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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5-5-9 22:50:54 来源：审计与经济研究 作者：刘剑 阅读1126次
[摘要]罗默、卢卡斯等经济学家提出了内生增长理论。它所强调的规模收益递增、外溢效应、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等,是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重大突破。它不仅较好地解释了一些经济增长事实,而且其丰富的内涵对各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制定和运用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不可否认,内生增长理论在理论框架、生产函数、分析方法等方面仍存在一些缺陷与不足,有待进一步完善与发展。
[关键词]内生增长理论;长期经济增长;外溢效应;人力资本;技术进步;
一、内生增长理论产生的理论语境与现实背景
内生增长理论是罗默(Paul M.Romer)、卢卡斯(Rob ert E.Lucas,Jr.)等经济学家在大量汲取前人经济增长思想的基础上,通过对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疏漏和缺陷进行重新思考,以及试图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现实作出理论解释的过程中提出来的。
收益递增是内生增长理论的核心,但这一基本思想至少可以追溯到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 am Smith,1776)的经济增长观点。斯密认为,国民财富的增长取决于劳动生产力的高低和生产劳动者人数对非生产劳动者人数的比例,而分工导致了劳动生产力的提高。
斯密将分工归结为一种人类固有且特有的倾向——交换的结果,并指出分工的程度取决于交换的能力或市场范围①。在进一步考察劳动分工的影响时,斯密将分工、专业化和技术进步联系起来,指出分工促进了节约劳动型机械的发明,并使相同数量的劳动者能够完成比过去多得多的劳动量。这表明斯密已认识到技术进步将导致收益递增,并进而构成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
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0)继承了斯密的分工理论,并探讨了“斯密定理”的适用范围。马歇尔认为,分工并不必然排斥竞争,即使在具有收益递增倾向的产业中,竞争性行业结构也可以存在。为了说明这一观点,他区分了收益递增产生的两种情形: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
这一富有成果的区分不仅防止或者应该说纠正了收益递增必定导致垄断趋势这一理论倾向,而且简化了对收益递增情形下生产商品价格决定方式的分析。马歇尔的外部经济分析方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因为其提供了一个在完全竞争框架下考察收益递增的分析工具[1]。罗默和卢卡斯就是采用外部经济分析框架建立了各自的内生增长模型。罗默甚至认为知识溢出这种外部经济形式是理解经济增长的关键。
1928年,阿林.扬(Allyn A.Young)在其经典论文《递增收益与经济进步》中提出了经济内生演进思想,并以“斯密定理”为主题,在协调收益递增与竞争性均衡方面作了最为突出的尝试。阿林.扬认为,劳动分工取决于市场范围,市场范围又取决于劳动分工。同时,经济中可能存在收益递增,其来自于迂回生产方式的加强,以及初始投入要素与最终消费者之间生产链条的延长。阿林.扬关于收益递增、经济进步和劳动分工关系的经典思想,本应突破收益递减均衡状态的禁锢,开创一门能使经济学家探讨收益递增的经济学,并为导致产量增加的长期经济增长留下余地。但遗憾的是,阿林.扬的经典思想为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所淹没[2]。20世纪80年代中期,罗默重新发掘了阿林.扬的经典思想,并运用动态模型证明了“收益递增可能会导致无约束的增长,外部性可能会允许竞争性均衡存在”的观点。内生增长理论中的罗默模型(1986,1987,1990)、卢卡斯模型(1988)、杨小凯一博兰德模型(1991)等都是对阿林.扬经典思想的阐释与模型化。
熊彼特(Joseph A.Sehumpeter,1934.)认为,经济增长的过程是通过经济周期的变动实现的,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是不可分割的,它们的共同起因是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按照熊彼特的观点,创新或技术进步是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创新、模仿和适应在经济增长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经济增长表现为一种创造性破坏过程。沿着熊彼特的这一基本思路,塞格斯特罗姆(Paul s.Segerstorm,1990)等人、阿格亨和豪伊特(Philippe Aghion＆Peter Howitt,1992)分别建立了具有创造性破坏特征的内生增长模型。
20世纪50、60年代,以索洛一斯旺模型(1956)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开始重新思考经济长期增长的可能性。基于要素收益递减的假设,该理论认为如果没有某种外生因素的引入,则以新古典生产函数为基础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最终无法避免零增长的稳定均衡状态。在经济增长核算中,索洛(]Robea M.Solow,1957)等人发现传统的要素(劳动和物质资本)并不能解释全部经济增长①,为此他们引入了一个外生的技术进步因素,并认为技术进步是比物质资本、劳动更为重要的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虽然索洛等人没有将技术进步视为内生变量并对其作出科学解释,但他们无疑明确地提出了这一问题,从而为以后经济学家的进一步研究指明了方向。内生增长理论家也主要是根据这一思想拓展了增长理论的研究。
新古典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但这一理论对知识的生产仍然一无所知。因此,如果这个外生的技术进步的来源被切断,则经济终究难逃零增长的稳定均衡状态,从而经济的长期增长仍是无法解释的现象[3]。为避免这种“不愉快的结果”,1962年,阿罗(Kenneth J.Arrow)在《边干边学的经济含义》中提出了一个“干中学”的知识变化模型。这篇独创性的论文是使技术进步成为增长模型的内生因素的最初尝试。阿罗假定,技术进步或生产率提高是资本积累的副产品(即新投资具有溢出效应),不仅进行投资的厂商可以通过积累经验而提升其生产率,其他厂商也可以通过“学习”而提高生产率。据此,阿罗将技术进步解释为由经济系统(这里指投资)决定的内生变量。谢辛斯基(Eitan Sheshinski,1967)在《具有边干边学的最优积累》-文中对阿罗模型进行了简化和扩展,提出了一个简化的阿罗模型,人们将两者合称为阿罗一谢辛斯基模型。虽然这一模型仍无法摆脱与新古典增长模型一样的“令人不愉快的结果”,但其在将技术进步内生化、建立收益递增与竞争性均衡动态模型方面的贡献,为内生增长理论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宇泽弘文(Hirofumi Uzawa,1965)运用两部门的模式结构描述了一个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都能生产的最优增长模型。宇泽模型的重要贡献在于通过假定经济中存在一个生产人力资本的教育部门而将索洛模型中的外生技术进步“内生化”,从而为解释内生技术变化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尝试[2]。
尽管新古典增长理论在逻辑上符合某些经验事实,但它的解释却是远远不够的,外生的技术进步不能揭示经济增长的内生机制。于是众多经济学家开始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之外探索对经济现实的其他理论解释,直接推动了对新的增长理论的研究。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知识在现代经济中的地位日显重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日益变得以知识为基础。经济现实的这种深刻变化要求经济理论作出相应的解释与说明。一些经济学家开始修正传统的生产函数,直接将知识与人力资本纳入到经济增长分析框架之中,以说明知识积累的特征及其对经济长期增长的影响。他们对增长问题的研究与探索最终导致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产生。
二、内生增长理论的基本思想与含义
内生增长理论虽然被称为一个理论,但其并不像新古典增长理论那样有一个为多数经济学家所共同接受的基本理论模型。确切地讲,内生增长理论是一些持相同或类似观点的经济学家提出的诸多增长模型组成的松散集合体。构成内生增长理论的各种模型之间既存在明显的差别,同时又包含一些有别于其他增长理论并体现内生增长理论特色的基本思想。为避免过度的技术性,本文放弃使用数学模型的形式,而改用文字对内生增长理论的基本思想做简单的非技术性描述。
1.技术进步内生化。不同于新古典增长理论把技术看成是外生的、某种随机的、偶然的东西,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知识或技术如同资本和劳动一样是一种生产要素,并且是“内生的”,是由谋求利润极大化的厂商的知识积累推动的。因此,尽管某些特定的技术突破或知识的出现也许是随机出现的,但技术进步或知识的全面增加与人们为其贡献的资源成正比例[2]。如阿罗(1962)通过假定知识是一种非意愿商品或知识是其他活动的无意识副产品而使技术进步内生化。卢卡斯(1988)则通过引入人力资本积累因素(主要是人力资本的外部性与人力资本生产中的正反馈)来解释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内生性。
罗默(1990)强调,决定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是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是经济主体利润极大化的投资决策行为的产物,由专门生产思想的研究部门生产,并且其具有独特的性质,即知识不是传统的私人经济品,也不是一般的公共品,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具有非竞争性和部分排他性的产品。这种新知识以两种方式进入生产:一方面技术会用于中间产品,并进而通过中间产品数量和种类的增长提高最终产品的产出;另一方面技术变化会增加总的知识量,通过外溢效应提高研究部门的人力资本生产率,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4]。
2.规模收益递增。内生增长理论的主流思路认为,在长期增长的经济过程中收益递增不仅是普遍的,而且是必需的;同时,即使在收益递增假设下也能得出竞争性均衡,或者说收益递增与完全竞争可以相容。内生增长理论家将知识、人力资本等因素引入增长模型中,强调特殊的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可以产生递增的收益并使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这就突破了传统增长理论关于要素收益递减或不变的假定,说明了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与动力。罗默(1986)认为,知识的非竞争性决定了一个人对知识的运用并不妨碍其他人对这种知识的运用,而且这种运用的成本相对较低,即知识具有外溢效应。这种知识的外溢效应和知识产生的递增生产力不仅使知识自身形成递增收益,而且使物质资本、劳动等其他要素也具有递增收益,从而会导致无约束的长期经济增长[5]。卢卡斯(1988)认为,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社会劳动力的平均人力资本水平-具有核心作用,并且这些效应会从一个人扩散到另一个人,因而会对所有生产要素的生产率都有贡献,从而使生产呈现出规模递增收益,而正是这种源于人力资本外部效应的递增收益使人力资本成为“增长的发动机”[6]。
3.一国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水平。内生增长理论认为,资本、土地、劳动等要素受收益递减规律的制约,不可能决定长期增长,但知识或技术进步则不同,它决定着不断变化的各种投入要素的组合方式。随着知识的积累和技术的不断进步,即使同样的投入要素也可以以异常多样的形式加以组合,由此带来边际生产力递增的无限空间。因此,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内生化的知识积累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水平。由于知识和人力资本的外溢效应,投资与资本收益率可以是知识存量和资本存量的递增函数,一国既有的知识存量越大,其投资与资本收益率越高,经济增长率也就越大。这不仅表明了经济长期增长的可能性,而且表明了既有的知识存量的差异决定了各国投资与资本收益率的差异,进而决定了各国长期经济增长的不同。
4.国际贸易和知识的国际流动是一国经济实现持续增长的重要途径。内生增长理论认为,对外开放和参与国际贸易可以产生一种“外溢效应”,即国与国之间开展对外贸易不仅可以增加世界贸易总量,而且可以加速先进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传递,使知识和专业化人力资本能够在贸易伙伴国内迅速积累,从而提高贸易国的总产出水平和经济增长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内生增长理论家看来,国际贸易不再是一方受益一方受损的“零和游戏”,而是双方获益的“正和游戏”。罗默(1990)认为,国内市场规模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即使国内市场规模巨大,融人国际市场(尤其是人力资本比较丰富的国际市场)仍然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率[7]。同时,由于知识传播与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国与国之间开展贸易可以节约一部分R＆D费用,间接地增加了本国国内的资本积累,从而使各国经济得以更快地发展。就发展中国家而言,通过参与国际贸易可以学习和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加快自身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的积累,进而可以形成一种“赶超效应”。
5.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在经济增长中具有重要作用。
内生增长理论的产生不仅复活了人们对长期增长和递增收益的研究兴趣,而且将分工和专业化驱动经济增长的思想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杨小凯和博兰德(Yang Xiaokai ＆.Jeff Borland,1991)认为,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在于分工的演进,而分工的动态演进是由经济中的边干边学引起的。边干边学的存在使个人的生产经验不断积累,生产的收益不断增加,从而导致经济的专业化水平不断加深和经济的内生增长[8]。贝克尔和墨菲(Gary S.Becker＆Kevin M.Murphy,1992)认为,分工主要不是取决于市场容量,而是取决于工人的“协调成本”和知识存量。分工深化使经济产生递增收益,同时又使经济的协调成本上升,当知识存量不变时,经济存在一个最优的分工水平。但经济的知识存量会不断内生地增加,知识积累一方面直接促进产量的增加和提高分工水平进而间接导致产量增加,另一方面又降低了经济的协调成本,从而导致分工的不断演进和经济的持续增长[1]。
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长期经济增长完全由外生因素决定,“看不见的手”将引导经济沿着一条最优增长路径移动,因此无论采取什么长期增长都不变。
内生增长理论则认为,一国长期经济增长由以人力资本、知识或技术进步为核心的内生变量决定,这些内生变量对特别是财政是敏感的,并受的影响[9],从而重新确立了对经济增长与发展的重要作用。如罗默(1986)认为,由于知识具有外溢效应,在没有干预的情况下竞争性厂商将不会选择获得社会最优量的知识积累,这样分散化的竞争性均衡增长率就会低于帕累托最优增长水平。因此,各种能够消除知识外部性、促使知识生产的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及社会收益与私人收益趋于一致的,都能取得帕累托改进效果,提高经济增长率和社会福利水平[5]。卢卡斯(1988)认为,由于人力资本存在外部性,如果没有干预,人力资本投资就会偏少,进而经济增长均衡将是一种社会次优。因此,促进经济增长的取向就是鼓励人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6]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Gene M.Gross man＆Elhanan Helpman,1991)认为,由于企业在决策过程中没有考虑R＆D活动的外溢效应,所以其R＆D投资水平偏低,竞争性均衡增长率低于社会最优增长率。因此,就必须通过补贴研究与开发活动,或提供税收优惠鼓励企业增加R＆I)投资等方式来提高经济增长率[10]。琼斯和真野惠里(Larry E.Jones＆:Rodolfo E.Manuelli,1990)认为,经济可能通过影响储蓄意愿和折旧率来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率,税收一般会造成经济的扭曲,使竞争性均衡不再是社会最优,并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因此,应实施减税以促进经济的更快增长[1]。雷贝洛(Sergio Rebelo,1991)认为,核心资本是经济实现持续增长的关键,故可将生产核心资本的部门视为经济的增长点,应对核心资本品的生产部门实行税收减免以促进经济增长[1]。
虽然强调的作用,但内生增长理论家不是凯恩斯主义的拥护者。在内生增长理论家眼中,长期以来的着重点是错误的,认为各国过多地关注经济周期,忙于进行“相机抉择”的微调和寻求操纵“软着陆”的方法是不对的。内生增长理论认为,实质性决定经济周期过程的是知识与技术创新过程,经济周期只是创新周期的表象。如果把经济增长看成是一条长期上升的图线,那么经济周期就是围绕该线的小的波纹线,而决定长期内图线高度的是该线的斜率而非这些波纹线。因此,罗默等内生增长理论家主张应着力于能促进知识与技术创新的各种(组合)。
三、对内生增长理论的简要评价:理论价值与缺陷
1.内生增长理论突破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局限性,促进了经济增长理论与经济发展理论的融合。新古典增长理论有两个核心假设:技术外生与规模收益不变或递减。内生增长理论认为这两个假设都不符合现实。从社会角度来看,技术是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是追求利润极大化的行为主体投资决策的结果;从历史上看,生产表现为规模收益递增而非不变。内生增长理论从技术内生和规模收益递增出发,强调知识外溢、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劳动分工、有意识的研究与开发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甚至主张把活动内生化。所有这些都给沉寂已久的增长理论注入了强有力的生命力,从而将经济增长理论带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同时,内生增长理论在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上将发展经济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在更深层次上突破了传统经济理论只关注经济增长问题的局限性,而更多地关注对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如卢卡斯在《论经济发展的机制》一文中,将研究范围扩大到发展中国家,并明确表示经济增长应当包含“经济发展”的内容。这种突破标志着经济增长理论正向经济发展理论融合,并且这种融合的趋势在近期研究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这种融合的趋势代表了发展经济学的发展方向,正如著名经济学家阿罗所指出的,当代经济学家必须既是“穷人的保护者”,又是“理性的捍卫者”。由此可见,内生增长理论向经济发展理论的融合与发展经济学的当代走向是一致的。就这个意义而言,内生增长理论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将发展经济学推向一个新的阶段[11]。
2.内生增长理论能够较好地解释一些经济增长事实。虽然几乎所有内生增长模型都采取了极为抽象的表述形式,并对纷繁复杂的经济现实作了大量简化,但该理论仍然具有相当强的解释力。内生增长理论认为,一国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其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水平,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水平高的国家其经济增长率和收入水平就高,反之亦然。由此可见,当前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的主要原因在于各国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积累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因为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可以产生递增收益,由于发达国家知识存量和知识积累率较高,其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收益率也就较高。因此,当生产要素可以在各国自由流动时,资本和人才可能会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而不是相反,这就从理论上解释了国际间“资本倒流”和“智力外流”现象。内生增长理论的这些说明是比较符合事实的,其对经济现实的解释力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该理论具有相当的理论价值。
3.内生增长理论对各国增长的制定和运用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内生增长理论的主流思想认为,在知识、R＆D投资等具有外溢效应的前提下,自由竞争将不能保证经济沿着最优路径增长。这就为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及其作用则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内生增长理论及其实证研究总结出了一套维持和促进长期增长的,如补贴教育,支持研究与开发活动,保护知识产权,实行有利于知识积累并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贸易以及避免对市场的扭曲等等。内生增长理论对作用的认识对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运用的功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具有后进性,因此如何利用作用摆脱这种后进性就十分紧迫。遗憾的是,尽管长期以来一直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主导,但的着重点却往往是错误的,各国的实践过多地关注经济周期。因此,内生增长理论强调促进技术创新与知识积累的各种,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的长期增长指明道路。
内生增长理论关于人力资本、知识、R＆D投资是经济增长核心因素的结论,使边际收益非递减性的假设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且在很大程度上确实抓住了长期经济增长源泉问题的关键所在,但是问题远未全部解决。正如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H.Stern,1991)在总结经济增长理论半个世纪的发展时指出,现在有许多经济学家宣称他们解决了“索洛剩余”的问题,但事实是这些理论要么自成体系,要么将它们全部综合在一起,仍然没有使我们对经济增长中的技术进步机制有深刻的理解[12]。由此可见,内生增长理论目前仍处于不断发展与完善之中。
内生增长理论的缺陷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各种增长模型都采用了一些过于严格的假设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内生增长理论对经济现实的解释力。如罗默模型(1986)中的“完全竞争”假设不仅与经济现实相去甚远,而且使该模型在逻辑上存在问题,因为在这一假设下分散化经济不存在动态均衡解。同样,罗默模型(1990)中的研究部门具有二阶齐次线性生产函数的假设也不符合规定,很难想像现实经济中有哪一个部门的生产函数具有这样强烈的收益递增倾向,但若放弃这一假设该模型就无法得出经济存在平衡增长路径的结论。巴罗模型(1990)假设具有生产性,且服务对产出的贡献份额恰好与劳动对产出的贡献份额一样大,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经济存在一条平衡增长路径。雷贝洛模型(1992)的结论则依赖于经济中存在一类特殊的资本品,固定要素对这类资本品的生产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影响。这一假设是否具有现实性是值得怀疑的。尽管对于假设条件是否应具有现实性,长期以来经济学界一直存在较大的意见分歧,但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采用什么样的假设条件是重要的。因为对假设的检验可以产生一种重要的洞察力,而这种洞察力可以帮助我们解释检验的结果。由于内生增长模型采取了过于严格的假设条件,不可避免地降低了模型结论的可信度、损害了内生增长模型对经济现实的解释力。[1]
2.内生增长理论在生产理论上并未取得突破。生产理论基本假设的变化是增长理论取得突破的关键。20世纪50年代索洛等人的贡献就在于他们在生产理论上对哈罗德假设的修正,索洛用资本和劳动的可替代性假设取代了哈罗德模型中要素替代刚性的隐含条件,从而为满足哈罗德的均衡增长条件奠定了基础。但是,内生增长理论仍以固定要素替代性生产函数和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就此而言,内生增长理论与新古典增长模型并无本质区别,这一点在琼斯-真野惠里模型(1990)、雷贝洛模型(1991)等线性内生增长模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近年来,虽然有人试图在这方面有所发展与突破,但结果却令人难以满意。
同时,内生增长理论仍然无法解决总量生产函数的问题。除了没有采用总量生产函数方法建模的杨小凯-博兰德模型(1991)、贝克尔-墨菲模型(1992)以外,其他各类内生增长模型的核心工作在于修改新古典增长模型的生产函数,如在新古典生产函数中引入知识或人力资本等因素、放松新古典生产函数对递增规模收益的等。从某种意义上看,内生增长理论是以新古典增长模型的总量分析框架为基础的,因而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存在的问题就转移到内生增长理论上。更有甚者,资本总量已存在严重的问题,而人力资本的定义比资本更模糊,可测性更差,而且人力资本总量的可加性迄今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20世纪60年代以来,不少经济学家在测量人力资本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尽管目前能定性地说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贡献,但定量分析没有取得令人信服的结果[12]。
3.内生增长模型忽略了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内生增长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打开了“索洛剩余”这一“黑箱”,给出了技术变化的内生解释,但由于各类内生增长模型都忽略了制度因素或隐含地假定经济制度是给定的,从而无法利用其分析框架说明制度变迁对生产技术条件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内生增长模型中,外部性对经济能否实现长期增长以及经济增长率的高低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么为什么经济中没有产生相应的制度安排使这种外部性内部化,即通过当事人的合约使外部性的影响能通过市场价格来反映呢?罗默等认为,知识的外部性不能被内部化,制度或制度创新对解决知识外部性问题不起作用。为了说明这一点,罗默等假定知识或人力资本的溢出是宏观层次的,而琼斯和真野惠里(1997)则认为,没有证据表明知识溢出具有宏观层次的重要性。但是,“大多数执行经济职能的制度却是对经济增长动态的需求的反应”,③即大量的重要的制度都可以写成经济增长函数的变量,这样制度便内在地成为经济增长的要素之一。诺斯(Douglass c.North,1990)的研究也表明,“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是社会与经济研究的基本核心”,④“这些模型(指内生增长模型)都取决于一个能驱动模型的暗含的激励结构的存在,……如果不将制度中派生出来的激励结构作为研究的重要部分,这一研究对我来说是一个无结果的试验”。⑤因此,要真正开启“索洛剩余”这个“黑箱”,内生增长理论就必须将制度纳入分析框架。虽然近年来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距离构建一个规范的制度内生化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4.内生增长理论对经济现实的分析过于数学化或模型化。内生增长理论是一个数学味道很浓的理论,尤其是在近期的文献中,数学推导和模型分析已经代替了传统的文字表述,成为一种标准的经济学概念和语言,并形成了一种类似于数学分析的理论结构。但是经济理论的过度数学化也使内生增长理论的研究出现了一种相互矛盾的现象:一方面,由于内生增长模型中的数学模型分析假定出越来越多的可计量变量,增强了增长理论的可操作性和分析结论的精确性,从而使增长理论更接近于经济增长的现实;另一方面,有些内生增长模型片面追求理论的“完美性”和模型化,对增长理论的研究从概念到结论已经没有多少经济学语言,使经济增长分析演变成一种纯粹的数学演绎,结果反而使增长理论越来越脱离经济增长的实际。
关于这一点就连内生增长理论的创始人罗默(:1992)也意识到了,“如果我们少花一些时间来解方程组,多花一些时间来精确地定义我们用词的真正含义,那么在这些领域中的学术研究和讨论会更加富于成果。”⑥循着这一思路,巴苏(K.Basu,1992)进一步指出:“我非常赞同罗默关于方程式和数学的应用的方的观点。尽管我相信数学对于一个经济学家是一个重要工具,我同样认识到,许多经济学家把数学复杂性本身视为了一个目的。……这是大可不必的,因为经济学需要一种直觉的逻辑技能,这种技能是本质的,并且提供了极大的智力挑战。”⑦
四、结语
内生增长理论将知识、专业化人力资本和R＆D投资视为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因素,反映了知识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尽管内生增长理论在理论框架、生产函数、分析方法等方面仍存在一些缺陷,但其独特理论视角为人们重新认识长期增长的源泉提供了不少深刻的见解,同时,其丰富的内涵对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践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注释:
①斯密的这一观点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美国经济学家阿林.扬(Allyn A.Young,1928)对其推崇备至,认为这一思想是“所有经济学文献中所发现的最具启迪性和创造性的判断之一”,并将其称之为“斯密定理”。
②不能由劳动和物质资本解释的经济增长部分被西方经济学家称之为“索洛剩余”或“索洛残差”。事实上,20世纪50、60年代增长理论文献的核心就是围绕将“索洛剩余”内生化而展开的研究。
③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55页。
④诺斯.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38页、第79页。
⑤同④。
⑥Romer ,P. M. ," Two Strategie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 Using Ideas and Producing Ideas", Proceedings of the World Bank Annual Confer 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2.
⑦Basu, K. ," Comment on Two Strategie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 Using Ideas and Producing Ideas", Proceedings of the World Bank An nual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2.
[参考文献]
[1]朱勇.新增长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谭崇台.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3]庄子银.新增长理论的兴起与知识经济的出现[J].经济评论,1999(6).
[4] Romer, P. M.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 Vol. 98, No. 5, PartII, pp. $71 - S102.
[5] Romer,P. M.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 J]. Jour 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6, Vol. 94, No. 5, pp. 1002 - 1037.
[6] Lucas, R..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88 ,Vol. 22, pp. 3 -42.
[7]潘士远.知识、R＆D与经济增长[J].浙江社会科学,2003(3).
[8] Xiaokai, Yang, ＆ J. Borland. A Mieroeconomie Mechanism for E conomic Growth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1, Vol. 99, No. 3, pp. 460 - 482.
[9]郭庆旺,鲁听,赵志耘.公共经济学大辞典[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10] Grossaman,G. , E. Helpman. Quality Ladders in the Theory of Growth[ 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91, Vol. 58, pp. 43 -61
[11]庄子银.新增长理论的兴起和发展[J].山会科学,2002 (2).
[12]邹刚.增长理论的最新发展[A].汤敏,茅于轼.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第二辑)[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