的跳跃，又往往是由直觉使然的，是直觉的功劳。可以说，独创性认识成果的获得和直觉这种非理性、非逻辑的思维认识方法结下了不解之缘。只靠逻辑思维是难以获得独创性认识成果的，只有把逻辑和直觉互补地结合起来，才能完整地揭示创造性的思维认识过程。

二、灵感或顿悟与创造性思维

灵感或顿悟虽略有区别，但它们在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活动中的表现形式和作用则基本相同。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在此一并加以论述。

钱学森（1986）说：“凡有创造经验的同志都知道光靠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不能创造，不能突破：要创造要突破得有灵感。”这既是客观事实，也是钱学森的经验之谈。

灵感或顿悟是一种带有突破性的创造性思维认识活动。它的发生像其他创造性思维认识活动一样，必须基于实践而始于问题。

心理学家认为，灵感或顿悟都是科学家和艺术家在创造过程达到高潮阶段出现的一种最富有创造性的思维心理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中，科学家会突然作出重大科学发现，文学家会突然构思出绝妙的艺术情节和动人的辞章、诗句。所以，灵感或顿悟状态是创造性思维的一个典型特征。处在灵感或顿悟状态的时候，创造者最富有创造力。

1934年，美籍意大利物理学家费米作出了一个引起原子核裂变的关键性发现：如果中子束事先通过石蜡来降低速度，那么，当中子束射中靶子的时候，就能极其有效地使靶中的原子核变得不稳定。费米后来在回顾他的这一重大科学发现的灵感产生的情景时说：“当时我们正在不辞辛劳地研究中子诱发放射性的问题，迟迟得不出什么有意义的成果。一天，我来到实验室，忽然产生一个念头：我应该考查一下，在入射中子前面放置一块铅会有什么效应。我一反往常，不惜付出艰苦的劳动，到机床上加工了一块铅，我分明感到某种不满意，因此我找种种‘借口’拖延时间，不把这块铅放上去。最后，我终于准备勉强把它放到那里去。可是，我喃喃自语：‘不，我不想把铅块放在这里，我想放一块石蜡。’事情就是这样。没有前兆，事先也不曾有意识地进行推理。我马上随手取了一块石蜡，把它放到原来准备放铅块的地方（周昌忠，1983）。这喃喃自语的一闪念，使他获得了成功。

由此可以看出，灵感或顿悟是创造者在顽强的、孜孜不倦的创造性劳动中，达到创造力巨大高涨和紧张的时候所处的一种思维心理状态，灵感或顿悟是创造性活动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人们常说，创造是富于灵感或顿悟的劳动。

任何灵感或顿悟都是人们长期辛勤劳动的结晶。只有在长久持续的实践活动中，才会有灵感或顿悟的显现。著名画家列宾说，灵感是对艰苦劳动的奖赏；著名作曲家柴可夫斯基更是形象地说：“灵感是这样一位客人，他不爱拜访懒惰者。”（周昌忠，1983）灵感所昭示的往往是科学家长期思虑、缠绕多年的问题，灵感或顿悟的产生是勤奋的结果。不仅科学研究是这样，就是文艺创作也不例外。

清人袁守定对创造性灵感是在长期积累的前提下偶然得之这一点，有相当精彩的论述：“文章之道，遭际兴会，摅发性灵，生于临文之顷者也。然须平日餐经馈史，霍然有怀，对景感物，旷然有会，尝有欲吐之言。难遏之意，然后拈题泚笔，忽忽相遭，得之在俄顷，积之在平日，吕黎所谓有诸其中是也。”[25]这就是说，俄顷之间得到的创作灵感，要靠平时长期的积累。这种积累是多方面的，既有生活素材的积累，也有艺术创造经验的积累；既有四季对景感物的阅历，也有平日餐经馈史的攻读；既有思维认识内容的搜集，也有主体习性的陶冶。这一切，就是刘勰所高度概括的：“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26]只有做到了这些，才能为“感兴”创造必要的前提。同时，也只有在积学、酌理、研阅、驯致中，才能使艺术家的主体情性得到陶冶。在这一点上，刘勰比西方的先验“天才论”高明得多。他既看到艺术家的特殊的“灵性”有先天的因素，又强调后天实践的改造。不同的“情性之铄，陶染所凝”，才使人们“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因此一定要注意用高雅优美的后天教育和实践去提高人们的天赋，激扬人们的性灵。这就是他所说的“才有天资，学慎始习，斲梓染丝，功在初化，器成彩定，难可翻移。故童子雕琢，必先雅制，沿根讨叶，思转自圆。”[27]经过后天的长期努力，积累了丰富的学识，陶冶了艺术的性灵，那么就可以“按部整伍，以待情会，因时顺机，动不失正”。一旦“数逢其极，机入其巧，则义味腾跃而生，辞气丛杂而至”[28]，美妙的创造灵感就会在俄顷之间遭际了。

一般来说，创造性灵感往往是在循常思索基础上的反常得之。在创造过程中触发灵感的信息，无论是来自外部的偶然机遇，还是脑内的思想闪光，都包含着事先没有意识到的事物的某种本质联系。因此它们能突破常规思路，开辟新的境界，成为文艺创作、科学创造的催化剂。由此可见，要自觉地运用灵感激发规律，最根本的是要利用各种反常信息和反常办法，去突破和超越常规思路。美国当代著名趣味数学家马丁·加德纳（1981）曾说：有些问题如用传统的常规方法去解决确实困难。“但如放开思路，打破常规，灵机一动，问题顷刻迎刃而解。”

布伦特发明吊桥就是反常规思维成功的实例。在这之前，他的思维一直囿于自古以来架桥得有桥墩的意识模板的束缚之中，因而，百思不得其解。一次，他偶然看到蜘蛛拉丝结网，心中忽有所动，于是，蜘蛛的暗示便启发了他的思维流向。一刹那间出现了灵感，从而发明了吊桥。

对于创造性灵感或顿悟怎样才能在循常思索的基础上反常得之的问题，清代著名诗人袁枚对这种奇特的灵感激发过程，作了非常形象、深刻的描述：“千招不来，猝然忽至。十年矜宠，一朝捐弃。人贵知足，惟学不然。人功不竭，天巧不传。知一重非，进一重境，亦有生金，一铸而定。”[29]这就是说，人们按照自己的常规思路，千招不来的东西，有时得来全不费功夫，而这种仓猝而至的东西，却又偏偏包含着意想不到的创造性，甚至会迫使创造者不得不放弃以前十年循常思维得来的成果。那么，能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以前的“十年”“千招”是毫无意义的呢？不能。理由是“人功不竭，天巧不传”。明代诗人皇甫汸说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或谓诗不应苦思，苦思则丧其天真，殆不然。方其收视反听，研精殚思，寸心几呕，脩髯尽枯，深湛守默，鬼神将通之。”[30]囿于常规思路的循轨思维达到这一步，走到尽头的循轨思维自身就会引出反常越轨的思维方式来，会促使处在“山穷水尽”中的创造者，自己去另辟蹊径，去探求导向“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路[31]。

凡创造性思维，必突破和超越常规思路。那么，人们怎样才能放开思想，突破和超越常规思路，产生创造性的灵感或顿悟思维呢？

第一，“两面神思维”方法。古希腊神殿中有一种能同时看两个相反方向的两面神，国外的思维科学研究者便由此引伸出“两面神思维”。这种思维方式，实际上就是辩证法在思维领域的一种具体运用，其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例如，依据矛盾的对立面互相依存的原理，可以进行反传统习惯性思路的反向思考。逆传统几何的平行理论而研究，结果发现了非欧几何；反数学的精确化而行之，由此发端了模糊数学。电能生磁，那么磁是否反过来也能生电呢？法拉第利用反向思考，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台感应机。法拉第的老师戴维则想，利用化学作用可以产生电，为什么不可以反过来用电去搞化学呢，后来他果然用电解法发现了七种新的化学元素。

第二，相似性思维方法。在科学研究中，相似性思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莱布尼茨曾说过：“自然界都是相似的。”普朗克也曾感叹道：“从表面看来，自然界的现象是千差万别，但是在不相干的领域中常常体现着类似的简单原理，如果没有这种情况，以比喻和类推为主要手段的人类思维去探讨自然奥秘，不知要困难多少倍。”[32]“修氏理论”创立者、我国著名医学家修瑞娟在探讨比头发丝还细的微血管的循环运动机制时，就曾从大海波浪击岸中找到类比启示的灵感，创立了微循环理论。高士其（1983）对相似性思维也有深刻的论述：“我们生活在科学的世界，更生活在规律的世界。世上万物虽千姿百态，但究其本质，有其相通的哲理。在我们摸清了事物各自迥异的个性后，就需要寻找它们的内在共性，这是一个明智的做法，也是认识事物的好途径。”在超越旧的知识框架、向新的未知领域突进时，应该高度重视相似性思维方式的作用。

第三，理想化思维方法。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设，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33]这就是说，人的创造活动，无论是物质生产还是精神生产；是科学创造还是艺术创作，都是遵循着美的规律的，都是贯穿着理想化的思维方式的。

在文艺创作中，理想化原则是最基本的指导原则之一。不仅浪漫主义创作流派以它为驾驭想象的翅膀，就是现实主义作者在再现社会生活时，也离不开它的指导。法国著名雕塑家罗丹把举世公认的美的典范——

—维纳斯女神雕像放在自己工作室里，“是想在工作的时候，借以激起自己的灵感。”[34]

在科学创造活动中，理想化的思维方式在突破经验归纳法的局限性、不完善性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杨纪珂（1979）提出了科学创造活动的四阶段模型。他认为，人的科学认识是按照实践（S)→归纳（G）→理想（L）→演绎（Y）这四个阶段循环的，他称之为SGLY循环（见图一，下页）。其中的理想阶段，主要是指在归纳后创立理想化的模型和假说。

理想化思维方式的客观依据，是物质世界普遍存在的统一性、和谐性和基本结构的简要性。海森堡在回答爱因斯坦提出的何以对自己的假设有这么大的

信心时说：“正像你一样，我相信自然规律的简单性具有一种客观的特征，它并非只是思维经济的结果。如果自然界把我们引向极其简单而美丽的数学形式——

—我所说的形式是指假说、公理等等的贯彻一致的体系——

—引向前人所未见的形式，我们就不得不认为这些形式是‘真’的，它们是显示出自然界的真正特征。”[35]科学家正是按照他们在长期的科学探索活动中形成的统一性、和谐性、简单性观念，对经验归纳法提供的不完善理论进行美化整形、改造组建，从而形成理想的假说。例如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就把体系的协调放在首位，用理想的假说填补事实的不足，突破了当时已有的三素组、八音律等理论拘泥于归纳已有元素的局限。法拉第兴奋地写信告诉德·拉·里夫，他的兴趣被吸引到“电磁转换”的问题上来，是因为“磁力转换的法则，简单而又美丽。”物理学家许温特追述粲夸克的提出过程时说：“起先，根据轻子和夸克之间可能有深刻的联系的想法，从审美的角度支持这种建议。因为已知有四种粒子，所以认为如果也有四种夸克，那么，基本粒子谱就会漂亮得多。轻子成对地出现，电子（e）跟一种中微子（γe）相关联，而μ子跟另一种中微子(γμ)相关联，u和d夸克形成相似的一对，但s夸克却没有伙伴，于是设计一个新的夸克来填补这个真空。”[36]

以上简要介绍的“两面神思维”方法、相似性思维方法和理想化思维方法，本质上都是扩散性思维。它们既有超越常规思路局限、突破形式逻辑思维束缚的自由度，又合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运动最高级的辩证法规律。因此，有意识地遵循和利用这些创造性思维方法，就能突破常规，放开思路，更多地寻找反常信息，就能出奇制胜，另辟蹊径，更有效地解决反常课题。这正是从根本上对灵感或顿悟激发规律的自觉运用[37]。参考文献

[1]吴宁：《社会历史中的非理性》，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3页

[2]B．M．凯德洛夫等：《第六届国际逻辑学会议概况》，《哲学译丛》1980年第4期

[3][15][16][19][35]《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284、409、102、15、216页

[4]玻恩：《我这一代物理学》，商务印书馆，19年，第183页

[5][11]B．M．凯德洛夫：《自觉论》，《科学与宗教》1979年第1期

[6]（日）汤川秀树：《创造与直觉》（英文版），1973年，第11页

[7][8][13][14]（法）彭加勒：《科学与方法》，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438、438、28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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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萧萧等：《心智何来》，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第167页

[12]（英）贝弗里奇：《科学研究的艺术》，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72～77页

[17]张庆源：《右脑风暴》，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315页

[18]王梓坤：《科学发现纵横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22页

[20][21][22][23][24]（法）伯格森：《形而上学导言》，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32～34、34页

[25]袁守定：《占毕从谈·谈文》

[26]刘勰：《文心雕龙·神思》

[27]刘勰：《文心雕龙·体性》

[28]刘勰：《文心雕龙·总术》

[29]袁枚：《续诗品三十二首·勇改》

[30]（明）王世贞：《艺苑卮言》

[31][32][37]陶伯华等：《灵感学引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9~60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7页

[34]《罗丹艺术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9页

[36]许温特：《粲基本粒子》，《科学美国人》（英文版）1977年第4期，第60页下载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