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目标：

1、掌握屈原的生平和作品

2、楚辞产生的文化政治背景

3、屈原的爱国思想

教学重点和难点：

1、楚辞产生的文化政治背景

2、《离骚》艺术成就

教学方法：

讲授 

课时安排：8课时

教学过程（内容、方法、步骤）：

第一课时　

本节讲授楚辞含义、结集及楚辞产生的原因

一、楚辞的含义

“楚辞”一词，最早见于司马迁《史记·酷吏列传》，说明这一名称形成于西汉初年。在漫长的传播过程中，它已具有三重涵义：

    第一，诗体。指出现在战国时代、楚国地区的一种新的诗体。

    第二，作品。指战国时代一些楚国人以及后来一些汉人用上述诗体所创作的一批作品。

    第三，书名。指汉人对楚国人、汉人所写诗歌辑选而成的一部书。

二、《楚辞》的结集

《楚辞》一书，既非出自一人之手，也不出于一个时代，它是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人们逐渐纂辑增补而成的，自战国至东汉，历三、四百年，共分五个阶段：

    一、先秦

    离骚        第一                屈原

    九辩        第二                宋玉

    纂辑者可能是宋玉。此为《楚辞》雏形。

    二、西汉武帝时（前140前后）。增辑作品七篇：

    九歌        第三                屈原

    天问        第四                屈原

    九章        第五                屈原

    远游        第六                屈原

    卜居        第七                屈原

    渔父        第八                屈原

    招隐士        第九                淮南小山

    增辑者为淮南王宾客淮南小山，或即淮南王刘安本人。以上九篇作品的合集，是淮南王刘安以后、刘向以前的《楚辞》通行本。

    三、西汉元帝、成帝时（前48～前8年间），增辑作品四篇：

    招魂        第十                宋玉

    九怀        第十一                王褒

    七谏        第十二                东方朔

    九叹        第十三                刘向

    增辑者为刘向。

    四、班固以后、王逸以前（100年前后），增辑作品三篇：

    哀时命        第十四                严忌

    惜誓        第十五                贾谊

    大招        第十六                屈原或景差

    增辑者已不可考，既不出于一人之手，也不在一个时期，而是在较长的时期里由不同的人一篇一篇地陆续增辑而成。以上十六篇作品的合集，就是王逸作《楚辞章句》时所据的十六卷《楚辞》本。

    五、东汉后期（100～150年左右），增辑作品一篇：

    九思        第十七                王逸

    增辑者为王逸。王逸撰《楚辞章句》，并附入自己的作品《九思》，成十七卷，即后世流传的十七卷本《楚辞》。

    逮及宋代，因其篇第混併，乃考其人之先后，重定其篇第，即：

    离骚        第一                屈原

    九歌        第二                屈原

    天问        第三                屈原

    九章        第四                屈原

    远游        第五                屈原

    卜居        第六                屈原

    渔父        第七                屈原

    九辩        第八                宋玉

    招魂        第九                宋玉

    大招        第十                屈原或景差

    惜誓        第十一                贾谊

    招隐士        第十二                淮南小山

    七谏        第十三                东方朔

    哀时命        第十四                严忌

    九怀        第十五                王褒

    九叹        第十六                刘向

    九思        第十七                王逸

    这就是宋代以后通行的《楚辞》版本。而《楚辞》一书的纂辑过程与篇目内容，也透露了“楚辞”二字的意义：即屈原辞赋以及宋玉以下汉人的伤悼屈原、以事名篇的拟骚辞赋（或骚体赋）。

三、楚辞产生的原因

楚辞，是战国时以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这种诗体具有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黄伯思所说，“皆书楚语，做楚声，纪楚地，名楚物”（《东观余论》）西汉末年，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及汉代一些文人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编成《楚辞》一书，这是继《诗经》之后我国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楚辞》与《诗经》共同构成中国诗歌史的源头。在诗歌史上都具有重要作用。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汉代人还普遍把楚辞称为“赋”。《汉书·艺文志》中有“屈原赋”、“宋玉赋”等名目。《楚辞》由刘向编辑后，东汉的王逸作《楚辞章句》，宋洪兴祖作《楚辞补注》，朱熹作《楚辞集注》，此后的注本纷多，“楚辞学”成为历代研究的一门显学。

楚辞的产生，既是楚文化与中原文化融合的产物，又是楚文化自身发展的产物。楚文化始终保持着自身强烈的特征，与中原文化有显著区别，因而楚人长期被中原国家看成野蛮的异族。楚地被称之为“蛮荆”，楚人被称之为“蛮夷”。跟“猃狁”、“戎狄”并列。一般认为楚文化比中原文化落后，这样说不完全对。正确的说，楚文化和中原文化，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具体说，楚辞的产生，有如下背景和因素。

第一、中原文化的影响。长江流域同黄河流域一样，很早就孕育着古老的文化。楚民族兴起之后，成为这一地域文化的代表。至迟在殷周时期，楚人已经同北方政权发生关系；西周时，封楚王熊绎于江汉地区，表明周王朝对南方的控制。春秋时，楚国迅速强大，兼并了长江中游许多大小邦国，成为足以与中原抗衡的大国，楚庄王为春秋五霸之一。战国时，楚国并吞吴越，其势力西抵汉中，东临大海，在战国诸雄中，版图最大，人口最多。一度有“横则秦帝，纵则楚王”之说。最后楚为秦所灭。但秦时的楚地，又成为推翻秦王朝的主要力量。汉王朝的建立，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是楚人的胜利。秦汉大一统，最终完成了南北文化的汇融，也由此形成了伟大的汉族。

处于南方长江、汉水流域的楚国，在文化渊源上和政治思想方面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与中原文化有一定的一致性。春秋战国时代，北方中原的主要文化典籍，如《诗》、《书》、《礼》、《乐》等，也已成为楚国贵族诵习的对象，成为他们文化素养的一部分。屈原《九歌》中的《桔颂》全用四言句，又在隔句的句尾用“兮”字，可以看成是《诗经》体式对《楚辞》体式的渗透。在战国时代，纵横家奔走游说于南北，其华美铺张的文辞对《楚辞》华美铺张的文辞也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楚辞的产生，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是无疑的。中原文化与楚文化的交融，是楚辞产生的重要因素。

第二、楚国的地理因素。楚国的经济条件要比北方优越，物产丰富（举《重耳之亡》中重耳与楚成王的对话为例），人们谋生比较容易，不必像北方人整天从事单纯维持生存的活动，有时间和精力从事更复杂的物质生产和精神活动，南方秀美的奇山异水也能陶冶人们浪漫的情思。和北方人比，较少受生活和礼教的压抑，这样，个体意识相应就比较强烈。丰富的物质生活条件，较少压抑而显得活跃的生活情趣，造成了楚国艺术的高度发展，在审美趣味上表现出不同于中原文化的特点。

第三、楚国风俗习惯的因素。当中原文化巫教色彩早已明显消退以后，在楚国，君臣上下仍然“信巫觋，重淫祠”（《汉书·地理志》）楚怀王曾“隆祭礼，事鬼神”，并且企图靠鬼神之助以退秦师（《汉书·郊祀志》）。民间的巫风更为盛行。可见在屈原的时代，楚人还沉浸在一片充满奇异想象和炽热情感的神话世界中。生活于这一文化氛围中的屈原，不仅创作出祭神的组诗——《九歌》和根据民间招魂词写作的《招魂》。而且在表述自身情感时，大量运用神话材料，驰骋想象，上天入地，给人以神秘的感受。甚至《离骚》中，也有“陈词”、“占卜”、“降神”，也借用了民间巫术的方式。　

第四、楚地歌谣的影响。楚辞的形成，从直接因素来看，首先同楚地的歌谣有密切关系。楚国是一个音乐舞蹈发达的地区。《楚辞》等书中的《九歌》、《九辩》、《阳春》、《白雪》都是当时楚地的乐曲名目。它的体式与中原歌谣不同，不是整齐的四言诗，每句可长可短，在句尾或句中多用语气词“兮”。另外，楚辞虽脱胎于楚地歌谣，却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歌谣是配曲歌唱的，但楚辞有的篇目如《九歌》、《离骚》、《天问》等都很长，显然不适宜歌唱。汉朝人称楚辞为赋，取义是“不歌而诵谓之赋”（《汉书·艺文志》）表明读楚辞不象散文那样的读法，据古籍记载，需要用一种特别的声调来诵读。这大约类似于古希腊史诗中的“吟唱” 形式。楚辞正是摆脱了歌谣的形式，才能使用繁丽的文辞，容纳复杂的内涵，表现丰富的思想感情。

第五、屈原的贡献。“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文心雕龙》）。楚辞是楚文化的产物，具体说来，又离不开伟大诗人屈原的创造。

第二课时　

本节讲授屈原的生平、思想和作品

一、屈原的生平

屈原，名平。生活于楚怀王、楚顷襄王时代，后人据《离骚》“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二句推测其出生年月日，诸说不一，邹汉勋定为楚宣王二十七年（前343）戊寅正月二十一日；郭沫若定为楚宣王三十年（前340）正月初七日；浦江清定为楚威王元年（前339）正月十四日；汤炳正定为楚宣王二十八年（前342）正月二十六日。又据《哀郢》、《怀沙》及《史记·楚世家》推测其卒年月日，亦无确证。黄文焕定为顷襄王十年（前2），林云铭定为顷襄王十一年（前288），蒋骥定为顷襄王十三四年或十五六年（前286－前283），刘梦鹏定为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

屈原生平资料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史记·楚世家》、刘向《新序·节士》。屈氏与楚王同姓（芈），楚武王子瑕食采邑于屈，因以为氏。屈原年轻时曾得怀王信任，任左徒，史称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怀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上官大夫与之同列，心害其能。怀王派屈原起草改革朝政的宪令，在草拟阶段，上官大夫代表保守势力要修改其中关于条文，屈原不同意。上官大夫恼怒异常，谗于怀王，云“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刚愎自用、感情用事的怀王“怒而疏屈原”。屈原后任三闾大夫，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王逸《楚辞章句》）。屈原疾王听不聪，谗谄蔽明，邪曲害公，方正不容，忧愁幽思而开始创作《离骚》。

楚怀王十六年（前313），秦惠文王欲伐齐，令张仪厚币委质事楚，诱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使楚绝齐。怀王贪而信张仪，遂绝齐。结果受骗，未得其地，怀王怒而伐秦，秦楚由是交兵。十七年（前312），秦大破楚师于丹、淅，斩首八万，虏楚将屈匄，取楚汉中地六百里。十八年（前311），秦因暂不能灭楚，且齐楚复交，愿割侵占的汉中之半以和楚，怀王云，“愿得张仪，不愿得地。”于是张仪又至楚，用事者靳尚、宠姬郑袖使怀王释去张仪。时屈原出使齐国刚返，谏怀王云：“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

怀王二十四年（前305），楚背齐合秦，往秦迎妇。一向坚持联齐抗秦的屈原因谏怀王合秦，被贬斥到汉北之地，《抽思》云，“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怀王二十八年（前301），秦与诸侯兵击楚，杀唐昧，取重丘。怀王二十九年（前300），秦复攻楚，大破楚，杀二万，将军景缺死。

怀王三十年（前299），秦复伐楚，取八城。时秦昭王欲骗怀王入武关，怀王轻信欲行，屈原谏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怀王之子子兰劝行，云“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果为秦扣留。楚立怀王子横，是为顷襄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

顷襄王三年（前296），怀王客死于秦而归葬，“楚人怜之，如悲亲戚”，楚人由是怪子兰劝怀王入秦，客观上则肯定了屈原判断之准确。子兰乃唆使上官大夫向顷襄王诽谤屈原，顷襄王怒而将屈原从汉北放逐到江南地区。屈原“上洞庭而下江”，辗转沅、湘一带，故都日远，长年不复，“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于无可奈何之际，自沉于汨罗江中。

二、屈原的思想

第一、忠君爱国。  他对楚国怀有“深固难徙”的钟爱，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深沉眷恋情绪，本国没有希望，甚至遭祸殒身，但他仍然希望存君兴国；受到疏远、流放之后，他怨君更忠君，将“俗之一改”寄希望于君之一悟，因而有恋阙思君、表白陈情的倾诉，有抨击群小、以显己美的对比。

第二、不迁。  屈原廓其无求，头脑清醒，于世，横而不流，他追求正直、光明，鄙视周容、佞曲，即使备受摧残，穷困茕独，谣诼攻击，无人支持，也不改弦易辙。为了美好人格、操节的保持，他牺牲了欢乐、升擢，也牺牲了自己的宝贵生命，更牺牲了比生命还看重的“修名”。

第三、上下求索。  对理想、对真理、对美政的追求，执著不懈，不屈不挠。

第四、好修为常。  屈原说过，“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一篇《离骚》，言修者凡十一，志行高洁，仍不断磨炼、提高、完善。

与众不同的是，屈原汲汲以求的是以上四项的“全能”，力图将执著不舍的深切眷恋、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坚韧不拔的求索精神、好修不懈的崇高品质，“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种超越现实的理想模式、完人模式，是屈原的伟大、独特之处，亦是其痛苦、悲剧之源。因为根据当时的环境、条件、气氛、屈原是无法进行“全能”操作的；若要操作，必有舍弃；若不舍弃其中一部分，则不仅不能实现、实施、尝试，而且连自身也难以保全，所以就一下子陷入了困境、难以解脱。屈原遭到接二连三的打击之后，面临的已不是“进与退”、“仕与隐”、“成功与失败”的选择，而是“玉碎与瓦全”的选择。屈原克服了短暂的思想动摇，始终坚持“全能”，决不轻易舍弃其中任何一项。因此以其生命与“修名”为代价，为我们自塑了一个完美的人格典型；屈原的悲剧，正源于自身无法解决的矛盾，而他的矛盾，正是他的人格的体现、他的“美”的张扬，而他，也就成了民族精神的完美象征。

三、屈原的作品

《史记》本传中提到的有《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怀沙》5篇。《汉书·艺文志》载屈赋25篇，未列篇名。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所载也是25篇，为《离骚》、《九歌》（11篇）、《天问》、《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夫》，而把《招魂》列于宋玉名下。对这些作品的真伪，历来说法很多。现在一般认为：《离骚》、《九歌》、《天问》、《九章》、《招魂》等二十三篇为屈原所作，《远游》、《卜居》、《渔夫》伪托的可能性大。

关于屈原作品的分类，姜亮夫分为三类解读：《离骚》、《九章》等为一组，大多有事可据，是屈原创作重心，带有自传性，乃情愫与事实之纠合而成篇；《天问》为一组，是屈原思想与学术造诣、批判精神的表现；《九歌》为一组，从民间祀神乐曲整理加工而来，是代人或代神表述，更多地显示南楚文学传统的痕迹。而《离骚》、《九歌》两组，构成屈原作品的基本风格。

第三课时　

本节讲授《离骚》题旨与内容

一、创作时间

《离骚》是屈原最重要的代表作。全诗372句，2400余字，是中国古代最为恢宏的抒情诗篇。其写作年代，一般认为是在屈原离开郢都往汉北之时。《史记·屈原贾 生列传》说屈原因遭上官大夫靳尚之谗而被怀王疏远，“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 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也 认为《离骚》创作于楚怀王疏远屈原之时。

二、题旨

司马迁：“离骚者，犹离忧也。”（《屈原列传》按，史迁之说，本出于淮南王刘安《离骚传》。另，《离骚》中有“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九歌·山鬼》中有“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尤”之句）

班固：“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离骚赞序》）

王逸：“离，别也。骚，愁也。”（《楚辞章句·离骚经序》）

另外，还有释为“牢骚”（扬雄）、“老商”（楚曲名，游国恩说）等。但以班、马二人之说最为合乎诗人命题之旨。

三、《离骚》的内容

尽管对《离骚》的写作年代和题旨有不同说法，一时难下定论，但仍可以这样明确的概括：这是屈原在政治上遭到严重挫折，面临个人的厄运和国家的厄运，对于过去和未来的思考，是屈原心灵历史的记载，是一篇崇高而痛苦的灵魂的自传。

首先从自叙平生着笔，历数内美，论修明志。他有众多的“内美”，如出身，姓同楚王；降生，幸逢大吉；得名，名嘉字懿。但“又重之修能”，通过江蓠、辟芷、秋兰、木兰、宿莽等香草的采集、佩带，说明后天的努力，博采众善，自我约束，锻炼与完善。同时，在汲汲自修的过程中，还带有春秋代序、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季节更替，日来月往，激发了诗人的敏锐感受力，乃至于一草一木的细微变化，也会引起诗人的时间忧虑，故《离骚》一则曰：“老冉冉其将至兮”，再则曰：“及荣华之未落兮”，三则曰：“恐鹈鴂之先鸣兮”，四则曰：“及余饰之方壮兮”，五则曰：“及年岁之未晏兮”，这比兴与直陈的交互表现，凝聚着诗人人生追求的可贵的时间意识。

    其次，诗人全力揭露群小丑态。而其目的又是以明其节，以申其志，冀君明辨，所以对楚怀王的表白是通过对群小的抨击来实现的。屈原因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则自然会埋怨君王糊涂，听信谗言，不辨曲直，前后不一，变化难定。而抨击群小，既历举其罪过：竞进贪婪，不厌贪求；投机取巧，违背法度；背直追曲，苟合取容；嫉妒贤良，造谣中伤——这就是屈原所处的溷浊环境，他手指着群小，眼看着君王，既表白自己，又求君明鉴：美德善行，反而成了牵累；博采众善，反成罪过！自伤自叹之余，又将哲学视野从狭小的空间——楚国宫廷斗争飞越到悠久的时间：道不同，岂止不相为谋，简直冰炭不能相容；正直与邪曲怎能和平相处？小人得志，贤良受气，自古以来，不乏其例，有什么不能理解呢？既然为了理想与人格，受到打击与诬蔑，付出沉重的代价，也就不应该半途而废。所以再次表示：余心所善，九死不悔！即使忍尤攘垢、溘死，即使郁邑侘傺、穷困失路，也在所不惜！因为为清白、为正义而死，正是前代圣人所嘉许的！这震憾人心的独白，是屈原用自己的生命、乃至自己的一切铸就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宣言。

    接着，《离骚》则从“为臣”的角度，转到“为君”的角度，给我们展示了一幅平民很少涉及的“君王世界”。为了使怀王醒悟，频频引证古代圣贤之遗训，又以亡国之君为鉴戒，导君先路，从而构成了古代统治者正反人物形象系列。正面有：汤、禹、周文王、周武王，三代开国之君之所以政兴名显，千古敬仰，是因为他们为政以德，圣哲茂行，具体表现为：谨慎敬畏，专心治国；遵循法度，毫无偏颇；举贤授能，黜退佞邪。反面有：启、羿、浇、桀、纣等，这五人之所以亡国危身，为天下笑，主要是为政失德，具体表现为：沉湎声色，康娱自纵；淫游佚畋，暴虐常违；菹醢贤能，听信谗佞。在两个系列中，屈原写正面人物虚而简，写反面人物实而详，有利于劝戒、开导怀王：盛衰之理在于人事，而人事又集中在最高统治者身上，而人君之德又集中在自我约束、自我节制、严格要求自己上。《离骚》还反复叙述尧、舜耿介得路，三后用人唯贤，尤于汤、禹、武丁、文王、齐桓公举贤授能，不拘一格，君臣相得，遂建功业而欣欣羡慕，反复称道。屈原的苦衷与渴求，于此可见。

    再次，《离骚》通过上下求索抒发了自己“进”与“退”的激烈思想斗争。诗人虚拟了一个“知音” ——女嬃劝导自己，希望自己随和顺从，作一些让步，正所谓“退后一步，海阔天空”。但诗人不能接受劝告，故到古圣大舜那儿陈词，结果意气风发，驾龙乘凤，凭风飞行，寻求理想。这次行程声势浩大，仪从颇盛，有白龙、凤凰、日御羲和、月御望舒、风神飞廉、雷神雨师相助，不仅浩浩荡荡，堂堂正正，而且日夜兼行，风驰电掣。“纷总总其离合兮，斑陆离其上下”，天庭云霞的美好景观令人神往激动，但等待诗人的却是毫无精神准备的冷遇：天庭守门人漠然而视，不予理会，无法与上帝沟通相见。所以诗人再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慨：为什么天上人间都是这样混乱污浊，压制贤良，嫉妒高才，贤愚不分，是非颠倒？气愤之余，又决不愿轻易放弃：“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从下文“三求女”来看，从“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之表喻与本旨对应来看，求女，即求君，求理想的实现。若从深层思考，屈原追求的，正是他的人生选择与价值取向：深固难徙的国家观念，君臣相得的美政标准，不迁的人格准则，好修为常的道德规范。

最后，《离骚》抒发了“去”与“留”的矛盾与斗争。诗人在求女失败、上天入地无路可走的时候，请灵氛占卜，其结论为：出必有合，于楚无望；诗人怀疑，又请巫咸降神，结论为：远逝择君，速去可成。诗人因“恋楚情结”而生犹疑，继而自念，感到恋楚有祸，国无知音。三层推进，如出一辙，反复渲染“必去”之理念，正是势在必行——于是诗人“历吉日乎吾将行”，诗人充分描写了这次出行的准备、原因、路线、地点，尤其渲染其行色：车马之盛，仪从之众，山川之广，心情之怡，而末四句则如苦人得喜梦，乍然惊醒，写出行的结果：“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因留恋楚国、行而复止。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屈原作出去楚决定是他保美质、为美政的唯一出路；但强烈的乡国之恋始终使他狐疑犹豫，不忍去楚；在“势在必行”这个理论基础上作出的“行而复止”的伟大举动，是诗人剖明心迹、感悟其君的深刻而独特的一种方式，更是他的“恋楚情结”的必然表现。

第四课时

本节讲授《离骚》的思想、艺术成就

一、《离骚》反映的思想

   第一、存君兴国的美政理想

既莫足与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

对屈原所说的“美政”，如果冷静的看，我们只能说这是超越现实的理想。诗人所推崇的“三王”之政，“尧舜”之治，实际上是儒家虚构的产物；他一再提出的以民为本、修明法度、举贤授能等政治主张，在春秋战国时代作为一般的原则虽然已经得到普遍赞同，但在实际统治中，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实行。而屈原却始终要求以他理想中的“美政”改造楚国，并以此照出楚国政治的黑暗，批判楚国君臣的昏庸和贪鄙。当他认识到美政不可能实现时，就宁可怀抱理想而死。我们决没有理由指责屈原的“偏激”，指责他的理想“不切实际”。因为理想本身是照耀人类前进的光芒，为理想而奋斗是人类不可缺少的、得以摆脱平庸苟生的伟大精神。

第二、深沉执着的爱国情感

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忽临睨夫旧乡，蜷局顾而不行。

对屈原的爱国精神，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屈原的爱国和忠君连在一起，二者密不可分，楚怀王已经昏庸胡涂，楚国已经毫无希望，所以屈原没必要那么深深地爱着他的楚国；另一种意见认为屈原的爱国是一种狭隘的观念。当时秦统一六国已经是大势所趋，屈原要“存君兴国”，是不现实的，只能是悲剧的结局。这两种看法都有一些片面性。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我们只能把屈原的爱国精神放到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去考察。在那个时代，君国一体，屈原也只能把振兴楚国的希望寄托于楚王身上，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可厚非。而且他的爱国还有爱民的因素在内，面对着“虎狼之国”的秦国的侵略，屈原对自己祖国和人民的前途忧心如焚，如果像苏秦、张仪之流那样“朝秦暮楚”，屈原完全可以名利双收。所以屈原的爱国，没有一点为自己的私家利益的因素，完全建立在为国家、为人民（包括楚王）的基础上，而且为了祖国和人民以死殉国，如此深沉执着的爱国感情，何等坚贞！何等纯洁！因此对屈原的爱国精神应该给以充分的肯定。

第三、放言无惮的批判精神

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竟周容以改度。

屈原在作品中满怀忧愤，责数楚王之昏惑，揭露世俗之混浊，痛斥群小之邪僻，表现出可贵的批判精神。对此，班固评价说他“露才扬己”，“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北朝颜之推说“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他们是站在封建正统和儒教的立场上评价屈原的，这正好从反面说明了屈原的批判精神之可贵。如果当时屈原面对不幸的遭遇而委曲求全，一味退让，也就没有后世人们心目中伟大的屈原的形象和不朽的诗篇《离骚》了。应该说，屈原的那种放言无惮的批判精神，在中国古代奴气十足的社会里，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它对后世一些正直的文人有很大的影响，如司马迁、李白、韩愈等。他们正像鲁迅所说的，是“中国的脊梁”。

 第四、不迁的峻洁人格

屈原的不迁的峻洁人格，与他高贵的出身、不断的品德修养等因素分不开。诗人在《离骚》中抒写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对假、丑、恶的无情鞭挞，倾诉了坚持操守、九死不悔的坚定意志，表达了不与小人同流合污的顽强决心。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当诗人意识到自己和他所属的群体——楚国贵族集团——完全处于对立状态时，不仅没有恐惧感，反而产生了一种自豪感。“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他在孤立中看到自己的高大，而对孤立他的社会投以蔑视。其峻洁人格，“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但还应该看到，屈原的峻洁人格在当时的楚国是超前的。超群意识与忠君意识的结合，不能不说是酿成诗人悲剧的一大心理因素。而从根本上说，诗人的悲剧乃是其主体意识的觉醒与其人格依附于君主的矛盾冲突的必然结局。

五、《离骚》的艺术成就

第一、灵均形象的塑造。在屈原作《离骚》之前，文学作品多属集体创作。《诗经》中虽有个别作品可知作者，但他们只是因时感时偶一为之，并非自觉专心致力于文学创作者。至于诸子之文，多系一家一派学说之荟萃，且大多不出于个人之手。屈原的出现，则意味着我国文坛上第一个自觉的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的产生。诗人以自我为原型，成功的塑造了一位光彩照人的抒情主人公的高大形象。这位名曰“正则”、字曰“灵均”的主人公，就是屈原自己。这位主人公有高贵的家世，奇特的诞生，非凡的气度，美好的品格，高尚的志趣，缤纷的服饰，独特的爱好，有高洁的人格，有对理想的执着追求，有九死不悔的无畏精神，有深挚的爱国感情和与势力绝不妥协的斗争意识。诗人用满腔的心血所塑造的这一主人公的形象，成为后世人们所景仰、敬慕的崇高形象。    

第二、创作方法的突破。《诗经》奠定了我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传统的基础，古代神话则是浪漫主义传统的源头。屈原继承、发展了《诗经》、神话的优良传统，其《离骚》以现实主义为基调，而以浪漫主义为特色，二者的完美结合，不仅标志着创作方法的突破和发展，而且证明了屈原无愧为一位伟大的艺术家。诗人以极富个性化的笔触，真实而深刻的揭示了战国后期那一特定历史时期楚国政治的黑暗和社会的混浊；通过灵均这一典型形象的塑造，真率的抒发了自己的理想和感情。而更令人赞叹的成就则是浓厚的浪漫主义特色：火样的激情，飞腾的想象，奇幻的意境，瑰丽的文采。这在诗中上下求索，四方神游的描写中，表现尤为突出。

朝发轫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凤凰翼其承旗兮，高翱翔之翼翼。

真所谓“东一句，西一句，天上一句，地下一句，极开阖抑扬之变，而其中自有不变者存。”（刘熙载《艺概·赋概》）任想象展开翅膀，飞腾于九霄云外，与风雷结伴，共凤凰翱翔，忽东忽西，变幻无穷；而一颗赤子之心深深眷恋着满目疮痍的祖国永不改变。

第三、表现手法的开拓。屈原继承并发展了《诗经》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对比兴手法的运用作出了重大开拓，为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增添了异彩。诗人寄情于物，托物寓情，使主观之情与客观之物融为一体，创造出富于象征意味的艺术形象。这就突破了《诗经》以借物抒情为主要特点的比兴手法的局限。《离骚》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诗人创造出两类意象：美人、香草。美人的意象一般被解释为比喻，或是比喻君王，或是自喻。香草意象一方面指品德和人格的高洁；另一方面和恶草相对，象征着政治斗争的双方。总之，《离骚》中香草美人意象构成了一个复杂而巧妙的象征比喻系统，使得诗歌蕴藉而且生动。正如司马迁所评价的：“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实开后世诗人以情寄物，托物以讽的先河，促进了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的发展。

第四、形式和语言的创新。《离骚》打破了《诗经》的四言格式，创造了一种句法参差、韵散结合的新形式。较之《诗经》，扩大了结构，增加了容量，有利于表达丰富复杂的思想内容和热烈奔放的感情。大量采用楚地方言（如：羌、蹇等）和联绵词（如：陆离、婵媛、逍遥、相羊、委蛇等）、迭词（如：冉冉、岌岌、邈邈等）以及对偶等语言形式，增强了诗歌的节奏感、音乐美，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至于“兮”字的运用，则更令人注目。多置于句尾，隔句一用，切合感叹抒发幽愤感情的语气。极富抒情味和感染力。这一特点，可说是“骚体”的标志之一。

第五课时　

本节讲授《九歌》

一、《九歌》是楚民间祭歌

《九歌》原为古曲之名，来源甚古。《山海经·大荒西经》载：“（夏后）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离骚》也说：“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可见在神话传说中，《九歌》是由禹之子启（即夏后开）从天上偷来人间的。屈原《九歌》之题，即袭用古曲之名。“九”非实指，乃表多数。是一组祭神的乐歌，共十一篇。

《九歌》是屈原流放江南时在民间祭歌的基础上改定而保留下来的，是南方巫祭文化的产物。《九歌》所祭祀之神分别为：①天神（《东皇太一》）、②日神（《东君》）、③云神（《云中君》）、④湘水之神（《湘君》、《湘夫人》）、⑤司命之神（《大司命》、《少司命》）、⑥河神（《河伯》）、⑦山神（《山鬼》）、⑧为国阵亡者之神（《国殇》）。最后一篇《礼魂》，是祭祀结束后的送神曲。整个这套曲子自成体系，大致再现了民间祭歌的基本风貌。

《九歌》前十篇各祀一神，可分为三类：

第一，天神：东皇太一（天之尊神）、云中君（云神）、大司命（主人寿之神）、少司命（主子嗣之神）、东君（太阳神）；

第二，地祗：湘君、湘夫人（湘水配偶神）、河伯（河神）、山鬼（山神）；

第三，人鬼：国殇（死于国事者）。闻一多认为，《九歌》中有八篇属于哀艳的恋歌，用独白或对白的方式陈述悲欢离合的情绪。从现存《九歌》来看，只有“二湘”为配偶神，比较醒豁，其他六篇写到男女情爱，但不是夫妇神。

《九歌》所祀十神，有些在考古发掘中已被发现，如1965年江陵望山一号楚墓出土的竹简记载，墓主人祭祀的对象中有“大水、句（后）土、司命等山川神祗”；1977年江陵天星观一号楚墓出土的竹简记载，墓主人祭祀的鬼神有“司命”、“司祸”、“地宇”、“云君”、“大水”、“东城夫人”等。这些发现，有利于对《九歌》神格的认定与研究。

二、《九歌》的抒情方式

与《离骚》的直抒胸臆不同，《九歌》以流传于楚国民间的神话故事为背景，借神灵形象的塑造以抒情。这些形象既闪烁着神的灵光，又具有人的性格特点。既神奇高远，又平凡亲切。歌词内容符合各种神的身份，表现人对神灵的赞颂和祭者的虔敬之情，还写了阵亡战士的哀怨悲壮。楚地祭神主要是借男女恋请来吸引神灵，表达对神灵的向往，故《九歌》中最动人的是对人神情感的摹写。男巫扮女神，女巫扮男神，借人神恋爱的表演、歌唱来取悦于神灵，吸引神灵。

《九歌》具有明显的表演性。它是歌、舞、乐和一的，它中间有独唱，又有对唱和合唱，巫与神分脚色表演。这都具有一定的戏曲因素，是后代戏曲艺术的萌芽。《九歌》描写人物心理细腻深入。此外，《九歌》中善于用景物来衬托人物心理状态。

三、作品选读——《山鬼》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乘赤豹兮从文狸，辛夷车兮结桂旗。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路险难兮独后来。表兮山之上，云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昼晦，东风飘兮神灵雨。留灵修兮澹忘归，岁既晏兮孰华予！采三秀兮于山间，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怅忘归，君思我兮不得闲。山中人兮芳杜若，饮石泉兮荫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狖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

按郭沫若说，《山鬼》可视为一首巫山女神之歌。屈原以楚国民间有关巫山神女的神话传说作为题材来源，从中汲取营养，创造了美丽痴情的山鬼形象。诗歌非常细致的刻画和抒发了女神赴约过程中复杂曲折的心态，表现了人类对爱情的追求和忠贞。

第一段，写女神以欢快喜悦的心情收拾打扮准备与所爱之人约会。她服饰不凡，外貌仪态美丽动人。她采摘香花作为礼物准备赠给所爱之人。这些描写都表现了山鬼对纯真爱情的痴心与渴求。

第二段、第三段，写女神等候所爱之人到来及失恋的烦乱痛苦心情。她登高远望，伫立山巅，焦急热切的盼望中，痴待着她的爱人。她坚守誓约，忘却风雨的吹袭，一再等待，表现出对爱情的忠贞。但所爱之人始终未来，不由得使她疑心交加，陷入到“思公子兮徒离忧”的失恋悲哀之中。总之，女神的内心经历了喜悦——失望——忧伤——怀疑——思恋——自我宽解的历程。情感曲折起伏，缠绵婉转。

《山鬼》以人神杂糅的手法塑造了巫山女神的形象。她的衣食居处、服饰车与、习性行踪，都与山鬼的身份地位相适应，带有神异和野性色彩。但她又有人的容貌体态，人的七情六欲。在爱情生活中，她是人世间美丽、纯情、忠贞少女的化身。她在爱情中所体验到的喜悦和悲哀，人情味很浓，给人以亲切、美好的感受。诗人在塑造女神形象时，成功的刻画了她的复杂的心理活动，又与凄风苦雨的环境气氛交融相衬，创造出一种凄迷幽深的意境，更真切的表现出女神对爱情的缠绵悱恻。

第六课时

本节讲授《九章》。

一、《九章》编辑

《九章》凡9篇，即《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

关于《九章》的编辑，朱熹《楚辞集注·九章序》说，“屈原既放，思君念国，随事感触，辄形于声。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非必出于一时之言也。”一般认为，《九章》9篇并非出于一时一地，而皆为“随事感触”、直抒胸臆之作。司马迁曾分别提到《哀郢》、《怀沙》两个单篇，至西汉末年刘向编成《楚辞》一书，辑9首诗为一组，并定名为《九章》。刘向《九叹·忧苦》云，“叹《离骚》以扬意兮，犹未殚于《九章》。”清人戴名世《读扬雄传》亦提到，“《离骚》、《九章》皆忠臣爱君拳拳之意。”说明《离骚》、《九章》属同一性质的作品，后人将《九章》称之为“小《离骚》”。

二、《九章》作年

关于《九章》各篇的作年，一般认为是屈原一生历程的写照。陈本礼《屈辞精义》云，“《九章》则直赋其事，而凄音苦节，动天地而泣鬼神，岂寻常笔墨能测。”《橘颂》为屈原早年立志之作，《惜诵》、《抽思》、《思美人》三篇与《离骚》为同期作品，其余五篇作于被放江南之后，是顷襄王时期的作品。

从内容上来看，《九章》中每一首诗都与屈原生活中的一两件经历有关，其感情基调与脉络与《离骚》互为呼应。由于采取了“用赋体，无它寄托”（朱熹）的创作方法，《九章》如实描绘了楚王朝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情景，描绘了楚国由兴旺走向衰亡的过程，揭露楚国宫廷群小蔽君误国的罪恶，以及他们尔虞我诈、相妒以功、排斥贤才的种种丑行。同时，也强烈地表现了诗人生不逢时、遭遇排斥打击、使其伟大理想破灭的痛苦与不平，抒发了他热爱祖国、忠于楚王的情怀，表现了坚持理想、保持廉正的美好品德，以及不随波逐流、秉德无私的高尚情操。

此外，《九章》善于描绘楚地的自然风物，如《涉江》、《惜往日》、《悲回风》，都有精彩的景色描写，楚地山川的灵秀，在诗中得到充分展示，显示了屈原自然的审美倾向。

三、《九章》各篇简介

（一）《惜诵》  此篇作于屈原初被楚怀王疏远、尚未离朝远去之时。明代汪瑗云，“大抵此作于谗人交搆、楚王造怒之际。”（《楚辞集解》）蒋骥亦云，“盖原于怀王见疏之后，复乘间自陈，而益被谗致困，故深自痛惜，而发愤为此篇以白其情也。”（《山带阁注楚辞》）本篇与《离骚》前半部分描写有重叠之处，可以看出，《离骚》是在《惜诵》基础上发展、成熟的。此篇开头介绍创作动机：“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这是文学创作具有自觉意识的表现。而诗中“九折臂而成医”等名句，闪烁着理性的光辉。

    （二）《涉江》  此篇为顷襄王时期屈原被流放江南的作品，记叙了诗人流放江南的行程：济江湘 、乘鄂渚 、上沅江，发枉陼，宿辰阳，最后进入溆浦。开头两句：“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饱含了诗人的愤懑、苦闷、冷峻、执著，是对他前半生的总结，也是他对被放江南作出的反映。所以“涉江”之“涉”，不仅仅是被放逐的行程、路线、地点的旅途记录，更着重于诗人一生所涉的人生道路与追求。故此篇是一篇线索明瞭、水陆并行的游记，也是一篇悲愤凄怆 、见景生情的苦难历程记，更是诗人一生上下求索、宁折不弯的行记。

    （三）《哀郢》  此篇为屈原长期滞留流放之地、归郢无望之作。据东方朔《七谏》“平生于国兮，长于原野”可知，屈原出生于郢都（今湖北江陵），故

《哀郢》一则曰：“去故乡”、“去闾”、“去终古之所居”；一则曰：“出国门”、“发郢都”。诗人的思念亦分为两组，即“故都”、“郢路”与“故乡”、“首丘”，而诗中的“龙门”、“夏之为丘”、“两东门”等，都是指郢都的城门宫殿。由此可知《哀郢》是一首思国念乡之作，是思乡，又是恋阙；是怨君，又是忧国。家、国、君，使“郢”成了诗人的聚焦点。此诗否定副词“不”先后出现十次，反映屈原明知其不可，却又欲罢不能。而积累长久的愤切之情，亦宜以反诘句出之，全篇以问始，亦以问终；问中有答，问而坚志。此诗的思乡名句，如“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反！”“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亦极感人。

    （四）《抽思》  此篇为屈原流放汉北而作。诗中云，“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抽，抒写。思，思绪。“抽思”就是把蕴藏在内心深处的无限思绪抒写出来。此诗先后出现了“少歌”、“倡”、“乱辞”等乐歌结构上的形式，并以“少歌”为界，前半追述往昔，后半叙述滞留汉北之地的孤独情怀。

    （五）《怀沙》  此篇为屈原自沉汨罗前的最后一篇作品，后人谓之“绝命诗”。怀，即归、依。沙，指水中（胡念贻说）。清代林云铭云，“此灵均绝笔之文，最为郁勃，亦最哀惨”（《楚辞灯》）。其中“定心广志，余何所畏惧兮”、“知死不可让，愿勿爱也”，尤为动人。

    （六）《思美人》  此篇作于楚怀王晚期。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云，“此篇大旨承《抽思》立说，然《抽思》始欲‘陈词美人’，终曰‘斯言谁告’。此篇始言‘舒情莫达’，终欲以死谏君。夫乍困者气雄而渐沮，久淹者心郁而逾激，势固然也。两篇皆作于怀王时，与《骚》经皆以彭咸自命。”

    （七）《惜往日》  此篇亦为屈原晚期之作。钱澄之《屈诂》云，“《惜往日》者，思往日王之见任而使造为宪令也。始曰‘明法度之嫌疑’，终曰‘背法度而心治’，原一生学术在此矣。楚能卒用之，必且大治。而为上官所谗，中废其事，为可惜也。原之可惜，非惜己身不见用，惜己功之不成也。”

    （八）《橘颂》  此篇为屈原早年咏物言志之作。

    （九）《悲回风》  王夫之《楚辞通释》云，“此章亦以篇首名篇，盖屈原自沉时永诀之辞也。”当为《怀沙》、《惜往日》同期之作。

    学术界亦有人怀疑《九章》中的《惜诵》、《惜往日》、《思美人》、《悲回风》可能不是屈原的作品。

第七课时

本节讲授屈原的另外两部作品《天问》、《招魂》及屈原的影响

一、《天问》

《天问》是屈原创作的一篇抒情性哲理诗，全诗374句，1553字。采用巫术降神中一问到底的句式，提出了一百七十多个问题，“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鲁迅《摩罗诗力说》）。“天问”二字即“问天”之意，当然“天”的涵义不仅指宇宙天体，也包括“一切远于人、高于人、古于人之事”（姜亮夫《屈原赋校注》）。

《天问》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

其一，宇宙天体；

其二，神话传说；

其三，历史兴亡。

郭沫若称赞此诗为中国文学史上“空前绝后的第一等奇文字”，“那种怀疑精神，文学的手腕，简直是前无古人而后无来者。”（《屈原研究》）

《天问》全诗几乎都由问句组成，这是罕见的。句式简短，节奏明快，能有效的宣泄积蓄已旧的激情。全诗基本以四言句为主，间以少量的五言、六言、七言；四句为一组，每组一韵，也有几少数两句一韵。全诗显得整齐而不呆板，参差错落，奇崛生动。

二、《招魂》

《招魂》是在怀王死后，屈原为招怀王之魂而作。全诗由引言、正文、乱辞 三部分组成，内容主要是以宏美的屋宇、奢华的服饰、艳丽的姬妾、精致的饮食 以及繁盛的舞乐，以招徠楚怀王的亡魂。《招魂》可能是在招魂仪式中演唱的， 但从那“魂兮归来！反故居些”的呼唤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屈原对楚王之死的 哀悼惋惜之情，而诗中“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王逸《楚辞章句》） 的描述，似乎也与屈原的宗国情绪相一致。

诗中显示了丰富的想象力，采取了铺陈的手法，根据其地域方位特点，营造出或险恶阴森或华美豪奢的意境，形成鲜明的对比，再加之辞藻缤纷富丽，颇有汉代大赋的气象。除此而外，诗中亦有优 美抒情的描述，如乱辞中所咏：“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

三、屈原的影响

屈原对后代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治思想上，一是文学创作上。

郭沫若《屈原研究》说：“由楚所产生出的屈原，由屈原所产生出的《楚辞》，无形之中在精神上是把中国统一着的。”屈原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屈原追求的忠君爱国、不迁、上下求索、好修为常的人格境界，刘安认为“可与日月争光”。影响于后人的，主要是他的爱国行为与品行操守。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中，在人民反抗强暴、维护正义的时候，在外族入侵、国难临头的时候，在遭受打击、身处逆境的时候，我们都能看到屈原精神的体现与重演，屈原精神亦成了历代人们追求、抗争的动力与源泉。

屈原作品在文学上的影响，以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序》的阐述最具代表性：

屈原之辞，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辞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

屈原在文学创作上的影响、地位主要表现在：一、开创了个性化的文学；二、推动了爱国主义文学的形成、发展；三、开创了新的诗歌体裁；四、奠定了我国浪漫主义诗歌的优良传统；五、提出了“发愤以抒情”的悲剧理论；六、形成了中国山水文学发展的基础。

《楚辞》与屈原在国外的影响也是很大的。730年《楚辞》传入日本，日本人的起源极可能是楚人，日本史学界有人主张“楚国是日本人的故乡”这一观点；1972年，日本首相角荣访华，赠送的礼品就是朱熹的《楚辞集注》。在西方，《离骚》的翻译，先后有1852年费兹曼的德译本，1870年圣·德尼侯爵的法译本，1879年巴克的英译本，1900年桑克谛的意大利文译本。1953年，屈原被推举为世界文化名人。1959年，英国学者霍克思出版了《楚辞》的全译本。《楚辞》在国外汉学界越来越受到关注，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研究的一个重要热点。

第八课时 

本节讲授宋玉等其他楚辞作家

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云，“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这其中重要的楚辞作家是宋玉。

    关于宋玉生平，历史记载均极简略，主要见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汉书·地理志》，又见于韩婴《韩诗外传》卷七、刘向《新序·杂事第一》、《新序·杂事第五》、王逸《楚辞章句》，且诸说不一。陆侃如《宋玉评传》考为：宋玉生年与屈原卒年相近；宋玉与威、怀、襄三王无君臣关系；宋玉与屈原等无师生关系；宋玉做过小臣，与荀卿仕楚相近；宋玉不久失职，作《九辩》；宋玉作《招魂》当在楚徙都寿春以后；宋玉穷得很；宋玉卒年与楚亡时相近。

    宋玉作品，据《汉书·艺文志》载，凡16篇。现今相传为宋玉所作的，王逸《楚辞章句》收《九辩》、《招魂》；《文选》收《九辩》、《招魂》、《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7篇；《古文苑》收入《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舞赋》6篇；南宋·陈仁子《文选补遗》另收《微咏赋》；明人所辑《宋玉集》另收《高唐对》、《郢中对》。但可信而无异议的仅《九辩》一篇。

随着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御赋》残简的发现，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七孔横笛的发掘，学术界逐步认为，宋玉作品包括：《九辩》、《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大言赋》、《小言赋》、《钓赋》、《讽赋》、《笛赋》以及《御赋》残简。

    《九辩》乃长篇抒情诗，长达250句，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评云，“《九辩》本古辞，玉取其名，创为新制，虽驰神逞想，不如《离骚》，而凄怨之情，实为独绝。”全诗通过古乐旧题抒写悲秋、感遇、思君三项内容，其中关于生平、年龄、去职、归隐等，大致可补宋玉生平研究之阙，然又不可拘泥考实，直指为生平事迹。其悲秋主题与借景抒情之法，与《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等篇以铺陈之笔描绘女性神情体貌，在文学史上产生过较大影响。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悲秋”主题实由此发端。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称宋玉作品为“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完成了《楚辞》到汉赋的过渡。

    后代往往“屈宋”并称。如刘勰《文心雕龙·辨骚》云“自《九怀》以下，遽蹑其迹；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时序》又云：“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才略》复云：“诸子以道术取资，屈宋以楚辞发采。”李白《夏日诸从弟登汝州龙兴阁序》“屈宋长逝，无堪与言。”杜甫《戏为六绝句》“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汤漳平认为，历来“屈宋”并称，是因为屈原、宋玉分别是“辞”与“赋”两种文体的代表作家。“楚辞”为屈原所创，而他的作品，又是《楚辞》作品的最高典范。宋玉是“好辞而以赋见称”，《九辨》为“辞”，不能代表他的主要文学成就，唯有经他的手而臻于成熟的“赋”（凡十一篇），才使他成为赋体文学之祖。

    与宋玉同时的楚辞作家还有唐勒，班固《汉书·艺文志》载“唐勒赋4篇，楚人。”后皆失传。1972年4月，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早期墓葬中出土了“唐勒宋玉论驭赋（疑为宋玉赋佚篇）”残简，凡26枚，保存文字232个。对照《淮南子·览冥训》，可知此赋是谈御术的。饶宗颐、谭家健、赵逵夫等学者认为残简作者为“唐勒”，而李学勤、朱碧莲、汤漳平认为残简作者为宋玉。

另有宋玉、唐勒同时的楚辞作家景差，事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汉书·艺文志》无载。今存作品，仍有争议。王逸《楚辞章句·大招序》云，“《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两说并存，但王逸的具体训释仍以“屈原创作”为主。

【思考与练习】

1、何为楚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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