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娜拉与子君
内容摘要: 19世纪末,易卜生的剧本《玩偶之家》在挪威、伦敦正式上演,女主人公娜拉与丈夫决裂出走时的关门声在全世界回响。40多年后,鲁迅小说《伤逝》中的女主人公子君也在喟叹多次后默然离开家门,跨出永远离开丈夫的艰难步伐。娜拉为追求自我而出走，子君因失去真爱而回去，这两位女性,都曾有过幸福的家庭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旋风倾覆了他们的生活之舟?她们都有着追求追求的自我意识，却逃不过男权社会女性被物化的角色命运，在艰难追求自我的道路上，何处才是她们的归程？
关键字：自我意识 物化角色 悲剧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中西方都有一个“对人的发现”的时代，其实质是进行人的自我拯救，寻求的人格。地处欧洲边陲的挪威直到19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才开始活跃起来,西欧文艺复兴时代对于“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的“人”的呼唤,此时才在这儿得到回响。易卜生《玩偶之家》中的娜拉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发出“我是一个人,…至少要学做一个人”的呐喊。二十世纪初，女性争取自由的社会思潮从西方吹到东方，掀起了反对旧文化旧礼教的新文化运动，在这种背景下子君成为“我只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妇女发现”的代表人物。她们有着相似的心路历程和令人深思的结局。
一、追求自我的新女性
《玩偶之家》是一出撼动人心的戏剧，它好像一颗投入资产阶级中心堡垒的，炸毁了繁荣温馨的资产阶级家庭的虚伪面目，炸出了资产阶级婚姻丑恶腐朽的实质。有人把《玩偶之家》最后一幕娜拉的谈话比作一篇“妇女宣言”。娜拉在三天时间内思想认识产生巨大突变，由一个不自觉的“泥娃娃玩偶”蜕变成一个争取人格的思想成熟的女性，这其实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必然过程。
在戏剧开场时，娜拉会被误认为好像真是一只小松鼠，一只小鸟，如小孩一样。但是当后来追述丈夫病重无钱疗养,她挺身而出,伪造父亲签名,借来了救命钱，并辛苦凑钱还债时，我们就不难看出她的性格并不那么简单，她的内心世界是果断的，并且想证明自己对家庭、对生活的权力和责任是同丈夫一样的。在林丹太太责备她胡乱花钱时，她说“娜拉，娜拉并不像你们说的那么不懂事”又说，“你们都以为在这个烦恼的世界我没经历过什么烦恼事”并叫林丹太太不要小看她。的确，娜拉并不是那么不懂事，我们丝毫没有权利小看她，只是这时的她认为家庭就是世界，丈夫就是一切，但却是一个有勇气的女人。
柯洛克斯泰上门以公布伪造签字要挟娜拉为他的辞退向海尔茂求情一事，像飓风一样了原有生活虚伪的平静，掀起惊涛海浪，成为娜拉思想蜕变的“助推器”。娜拉坚信在她面临危险的时候，丈夫会挺身而出，但是事与愿违，海尔茂看到柯洛克斯泰揭发信后，对娜拉百般辱骂，以前被他称为“小鸟”“小松鼠”的娜拉在海尔茂眼里变成了“伪君子’、“撒谎的人”、“犯罪的人”， 完全暴露出他自私而虚伪的灵魂。而当借据被退回后，他便又玩弄哄骗手段，说自己 “我的翅膀宽，可以保护你”。冷酷的现实生活使娜拉惊醒，她清醒地认识到海尔茂并不是能创造奇迹的人，她对他的估价一落千丈。于是她不再爱他，不甘心再做男人的玩偶，不甘心再过无聊、空虚的“泥娃娃”生活，就算海尔茂用、责任、宗教、法律等种种束缚也不再能唤回娜拉追求自我的心，她果断地有勇气地选择离开了那个玩偶之家，踏上新生活的道路。
当娜拉的自我意识完成量变升华为质变的过程，她也由一个资产阶级家庭中几乎没有人格的贤妻良母，蜕变成为一个坚强、勇敢的争取人格、追求自我的新女性。她宜告，“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
《伤逝》是鲁迅先生在反对旧文化旧礼教的新文化运动背景下发表的唯一以爱情为题材的小说。子君曾经是一个娴静、温柔又纤弱姑娘，她不慕名门，只渴望自由，渴望相互尊重的无邪的真情。她并不怎么了解外界的生活，可是当爱情的光环照到她身上时，她的心灵就呈放异彩，她勇敢地反抗家庭的束缚，宣布“我只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走出“父亲那个”封建家庭的牢笼。这种被长期压抑的个性自我与传统的封建道德的彻底决裂比男主人公涓生还要透彻、坚强的多。在“紧贴在脏的窗玻璃上，连鼻尖都挤成了一个小平面”的鲇鱼须老东西面前，在“明晃晃的玻璃窗里，加厚的雪花膏”的小东西面前，子君“目不斜视地骄傲地走了”。在路上“时时遇到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子君也是“大无畏的，对这些全不关心，只是镇定地缓缓地前行，坦然如入无人之境”。从她倔强坚强的身影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战士般的勇气，使人不能不感受到她性格中那种追求自我,勇于反叛的精神气质。这正是“五四”一个觉醒的中国少女的可爱形象。
正是对于自我意识的追求，使得不同生活环境下的娜拉和子君选择了生活中关键的一步：她们都离家出走，去寻求幸福生活。
二、被物化的可悲角色
在《玩偶之家》中，丈夫海尔茂是绝对的一家之主，什么事也不让娜拉去做，他让娜拉做他的小鸟儿，做他的小松鼠，“泥娃娃”成了娜拉的代名词，他一直把娜拉当作一件逗乐的玩物，“是他的私有财产”。因此,尽管已经为人之母,娜拉仍不得不将自己打扮成小天使的模样,为丈夫唱歌跳舞,同孩子们游戏。为了满足丈夫的欲望,娜拉似乎也心甘情愿地扮演玩偶的角色。自己还清了借款，她把此看作是一件“又得意又高兴的事情”。她希望当她青春不再，夫妻感情淡漠时，将此事告诉丈夫会吸引丈夫对她的珍爱，可见用心良苦，令人哀怜。虽然娜拉担心丈夫迟早会发现自己伪造借据的秘密,并对自己虚假的生活深感不安,但她还是竭尽全力维持表面上看来幸福美满的婚姻。即便到了危机关头,娜拉也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留住丈夫。为此,她不惜孤注一掷。她要在圣诞晚会上用她的美貌、装束和舞姿为他们濒临崩溃的婚姻力挽狂澜。显然,娜拉并不是作为一个有着主体意识的人而活着,而是作为取悦男性的玩物而活着。正如剧本题目所示,娜拉在她的婚姻中的确只是一个玩偶,而非与丈夫享有同等权利的人。娜拉的出走正是为了不再做一个“泥娃娃”为了“做一个人。
在《伤逝》中,与涓生同居后的子君似乎完全忘记了她先前对的追求。有了爱情的鸟巢,她便以为拥有了整个生活,于是她放弃个人尊严,甘愿成为男人的附属和家庭劳作的工具。以前，她能够无畏地面对嘲笑,镇静地缓慢前行,坦然如入无人之境。而现在,她却变得毫无生气,沉溺于越来越飘渺的昔日浪漫,侍侯男人和操持家务成了她生活的全部内容。子君由一个勇敢无畏的新女性变成了庸庸碌碌的家庭奴隶。可涓生对她的操持家务，并不以为然，不但不体谅，还轻蔑地说什么“子君的功业，仿佛就完全建立在这吃饭中”，“吃了筹钱，筹来吃饭”。对子君很少有平等交谈的时候，说话总是“忠告”式的。特别是在失业以后，迁怒于子君，抱怨子君不为他的工作创造良好的环境，嫌子君让他吃饭是扰乱了他的工作，常给子君怒色看。他以居高临下的恩师的身份对待子君，认为自已之所以受苦，全是因为子君—不能独自谋生，还得靠他来“养活”的缘故。当子君把爱情和小家庭的幸福视为生活的目的和归宿,视为生命的支柱，“她似乎将先前所知道的全部忘掉了”,“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要义全盘疏忽了”。
娜拉与子君的物化角色既归因于男权统治，同时也是她们自己选择的结果。在漫长的人类历史进程中,男性一直被认为是强大的主宰,而女性则被视为柔弱顺服的附庸。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这种性别歧视都早已被人们视为理所当然。易卜生说：“这个社会完全是一个男人的社会,法律是男人写的,起诉人和法官都是男人,他们从男人的立场出发判断女人的行为方式,在这样的社会里,一个女人不可能忠实于自己”（1）。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妇女似乎与劳作有着不解之缘。“妇”字的结构就形象地说明女子是和扫帚紧密相连的。《说文解字》云:“妇,服也。从女持帚,洒扫也。”（2）。由此可见,妇女的职责就是服侍他人,用扫帚洒扫庭院。在《玩偶之家》中，娜拉是一个玩偶,婚前取悦于父亲,婚后则取悦于丈夫;她甚至不能拥有打开邮箱的钥匙。在《伤逝》中，子君努力为爱冲破封建藩篱,但她投奔的男人却使她沦为烧饭养鸡的家庭主妇。因为丧失自由意愿和个体意识,她们不再是自觉自在的人,而只是男人的依附。
经过长久的压抑,娜拉勇敢地道出真实的心声，她说自己再也“不相信书本里说的话”，也不相信过去崇拜的偶像———宗教、法律、家庭和伦理道德。“我还有同样神圣的责任，我对自己的责任”“国家的法律跟我心里想的不一样,可是我不信那些法律是正确的。”她要弄清楚“究竟是社会正确,还是我正确”。 在关键时刻，娜拉用言辞来表达自我，而子君却保持了沉默。生活入不敷出时,她会无精打采,甚至生闷气,但她从不抱怨。当自己的悉心照料竟换来与日俱增的鄙视和厌恶时,子君虽然苦恼,但她仍然一言不发。看见涓生对待小狗阿随冷酷无情,子君虽然不满,但也只表现出凄惨的神色。就连涓生提出分手,她还是默默地点头。这种沉默一直延续到涓生说不再爱她:“我同时预期着更大的变故的到来,然而只有沉默。她脸色陡然变成灰黄,死了似的;瞬间便又苏生,眼里也发了稚气的闪闪的光泽。这眼光射向四处,正如孩子在饥饿中寻求着慈爱的母亲,但只在空中寻求,恐怖地回避着我的眼。”娜拉的言说与子君的沉默，两种不同的话语方式折现出不同的文化背景影响，然而明显让人感受到的是与同时代那些受压迫但有声音的西方女性相比,旧中国女性隐忍沉默的命运更令人同情怜悯。
三、摆脱不掉的无奈悲剧结局
无论是勇敢地与玩偶之家决裂的娜拉，还是绝望的子君，都摆脱不了无奈的悲剧结局。娜拉勇敢的追求自我，坚决的离开玩偶之家，寻求自己的新生活，给人们以振奋。可是走后的生活怎样呢？1923年，鲁迅发表演讲《娜拉走后怎样》是曾指出：“娜拉走后怎样……但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但如果我们耐心看下去，会发现鲁迅并没有把娜拉的出路说的那么绝对。他说，娜拉出走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必须更富有，提包里要有准备，直白的说，就是要有钱。……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这是说，娜拉有第三条路，不过必须又一个前提——获得经济。
在以金钱为核心资本主义社会中，男子占据一种无需有任何特别的法律特许的统治地位。只要这种社会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娜拉即便跳出家庭的羁绊，挣脱了丈夫的奴役，也难以找到自身与的出路。
而对于子君来说，她所处的社会环境比娜拉更为封闭落后，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对个性的片面认识以及经济能力的缺乏，使她最终只能被社会吞噬。
她们的命运清楚地表明，在没有具备妇女彻底的社会条件之前，女子仅以离家出走的个人反抗形式去谋求自己的和权利，往往只能以悲剧告终，正如恩格斯所说:“妇女的第一个先决条件便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3）因为“男子在婚姻上的统治是他的经济统治的简单的后果，他将自然随着后者的消失而消失”（4）。
两位不同文化背景的伟大作家，以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为我们塑造了娜拉和子君两位可爱而又可悲的新女性的形像，她们在追求自我追求的道路上艰难前行。如果没有经济结构的改变，如果没有没有良好的环境、土壤供女性的思想成长、开花、结果。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去询问娜拉为什么等了8年才走,质疑子君为什么要死。一个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是这个社会男女成员的共同进步与发展。艰难的追寻，何处是归程？我们忽略了什么? 在探讨女性精神思想的进步发展中,我们几乎天然地认定男性已经走在女性的前面,这难道不令标榜自由、平等、的我们反思吗?
参考文献：
（1）[挪威]艾尔瑟·赫斯特.易卜生评论集[M].上海:外语教学与研
究出版社,1982:309.
（2）[汉]许慎.说文解字注[M].段玉裁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614.
（3）（4）《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四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7任一80页下载本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