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目标和要求]

本章在第三章《汉字的演变》的教学基础上，先引导学生思考、然后讨论，最后由教师总结汉字演变的一些具体规律，使学生对之有个总体的印象，同时也引领学生对汉字的发展方向进行再思考。

[内容要点]

一、汉字演变的一些具体规律

1、简化    2、音化    3、分化    4、规范化

二、关于汉字发展方向的思考

1、关于简化    2、关于音化    3、关于规范化    4、关于符号化

[重点难点]

一、简化的手段

二、音化的具体表现

三、分化的方法以及对同化的理解

四、规范化工作的着手点

[教学方法]

讨论、讲授和实践练习相结合

[所用课时]

6课时

[教学内容]

汉字自产生之日起，其发展变化就在经常地、不断地进行着。一般的变化总是从偶然的、个别的、无规则的、细微的变化开始的，而发展的结果，却出现了商代使用的甲骨文与今日通行的楷书之间的巨大差异，试翻开整部汉字发展史，甲骨文、金文、石刻文、陶文、玺印文、简帛文、货币文、小篆、隶书、楷书、行书、草书，其形体差异之巨大，变化现象之纷繁复杂，确实令人眼花缭乱、难以捉摸。但只要我们细加分析，是不难看出这些纷繁复杂的现象的后面，有着一种起支配作用的规律存在，它促使所有汉字都顺着一定的趋势发展和变化。这个规律和趋势就是：简化、音化、分化和规范化。

第一节    简化

简化是跟繁化相对立的一种趋势。

在汉字发展过程中，有时为了表意和表音的更加明确，或者为了对称和美观，也会出现少量的繁化现象。如“宝”古为会意，后为形声，今又为会意；如“齿”（原为象形字，后为形声字）、“其” （原为象形字，后为形声字）、“保”等等。

社会的发展，使得人们的交往日益频繁，文字的应用也日益广泛，人们为了提高书写效率，在明晰而易于区别的前提下，趋向于简省易写，因此从甲骨文到现在，字形几经变化，总的趋势是与繁化相反的简化。

简化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从形体方面着眼，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图形符号化。

早期的汉字采用“随体诘诎”的方法造字，因而每一个象形字几乎就是一幅图画，书写起来极不便利，例如：

后来人们为了实用上的需要，便设法省去可省的部分，用简易的线条形式去代替图画形式，使它们由复杂的图形，变成简单的线条和笔画符号，在甲骨文中就已经十分符号化、线条化了。例如：

到了楷书，写成了“何”、“保”、“旅”、“集”，已没有半点图画的痕迹。其符号化就十分彻底了。

二、删简多余和重复的偏旁。

早期的文字的图绘性特别强，不少字都近乎写实，结构便容易造成繁复，极不利于书写的简便快捷。人们便设法抓住最能表现事物特征的部分予以保留，而将多余的或重复的部分省去，这样，对字义不会有多大的影响，书写起来却方便多了。例如：集(甲骨文省三“隹”为一“隹”，为后世所保留)、韋、雷等。

到了楷书阶段，文字的符号性更强，简化已不斤斤计较于形义的关联，保留原字的特征部分，省去其他笔画以简化形体的做法就更加普遍了，特别是《简化字总表》，更能体现这一点。例如，“寶”之作“宝”，“陽”之作“阳”，“飛”之作“飞”等等。

还有草书楷化的，例如：“長”为“长”；“言”旁简化为“讠”；“車”旁简化为“车”；“金”旁简化为“钅”；“門”旁简化为“门”；“食”旁简化为“饣”；等等。

三、截取原字的一部分代替本字（以部分代全体）。

如：“易”、“法”、“召”、“为” 。

“法”是“灋”的一部分，后来只留下“水”旁和“去”；“飞”字繁体作“飛”，简体只是其中一部分；“”字简化为“声”；都是同样的办法。

到了楷书简化字时就更多了。标（標）缠（纏）厂（廠）迟（遲）触（觸）籴（糴）点（點）电（電）独（獨）吨（噸）夺（奪）堕（墮）儿（兒）飞（飛）奋（奮）粪（糞）妇（婦）赶（趕）巩（鞏）沪（滬）击（擊）际（際）茧（繭）浆（漿）桨（槳）奖（獎）酱（醬）疖（癤）竞（競）开（開）垦（墾）恳（懇）亏（虧）类（類）隶（隸）岭（嶺）么（麽）亩（畝）疟（瘧）盘（盤）扫（掃）涩（澀）声（聲）虽（雖）誊（謄）粜（糶）椭（橢）务（務）雾（霧）习（習）医（醫）凿（鑿）烛（燭）浊（濁）产（産）齿（齒）广（廣）汇（匯）节（節）壳（殼）离（離）虏（虜）卤（鹵、滷）虑（慮）宁（寜）亲（親）杀（殺）孙（孫）条（條）乡（鄉）寻（尋）厌（厭）业（業）。

四、用形体简单的偏旁去替换形体复杂的偏旁。

1、用笔画较简的义近偏旁替换繁复形旁的（改用意义相近但笔画简单的形符），如：“”之作“蛙”；“”之作“肮”；“ 硷”之作“鹼”；“貓”之作“猫”；“豬”之作“猪”；“”之作“膀”；“”之作“貂”；等等。

2、用笔画较简的声近偏旁替换繁复声旁的（改用声音相同或相近但笔画简单的声符），如：“擔”之作“担”；“鍾”之作“钟”；“燈”之作“灯”；“擾”之作“扰”；“懼”之作“惧”；“憐”之作“怜”；“糧”之作“粮”；“階”之作“阶”；等等。

同时改换形声字的形旁和声旁的有：脏（贜、髒）

3、用笔画简省的偏旁作为象征性符号替换繁复偏旁的，如：

“漢”之作“汉”；“難”之作“难”；“歡”之作“欢”；“權”之作“权”；“雞”之作“鸡”；“樹”之作“树”；“羅”之作“罗”；“亂”之作“乱”；“棗”之作“枣”；“劉”之作“刘”；“轟”之作“轰”；“聶”之作“聂”；等等。

这种方法也是古已有之。《玉篇》“關”的俗体为“”，用“关”去代替“”，现又省去“門”。《京本通俗小说》把“權”、“劉”、“壞”、“鳳”，简为“权”、“刘”、“坏”、“凤”，也是符号代替法。

《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称这类字为“符号字”。符号字的繁体很多原来也是形声字（如“雞”、“鄧”），这些字简化以后，简化字就不再是形声字了（如“鸡”、“邓”），因为这些符号（虽然有的成字如“又、大、云”）既不表声，也不表意，它们在这些简化字里只表一个符号。

五、改变造字法，以求简省。有以新造简化会意字代替繁复的会意字，如：“塵”之作“尘”，“筆”之作“笔”；有以新造简化会意字代替繁复的形声字，如“寶”是形声字（早期也是会意字），改为简单的会意字“宝”；“淚”是形声字，改为简单的会意字“泪”，等等。

简化除了着眼于形体方面外，还有从符号数量的精简方面入手的。

1、同化义近形旁。

“画成其物”时代遗留下来的种类繁多的形符，使汉字显得十分臃肿庞杂，

因此，人们早就注意到精简文字数量的工作，其具体做法，主要是将一些义近形旁同化、合并。例如：“鸡”、“凤”、“鸣”。

2、废除异体字。

汉字中存在大量音、义俱同而形体相异的“异体字“，这是造成汉字臃肿庞

杂的又一重要因素，不仅会加重人们学习的负担，而且容易给用字带来混乱，因此，历来整理文字，都把确立正体、废除异体字作为重要内容，使汉字在字数上得到精简。因为这同时又是规范化的问题，有关字例就留待以后再谈了。

3、合并同音字（用简单的同音字去代替复杂的字形，这其实也是形体方面的简化）。在不会造成使用混乱的前提下，将一些同音字加以合并，也是从字数上精简汉字的一个有效方法，例如：“斗”与“鬥”合并，“丑”与“醜”合并，“饥”与“饑”合并，等等，一字而兼两三字之职，确实可以使汉字在字数上得到大大的精简。

其实这就是通假字，不过带有简化笔画和形体结构双层意义的通假字。《墨子•尚贤上》：“然后国之良士亦将可得而众也”，《史记·刺客列传》：“流涕有顷而后言”，均以“后”为“後”。可见这种简化法也来源甚古。这种简化的方式多数是一代替一，也有少数是一代替二，或者是一代替三，一字而兼两三字之职，确实可以使汉字在字数上得到很大的精简。但是这一类在进行汉字简繁转换时很容易出现问题，这是简化汉字备受责难的一方面，也是目前关于汉字简化讨论较为激烈的一点。“一简对多繁”在某一层面上造成用字的混乱，还会带来词语歧义现象，特别是时常出现在计算机信息处理过程中简体字文本转换为繁体字文本时字形对应上的错误。即便如此，这些简化字给我们带来的方便，无论如何比它产生的问题要多得多。

其实汉字的简化在运笔方面也有体现。运笔的简化主要是把古文字的圆转的笔画改为平直的笔画，楷书对隶书的笔画的改造也有一定的简化的趋势。

从汉字发展的历史来看，认为汉字的发展趋势是简化，这种看法应该是有事实根据的。在现代简化字形成之前，简化的趋势一直都是很明显的。但是，简化是否作为今后汉字的发展方向，则是应该考虑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对于简化，应持辩证的观点，要有全面的认识。

第二节    音化

假如造字不借助于声音，一事一形地造下去，将是永无休止的事情，而且语言中很多无形可象、无意可会的词，也无法加以记录。为了有效地记录语言，文字之借助声音是势在必行的，起初是借用现成文字符号的语音去记录新词，接着是在借用符号上加注与新词汇有关的义符而创立形声字，再往后就是改造现有符号以增强文字的表达功能，文字就是这样一步步地沿着音化的趋势向前发展的。

音化是跟意化相对立的一种趋势。

汉字作为表意体系的文字，意化是很自然的趋势。意化的一个主要方式就是增加形符，这种情况跟假借和词义引申有很大关系。（1）与假借有关的意化现象如：“其、暮、腰、燃”等。（2）有时不是为保留被借字的本义而添加形符，而是为被借字的借义而加上形符，如“辟”字，本是“璧”的早期形声字，后因同音的关系，曾被借于表示“回避、偏僻、嬖女、開闢、譬喻”等意义，后来为了这些假借义，就分别为之加上形符。（3）与引申有关的意化现象如：“取——娶、婚——昏、懈——解”等。（4）有些意化现象的出现还跟简化有关，如：“岩、泪”等，既是简化，又是意化。

汉字在发展过程中，音化的趋势是十分明显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假借现象的普遍增多，是汉字音化的具体表现。

假借一般分为“本无其字”和“本有其字”两种。假借的发生是以音同或音

近为条件的。假借虽然起初只是偶然的同音顶替，但它的出现，使表意文字的形体摆脱了字义的束缚而作为一种纯粹的音符来使用，在文字记录语言方面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假借一产生，便显示了它的极大的优越性，不但可以少造很多字，而且语言中那些无形可象、无意可会的词，也有了依托，文字符号记录完整的句子才成为可能。文字记录语言的能力迅速提高，假借字能够很快扩展就十分自然了。当然由于汉语以单音节词为主，大量的词汇挤在有限的音节之内，同音词本来就很多等特点的，假借这种完全超越形义关系的单纯表音方式并不适合记录汉语，因而它也就不可能毫无地发展下去。

二、从造字法来看，形声造字法后来居上，形声字是汉字的主体。

早在甲骨文时期就已具备了记录汉语的各种方法，但以不带表音成分的象形、指事和会意为主，其数量占总字数的72%，而带表音成分的形声字只占28%，这是汉字体系形成初期的基本面貌——说明甲骨文中形声字还不占优势。但是由于形声造字法具有表音的优越性，使得字形与由它所记录的词的读音能够互相结合，它能够记录象形、指事和会意所无法记录的词语，同时，形声字较之纯粹表音的假借字，它的形符又有指示字义范围的作用，具有表意的明确性。因此，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词汇的丰富，它的数量不断地增加。到了战国，由于社会急剧的变化，形声字迅速地发展，从而取得了明显的优势。根据对《说文解字》的统计，形声字所占比例超过80%。现在通用汉字，形声字的比例仍然占90%。

从甲骨文到现在，从不带表音成分的字占优势到以带表音成分的字占优势，这说明汉字有一种逐步音化的趋势。

三、与第二点相联系，从具体的文字演变来看，纯表意字也有向形声字转化的（原先的象形字、会意字有的也变成形声字）。

有的是在表意字的基础上加注声符，如甲骨文早期的“凤”、“鸡”本是象形字，晚期则加声旁“凡”和“奚”，变为形声字“鳳”、“雞”；“齿”字本也是象形字，后加声符“止”变成形声字；“宝”字本是会意字，后加声符“缶”变成形声字；“年”字本是从禾从人会意，后则变成了从禾千声，这虽然是因饰笔而讹变，但讹变的成功，主要是因为这个讹变正好符合形声结构，符合汉字的发展大势。这些也是汉字音化的具体表现。

有的则索性将原来的纯表意字废掉，而另造一个形声结构的新字。例如：

当然，由于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汉字的音化并不是毫无止境的。音化与意化是互相矛盾、互相制约的。如果汉字可以完全音化，也许假借之路就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方向。但事实证明，在用汉字记录汉语的时候，假借是有一定的，否则，一篇文章或一本书全是假借字，可以想象，到了后代是谁也读不懂的。

总之，虽然汉字音化是汉字发展中占主导地位的趋势，但还是要有一个度，要看到追求汉字完全音化，既不适合汉字的特点，也不适合记录汉语。有人根据形声字占优势、汉字具有音化的趋势推导出汉字要走世界共同的拼音化道路，这种推论一是没有考虑到音化的度的问题，二是混淆了音化与拼音化的两个概念，因而是不正确的。

第三节  分化

分化是与同化不同的一种趋势。

同化是指由不同的字或不同的偏旁混同为同一个字或同一个偏旁。不同偏旁

的同化与表示不同词的不同字形的混同并不一样。

不同偏旁的同化在“隶变”一节中已言及，如“春、秦、奏、奉、泰”的偏旁是由不同的偏旁混同而成的。还有一种加偏旁的类化，也属于同化范畴，如“峨眉”，变为“峨嵋”，“昏姻”变为“婚姻”，“巴蕉”变为“芭蕉”，这说明使用文字的群众已有双音词的整体观念，类化偏旁使人更易于区别。

表示不同词的不同字形的同化，总体上说要比分化少一些。因为同化造成的不是加强区别，而是增加混同，这与语言的发展和记录语言的手段越来越详密的趋势是不相称的。同化的深层原因是人们对汉字的形义关系缺乏了解，表层的原因主要是字形的相似。如“曝晒”的“曝”本作“暴”，小篆写作、，《说文·日部》云：“晞也。从日从出从収从米。”段玉裁解释其形义关系云：“日出而竦手举米晒之，合四字会意。”而“暴虐”的“暴”，小篆写作（），《说文·夲部》 云：“疾有所趋也。从日出夲収之。”《段注》云：“按此与‘暴’二篆形义皆殊，而今隶不别。此篆主谓疾，故为夲之属；‘暴’主谓日晞，故为日之属。”可见 “曝晒”的“暴”与“暴虐”的“暴”的混同是人们对其形义关系缺乏深入的了解造成的。在“隶书”一节中举到的“胄裔”的“胄”和“甲胄”的“胄”的混同，其情形也大体相同。

关于混同，还有一种情况是由于同音代替造成的。如“忧愁”的“忧”本作，从页从心会意，徐锴曰：“形于颜面，故从页。”而“忧”的繁体“憂”，据《说文》，其义为“和之行也”，当指走路从容不迫。至于“忧”字，《说文·心部》云：“不动也。”（段玉裁认为“不动也”有误，当改为“心动也”。）这样看来，以“忧”代“憂”，和以“憂”代“”都是同音代替造成的混同。又如，“爱”字本作，而“爱”的繁体“愛”，据《说文》是指“行貌”，本与仁爱之“爱”无关，后也因同音代替混同了。再如，“后”与“後”本来也不同，后来混同为“后”。“余”与“餘”、“征”与“徵”、“适”与“適”等本来也是不同的字，后来也都混同了。当然这种混同有一部分是为了简化，与前面那种情况有所不同。

分化是指由同一个字或同一偏旁分化成不同的字或不同的偏旁，其中前者的分化是以词的分化为前提的。分化是为适应语言的发展而在记录语言的手段上所进行的改进，是为更精密地记录语言服务的，因此，分化较之同化，更适合社会发展和语言不断丰富的需求，因而也是占主导地位的一种趋势。分化的方法主要有：一，利用异体字分化。如“少”“小”两字在甲骨文中是异体字，后来分代成不同的字。二，通过增加偏旁分化。如“买”和“卖”、“受”和“授”在古代都是施受同词，后代“卖”“授”分别加了偏旁，分别与“买”“受”分化成两个字。“無”本为“舞”字，字形表示人持牛尾一类东西跳舞。由于“無”字经常被借于表示有无之“无”，后在“無”的基础上增加“”（象二趾）分化出“舞”字。三，通过改变字形分化。如古代“句”、“勾”同字，都写作“句”，分化后，变“口”为“厶”作为“勾”的区别性符号。又如“”字是通过改变“刀”的笔画而成的分化字。“秀”和“秃”可能也是通过改变“年”字下的“人”字之形而分化出来的。四，通过拆字分化。如拆“行”为“彳”、“亍”两字，拆“兵”为“乒”、“乓”两字，拆“子”为“孑”、“孓”两字。

在“隶变”一节中还谈到，分化还有偏旁的分化，如小篆同一个“火”字，隶变分化成不同的形体。但偏旁的分化与上面所说的以词的分化为前提的字形的分化有所不同，它只是文字构形本身的变化，此不赘。

第四节   规范化

规范是与变异相对立的一种趋势。

一个字的结构、形体，经常处于变动之中，变动的结果，往往出现数量众多的“异体字”（又叫“重文”或“或体”）。“异体字”的特点是同音、同义而异形，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互相代替。

甲骨文异体繁多，这是汉字发展初期，文字未经统一、规范时所出现的情况。到了西周，异体字有相对减少的趋势，但经春秋，到了战国，“言语异声，文字异形”，异体字急剧地发展起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实行了统一文字的，“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废除了六国古文中与秦系文字不同的地区性异体字。这是我国文字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文字规范化运动，对汉字的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汉字隶变以后（汉），旧异体被淘汰了，新异体又产生了。汉碑、汉印中已有不少异体字，到了魏晋六朝，社会动荡不安，文字的使用也非常混乱，异体字迅速地发展起来。到了唐朝，兴起了“字样”之学，要求规范文字。晚唐五代时期，俗字的使用不是个别的、偶然的现象，而是连篇累牍，触目惊心。宋元以来，民间刊刻的小说唱本中，也有许多不见于字书、韵书的异体字。直至现代，虽然文字规范化已经被提到国家法律的高度来认识，但街边小巷甚至某些正规场合仍然还时见不规范的异体字存在。从上述情况来看，汉字在发展过程中，变异是无世无之，无时无之。

对于变异，我们应持辩证的观点来看待。一方面，“生命在于运动”，变异是文字富有生命力的表现，前面几节所谈的汉字形体的演变，从商代文字到西周春秋文字，从篆书到隶书，从隶书到草书到真书到行书，都是通过逐渐变异而完成的。没有变异就没有发展。没有发展，我们说不定还在写甲骨文、金文，汉字体系就不能进行自我完善，发展其科学的特性，抛弃其不科学的特性；没有发展，汉字就不可能跟上社会不断进步和语言不断丰富的步伐，就不可能很好地记录汉语，记录历史和现实——没有发展，古老的汉字只是老古董，而不具有鲜活的生命，进不了现代的高科技时代。汉字历经五六千年的沧桑变化依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我们应该感谢变异。另一方面，变异过甚，必然影响交流，影响文字用于记录语言这一基本功能的发挥。因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是人们用来传递信息的载体，它通行于全社会，而不是仅限于个别团体或成员，因此，抑制过度的变异，保持相对的稳定，建立一定的标准，也是文字正常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历史上，每当汉字发展到一定阶段，总会出现规范化运动，就是这一要求的体现。

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汉字规范化运动是在秦统一中国后在秦始皇手上进行的。由于战国时期“言语异声，文字异形”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严重影响了汉字正常功能的发挥，影响了秦国作为大一统国家之统治的实施，于是要求“车同轨，书同文”，于是李斯上奏，“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废除了六国古文中与秦系文字不同的地区性异体。据研究，在秦国历史上总共有过三次规范汉字的运动，而以秦统一中国后所进行的这一次规范化运动规模最大，影响也最深远。

东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因为“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贻误后学”（《后汉书·蔡邕传》），于是蔡邕等建议正定经本文字，立了熹平石经，石字由蔡邕等用隶书一体写成，故又称“一字石经”。当时共刻46石碑，有《鲁诗》、《尚书》、《周易》、《春秋》、《公羊传》、《仪礼》、《论语》等7经，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本。石经刊刻之后，“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后汉书·蔡邕传》）。三国魏曹正始二年（公元年）又立了“正始石经”，石字用古文、小篆和汉隶三种字体书写，故又称“三体石经”，共刻《尚书》、《春秋》和《左传》（未刻全）。刻石经是为了给读书人一个典范，因而对文字的规范化起了一定的作用。

到了唐代，更兴起了以正字为目的的“字样”之学，“字样”之书也相继出现。首先有颜师古的《字样》，接着又有杜延业的《群书新定字样》、颜元孙的《干禄字书》等。当时的“字样”之学，很重视正体、别体的区别，通过“字样”的宣传，规范用字逐渐深入人心。另外，唐代科举考试要考《说文》、《石经》、《字林》，国子监生员的学习科目也有《说文》、《石经》和《字林》，规定“《石经》三体书限三年业成，《说文》二年，《字林》一年”，还规定宏文、崇文两馆学生在考试时“楷书字体，皆得正样”，这些都无疑促进了文字的进一步规范。

建国以后，195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布了《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废除了1055个异体字。此后又续有整理，至今已废除了1100多个异体字。1965年国家又公布了《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1986年重新发表了《简化字总表》，1988年发布了《现代汉语通用字表》，1997年发布了《现代汉语通用字笔顺规范》。1998年，语文出版社出版了由吕叔湘先生任首席顾问、李行健先生任主编的《现代汉语规范字典》，全面贯彻、落实了国家有关汉字规范的和法规，体现了国家汉字规范的标准。这一系列的法规的发布以及规范字典的出版，是对历史上汉字规范运动的总结和发展。通过我们的大力宣传，汉字规范化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虽然有些时候有些地方还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大势已定，汉字必将朝着更加规范的道路继续前进。

总之，变异与规范是相反的，又是相成的，汉字就是在这样的矛盾运动中不断调整自己，以适应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走向科学，走向进步。

从上面四节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知道，汉字在发展过程中，有不少具体的规律和趋势，但汉字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有人以为汉字的发展方向是简化，有人以为是音化，有人以为是规范化。下面我们就此进行讨论。

一、关于简化

从甲骨文到今天的简化字，认为汉字是朝简化的方向发展，这种看法应该是有事实根据的，总体上是符合此前的汉字发展实际的；今后个别汉字在笔画上进行适量的简省仍然是很有可能的。但是，如果不考虑汉字符号化的系统要求，只是简单地把简化看成是汉字发展的规律，则可能会使人产生误解，因而一味追求简省，以为越简越好，那对汉字改革和发展，实际上会起到误导的作用。因为，汉字符号是一个用于记录汉语的系统符号，其系统内共有8万多个成员（通用字7000个字，常用3500字）。从系统性这个角度来看，如果要使得每个汉字都能发挥其作用，就要保证各个成员都有具有与其他成员区别开来的特征，而汉字的特征，就是由不同的笔画构成的。由于汉字字量大，要使得每个汉字都有自己的特征，就需要一定数量的笔画（笔画的基数）。笔画太少，必然会缩小符号形式上的区别，就不容易突出特征，就会导致不能在感觉上区别的状况，甚至互相混淆，这样，必然影响汉字功能的发挥。人们对学习和使用诸如己、巳、已（si满yi半不出ji），戊、戌、戍(横戌xu点戍shu戊wu中空)等汉字觉得很不方便，就是因为它们的形式区别过于细微，不易掌握和记忆。太繁不利书写，太简则容易混淆，因此简化是必要的，但必须有一个度。简化只是简化字形的冗余笔画，而不是简化字形的区别性特征。如果一味追求简省，以为越简越好，必然使汉字最终变成一堆杂乱无章的、不易区别的东西，因此也就根本谈不上精确地记录语言，顺利地进行交际了。这样看来，把简化看成汉字最终的发展方向，认为汉字还必须毫无节制地简化下去，这显然是有问题的。总之，汉字是记录汉语的符号系统，根据这一点，我们认为提简化不如提符号化，因为符号化要求系统内的符号必须能够互相区别，可以避免简化所带来的简单化倾向。符号化可以涵盖简化，简化是符号化的表现，但简化并不等于符号化。

二、关于音化

形声字的由少到多等等现象表明，汉字在发展过程中，有逐渐与其记录对象汉语语词之读音相结合的趋势，表音倾向十分明显。但是汉字是一个表意体系的文字，表音趋势始终受到不同程度的抑制。比如，在音化的同时，还有意化的趋势。形声字虽有声符，但声符不是纯粹的表音符号 ，一则其声符的构成仍离不开象形、指事、会意等汉字造字法，二则形声字“声中有义”的现象也并不是个别的、偶然的现象。同时，形声字的构成还离不开形符（义符），而形符（义符）就是为了规定形声字的意义范围，或者直接表义的。因此形声字虽有表音因素，但仍是表意汉字。形声字的出现和由少变多、后来居上，只能说明汉字记录汉语的方式更加成熟，更加科学，形声字的发展并不足以推导出汉字的发展方向是表音化。关于假借所揭示的表音倾向，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假借过甚必然影响阅读和理解，汉字要走假借式的同音代替之路是根本行不通的。表音化不能成为汉字最终的发展方向，还有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汉字受到其记录对象——汉语——的制约。汉语是一个单音词为主的语言，古代汉语以单音词为主，现代汉语也还有许多单音词。现代汉语的音节，不算声调是434个，算声调是1280个左右。单音词多，而音节有限，必然会有很多同音词。根据安子介先生的统计，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发yi音的有177个，ji音的有163个，yu音的有139个，xi音的有130个，zhi音的有128个，jian音的有119个，fu音的有118个，lu音的有115个，发qi音和wei音的各有111个，发shi音的有109个，还有218个音各有20个字到94个字不等。以上数字加起来，总共有8172字，是《现代汉语词典》10000多字的82%。虽然这些同音字在现代汉语中未必都能成词，但大体上也能反映出同音词多的情况。随着语言的发展，现代汉语已变成以双音词为主了，但同音的双音词还是非常之多，我们只要从《现代汉语词典》中随意看看，就可发现很多同音词，如“有利—有力”、“简洁—简捷”、“暴利—暴力—暴戾”、“信使—信史”、“机智—机制”、“公立—功利—功力—公历”、“方式—方士”、“地域—地狱”、“出厂—出场”、“出格—出阁”、“出界—出借”、“出工—出恭”、“出嫁—出价”、“出示—出世—出事—出仕”、“出现—出线”、“世纪—试剂”、“导弹—捣蛋”、“意义—异议—奕奕—意译”、“意向—意象—义项”、“杂技—杂记”、“杂志—杂质”、“中间—中坚”等等，不胜枚举。用表意的汉字记录汉语，正好可以避免汉语同音词多所造成的麻烦。而如果是用表音文字记录汉语，则不免带来许多困惑。赵元任先生曾写了一篇戏文《施氏食狮史》，全文如下：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是时，适施氏适市。氏视十狮，恃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食十狮尸。食时，始识是十狮尸实十石狮尸。此例虽有点极端，但很能说明问题：用表意的汉字来记录，文意十分清楚，若用表音文字，比如拼音，则全文都是shi音，谁能读得懂呢？新加坡亚洲学会会长陈田启先生向安子介提问：“汉字如果要解决电脑机械输入的困难，就必须走拼音化的道路。这是目前许多人的，请问您有什么意见？”安子介回答：“我不赞成拼音化，不管采用拉丁字母还是汉化字母，我认为都会遗弃汉字独有的优点，得不偿失。拼音化虽然可以逃避许多麻烦，但很不实际。日本已经做了几十年，结果也没有成功推行。‘姓名’可被误解为‘性命’，你看多危险？”可见记录汉语，汉字最合适，舍此别无他途。追求汉字完全音化，既不适合汉字的特点，也不适合记录汉语。音化不是汉字发展的最终方向，更不能得出汉字要走世界共同的拼音化道路的结论。

三、关于规范化

规范是相对于不规范而言的。简化、音化等汉字历时运动都可能导致不规范而最终需要对之进行规范，规范是对汉字简化、音化等历时运动的结果中的不规范现象进行干预，选择规范字体，淘汰不规范字体，并制定法规予以保证、实施。历史上汉字的每一次发展都以规范的确立为其终点，而每一次规范又都将对其后的汉字发展产生影响；现在的规范对今后汉字的发展照样会产生深刻的影响，这是毫无疑义的。规范虽然只是对现有不规范现象进行干预，建立标准，是阶段性过程，但不是持续性的发展过程，与简化、音化不是同一个层面的概念，但是，许多阶段性过程的叠加，就是一种持续性过程。汉字的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不断规范的过程。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人类进入信息时代，对汉字的规范程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比如在电脑里，因为需要相同的内码，不仅要求字形规范，而且对每个笔画的长短、笔画与笔画之间的相离、相交等，都要有具体的规定。汉字如果不能规范化、标准化，就很难跟上时代的步伐。因此，规范化对于汉字充分发挥其功能有着重要的意义，把规范化作为汉字的发展方向是符合社会发展的趋势的。

四、关于符号化

关于汉字的发展，除了规范化之外，还有什么发展趋势呢？从汉字的整个发展历史来看，我觉得符号化是一个很重要的发展方向。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符号系统已经告诉我们汉字必须走向符号化。

所谓符号化，就是说，汉字将变成一套内部有着自我调协规律性的，适应社会发展的，胜任记录汉语和作为信息载体的符号系统。汉字符号化具有兼容性，它的所有成员，千差万别，但又有条不紊；可以是有理据的，也可以没有理据，但要以不丧失符号之间的区别度为前提。这正是符号化之所以成功的关键。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汉字符号化的进程。

以象形之法创造出来的汉字，比较古老的字形一般都很形象，几与绘图无别。我们从族氏文字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族氏文字多由块面构成，显示出浓厚的图画性和原始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书写工具的改变（如刻写在甲骨上），块面形态就被线条勾勒所代替。就金文而言，西周初期的金文和商代金文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保留了许多块面形态，西周中期以后，除少数字还残留块面形态外，大多变成了线条形态。西周晚期，金文中已基本没有块面字形了。块面文字多是“画”出来的，而线条文字则是“写”出来的。由块面形态转向线条，是汉字从图画性向符号化过渡的第一步。

汉字在原始图画性块面形态文字之后和小篆以前，笔画形态多以曲笔为主，圆转的线条连绵不断，多少还保留了象形的意味。到了战国中晚期，逐渐产生了一种新的字体，后来形成为隶书。隶书把古文字的圆笔变为方笔，把曲笔变为直笔，把连笔变为断笔，把在以曲笔圆笔为主要特征的古文字中所保留的象形意味破坏殆尽，使汉字的发展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今文字阶段。象形字意味的消失，圆转笔画的平直化，是汉字符号化的第二步。

汉字进入今文字阶段以后，字体没有大的变化，字形仍然还在继续简化，大体上可以分为两面三刀个时期，即繁体字时期和简体字时期（但所谓简体字并非全是后起字）。隶变虽然对古文字的结构有很大的调整，但也有不少还保留了古文字的结构原型，隶书楷化形成的繁体字，有许多仍然可进行形义的分析，“六书”理论尚有广泛的用武之地。亦即说，汉字的符号形式与其意义内容之间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联系得起来。如“難、觀、雞、鄧”等字，其左边诸符号尚与诸字所表示之词的读音相联系，即还存在读音理据。这些字成为简化字以后，左边都变成了“又”，既不表形，又不表音，成了一个抽象的记号。所以，汉字由繁体字变成简化字，形义联系进一步丧失，变得吏为简单或抽象，是汉字符号化的进一步发展。

以上是从整体上看古今汉字的符号化进程。就个体汉字而言，符号化的进程也是相当明显的。个体汉字的演变，大体上可以分为“正变”和“讹变”两种。“正变”是指某个字从古至今在结构上是一种循序渐进的有迹可寻的正常的变化，我们沿流溯源，把各个埋藏的字形进行排列，其演变脉络，清晰可辨，不离本源，体现了古今汉字一脉相承的关系。如甲骨文的字，金文作，小篆作，楷书作休，只是笔势有所不同，偏旁部件均无变异。这是正变。关于“讹变”，上文说过，指的是某些汉字在演变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使用者把本来是有理据的结构或构件偏旁误写成了与之相似而意义不相干的结构或构件偏旁，从而使用权得文字的形体结构或脱离了原来的形义关系的错误现象。如“得”字古文本从“贝”从“又”，示有所得，《说文》“得” 字古文作从“见”从“寸”，“见”乃“贝”之讹，“寸”乃“又”之讹，；“射”字中的“寸”也是“又”之变，“身”则是“弓”之讹；“奔”字中的“大”本是“夭”字，“卉”本是三“止（趾）”。

讹变是一种超出常规的变化，往往造成古今字形联系上的中断。因此，在研究汉字的形体演变、讨论汉字的形义关系以及汉字符号化等问题时，讹变现象应引起我们的注意。

讹变的原因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

汉字在造字之初，用什么字形来表示什么意思，应该是清楚明确的。但随着文字使用的日渐广泛，层次水平各不相同的使用者也就多了起来。字学修养较高的人对字形的把握比较清楚，对文字的源流变化比较熟悉，对形义关系比较了解，就不容易写错字、讹字。反之，字学水平较低或比较粗心的使用者，不了解或不注意形义之间的关系，就容易写出形近而实误的字形。可见，书写者误解或忽视汉字的形义关系，是产生讹变的主观原因。

汉字中的象形字是“画成其物，随体诘诎”而形成的，而大千世界中的许多客观事物在外形上双多具有相似性，又由于书写时笔画线条的运用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因此，用象形的方法以简单的线条创造出来的文字，必有许多是开形状相近的，比如“山”和“火”、“月”和“肉”等在古文字里有时就比较接近，如果书写时不了解或不注意形义关系，不求精确而只求近似，就极易造成讹变。可见字形中存在形近部件是产生讹变不见得的客观因素。

此外，讹变现象的产生与书写材料和书写速度也有一定的关系。甲骨文是刻上去的，直笔易刻而曲笔难成，圆形就易讹为方形。战国时期诸侯力征，战事频仍，书求急就，无暇求精，也就产生了大量的讹体。

张桂光先生在《古文字中的形体讹变》一文中说“讹变虽是发生了讹误的变化，但是，在反复淘汰中有资格得到幸存、取得人们承认的讹变形体，一般说来，都是符合简化、声化、规范化的总趋势的要求的。讹变实际上是以特殊的方式，推动古文字朝简化、声化、规范化的方向前进；另外，不少讹变形体取得了合法地位这一事实，说明积非成是是汉字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突出现象，文字作为符号，只要利于交际，便于使用，在结构上有些错误的变化也是允许的、可以得到人们承认的，而且讹变使得字义与字形更加脱离，使得文字更加符号化，也就更有利于文字向着更高级的阶段发展。”

总之，不管是“正变”还是“讹变”，由于汉字的不断发展，简单化或抽象化都有在所难免。因为即使是正变，由于字形有不断演变，对于不熟悉字源的人来说，许多本来是有理据的字形到了后来也都变成了抽象的记号、半记号字。如“即、步、日、月”等字，若不管其源流演变，其实都是一些无法进行形义联系的硬性代码。特别是对于一般的文字使用者来说，几乎所有的现代汉字，都有是一个个的抽象代码，都有是需要从小学起，不断记忆，然后才能熟悉使用的符号。看到汉字就如看到一个个活泼的小生灵，可以把汉字的形音义联系起来说得头头是道，那只有对汉字的源流变化、对与汉字相关的学问都有很熟悉的专家学者才能做得到。至于讹变了的字形，除了一部分通过附会词不达意的引申义、假借义或者原意符变为形近的声符等途径而重新获得形义、形音的联系外，大部分也都有变成了抽象的记号。与“正变”一样，讹变来的字形，如果能附会上形义、形音的联系，那也是文字学家的本事，一般的使用者，都视其形为抽象代码，无法进行“有意义”的联系，做到“见形知音”或“见形知义”。

有一些字在演变过程中是“正变”与“讹变”混杂交替进行的，如“年”字，甲骨文从“禾”从“人”，本是会意字。后在“人”字的竖笔上加点为饰画，此点拉伸为横画，“人”字遂讹为“千”，于是“年”就变成了从“禾”“千”声以后，隶书的繁体遂写作从“禾”从“千”，这又是正变。而隶书简体却把“禾”字的下部撇捺两笔并为一横，又把“禾”字的竖画和“千”字的竖画合为一竖，写成了，这似乎也可看作讹变。楷书“年”字即将此字的第一二两笔的相对位置稍作调整，第四笔短横变为短竖，就成了“年”字了，这个只是笔势的改变，可视为正变。这样看来，“年”字的历时演变是“正变”与“讹变”交替进行的，其最终的字形“年”，对一般人而言，显然也变成了一个无法进行形义联系的代码，是一个抽象的符号。

由此可见，单个汉字的发展演变，正变也好，讹变也好，其形义关系都会变得越来越松弛，甚至完全丧失，都是朝着简单化或抽象化的方向发展，向符号化的高级阶段发展。

此外，汉字的字形常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汉字的字形又是相对稳定的，它与社会的发展并有同步。社会的发展、语言的变化与相对稳定的汉字构成了矛盾，这个矛盾出促使汉字走向符号化。比如，形声字的声符在造字时代表音率是很高的，但时有古今，音有变化，乃势所必然。语音发展变化了，可是用于表示读音的声符却没有跟着变化，这就使得形声字声符的表音率逐渐降低，当它变得完全不能表音时，这个声符就形同虚设，成为抽象的符号了。下载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