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一直被语言学界所关注,二者的关系从来就没有获得过一种、充足的解释,因而成为不同语言学流派所关注的一个要点(杨永林, 2004:14-17)。究竟是语言先于思维,还是思维先于语言;是语言决定思维,还是思维决定语言,迄今为止,学界尚无定论。本文拟从回顾语言与思维的争论入手,通过对语言功能的反思及语言起源假说的再探讨来阐述语言与思维的同存共进关系。
一、语言与思维关系的争论
语言学界有关语言与思维关系的争论归纳起来可分为以下四类:语言先于思维,思维先于语言,语言决定思维和思维决定语言。以下是我们对这四种观点的简要概括。
1.语言先于思维
以法国哲学家E.B. de Condillac为代表的学者持语言先于思维的观点。Condillac曾充分阐释过人类只有通过语言的使用才能主动控制思维的主张。他认为不使用语言,人们便无法自觉控制思考功能及其它思维行为。前语言时期人们的思想受制于生理机能及环境刺激。没有语言,人们不能自觉地记住过去,比较两种感觉或指导思考的方向。语言使人类主动运用自然赋予的思考能力。他因此得出结论:野人没有记忆,他们有的只是他们不能自由支配的想象(Harris, 1997: 143)。
2.思维先于语言
思维先于语言观点的代表人物是J. Piaget。他把儿童认知发展分为四个基本阶段(Piaget,
1969):感知运动阶段(0-2岁),前运算阶段(2-7岁),具体运算阶段(7-11岁)和形式运算阶段(11-15岁)。他认为对正常儿童而言,有音节的语言发生在其感知运动阶段的终端,这期间儿童仰仗动作与感知的协调来组织经验,探索、适应外部环境。这个阶段是婴幼儿语言准备期,其准备包括发音准备和理解准备两方面。幼儿出生9个月后,虽然还没有语言,但已有动作思维(马福全,2005: 5-7),这表现为其能在手段和目的之间进行协调,从最初的图式中选取已知的方法用于新的情景,比如这期间的婴儿会抓住成人的手,向自己想取又取不到的物体方向拉动,或是要成人的手揭开被遮盖住的物体等。他通过对儿童思维发展阶段的具体分析认为,这时候儿童还没有语言,但已有了思维,也就是说思维先于语言(肖少北,张文香,2000:106-110)。
此外,伍铁平先生(1986:5-11)也曾经从个体发生学(ontogeny)及系统发生学(phylogeny)等视角
证明思维先于语言产生。他认为根据科学观察的结果,儿童总是先学会手势、身势、面部表情,然后才学会语言。经验告诉我们,幼儿通常在两岁左右才开始有语言,但其五个月时不仅能根据颜色、形状来区别物品,并对其进行归类,而且还能识别周围人的面孔,区分食物、玩具等。这表明这时的儿童已有抽象、概括的思维过程。同时,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已将人类的历史推早至几百万到一千四百万年,而语言学家对语言历史的推断至多到几百万年。二者的时间无法等同。另外一条证据是根据考古学家的发现,语言产生于旧石器时代后期,而旧石器时代的人没有舌骨。此外,伍先生还认为,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类先有生产活动然后才给事物命名。人们在生产活动中一定要通过思维才能达到预想的劳动成果。他根据以上种种证据得出结论:思维先于语言。
3.语言决定思维
此种观点以萨丕尔-沃尔夫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为代表。美国人类语言学家萨丕尔及其弟子沃尔夫提出的这一有关语言与思维关系的假说是当今最具争议,但又对人类学、社会学、哲学、心理学和语言学等一系列人文科学研究最具影响力的理论之一。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包含两部分内容:语言决定论(linguistic determinism),一个人的思维完全由母语决定,因为一个人只能根据其母语中编码设定的范畴和区别定义来认识世界,即语言决定思维、信念和态度等。语言不同的民族,其思维方式完全不同,这是该假说的强式表述。语言相对论(linguistic relativity),语言结构有无限多样性,因此一种语言系统中所编定的范畴类别和区分定义为该语言系统所独有,与其他语言系统中所编定的范畴类别和区分定义不同,即语言反映思维、信念和态度等。语言不同的民族,其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差异,思维模式随着语言的不同而不同,这是该假说的弱式表述(Bussmann, 2000)。无论是强式还是弱式表述,该理论的核心就是语言对思维起决定作用。
4.思维决定语言
前苏联学者L.Vygotsky的观点与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相左,他认为思维决定语言。Vygotsky通
过对类人猿和人类婴幼儿的思维与有声语言发展过程的研究,发现两者都存在“前语言阶段”和“前思维阶段”,即语言和思维并不是同时产生的,而是思维先于有声语言。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在思维与语言的关系问题上, Vygotsky作出是思维决定语言而不是语言决定思维的论断(Vygotsky,1986)。此外,国内也有学者从新词构造及形象思维等角度来支持思维决定语言的观点。齐秀冲,周桂兰(2002:136-137)认为brunch,motel, informercial,edutainment和cafetorium这类合成新词能够在主流英语中出现就说明思维影响语言。齐荣军(2005:55-56)发现思维对语言的决定作用还表现在有时候纯粹是为了交流的需要人们才用语言把思维表达出来。比如说,当我们构思一幅画时,用的是形象思维,根本不需要语言,但当有人让我们解释一下构思过程时,我们不得不借助语言把它表达出来。
二、语言与思维的同存共进关系
对于以上学术界关于语言与思维关系的诸多见解,作者不敢苟同。我们认为语言与思维之间很难确定孰先孰后或谁决定谁。语言与思维之间一直保持着同存共进关系。下面我们将从对语言功能及语言起源假说的反思入手,来进一步阐述我们的新主张。
1.语言功能的反思
对语言与思维关系的审视可以首先从对语言功能的反思入手。赵元任(1980)指出,人们每每论及语言,总会自然而然地将其交际功能视为互通信息的手段。有关语言的功能,语言学界也有诸多其它论述。Malinowski (1923)曾经从人类学角度明确区分过语言的三大功能:活动(active)功能、叙述(narative)功能和巫术(magical)功能。语言学家Halliday(1985/1994)区分过语言的三大元功能:概念(ideational)功能、语篇(textual)功能和人际(interpersonal)功能。Roman Jakobson(19: 350-377)则归纳出言语的六种功能:指称(referential)功能、诗学(poetic)功能、感情性(emotive)功能、意动(cona-tive)功能、寒暄(phatic)功能及元语(metalingual)功能。以上诸功能仅体现语言用于交际、传递信息的潜势。其实从心理语言学角度看,语言还有记忆和信息处理功能。桂诗春(2000)认为,语言直接作用于人的各种语言感官,使人脑产生对语言现象个别属性的反映。人类的语言能力是在多种神经机能基础上形成的,在长时期的进化过程中不断完善。心理语言学研究成果表明,语言除具有上述所列的交际功能外,还有保存、传授、学习前人积累的社会历史经验的潜势。它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学习和分享人类科学文化知识,更能充当人类智力活动的工具,是人类进行思维的武器,有记忆和信息处理功能。这种记忆和信息处理功能可使思维变得更加成熟、复杂。也正是在思维日益成熟、复杂的过程中,语言的系统性和完整性才得以形成和完善。由此我们可以发现语言与思维正是在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基础上逐步完善起来,并发展成为发达的思维和完善的语言。
2.语言起源假说的再探讨
上文通过对语言功能的再思考,阐述了语言与思维同存共进关系的合理性。我们接下来拟从语言起源假说入手进一步阐明这一主张。在论及语言与思维关系时,人们多以现代成熟语言和发达思维为对象,忽略了两者定型前所必经的前语言和前思维阶段。在这个漫长阶段里两者应保持相互交织、同存共进关系。我们认为现代语言形成前要经历一个漫长、延续的前语言时期。可以想象得到我们祖先当年处在前语言阶段的情景:他们在协作狩猎、集体劳动和征服自然的过程中需要齐心协力、互相配合,自然就需要借助某种信号来协调和统一大家的行动。劳作之余的情感交流、冲突平息等更需要借助某种信号。此时,劳动号子、自然声籁和肢体语言等都能被我们的先人派上交流的用场。在他们漫长的、由简入繁的原始交流过程中,上述诸手段逐步演变成现代语言的前语言,再由前语言发展成为今天成熟的语言。人类思维发展与语言的进化几乎踩着同一个鼓点,也是从简单到复杂一步一步演化而来的。
由于声音被公认为现代语言的第一属性,人们在探索语言起源时,多从语言的有声性入手,比如常见的“拟声说”、“劳动号子说”等语言起源假说多关注语言的声源问题。这有其合理性,但还不够完整。
人们在论及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时关注的也是思维与成熟的有声语言的关系,却忽略或轻视了无声的肢体语言在语言起源乃至反映和促进人类思维过程中的作用。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下文对副语言的描述会帮助人们理解语言与思维的同存共进关系。
提起前语言的构成元素,我们对劳动号子和自然声籁等不存异议,甚至将其视为语言的起源,但对手势等副语言可能还会觉得有些牵强。其实,手势等副语言堪称人类原始交际手段的活化石。它存在于现代语言诞生以前,又伴随着现代语言渗透于现代言语交际的时时刻刻。广义的副语言指与话语同时使用或单独使用的手势、体态、面部表情、对话时的位置和距离等无声而有形的现象。这些现象伴随话语而发生又对话语产生影响,有某种意义,但这种意义又不为一般的词汇、语法或语音所承载。在系统的有声语言形成前,副语言起着和语言相类似的交际作用。人类早期的思维内容,很大程度上是经由手势等副语言反映的。人们借助手势等动作进行交流,表达意图,传递信息。眼神、手势、体形变化等身体动作还可用来表达自己的情感,促进沟通,增强表达色彩。虽然语言产生的确切时间尚无法考证,但无论是考古学家、人类学家还是语言学家都无法否认,在最初的前语言时期手势等副语言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只是由于后来手在生产劳动中的作用变得越发重要,加之肢体语言无法克服交际中的时空障碍,手势等肢体语言的交际优势才逐渐被声音器官所取代。在语言逐步形成的过程中,手势语等交际方式渐渐退化为次要的交流手段,成为辅助性的副语言。手语等副语言对于现代语言的形成是有一定作用的。就是在现代语言中,副语言也有其举足轻重的交际作用。现代戏剧脚本就可以帮助我们说明这一点。众所周知,作为剧本存在形式的语言只有两种,即人物语言和必须用括号括起来的舞台指示语。
本中,放在括号里的舞台指示语虽然也可以是描述性的,但它不能被看成是小说中的叙述人语言,因为它不承担故事的叙述,而只是戏剧演出时关于舞台场景或戏剧人物动作的一种提示和说明,且一般来说,它们也必须是展示性的,而不能成为一种讲述。剧本中这些不要求在演出时说出的文字说明部分不仅包括对剧情发生时间、地点的提示,对布景、灯光、音响效果等艺术处理的要求,同时也有对人物形体动作、心理活动和场景气氛的描述等。戏剧脚本对人物形体动作等所做的这种说明在舞台上就是通过演员的副语言展现的。透过剧本脚本中的指示语不难看出,副语言与语言有着如此紧密的联系。我们甚至可以大胆地主张副语言就是语言的一部分。
有些学者把语言定义为有声的符号系统,不把手势、身势、面部表情等副语言纳入语言系统,更不考虑无声肢体语言在前语言时期对促进人类祖先的思维发展和满足他们的交际需求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以及肢体语言对现代有声语言交际功能的补充和丰富,自然就会主张思维先于或决定语言。但透过上述分析,人们不难看出这种主张的局限性。语言是一个延续体,从系统发生学来看,肢体语言曾发挥过巨大作用的前语言时期的原始语言算不算语言?如果不算,那么究竟从哪一天起本文所指的前语言才可算作与思维有关的语言?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人类交际工具究竟从哪一天起可以被看成语言的问题就如同要求生物学家界定胚胎何时可以称为胎儿一样,是从精子、卵子结合形成胚胎算起,还是从胎儿器官形成并开始有听觉、视觉算起?是从胎儿生出毛发、四肢运动灵活算起,还是从其脑细胞迅速发育接近成人脑重算起?这漫长的十月怀胎过程究竟从哪一天起胚胎算是真正成为了婴儿?以上问题生物学家和医学家也很难界定。同理,我们在论及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时,也不能按照现代语言学的结论入手,因为语言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前语言时期的语言也是语言,正如人类思维产生前的
前思维也是思维一样。
以上从语言、副语言的关系可以看出,如果副语言是语言的一种体现形式,那么有声语言产生前的思维也就不是孤立存在的了,它是与语言的另一种形态———副语言共存的。关于语言与思维的不可分割性,德国哲学家G. Herder及瑞士语言学家F. de Saussure也早有论述。Herder在其论文《论语言的起源》中也论述到:语言是思维的工具、内容和形式。语言与思维起源相同,发展一样,它们共同经历了不断成熟的阶段,二者相互依存(刘润清,1995:35)。Saussure(2001)则将语言与思维的不可分性描述为:语言像一张纸:思想是正面,声音是反面。不能切开正面的同时不切开反面,因而声音离不开思想,思想也离不开声音。否则,就只能陷入纯心理学或纯音位学范畴,而并非语言学范畴。
综上所述,语言的发展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它遵循着一定的发展阶段和规律。思维是心理活动,也是一种心理过程,它的发展同样遵循着一定的发展阶段和规律。语言的发展促进思维的发展,思维的发展同样对语言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正如George Yule(2000:4-5)在探询语言起源时所称:人类祖先由直立行走开始而改变其前肢的作用;声道结构发生的变化以及牙、唇、舌、喉出现的生理进化使得人类逐渐获取了发声的能力;人脑单侧化,左脑负责工具及语言的使用。在运用语言的过程中,人类需要同伴合作,经过漫长的进化便出现了人类交际;人类由此开始使用语言传授知识和技能。Yule的上述观点同样可以证明语言与思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语言是思维的表达形式,思维是语言的内容。二者共同存在,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推进,也相互制约。
三、结 语
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作为历史上悬而未决的问题,一直倍受哲学家、语言学家、人类学家及社会学家的关注。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客观世界并不是非黑即白,不应该被人为地绝对化。科学研究的真谛是发现真理,揭示事物的本质规律,描述其存在的客观形态。我们不能为研究而研究,把科学研究引入极端。正如索绪尔关于方的论述:对于所研究的事物,不能指望得到一种绝对的或权威的看法,而是要选择一种观察角度。同时,科学探讨过程的意义大于其结果本身(卡勒,19: 3)。通过对语言与思维关系的再思考与讨论,可以不断加深我们对语言、思维及语言和思维关系的科学认识,培养我们树立一种健康、客观的语言观和学术视角。本文作者不揣浅陋,抛此拙见,愿专家、长者多加批评指正。
试论语言与思维的几个有关问题
康伯春
摘要:关于语言与思维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语言的产生远远落后于思维的产生，语言与 思维是可以相互分离而单独存在的。同时作者承认语言与思维是相互依存的。
思维和语言是紧密相联的社会现象，研究语言要涉及思维，研究思维也要涉及语言。思维与语言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历来是语言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人类学家、生物学家、逻辑学家都十分关心的问题。然而对诸如语言和思维谁先产生，语言与思维是否可分，国内学术界长期以来见仁见智争论不休，占主导地位的一直是斯大林所说的:语言和思维同时产生，语言离不开思维，思维也同样离不开语言的观点。七十年代以后，有人陆续对此提出商榷，但大部分失之偏颇，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不是只考虑内部言语的作用，认为语言和思维不能分离，就是只考虑外部言语的作用，认为语言和思维可以完全分离。所以在学术界一直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令人信服的说法。
笔者不仅认为语言的产生要远远落后于思维的产生，语言与思维可以相互分离而单独存在。也同样承认语言和思维是相依为命不可分割的。然而这决不是折衷主义，中庸之道。在阐述愚见之前，我们先明确一下思维和语言的定义。
减 对于思维是什么这个问题，学者们的意见分歧很大。朗曼(英语词典》把思维定义为:“利用头脑产生思想的行为。”杨百顺在《思维是世间是美丽的花朵)一文中把思维定义为:“是人类特有的，是人有意识的，熊控制的认识活动。’，(辞海)的定义是:“亦作‘思惟’。哲学上通常指人脑对客观事物间接和概括的反映，是认识的理性阶段”。我国，俄罗斯和东欧诸国学术界普遍认为，思维是人借助语言实现的对客观事物概括、间接的反映.是反映对象本质和规律的认识过程。以上这些定义的最大缺点是失之过窄。这些定义主要是以间接反映论为基础，它所遵循的世界观是物质与意识对立的二元论世界观，它所遵循的心理观是抽象地肯定能动而具体地否定能动的机械反映论，它所体现的思维方法是形式的思维方法。这些思维定义的根本弱点是不能解释人为什么能主动自觉地进行思维，是什么原因规定了人有那么多丰富多样的思维，不能科学的说明反应性直觉思维这一思维形式。我们认为思维是脑对所获信息的认识和加工过程。
语言的定义也是俯拾皆是。卡西尔在《人论》中认为:“语言是‘符号”’。萨王尔把语言定义为:“人类本能地通过自觉产生的象征性符号交流思想，情感和愿望的手段。”与萨王尔成鲜明对比，布劳什和特拉杰在《语言分析概要)中提出:“语言是社会集团赖以合作的任意声音符号系统。”霍尔则将语言定义为:“人类通过习惯使用的听说任意符号系统进行交流的东西。”乔姆斯基与他们都不相同，他另辟蹊径，提出:“语言是句子的集合(有限或无限)，每个句子都是有限长且由有限个元素组成的。”这些定义都从不同角度揭示了语言的特点，但都失之过宽，尚不能满足我们对思维与语言的关系的讨论。笔者认为语言是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可分为内部言语和外部言语。所谓内部言语就是只有发音动作而不发出声来的言语。所谓外部言语就是说出来的话。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语言是一套符号系统，不是词语。也就是说，孤立的词语不能叫语言，语言还包括句法、
语气等。
明确了思维和语言的定义，我们来讨论一下语言和思维的起源。
l、思维的起源
学术界普遍认为思维是人类所特有的，动物是没有思维的。我们知道，人类是类人猿发展进化而来的，类人猿是由低等动物逐渐进化而来的。所以研究思维的起源首先要研究动物是否有思维。下面我们把动物分为两类进行分析:一类是与人类祖先在进化水平上相差较远的低等动物。一类是与人类祖先进化水平切近的高等哺乳动物。
蜜蜂、蚂蚁、鸟类、蜘蛛可以算第一类动物。这些动物虽然有时具有令人吃惊的社会组织特点，但它们只是在生物范畴内。动物的本能活动具有纯粹的生物学性质，它没有创造性，蜘蛛织网的能力是因为它生来就有“配线神经系统”，它的“作品”尽管十分令人赞叹，但却不是蜘蛛智力活动的产物。鸟类的迁徒毅力和“记忆”是惊人的，它们从南到北，从西到东，有时要飞越几干公里，但是它们凭借的主要是一种遗传本能，它们迁徒之前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预定方案。在这些动物行为里，主要是围绕肉体需要和种属繁衍展开的。因此，这些低等动物不具有思维能力。
鼠、狗、现代猿类可以属于第二类动物。美国北亚利桑那大学教授斯洛博奇科夫用了几年的时间听懂了一种草原犬鼠的叫声，它们能把信息与叫声结合在一起，形容每个敌人的情况。访友时遇到狗，你可以仔细观寮狗的行为。它首先吠叫，摆出一副进攻的架势，同时直瞪双眼盯着来人，然后在汪汪地吠叫中瞬间掉头转睛，观察逃路。当你猛一弯腰时，它则立即掉头逃跑。狗的行为中贯穿着这样一种心理操作。陌生人作为一种危险的信号出现时诱发狗的逞威行为。逞威是进攻与防御的统一。狗一方面控制自身，同时观察作为对立
面的人。当来人弯腰时，过去的人弯腰，取石，投掷和自己挨打的经验即被唤起。危险的信号和自我保护的心向相综合，使它作出逃跑的决策与反应。现代猿类是人类的近亲。它们的心理和行为是旁证人类动物祖先直觉思维的一个重要依据。黑猩猩间的相互关系是相当复杂的。如表示亲切的有相互抨毛，把手搭在其他个体背上，抓住其他个体的手，接吻，拥抱等。逗乐时则彼此搔痒，哈哈大笑。同时也有相互的攻击，逞威，殴打，撕咬，相互间的关系不平衡，不同的黑猩猩在群体有不同的等级。等级低的见到等级高的，要表现出驯顺的样云礴级高的则在进食等方面有优先权。鼠、狗、黑猩猩这些行为，都须凭借自己的直感来进行决策和反应。它贫翔脑已经能对所获信息进行加工了。由此可见，这一类动物已具有了思维能力，但不过是直觉思维。直觉思雄是高等哺乳动物，人类祖先和现代猿类共有的思维方式，也是现代人类具有的思维方式之一。直觉思维是人类智慧与动物智慧连续性的表现;它表明，现代人类高度发展的智慧不是突兀而至的，而是从史前状态发展来的。明确了这一点对我们历史地理解人类思维也是大有必要的。
根据考古资料，人类社会的发展大约有三百万年以上的历史了。恩格斯用“攀树的猿群’，“正在形成中的人”“完全形成的人”三个概念，概括了从猿到人的演变过程。前两个阶段以原上猿，腊玛古猿，南方古猿为代表，它们的思维仍是直觉思维。“完全形成的人”是在三百万年前后出现的，它代表着人类历史的起点。在这一阶段，人已经能够制造石器。现在发现最早的石器是在北非哈达尔地区250万年前的地层中找到的。能够制造石器，标志着人类祖先的直觉思维质变为了人类意识。制造石器的活动所以能够进行，一个重要的内在条件就是有内隐的心理操作，有想象这种形象思维。石器不是人直接的生理需要物，人的直接生理需要物是猎物果实等食物。石器是获取果实、猎物的工具。以猎物而论，在打制石器时，并不直接针对猎物。但工具又是为获取猎物而打制的，如何打，打成什么样子等操作活动，都应和猎物及狩猎活动联系起来。打制石器的现场没有狩猎对象，也没有狩猎活动，但这种对象的表象却存在于人的观念中，人可以通过想象把自己打制的石器在观念中同猎物联系起来。因而，石器存在的事实就是开始想象或形象思维的一个确证。这种思维方式是人类所独有的，是人类思维的开始。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人类思维是怎样一步一步产生的，开始没有思维，头脑浑沌一片。后来出现直觉思维，在这种思维的集体表象中，客体，存在物，能够以我们不可思议的方式同时是它们自身，又是其它什么东西。它们也以差不多同样不可思议的方式发出和接受那些在它们之外被感觉的，继续留在它们里面的神秘的力量、能力、性质、作用。后来出现了人类思维。这个结论是否正确呢?美国当代脑科学家麦克林给我们提供了依据。他对大脑不同层次的结构进行了专门研究，把脑解剖方面的成果同大脑进化的历史结合起来，从而揭示了大脑及其思维的辩证发展过程。麦克林研究结果表明，大脑共分三个层次:由里向外分为爬行动物脑，缘脑和新皮层。这三个层次都有着各自不同的结构性质和功能。最外层的新皮层是尼人(尼安德特人)到智人阶段进化的产物，它的功能主要管辖着计算力，抽象力，智力等;新皮层下边是缘脑，这是由哺乳动物遗传下来的，它控制着情绪;缘脑里边是爬行动物脑，人的一些本能皆发源于此。我们从中可以认识到人脑是自然历史发展的结果，思维是人脑不断进化的产物，是从动物思维逐渐发展进化而来的。
2、语言的起源
人类何时开始说话，这是极重要的问题，也是悬而未决的问题。首先提出这个问题的是古希腊哲人EP卜c~(341一271BC)，他认为语言和人的视觉一样，都是一种生物功能。两千多年来，很多专家就语言起源问题提出了种种假想，但多属思辨性的，故巴黎的语言学会只好于1866年明令拒绝接受关于语言起源的论文。但这是一个使人心情激荡的问题，现代科学日新月异，人类已能遨游太空，但对自己须臾不离的语言是怎样进化的却不得根底，岂不遗憾!近些年来，人们又根据考古发现和神经生理学的进展来讨论语言的起源和进化。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语言和人类同时产生。笔者对此提出商榷。
面已经说过，人类是在三百万年前后产生的。从三百万年前到二百万年前或一百五十万年前，这时期的人被学者们称为早期直立人，是最早的人类。从二百万年前到二三十万年前，这时期的人被学者们称为晚期直立人。
下面我们看早期直立人是否有语言。据《文物天地》1986年第4期报道:日本宫城县多贺东北历史资料馆，最近在位于该县古川市的多场坛A遗址，发掘出被认为是旧石器时代初期的炉灶的遗迹。这说明在300万年前人们已可以自觉用火。早期直立人通过想象把没有出现过的炉灶制造出来，想象是一个唤起特别是改造制作表象的心理操作过程，如何才能实现想象?表象的自然浮现或主动唤起，还仅仅是一个记忆现象。它是想象的必要前提，但想象的核心是改造制作表象，是一种内在的心理操作。对于没有词汇的动物，可以唤起不同系列的表象，但难以在头脑内操作，组合，改造制作表象，进行想象。想象是对直接的控制与反映信息的-再操作。要实现这种再操作，必须具有一个与表象有着对应性联系的心理工具，这就是词汇，也就是所谓的分节语，没有虚词，连词，没有句法，只有一些孤立表义的词。直立人看到一个新事物，就发出声音，这可能就是这个词的意义，显然，词的创造最初带有极大的偶然性，而且数量极少。但重要的是它标志着人类心理和交往发展的一个新方向。
这个推断是否正确呢?(人类学报)1984年第5期第184页载，在本世纪70年代早期，由理查德·利基领导的发掘队，在肯尼亚库彼福勒发现的KNN一ER1477号和18()5号人科骨化石，最近经波多黎各大学迪恩福尔克复原和研究其颅内膜后得出结论，认为1470号人的脑，已具有真人的性状和沟回，表明其可能已具有初步的语言能力，而1805号头骨则否。(沁明报道)而ER1470号直立人的年代大约是290万年前，是早期直立人阶段。所以直立人创造一些词汇是可信的。晚期直立人比早期直立人的材料丰富得多。这时期的部分以狩猎为生，使用工具是石器和骨器，但制造粗糙，用途多未分化。这一时期是词汇的创造期，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创造过程，经过一两百万年的创造
积累，人类词汇逐渐丰富起来。综上所述，在整个直立人阶段，主要创造了一些指称对象的实词;思维的发展也是初步的，其抽象思维主要在于为对象命名，其形象思维主要在于想象工具和劳动对象的关系等。
维。创造复合工具，首先要有关于两种或两种以上可供选择的物料的知识，其次有一种或数种劳动对象的知识，有关自己劳动能力的知识，以这些知识为基础，通过积累词汇的唤起与操作，把数种对象的表象进行一定程序的加工，在观念中组合成为一个更加合用的工具的新
形象，同时设想出制造的程序。观念内这些复杂的操作也表明，人有了连贯的成句的语言。也就是已能用完整的句子来操作，组合表象，创造新形象，描述新形象。到这时为止人类的语言才被创造出来，不但是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而且也有句法。这样，人类创造语言的思维逐渐由直立人的命名思维发展到智人的组句思维;从而创造了各种实际运用着的句法规范。伴随着句法的出现，口头语言便逐渐趋于成熟。
由上可知人类产生语言的大约时问最早是二三十万年前，思维的产生要比语言的产生早得多，语言的产生是随思维的发展产生的。
3、思维能否离开语言
斯大林曾经对语言与思维、思想的关系作过这样的说明:“不论人的头脑会产生什么样的思想以及这些思想在什么时候产生，它们只有在语言的材料的基础上，在语言的术语和词句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和存在。”斯大林认为思维是凭借语言材料进行，是不能脱离语言单独存在的。现在学术界持这种观点的人还颇多。吕叔湘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只要看几个月的婴儿，不会说话，可是“懂事儿”。也就是说，外界的某些事物在他的脑子里是有意义的。”可见吕叔湘主张思维有时可以离开语言。刘奎林、杨春鼎的《思维科学导论》中认为思维可以离开语言单独存在，甚至认为抽象思维也可以离开语言。\
思维可以离开语言是可以肯定的，因为思维要比语言产生的早。然而语言产生以后，它们的关系越来越紧箱盯，这个问题也就变的复杂了。主张思维离不开语言的人，是过分地注重了内部言语的作用，忽视了思维和语言产生的差距。认为人不用外部言语，就一定用内部言语沉思默想。过分地强调就容易走向极端，导致无法解释清象婴儿不会说话但懂事儿，聋哑人不会说话，但有思维这些现象。聋哑人这一现象是有例可证的:亚当斯是一个又聋又哑的病孩儿，7岁左右，他学会了手势语，可以与别人进行有效地交流。非常有趣的是，他可以把学习手势语之前的经历编到故事里。显然，这些经历必然以非语言的形式表示在记忆中，后来被译为新学会的手势语。这充分说明思维可以与语言分开。
主张思维能够离开语言的人只重视了外部言语的作用，认为只有说话才是运用语言，忽视了语言的内部作用。其实人们在沉思默想时，运用语言的速度比说话时要快得多。张奎林，杨春鼎在证明思维可以离开语言时有这样一个例子:“《三国演义》第79回写了荆州失陷后，被关羽囚禁的魏将于禁逃回曹营。曹王令于禁董治陵事。禁奉到彼，只见陵屋中的粉壁上，图画关云长水淹七军获于禁之事:关云长俨然上座，庞德愤怒不屈，于禁拜伏于地，哀求乞命之状……当下于禁见此画像;又羞又恼，气愤成疾，不久而死。”他们认为这里于禁没说一言一词，而却碎死，这是思维可以离开语言的例子。殊不知于禁不是看画而死，而是睹画思事，内部言语快速运转，最后气死。所以这个例子不能证明其论题。
所以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要敢于承认思维可以脱离语言，同时也应看到二者的密不可分，看到它们之间深刻的内在联系性。语言一产生，就成为发展思维的工具，后来逐渐成为思维的工具，除了极个别特殊情况，二者是有机的，是不可分的。，
4、语言是否可以离开思维
语言是在思维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一般人认为语言不能脱离思维而存在。这种看法不是没有道理。语言离开思维后多是消极方面东西。尽管这样，我们还是要承认语言是可以离开思维的。老师讲古文前，让学生先背熟，达到脱口而出的程度。学生在老师讲之前，根本不懂文章的意思，机械地背下去。背熟之后，学生再诵这篇古文时，其实只是重复某种节奏，没有什么思维发生。鲁迅先生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中回忆自己童年能背诵(诗经》中的“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其实他背时一点也不知道这句诗的意思，只是机械地背诵。现在小孩子不愿念书，家长强迫念时，抓起课本，放声朗读，只是照着念下去，脑子里一片空白，读过后什么意思都说不上来。对这些人来说，那只是空洞的声音而已。有人晚上睡觉有说梦话的习惯，然而说梦话时一点意识也没有。还有一些昏迷中的病人和酒后的醉言以及其它胡言乱语都缺少思维。除此之外，象失语症患者，虽然语言流畅，却不知所云。”由这些现象可知，语言是可以离开思维单独存在的。不过我们可以看出，语言一旦离开思维，已没有什么使用价值了。
思维和语言的关系新解
齐荣军
摘要:本文就思维和语言的关系问题进行了研究,发现思维和语言是可以分离的,思维决定语言,并且可以相互促进。这对于我们真正揭示思维规律,从而揭示学习规律,特别是语言学习规律,指导教学实践,促进语言学习具有极大的意义。
2.思维和语言是可以分离的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思维和语言是密不可分的,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思维离不开语言,语言也离不开思维。然而这种观点在实践中已经受到了质疑和否定。《普通语言学概要》(伍铁平,1993:7)一书中指出:思维的范围很广,大致分成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两类。形象思维包括感觉、知觉、表象这些层次的带有形象的心理活动。比方,在商店里挑选合身的外衣、回忆过去一位同学的音容笑貌、设想从办公室骑车回家的一条近道,等等,这些都属于形象思维的范围,没有语言参与。艺术创作也不一定用语言思维:作曲家说,他们“听见”要写的曲子;画家根据见到的景色勾出轮廓,着上颜色。
另外,《当代思维学》(赵文林、谢淑君,1988:70)一书中也给出了一些没有语言参与的形象思维的例子:(一)横穿公路时,人们望着左右两个方向来的车辆,估计来车与自己的距离、来车的速度,自己的通过速度然后做出“通过”或“等一下再通过”的决定。这种
思维过程可以纯粹是非语言的。
(二)小孩掷弹游戏,掷垒球、以及急战时的手射击等等,并没有用眼睛瞄准,搞什么“四点(或三点)连成一条直线”,而是凭技艺操作,这也是一种不经过语言思维和公式计算的“人体自控计算”。(三)驾驶自行车和汽车时操纵车把或方向盘使之遵循一定轨道的运算也是非语言的自动计算。
(四)通过作图解题(例如按照一定条件安排座位、分配住房等等),思维的基本过程是运用形象思维的方式(经过若干次“试错”)进行的。为了验证这些例子的正确性,我们用“自省”的方法进行了模拟,发现确如上面所说,在形象思维中可以没有语言的参与,思维和语言的确是可以分离的,思维完全可以于语言而存在。也许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在上述例子中,我们是不是也用语言进行了思维而由于条件的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对此我们确实无法用定量实验来证明,因为目前我们还没有直接的方法可以用来验证它。但是我们发现可以用下面的例子来消除人们的疑问,因为这一例证当中的主体还未学会使用语言。
一般认为,幼儿语言习得需经过一些共同的阶段,即咿呀期,独词句阶段,双词句阶段,电报体阶段,接近成人阶段。所谓咿呀期是指婴儿在几个月时就会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但是好多音是我们人类的语言都不会用的,“而且先天耳聋的孩子也有同样的表现。可见初期的发音不受周围人说话的影响,婴儿只不过像摆弄胳膊腿一样地做发音器官的动作。半岁以后,婴儿的发音开始向周围人的语言里的音靠拢,通常能发出ba, ma之类辅音加元音的组合,不断重复,甚至还常常有上升或下降的语调。”(伍铁平,1993:7)但是在观察中我们发现,5-6个月的婴儿,当看到母亲离去时会显得急躁甚至哭闹起来,当母亲转身回来时婴儿就会慢慢停止哭闹,这说明婴儿不希望自己的母亲离去(其他常与婴儿在一起并照顾婴儿的人,比如婴儿的爸爸、奶奶、姥姥等,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肯定婴儿进行了思维活动(尽管这种思维活动我们还知之不多),因为同种情况下一个陌生人的离开却不会引起婴儿的此类反应,比如一个初次来访的客人。处在这个阶段的婴儿显然还不会用语言进行交流,因为到了大约一岁半时婴儿才开始进入独词句阶段,每次仅用一个词来表达意思。那么婴儿会不会用语言进行思维呢?于是我们又进一步观察,当婴儿的母亲对婴儿说“我要走了!”婴儿没有反应。当其他人对婴儿说“妈妈走了”或“你妈妈走了”时,婴儿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这说明婴儿不理解这些话语或者说婴儿还听不懂这些话语。根据语言的文化传递性(Cultural transmission)特点,语言不是遗传的产物,而是后天学习的结果,幼儿要遵循上面所说的循序渐进的几个阶段,即咿呀期,独词句阶段,双词句阶段,电报体阶段,接近成人阶段才能完全掌握人类的语言。因此既然婴儿听不懂他人的话语,说明婴儿在这个时期还达不到理解这种对他来说复杂的话语的程度,更谈不上学习并使用这么复杂的话语进行思维了,由此可见婴儿这个阶段还不能用语言进行思维,换句话说,婴儿在这个阶段确实进行了某种思维活动,但不是用语言来进行的。
“吕叔湘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只要看几个月的婴儿,不会说话,可是“懂事儿”。也就是说,外界的某些事物在他的脑子里是有意义的。’”(康伯春,1999:106)那么婴儿是怎样进行思维的呢?或者说婴儿思维的内容是什么呢?那将是思维和意义的关系方面应做的研究,在此不做进一步探讨。
3.思维决定语言
古代西方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思维范畴决定语言范畴,当今的西方心理学家皮亚杰等则直接支持思维决定语言这种观点。“他(皮亚杰)从语言和思维种系发生的起源史,从而得出结论:逻辑运算的发生比语言、言语的发生要早。语言乃是由逻辑所构成,逻辑运算从属于普遍的
动作协调规律,这些协制着所有的活动,包括语言在内。”(熊雪林,1994:57)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逻辑运算就是人的思维活动,它先于语言而产生,而语言就是由逻辑所构成的,所以没有思维就没有语言,即思维决定语言。即便是当人们用概念、判断、推理来进行抽象思维时,也是思维决定语言,因为概念、判断和推理也是通过思维而形成的。
思维对语言的决定作用还表现在有时候纯粹是为了交流的需要人们才用语言把思维表达出来。比如说,当我们构思一幅画时,用的是形象思维,根本不需要语言,但当有人让我们解释一下构思过程时,我们不得不借助语言把它表达出来.
另外语言中创造新词也是思维决定语言的一个极好的例证。大家知道,“motel”一词在英文中指“汽车旅馆”,但这一词以前并不存在。它最初出现在美语当中,随着社会
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拥有了汽车并喜欢驾车出游,一些路边旅馆为了招揽顾客住宿,专门辟出场地供顾客停车,于是产生了能够供顾客停车兼住宿的旅馆。人们为了表达这一新事物就把motor和hotel两个词结合起来,取motor这个词的前半部分和hotel这个词的后半部分,从而形成了“motel”这个词。
4.语言是思维的一种工具和表达方式
“语言是思维的工具,但并不是唯一的工具,因为抽象思维依赖语言实现,而形象思维和灵感思维不依赖语言。”(戴宗显,1997:6)显然当通过概念、判断和推理进行抽象思维时,语言是思维的工具,但有时候思维和语言是完全脱离的,这时思维可以地运行着。另外当思维需要表达出来时,语言是一种重要的表达方式,但也不是唯一的方式,人们还可以用身体语言来表达,比如眨眼、摆手、跺脚等。
5.思维和语言可以相互促进
思维的表达方式虽然有多种,但最重要的还是通过语言。抽象思维本身就是依赖语言来进行的,而形象思维在转化为语言时,也不可避免的使语言得到了锻炼,因此思维的发展是语言发展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语言的水平应以思维的发展水平为前提,但思维的发展水平高并不意味着语言水平就高。一般来说,思维的内容越丰富,可进行语言表达的内容就越丰富;思维越周密,语言就越准确。
反过来说,语言也对思维有反作用,但不是决定作用。
它体现在:一方面,抽象思维需要用概念、判断、推理来进行,即抽象思维需要用语言来进行,因此语言的掌握程度会影响抽象思维的水平,语言掌握越准确,思维就越缜密。另一方面,不同的语言会对人的世界观产生影响,这是沃尔夫所持有的观点。由于人们持有不同的语言,在他们观察世界时会因为语法不同而有不同的观察行为,从而导致某种程度上不同的世界观。但这并不等于语言决定思维。有人把沃尔夫语言相对论的观点理解为语言决定思维,这是不准确的。《人类语言学家沃尔夫的遗产———读〈论语言、思维和现实〉》(姚小平,2002:77)一文认为: 语言相对论又称‘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后来的学者往往把它分作两种形式。一种是强式,主张语言制约着思维结构,并主导着感知行为;另一种是弱式,主张语言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思维,并不起制约或主导作用。从沃尔夫本人前前后后的阐述来看,他有时站在弱式论一边,有时则偏向强式论。但不管怎样理解,我们都不应把语言相对论等同于“语言决定论”(linguistic determinism),否则就背离了沃尔的初衷. 因此我们不能把沃尔夫的“语言相对论”简单地理解为“语言决定论”。
6.结语
思维和语言的关系问题历来是语言学家、心理学家、生理学家和社会学家都十分关心的问题,它对于揭示人类语言学习规律和思维规律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然而这一领域又不同于其他领域,我们目前还很难找到一种可以直接观察人类思维和活动的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事实上我们可以通过间接的方法来验证我们的一些假设,比如“内省”法和观察法。“内省”法是指通过自我记录在某一实验项目中的心理或思维反应来加以研究的方法,此种方法对于研究有关思维和心理方面的问题非常有效。观察法是指预先设置逻辑严密的实验项目,然后观察被试者在试验中的反应,通过其反应来推知其心理活动的研究方法。这两种方法都在本文中得到了应并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使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语言、思维关系的规律。在此基础上,运用合理可靠的方法,相信我们能得到更多的研究成果,直到真正揭示语言和思维的科学规律。
思维与双语习得
侯 爱 文
思维与语言关系的问题一直是古今中外的语言学家、哲学家和心理学家长期争论的问题。伯拉图(Plato),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皮亚杰(Piaget),萨皮尔·沃尔夫(Sapir-Whorf)都对思维与语言的关系问题作过论述。近年来乔姆斯基(Chomsky)和评克(Pinker)提出了“思维先于语言”、“思维大于语言”的关于存在着一种称作思维语的理论观点,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本文拟从双语习得的角度谈一下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
在古希腊时代,伯拉图曾经指出:“我认为思想就是话语,判断就是说出来的陈述,只不过是在无声地对自己说,而不是大声地对别人说而已”。伯拉图的观点是,思维就是无声的语言,因此两者是不可分离的
思维决定论者亚里士多德则认为:“说话是心理经验的符合,而文字又是说话的符号。”德国学者洪堡特(Wilhelon von Humbolt)认为:“语言的不同,引起对客观世界的理解和解释的不同,在一定意义上说,讲不同语言的人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之中,具有不同的思维体系。洪堡特的这种观点,对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EdwardSapir)和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产生了影
响。”
萨丕尔和沃尔夫大大地发展了洪堡特的理论并创造了举世闻名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theSapir-Whor hypothesis):语言形式决定着语言使用者对宇宙的看法;语言怎样描写世界,我们就怎样观察世界;世界上的语言不同,所以各民族对世界的分析也不相同。
萨丕尔1931年写道:“语言不仅谈论那些在没有语言帮助下所获得的经验,而且实际上它为我们规定了经验的性质,因为它的形式完整,又因为我们不自觉地就把语言的隐含要求投射到经验之中……诸如数、性、格、时态等范畴,不是在经验中发现的,而是强加于经验的,因为语言形式对我们在世界中的倾向性有种残酷的控制。”这段话说明,人类没有观察客观世界的自由,一切观点都受着语言形式的支配;语言好像一副有色眼镜,事先为人规定了外界事物的形状和面貌。
进一步论证了萨丕尔的观点的沃尔夫1940年在《科学与语言学》一文中做了下面一段绝妙的论述,使几代人类学家、社会语言学家争论不休:“思想并不是一个的过程……而是某种语法的一部分。语法不同,形成过程也不一样,有的区别很大,有的区别甚微。我们都按自己本族语所规定的框架去解剖大自然……世界上的观察者对于宇宙的同一外貌并不能得到相同的材料,除非他们的语言背景相似或能用某种方法校正。”可以看到,沃尔夫发展了萨丕尔的观点,把语言与思维的关系看得更加绝对化。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语言学家认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有一定道理,但是过于绝对化,换言之,语言对思维行动和人们对世界的看法确实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但不能说,人的思维和行动受到语言的“残酷”;而不能冲破语言的束缚,只能做语言的“囚犯”。
与沃尔夫假设相对立的观点是“认知”假设(cognition hypothesis)。这种观点认为在语言习得过程中,认识先于语言,思维决定语言;在使用语言过程中,语言和思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往往形影不离,但是仍然存在无需语言外壳的思维。在赞成“认知”假设的人中,有许多问题尚未取得一致意见。皮亚杰和维果斯基之间也有不少分歧。
维果斯基在《思维和有声语言的遗传根源》一文里指出,从种系发展角度来看,思维与有声语言有不同的遗传根源,它们的发展也是不平行的,其发展曲线常常会交叉。维果斯基援引了W.Koehler对类人猿观察作为例证,说明在动物中间,思维与有声语言有不同的起源和不同的发展路线。有些科学家从一些黑猩猩学习人类语言的情况推论,在类种系发展过程中,语言和思维并不是同时产生,思维先于有声语言。
从个体发展来看,维果斯基和皮亚杰都认为思维和语言并非同一事物;同样在儿童的思维和发展中也存在前语言阶段。皮亚杰认为,语言和思维互相依存,思维越精确就越需要语言,但两者都依赖于智力,智力先于语言,而且于语言之外。
Chomsky(1995)在Mind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语言与自然》(Language and Nature)的论文和美国心理语言学家Steven Piker评克在《语言本能》(The Language lnstinct)(1994)一书中都明确提出了关于“思维先于语言”和“思维大于语言”的看法。
为了证明这一立论,我们曾进行了下述实验:我们从两名被试儿童(一对孪生兄弟)一岁九个月开始,对他们采用法国语言学家Ronjat所用的“一亲一语”制的双语习得方法进行训练。即母亲使用英语,父亲使用汉语,学习用英汉两种不同语言指称同一客观事物,表达同一概念。实验的结果可进一步证明乔姆斯基和评克提出的“思维先于语言”的观点。
例如:当两名被试儿童看到桌子上的苹果时,母亲指着说“apple”,父亲说“苹果”,三天以后当这对被试儿童看到画片上的苹果时,小兄弟俩同时用手指着图片的苹果一个说“苹果”,另一个说“apple”,然后两人一人拿着画片另一个到桌子上取了一个苹果两人同时跑到母亲跟前弃口同声地说“apple”后又跑到父亲的面前点着画片和实物
说“苹果”。这说明被试儿童在学会第一次使用英语“apple”和汉语“苹果”之前,他们已经能够借助他们的感知系统辨认出苹果所指称的物体,能够在他们的认识范围内把桌上的苹果和图片上的苹果归为一类,并将该物从周围的物品中分离出来。如果这种辨认过程和分离的结果是一种思维认知过程和思维认识活动的结果,那么这不仅可反映出他们具有不依靠语言词语进行思维活动的能力,而且这种能力不受所说语言的制约。由于被试儿童听到词语三天以后才说出该词,这可以说明在被试学会使用英汉两种语言的具体词语“apple”、“苹果”之前就可能已在声音同所指之间建立起一种现实的直接联系时形成了或作好了发出苹果这个概念或思想上的准备。
当被试儿童看到并听到父亲说“香蕉苹果”时,虽然从来没有听到母亲对该物的称呼,可是在获得英语对该物的指称之前就能在脑中按照汉语所形成的概念,自己发明创造出一个新词bananaapple。既然被试可用从来没听见过的词语表达大脑中所形成的概念,那么这与没有语言便没有思维的语言决定论不相符合。
在两位被试儿童二岁的时候,他们的翻译能力得到许多懂英文的老师及专家的好评,他们可以很快地把两种语言中的名词、动词、形容词互译。由于他们经常听到用两种语言指称同一事物,所以在表达一种概念时,他们似乎更注重表达某种事物的意义内容而不是具体的某个词,他们似乎不仅懂得不同的语言对每种事物的称呼不同,而且知道他们之间可以互译。其能力如下图所示:下载本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