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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中国警方面临七大挑战[转帖]

一、工作要乘势而上对现行提出挑战

中国目前处于怎样一个状况？借用四川剑门关上的一副对联来形容最为贴切：“历尽艰险，方博得脚跟站稳；前程坦夷，岂能够掉以轻心”。我国现今基本上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是一个“混血儿”，是一个多种版本的组合。第一大块是从满清王朝末期组建中国局以后到北洋时趋于完善，到了时期，按地域组建部门，我们从手上夺取政权以后，基本上沿袭了其。仅以四川为例，时期的旧局的管理体系区域权限，后基本上没有变动，另外还接收了大批伪留用人员。第二大块是从江西瑞金苏维埃时期的保卫局系统，发展到抗日战争、战争时期各区和野战军的保卫部，后直接过渡为保卫部门，成为新中国的中坚和骨干。第三大块是原苏联治安局的模式。这三大块模式相结合的从共和国建立到现在已经运行50多年了，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为保卫和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改革开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但是这个现在已严重不适应形势的需要了。

改革开放20多年来，可以说中国还没有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最多就是改良和改进。对于这些问题的存在，大家都非常清楚，写文章反复论述过，开会也反复讨论过，意见也提过，牢骚也发过，但都仅仅停留在纸上和嘴上，很难落实到改革行动中。所以这么多年了，我们依然背负着旧的沉重包袱艰难前行。

新的世纪总是给人许多新的希望，但是，如果寄希望套上旧的束缚在新世纪阔步向前，我不得不低调地说一句：今后的路是越走越难，工作任务要完成得很好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和人民群众对工作会越来越不满意。

二、社会变革对政治生活角色地位的挑战

在中国当代社会政治生活中，我们机关处于一个什么地位呢？按照机关自己的说法，是半军事化单位，是武装性质的治安力量；按照政治化的说法，是党的工具，是无产阶级专政柱石；按照文学语言讲，是人民的保护神，是犯罪分子的克星。但都不是法律语言。正因为没有法律术语给下一个确切的定义，所以的地位在中国现代社会政治生活中很不明晰，处境十分尴尬。如果机关是半军事化单位，是武装性质的治安力量，就应该警令统一，指挥畅通，

保障有力。但目前在机关内部的情况是警令不大通，指挥不大灵，保障也不力。现在我们一方面讲警力严重不足，但另一方面又进了一些素质低下的“关系户”，每年大量院校的毕业生却分不进机关，因为进不在机关。维护稳定任务很重，我们三令五申要求情报信息畅通，发生影响稳定的事件要及时上报，应该说这也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的一个基本要求，但在一些地方往往做不到，少数领导怕丢了乌纱帽，发生了件不准报，机关想报不敢报，怕得罪了当地、。

正值各地机构改革紧张进行，人事部门、编制部门讲，机关是的职能部门，机构改革裁员要一刀切。全国省厅这一级的机关至少减掉了25％，最高的减到35％，各市县机关也要裁减。省厅作为宏观指导机关减一点可以提高效率，可是基层机关警力本来很紧张，再减个30％左右，能维护好社会稳定、有效打击犯罪吗？西方国家的警力多在万分之二十五以上，目前四川的平均警力比为万分之六点六五，如果按最低25％裁减，四川的平均警力将下降到万分之四点九九，仅为西方国家警力比的五分之一，以如此低比例的警力，落后的装备条件，去迎战日趋复杂严峻的违法犯罪活动，其困难可想而知。何况机构改革裁员并不多是将水平低、素质差的“关系户”等裁出队伍，这势必降低队伍的平均素质和战斗力。由此可见，的角色地位是不确定、飘忽的，需要你冲锋陷阵，需要你同犯罪分子面对面作流血斗争的时候，你是半军事化单位；人民群众需要的时候，你是服务机关；、需要的时候，你是刀把子、杆子；人民代表评议的时候，你是执法机关；机构改革的时候，你又成了行政机关和公务员，要做好被裁减的心理准备。

现在是需要给角色一个确切定位的时候了，只有性质准确、职责明确、地位确定的机关才能履行好无产阶级专政职能，做人民的保护神和犯罪分子的克星，才能维护新世纪稳定、秩序、安全的社会生活环境。

三、新形势下犯罪出现的新情况对队伍素质的挑战

新世纪之初，刑事犯罪对我们的挑战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至少有五大犯罪会愈演愈烈。一是以涉、涉爆为特征的暴力犯罪愈演愈烈。犯罪分子动辄持杀死杀伤多人、持武装抢劫。爆炸案件有逐步升级、恶化的趋向，近年来四川省先后出现了邮包、传呼机引爆案件，被爆炸的目标既有电影院、商场、公共汽车等公共场所，也有、和派出所，社会危害性和政治影响都较大。二

是以涉黑犯罪为代表的有组织犯罪出现数量增多、危害升级、逐渐成熟的发展态势。这些犯罪集团尤其是涉黑集团对治安的危害十分严重，不仅数量上升较快，而且其犯罪和渗透领域迅速扩展，作案手段不断更新，组织上日趋严密和成熟。三是以吸毒、贩毒为纽带的连锁犯罪突出。如四川省仅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就有六万多名，绝大多数吸毒人员要以贩养吸、以盗养吸、以抢养吸、以*养吸，吸贩毒往往又与暴力犯罪、性质犯罪交叉渗透，危害社会。今后，不排除国际大的贩毒集团内外勾结，大肆走私贩运毒品和易制毒化学物品的可能。四是经济犯罪日渐突出，严重危害国家经济秩序和经济安全。由于市场经济发育成熟有一个过程，及经济犯罪自身发展规律等原因，经济犯罪在较长时期内会持续上升。同时，由于中国经济将更广泛地融入全球经济，国际经济犯罪活动的矛头也会指向我国，特别是某些受加入WTO冲击较大的有待成熟的经济发展领域如金融证券、期货业等，较易成为国际犯罪的侵害目标。五是以电脑网络为代表的高新科技将更多地被犯罪分子所利用，实施技术型、智能型犯罪，特别是利用计算机技术、现代通信技术、现代信息技术、现代仿真技术等四个方面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犯罪，社会危害性更大，侦查破案难度更大。

反观我们机关是否为迎战新世纪犯罪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呢？据笔者了解，至少还不充分或准备不足。我们机关的领导仍在上下奔走忙于要经费、要装备，忙于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忙于事务和应酬；我们的民警正忙于应付无休止的达标检查考核，忙于应付繁杂工作和各种非警务活动；我们的院校仍在使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教材培养21世纪的；工作方式仍停留在等待上级安排部署、没有主观能动性的计划经济阶段，管理方式、侦查手段仍没有新的突破，一些民警不懂科技、不学科技、不用科技。但与机关目前这种工作状态迥然不同的是，犯罪活动却是日新月异，新的科技成果一问世，很快就会被犯罪分子所利用，犯罪经常是跟踪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前沿。面对智能犯罪、黑客犯罪、金融犯罪等，没有高科技的手段，没有专业化的水平，机关能应付得了吗？

四、维护社会稳定任务繁重的挑战

毛、周总理当年给工作制定的方针是：打击敌人、惩治犯罪、保护人民。曾几何时，维护稳定已悄悄成为工作的首要任务。从到派出所，每年在总结部署工作时，都强调要把维护稳定置于机关各项工作的首位。维护稳定简言之

就是确保政治平稳，社会安定，对机关来讲就是要坚决果断处置敌我矛盾，及时妥善处置人民内部矛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都经历了翻天履地的变化。利益的调整、改革的阵痛、观念的冲击，使人民内部矛盾日趋突出激化。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难以得到及时有效解决，就外化、激化为不安定事端和件。2000年四川省统计上报的各类非法集会示威等件1382起，群众动辄聚集上访、堵车断道，甚至引发打砸抢烧事件，社会影响和危害严重。机关不可避免地要站到处置件的第一线，要维护秩序，做耐心细致的劝导工作，充当处置件的主力军。于是机关就经常被置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汇点，客观上就处于人民群众的对立面，这也是近年来警民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分析众多件的诱因，90％以上因经济利益而起，大多数群众是“有理取闹”。经济问题只能用经济手段来解决，对“有理取闹”只能依法处置。对付敌我矛盾、打击犯罪我们可以运用专政手段，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但是当我们面对的是大量要工作、要生存的黎民百姓时，机关就处于一种两难境地。一方面要履行职能，维护社会秩序，另一方面机关却不能解决群众的根本问题，机关要做到妥善处置发生的件，将不安定因素消灭在基层、消灭在萌芽状态，就显得困难重重。加入WTO后我国落后产业和民族工业将遭受较大冲击，由此将带来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亏损破产、工人下岗、失业困难、农民收入降低等一系列问题。据有关资料分析，我国目前共有1．8至2．6亿失业人员，大大超过社会警戒线，对社会稳定构成巨大威胁。

五、队伍建设的紧迫性对各级机关领导者的挑战

任何国家在转型期都存在队伍的问题，关键是看如何治理。因其工作性质的特殊性决定其要成为社会和媒体关注的焦点，一旦队伍内部出了问题立即就被新闻媒体炒得沸沸扬扬，各种意见、指责随之而来，相对于其他部门，仿佛部门存在的问题就特别容不得原谅。

导致队伍发生这样那样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原因，有队伍素质的原因，也有历史传统的原因。前面已经说到，因为的原因，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的管理、指挥不力，进口出口不畅，工作需要的人才进不来，个别素质低下、动机不纯的“关系户”，不称职的、违法乱纪的又清调不出去；由于经费保障不力，迫使一些地方机关乱收费、乱罚款、

乱摊派，长此以往，就使权力商品化问题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尤其突出；基层机关大量参与非警务活动，滋长少数民警欺压群众的恶劣作风；对的违法违纪案件，上级机关往往只有调查权没有处理权，削弱了内部的反力度，客观上助长了的恶性发展。以刑讯*供为例，机关采取了许多硬措施却屡禁难止，原因何在？除了历史原因之外，办案民警个人素质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不少民警特别是新民警综合业务素质不强，对法律纪律的尺度把握不住，工作方法简单，在狡猾、顽固的对象面前束手无策，加上个人思想修养、性格脾气等因素，容易产生急躁、粗暴情绪，于是文攻不成便武斗。同时，还存在诸多客观原因，如警力严重不足与工作任务日益加重，破案指标的压力，犯罪活动日趋智能化而民警的执法办案水平没有明显跟上形成较大差距，对物证的收集鉴定缺乏必要的水平和装备等。从原因分析不难看出，治理队伍内部的问题应该从上、根源上找对策。现在各地机关普遍实行了队伍建设领导责任追究制度，一个县发生一起刑讯*供案件，就要引咎辞职，即使你平时工作干得很出色也不能例外，但如果不从治本上解决问题，这种责任追究制度也不能从根本上杜绝问题的发生。

现在有些基层工作非常艰难，这边某单位发了案子，说，我这儿连出差费、汽油费都没有，动不了。发案单位破案心切，什么都答应你，给你出汽油、出旅差费。到头来，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你破不了案，替发案单位挽不回损失，还花了一大笔钱，使发案单位雪上加霜。你说老百姓能不骂你吗？最近某省发生一起交通民警的恶性案件，其罪当诛。仔细剖析这个案子，单位领导和同事都说他平时老老实实，工作很认真，老婆没有工作，租了一间房子准备找点饭钱，房东非要他交12元的水钱，结果双方吵起来，弄出人命。我想，如果基层待遇稍高一点，收入宽一点，日子好过一点，他脾气再暴躁，也不会为了12元钱而杀人吧。在和平年代，是一个付出多、风险大的职业，四川这几年至少每月都有两名英勇牺牲，每天都有光荣负伤。但国家和社会并未给予风险对等的待遇和报酬，必然使队伍出现心理失衡，加之手中的权力很容易搞权钱交易，兑现为金钱、兑现为物质利益，一旦权力脱离监督，就必然会产生和违法违纪问题。

机关目前正在开展创人民满意、警务公开和“三项教育”等活动，确实能解决一些问题，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

果不从上、上、制度上和管理机制上研究和解决治本之策，仅仅靠现行办法，是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这么多年的实践已充分证明。

六、社会治安新问题层出不穷对中国理论匮乏的挑战

毛讲，“没有文化的，是愚蠢的”，同样，没有理论支撑的，是跛脚的。目前机关在理论方面存在的误区较多，误导也多，工作走了很多弯路，但我们并没有认真反思过失误和教训，一些工作思路和方法，到今天仍停留在凭激情和一时冲动的阶段。例如：由于我们对刑事案件的发展趋势缺乏深入研究和理性的、科学的预测，口号式地要求要使刑事案件“稳中有降”，一些地方每年还定了个指标，确实有不少地方刑事发案降下来了，但怎么降下来的？靠玩数字游戏，靠弄虚作假，按指标要求想立多少就立多少。虽然案件下降了，可老百姓的安全感并没有上升，说，既然案件减少任务减轻，就不用再增加经费，机构改革同其他部门一样裁员，于是机关就只有自怨自艾。再以警衔的变更为例，从1993年人民开始授衔以来八年间，我们的警衔标志已经换了三次，群众眼花缭乱，不少人都分辨不清，

这大大降低了警服和警衔的严肃性，也反映出我们在指导思想上缺乏整体宏观考虑。

没有理论指导的工作是苍白无力的，是盲目被动，也是没有战斗力的。工作需要理论指导，呼唤理论指导，但如今的理论还未摆脱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限，务虚研究、应时研究、浅层研究较多，实践性、前瞻性、深层次不够，对工作发展缺乏整体把握和系统研究；理论研究成果存在程式化倾向，一些事关工作全局的重大问题缺乏深入系统的理论概括和理论支持，工作中的热点、难点问题还缺少有见地、有针对性的研究；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情况突出，理论研究成果进入决策机制的较少，不能较好地转化为战斗力，一些有创新、有深度的理论成果只在刊物上发表，没有付诸实践。

新世纪需要的是立体的，既能冲冲杀杀，也能理论思辩，尤其在知识经济时代，理论、文化、科技会给工作带来更多的生机与活力。

七、现代社会生活的多元化对应对能力的挑战

随着中国现代社会生活、经济、文化的多元趋势，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面对这些多元化，我们时常感到茫然失措。比如对黄、赌的界定和处理问题，、法律都不太清晰；治安管理中哪些属于该管，哪些属于不该管，也不太明确；再如对互联网的管理我们正处于摸索阶段，如何区别网上行为的

合法与非法，如何防范查处网上的违法犯罪活动，对而言仍是一个全新的课题。随着群众法律意识的增强，以前只知道听命服从的老百姓现在也懂得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民告官的官司也越来越多，据最高人民同志的介绍，近年来民告官的案子40％都是我们部门输掉了，部门输掉的比例更高一些。我们部门也应该从败诉中深刻反省在执法行政中存在的问题。下载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