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萧红小说中的女性命运
引 言
萧红的成长过程是一个不断受伤害、被遗弃的过程,尽管她出生在一个比较富有的地主家庭,可是优越的生活条件并没有为她提供一个相应的精神家园。她是在可疑的、阴冷的家庭中长大起来的,被侮辱与损害的恶境中孤零地挣扎过来的。童年的萧红是寂寞而又孤独的,父母仅仅因为她是女儿便对她轻视和无视,，女儿作为一种自然性别注定了萧红在父母心中的地位,也注定了她一生被封建父权放逐的悲剧命运。
“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 ”“人生为了什么,才有这样凄凉的夜”[1]（P257）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极富才华的女作家——萧红在她的作品中发出的慨叹。萧红一生颠沛流离,饱受被放逐的寂寞和痛苦。其曲折痛苦的独特生活经历,决定并影响着她的视野和审美态度。她以自己悲剧性的人生感悟和生命体验,观照社会世态,抒写了一部女性的悲歌,上演了一幕生命的悲剧。这种体现生命悲凉的意蕴贯穿其作品的全部,形成其独特的艺术世界,并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独占一隅。
“你将格外不幸,因为你是女人”,而萧红又是女人中的格外不幸者。短短的三十一年的生涯倍受女性的种种劫难。作为女儿,事与愿违的出生背叛了家庭对男嗣的期待,成了一个性别原罪,从小缺少父母的抚爱,因抗拒包办婚姻被视为“异己”、“不肖”、“忤逆”，被父亲开除了祖籍，放逐家门外；作为妻子,她即使做了再多的自我牺牲,再怎么隐忍退让,也得不到认可,落个“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妻子”(萧军语)的评断；作为母亲,她经历了两次十月怀胎,但两次刑罚般的分娩都没能给她带来些许初为人母的激动与欣悦。被汪恩甲欺骗所生的女婴源于无爱迫于生活送人,与萧军所生的男婴产后即不幸早夭。
萧红,一个被视为“不肖女儿” “不合格妻子”又做不得母亲的不幸女人,仅为想做一个人,而不仅仅是女人的信仰被世俗的父权和男性偏见打得个“惨败了,丢盔卸甲的了。”,年仅31岁客死香江,临终前无力地道出“我最大的悲哀和痛苦便是做了女人”这样沉痛的肺腑之言。对萧红来说,由于作家本人的那些痛苦的、悲剧性的人生经历,融进了并决定着作品具有强烈的悲剧意识和对女性悲凉人生的沉思。
“萧红是带着沉重的人生枷锁走上文坛的，她短暂的一生‘尽遭白眼冷遇’”。[2]（P103）作为女人,萧红是不幸的,作为女作家,萧红又是幸运的。不幸的个人身世成了她关注农村妇女现实生活和当下命运的悲剧起点,凄凉落寞的个体经验成了她创作的生命底色,敏感细腻的“越轨笔致”使她不滞留于悄吟个人哀怨,而是基于对人性的关怀和性别自我沉思,为我们描绘了旧中国有着酸苦命运的农村妇女的生存状态。
一、女性苦难命运的图景
在萧红短短的31年生命历程中,和她性别相对的“男人”,是她生活的重心,也是她人生灾难和悲剧的制造者。可以说“她亲身感受和体验了一个女人所能经历的一切生存痛苦与不幸， 她对男权中心社会强加给女人的所有冷漠、轻视、摧残、与不公有着深刻的身心体验。” [3]幼年的她,因为是女孩子的缘故,受尽家人的冷眼和虐待。祖母曾用针刺过她,母亲也不喜欢她,父亲对她则是贪婪而没有人性的。孤独寂寞的她从小就体验到女性的不幸和男权的可怕。“母亲也不是穷人,也不是老人,也不是小孩子,怎么也怕起父亲来呢?我到邻家去看看,邻家的女人也是怕男人。我到舅家去,舅母也是怕舅父。”[4]（P242）上中学时父亲武断地给她定下一门婚事,迫使她离家出走,更让她生出对父权制社会的不满。萧红如娜拉般勇敢地走出父亲的家园,等待着她的却是男性的伤害、爱情的失落和抗争的失败。不断积淀的性别苦难促成了萧红女性意识的产生,驱使她始终以女性视角和女性体验为切入点来关注女性的生存状态,揭示女性艰难的生存,为这些挣扎在生存与死亡之间的女人们发出愤怒的呐喊和反抗。
坎坷的人生经历决定了萧红选择广大底层女性为书写对象,她笔下的女性多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寡妇、农妇、乳娘、童养媳等形象。她们不仅面临着和男人一致的社会危难和贫困饥饿等多重攻击,更要承受男权的压迫与折磨。萧红用她那明丽细致的女性笔触描摹了一幅又一幅悲惨血腥的女性生命景观图。有过两次生育经历却未曾感受过母性之乐的萧红基于切身体验对男性一向歌咏的生育话题加以质疑,以往笼罩着美丽光环的生育在萧红这里呈现血腥和残忍的一面。萧红常常将生育和死亡连在一起,生是非人的生,死是非人的死,孩子的生日在年轻产妇的身上很快会变成自己的忌日。
萧红第一个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述说的便是底层妇女王阿嫂在遭受张地主的一脚狠踢后难产而死的故事。《生死场》中萧红更是触目惊心地描写了女性这种毫无价值的生育和死亡:金枝在丈夫欲望的动作中难产了；麻面婆大喊着要剖开自己的肚子；李二婶濒临死亡的绝境；五姑姑的姐姐被难产折磨得痛苦不堪,醉酒的丈夫却喝令她拿这拿那,将长烟袋投向她,把一大盆冷水泼在她身上。女性的生育在这里变成了“刑罚的日子”,“她们和动物们一起忙着生产”，“暖和的季节,全村忙着生产”，产婆洗着会哭的孩子,而“窗外墙根下,不知谁家的猪也在生小猪”。[5] (P32)生命的诞生失却了以往的伟大和幸福,呈现出非人性和动物性。而作为人类的女性在生育时除了饱尝动物般的生育之苦外,还要承受男人的指责和打骂,在死亡边缘徘徊的女人们仍逃脱不了男性的欺压和凌辱。
在传统社会和文化中,女性只是男性价值的证明,是性的符号和工具,女性的自我价值是完全缺席的。萧红以冷静犀利的笔触给我们展现了传统男权社会中女性动物般的生存状态和非人生活,揭示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冷漠和残忍,为浸泡在血泪之中的女人们发出了愤怒的呐喊。
（一）情感
爱情,是男女双方共同拥有的美好情感。但因为男性在生活中占有更多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以及中国千百年来父权对爱情的偏见,使得爱情的主动权往往落在男人手中。女人即使有爱,也常常不敢开口。唯有这样,才不被视为出格,越轨,对得住男权偏见下所规范的那份矜持与操守。爱醒了,却无路可走。萧红通过笔下的农村女性对这一永恒的文学主题提出质疑,写出她们在爱情的泥泞上艰苦的跋涉。
《生死场》中金枝与成业这对乡村青年男女开始是相爱的,然而两人的爱的指向有着截然的不同,在对他们情爱的表现中更多的是性的欲求。在《生死场》中第二节描写了金枝与成业的相爱。在摘柿子的金枝听到成业唤她的口哨声,便找了借口循声而去。
口笛不住地在远方催逼着她,仿佛她是一块被吸引的铁跟住了磁石。
静静地河湾有水湿的气味,男人等在那里。
五分钟过后,姑娘仍和小鸡一般,被野兽跨压在那里。男人着了疯了！他的大手敌意一般地捉紧另一块肉体,想要吞食那块肉体,想要破坏那块热的肉。尽量地充涨了血管,仿佛他是在一条白的死尸上面跳动,女人赤白的圆形的腿子,不能盘结住他。于是一切音响从两个贪婪着的怪物身上创造出来。
这一切都在叙述人看似客观、实际上处于女性立场的审视中。姑娘被形容为“小鸡”，而男人被直接指称为“野兽”。作者笔下,两人都有“非人”性,都是被性欲所左右的动物,和自然界的其它生物没有区别。男人在女人面前象野兽一样释放他的生命力,雄壮、粗野、充满破坏性,使性变得丑陋可怕,使爱在丑陋可怕的性面前隐逸。男人眼中的女人形象只是满足他性欲的客体,是“物”。成业一点也不关心金枝的身体以及因为怀孕将要面临的羞辱。当他再次遇到姑娘时,他仍然“受本能支使着想动作一切”，金枝给他看已隆起的肚子。“男人完全不关心,他小声响起：‘管,活该愿意不愿意,反正是干啦!’”，性的欲求实际上在此意味着对爱的否定。同时也说明被仅视为一具“肉体”或“白的死尸”的女人是无法言说的,是被动和沉默的。他们之间只有“无爱的性”。两人的命运发展也是如此。成业娶回金枝后,象所有男人一样压迫和苛刻地对待自己的妻子。而金枝对自己的男人自己的命运也充满了仇恨和厌倦。“她出嫁还不到四个月,就渐渐会诅咒丈夫,渐渐感到男人是严凉的人类!那正和别的村妇一样。”
到后来,在生活艰难的压力和烦恼中,一怒之下的成业居然把自己的亲生女儿小金枝摔死。作者将叙写小金枝死的一节称为“罪恶的五月节”，这罪恶产生的根源从表面看是贫穷饥饿造成的。但忙忙碌碌的生、惨酷无名的死中,悲哀的根源仍是生死场中的人们思想的蒙昧。金枝的命运实际上就是生死场中农村妇女们整体的悲剧命运写照。在《生死场》中,萧红借情爱叙事表明农村的底层男人与女人之间的情爱关系实质就是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所以金枝在绝望中说过那句话“我恨中国人呢,除外我什么也不恨”，实际上金枝恨的是这种几千年来的中国封建伦理文化造成的男权意识,是它造就了中国男人的和暴虐,造就了金枝似的中国女人的苦难和牺牲。同时我们从萧红在《生死场》中的情爱叙事中也感到作者十分明显的对性欲所持的否定立场和畏惧心理,也许正是这种立场导致作者以另一种与之全然相反的极端方式来描述和表现“真爱”，前者是野蛮、粗暴的,后者却温婉、忧伤的。
萧红笔下的情爱表达还有一特点:爱是单方面的,爱总是无望的,爱是一种无法被理解和珍惜的珍贵情感。哥哥后来提起翠姨常常落泪,他不知翠姨为什么死,大家也都心中纳闷(《小城三月》)。“我”的堂哥虽然喜欢翠姨,但并不理解翠姨这种爱的意义,爱的深度。他和“大家”一样与翠姨的心灵隔膜着。只有翠姨自己心里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爱总是以悲剧告终,以沉默告终,以孤独告终。作者既表现了对爱的憧憬和期待,又表现了对爱可实现的否定。在爱中的翠姨受到来自外在环境和内在心理的双重压抑,我们从叙述人的平静、似懂非懂的少女叙述当中,可感觉到翠姨对爱情的强烈压抑,以至于郁郁寡欢最后得病而死,以病来拒绝世俗强加的婚姻,以死来殉自己的爱。爱本身是生命力、生命意志的一种表现形式,翠姨这种对生命力的压抑有一种惊人的悲剧效果,同时翠姨以死来表明对封建伦理文化强加的命运的拒绝,这种拒绝姿态又是女性不屈的弱者式反抗。《小城三月》是典型的女性叙事,作者所站的女性立场虽然不象以往那样为女性的牺牲而激越控诉,而是温婉平静,但所产生的人性震撼却更有力,更无处不在,文本所具有的审美内涵更丰富。翠姨可以看作是作者自我内心的投射,是作者对情爱理念进行诠释的符号。
《朦胧的期待》中的李妈一厢情愿地单恋主人家的卫兵金立之,纯朴憨直的她刻骨铭心地忧郁着梦中情人的未归,过大年似的喜迎梦中情人的归来,但就在一转眼为梦中情人买烟的工夫却换得金立之的不辞而别,只能在自己虚拟的幻影中作朦胧的期待。
爱醒了,不敢开口的翠姨悒郁而终；来不及开口的李妈只能痴痴地傻等。从叙事层面来看它是以仆人李妈对主人家的卫兵金立之具有的朦胧的爱情期待为叙事线索,但在深层意蕴上这种期待不仅仅指向爱和爱的对象金立之,而是指向人生及人生中种种不确定而又渴望去把握的实在。作者以自身女性的经验来表达李妈的心灵世界,质询一个女性在大时代的背景下作为个体而言人生愿望落空的那种荒凉和无奈。萧红把李妈这个年轻女人安排在民族抗日这样壮阔的时代主题之下,李妈小小的人生愿望在“不当亡国奴”的时代氛围里显得那样渺茫。没有人包括那个爱的对象金立之也没有注意到这个年轻女人温暖实在的人生愿望。李妈总是在“想”而无法“说”，也不敢“说”，即使她想说时,也无人倾听和理会,这是她的真正悲剧性所在。等李妈回来,金立之的影子早消失在小巷里了,她站在小巷里喊着：“金立之……金立之……”
远近都没有回声,她声音还不如落在山涧里边还能得到一个空虚的反响。
《朦胧的期待》和《小城三月》一样,是典型的女性叙事,其中有着作者人生经验的表达,虽然是借人物来表现, 却已经超越了角色本身,而成为具有普遍性的人生感悟了。
徘徊,鼓荡着的要破裂的那一刻的人生,只是一刻把其余的人生都带走了。
李妈回头看一看那黑黑的院子,她不想再走进去,可是在她前面的那黑黑的小巷子,招引着她的更没有方向。[6](P87)
李妈只有在“梦中很温顺地笑了”，而这温顺的笑更让人感到人生实在的无从把握。人生的荒凉,尤其对女性而言更是没有方向的黑暗蜿蜒的甬道。在情爱叙事中依然包蕴着作者对人生的无限悲悯,弥漫着悲凉的人生感悟。
（二）生育
著名女性主义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认为,虽然男女两性都承载繁衍物种的责任,但男性在完成生育职责时,其个体性是得到保持的,而女性在生育过程中却经历着个体性与异己性的斗争。新的生命孕育时,女性既是她自己,又不是她自己,她的个体性在成为母亲后逐渐消融,所以女性受孕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被外力异化的过程。男子对生育抱以蔑视、冷漠的态度。男性歧视女性生育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认为,胎儿产生于精子与经血的结合,男性本原贡献了力量、活动、运动和生命,而女人只是提供了被动的物质。[7](P9-11)西蒙娜·德·波伏娃关于生育的这种女性主义经典描述,无疑在萧红的作品里得到了很好的验证。
在萧红的小说里,生育这种伟大的创造常常降低到与动物的自然繁殖一样盲目而又泛滥。生产和被生产是所有生命最基本最原始的苦难之一,这种苦难也正是和女性特有的苦难和牺牲连在一起。男人的傲慢、偏见、自私和性别歧视使女人成为男人的一个动物符号,一个“无自我意识”的传宗接代的工具。萧红尝过生育之苦,她无奈地看到,女性在这一点上永远难逃令人战栗的灾难和无法解脱的阴影。因而,萧红笔下的女性生命的沉重与残酷,是注入了作者自身的生命体验的。以萧红的处女作《王阿嫂的死》为例,该文讲述的是底层妇女的生育和死亡,生和死的连接是以女性生命的苦刑或毁灭为代价的。小说中用身体言说的方式传达的女性身体经验是作者对王阿嫂早产的描写。“她的嘴张得怕人,像猿猴一样,牙齿拼命的向外突出”。而《生死场》则反映了封闭乡村那种混沌、蒙昧的近乎原始的生存境况。貌似平淡的生存面纱后隐藏的正是“蚊子似的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的骇人图景。“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生死场》短短的一章里竟写了四位女性痛苦的生产,在这女性的刑罚中,有的母亲死了;有的孩子刚生下来就死了,而母亲也气息奄奄,“横在血光中”。女性忍受着来自夫权社会的巨大的压力和凌辱、虐待,也忍受着生理自然带来的巨大痛苦,成为生死场上最悲惨的一群,挣扎在生死之间,生与死的距离至此已缩为最短了。萧红描写出惨烈的人生一景：“受罪的女人,身边若有洞,她将跳进去!身边若有毒药她将吞下去。她仇视着一切,窗台要被她踢翻。”《生死场》中再现出的人和动物生殖的对照描写,意欲揭示的并非人的生育与动物生育的同时进行，而是二者之间的本质上的相同,是人的生育的非人性和动物性。如果说这只是出于一种本能结果的话,那么王婆用钩子、刀子“把孩子从娘的肚子里硬搅出来”这一举动则充分表现了生育过程的野蛮性和残酷性。
“我最大的悲哀和痛苦便是做了女人”，这是萧红魂断香江时的临终遗言,道尽了她作为女性的孤独与无奈。尤其是在经受了两次生育之苦却又从未享受过做母亲的快乐的萧红,亲自“体验了生死交界处的挣扎,体验了没有爱情的生育与没有意义的动物般的肉体的苦痛”，对女性的生育苦难有着切肤之痛,正是基于这种切身的女性遭遇,成为萧红洞视女性历史悲剧的起点。孕育生命原本是人类最崇高、最伟大的创造性行为,生产和被生产也是所有生命最基本最原初的苦难之一,可萧红笔下的生育却笼罩在恐惧、死亡的阴影里,作家用“女性身体的受难”来言说生育的苦难“生与死的无边界”,并把女性的生育降低到动物生产的层面,通过大量客观冷静的甚至是触目惊心的描写,抒写着作者自己的深刻反思和刻骨伤痛,昭示着女性群体永远无法摆脱的生命劫难和悲剧宿命。
萧红的文本中始终弥漫着一种苦难的“生命状态”,她用近乎麻木的悲剧生命意识和“生育的残酷”、来阐释生命最原始的悲哀。《王阿嫂的死》描写一位农村贫困妇女王阿嫂为履行生育天职惨死的状况：“她的身子早被自已的血浸染着,同时在血泊里也有一个小的、新的动物在挣扎。王阿嫂的眼睛像一个大块的亮珠,虽然闪光而不能活动。她的嘴张的怕人,像猿猴一样,牙齿拼命地向外突出。”“王阿嫂就这样死了、新生下来的小孩子,不到五分钟也死了！”生和死的连接以女性生命的苦刑或毁灭为代价,而且这代价的付出又是无意义无价值的,是再由一个新的“小动物”接续自己非人的虽生犹死的生存境遇。
在《生死场》的第六章“刑罚的日子”中,萧红将自己痛苦万分的生育经验填充其间,以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罕见的惨烈滞重的笔触冷酷地解剖了这一女性的刑罚：“在暖和的季节,全村忙着生产；在房后草堆上,狗在那里生产；”“ 大猪带着成群的小猪喳喳地跑过,有的母猪肚子那样大,走路时快要接触着地面,它多数的乳房有什么在充实起来。”接下来,便是人类的生儿育女,产妇“光着身子,像条鱼似的”在灰尘中爬行、号叫,男人撞进来不但没有安慰,还“拿起身边的长烟袋投向那个挣扎在生死线上的产妇”；麻面婆因生产疼痛而嚎叫,李二婶子濒临死亡的绝境;金枝提前早产,妇人的刑罚同样擒住了她。而在男人那里,每次遇到妻子生产,男人就醉酒撒野。他不仅命令在苦痛中挣扎的产妇拿这拿那,还用水泼向产妇，“大肚子的女人胀着肚子,身上浇着冷水跪在满是灰尘的土炕上,一动不敢动,仿佛是父权下的孩子一般怕着她的丈夫”。生命的诞生成了一种罪行：“女人横在血光中,用肉体来浸着血”“受罪的女人,身边若有洞,她将跳进去!身边若有毒药,她将吞下去!”在这一章的末尾,以窗内“麻面婆的孩子已在土炕上哭着。产婆洗着会哭的孩子,窗外墙根下,不知谁家的猪也在生小猪”作为结束。在整个村子里,人和动物的生产交替出现,人的生命活动降低为动物般的本能活动,而女人比动物更不如的是,她们除了必须忍受生育之痛,与此同时还要承受丈夫的指责甚至于打骂。在生存极限之下挣扎呻吟的女性,所得到的却是男性的蔑视与欺压,仍然是男性践踏的对象。在这里,萧红犀利地揭示出给女性带来生存悲剧的更为深层的历史文化原因,那便是传统男权尤其是夫权对女性的残害：无论是坚强的王婆、年老的福发婶,还是年轻的金枝、美丽的月英,对自己的命运都无法自主,都逃不出浓重的男权压迫的阴霾……
（三）死亡
歌德说：“一个作家的风格是他内心生活的准确标志。”在萧红那里,决定着她的主体和创造个性的,是她那悲剧的人生历程和情感历程,而这些惨痛的人生经历一直储藏在她记忆的容器里,当这些记忆达到饱和而冲决心灵的堤坝时,她写下了典型的萧红式的文字：“这边树叶绿了，那边清溪唱着，……姑娘啊!春天到了!”[8]（P94）这首《春曲》隐约传达出的,是萧红对苦难青春和痛苦人生的悲凉感受。这种令人挥泪的悲凉感受深深地融入她的小说创作中,使她的作品往往笼罩着一种阴森的悲剧气氛。最令人心惊的就是对生命无理性无意义的摧残与戕害。在《生死场》中,我们看到的是永无止境的难产、衰老、病痛和自杀、意外、瘟疫、谋杀、饥饿等等不同形式的死亡。对农民来说,生命向来是个艰难挣扎的过程,他们遭受着前所未有的凶劫与折磨,无情的大自然及贪婪的地主使得村民们陷入绝境。堆满累累白骨的坟场面积不断地扩大。在这里我们感受不到蓬勃的生命气息和涌动流荡的生命意识潮流,我们看到的只能是村民们在生死边缘的挣扎和他们生命无声无息的消失。
农妇王婆是一个有着不平常人生经历的妇女,在干活时,她3岁的孩子不幸摔死在铁犁上,可在她看来,麦田的价值要高于孩子的价值,“孩子死,不算一回事,你们以为我会暴跳着哭吧?我会嚎叫吧?……我一点都不后悔,我一滴眼泪都没有淌下。”[9]（P14）萧红描述了大量的无意识无代价意义的毁灭和死亡,但最令人惊心动魄的是亲手主动制造戕害生命惨剧的极度残忍和愚妄行为。倘若说王婆的孩子摔死在铁犁上以及月英的病死,还主要是由于劳动的艰苦、生活的贫困和社会落后的话,那么,小金枝被父亲活活摔死,王婆服毒自杀醒后又再入死境,则完全是由人的极端残酷直接造成的。在这里,人性已彻底异化为兽性了。这才是深深地震撼萧红灵魂的东西。生命的无理性的摧残与毁灭,以及人们对生命的极度冷漠,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这也正是《生死场》悲剧意识最强烈的地方。
在《王阿嫂的死》里,萧红写道女性为履行生育的天职而死亡,生和死的连接以女性的苦刑或毁灭为代价,而这代价的付出又是无意义无价值的：“她的身子早被自己的血浸染着。同时在血泊里也有一个小的、新的动物在挣扎,小动物不到五分钟也死了。”这种无可逃避而又无谓的生命浩劫,显然已融入了萧红自己对生育和死亡的体验,她本人二十岁便体验了生死交界处的艰难挣扎,体验了没有爱情的生育和没有意义的动物式的肉体的苦难。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对于有着悲剧人生经历的萧红来说,她能够深刻地体悟到生活的艰难,因而也必然会走向对生命的热切关怀。生命死亡的普遍性和对生命价值的蔑视猛烈地冲撞着萧红热爱生命的情怀,她满含着博大的人道主义情感,大量地描述了人的生命的死亡,体现着她深沉的反封建传统的民主主义精神。
二、 造成女性悲剧命运的原因
萧红作品所描述的女性生存,写得最多也最为震撼人心的是女性生与死的悲剧,是女性生命的卑微、渺小和毫无价值;其次在其作品中写得较多的就是女性所经历的一切人生苦难,不论这些女人的身份遭遇有多么不同,但其悲剧命运都是相同的。而身为一个被男权社会不断伤害、放逐的女性,作为一个不甘于被奴役地位、敢于反叛男权统治秩序、坚持写出自己所见所闻的女作家,她天然的就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她的身份是不言自明的,因为她的一生就是女性形象的写照。而真正让她困惑地是她想知道,女人为什么是弱者,为什么她们一生最大的痛苦和悲哀就在于她们是女人?为什么女人无论如何挣扎也摆脱不掉悲剧的命运?
(一)社会地位的丧失造成的依附性和悲观心理
在中国几千年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妇女无疑扮演着很特殊的角色。从男女自然分工的那天起，这种特殊的角色便一直不倦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完成自己的使命。这种分工固然是由自然规律造成的,但也带来了女性自身的弱点:一是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社会地位的淡化和消失,二是依附性和悲观心理,其结果是女性彻底地受制于他人。萧红的小说就形象而真实地反映了这种状况。在萧红的眼里,女性最大的悲哀并不是她们经历坎坷不幸,而是对这种不幸的屈从和认同。她深刻地认识到男性中心文化模式给女性带来的可怕的不幸和灾难,但让她感到更可怕的是,女性自己又把这种被奴役的状态历史地自律化,使之成为集体无意识,女性的命运就在被虐和自虐的两种中沉浮,使她们成为封建伦理秩序下的牺牲品。萧红对中国女性的悲剧的观察是深刻的,在《呼兰河传》中讲到娘娘庙里的塑像时她说:塑像的是男人,他所以把女子的像塑得温顺,就是要告诉人们,温顺的就是老实的,老实的就是好欺负的,告诉人们快来欺负她们吧。可见男人打女人是天理应该,神鬼齐一,怪不得那娘娘庙里的娘娘特别温顺,原来是常常挨打的缘故.可见温顺也不是什么优良的天性,而是被打的结果,甚或是招打的理由.这说明在一个男权社会里,女子的形象是由男人塑造的,她们没有的生存意义和价值,这是中国女性悲剧命运的根本原因。
(二)奴性意识的文化传统
在以男权为中心的中国古代社会,人们在生活中不知不觉接受了传袭而来的“唯上”“唯权”意识,个人服从整体,臣民服从国家,女人顺从男人,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奴性文化”。女性的那种顺从意识是“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等腐朽的封建伦理道德文化对女性精神、思想、心理和言行等各个方面渗透的结果。“女人卑贱、女人不是人、女人就该顺从、奴颜婢膝……所有这一切都成为一种无处不在的力量,迫使女性按照这种道德准则来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并成为一种共识。”[10](P170)女性成为传统纲常、礼教瘤毒的牺牲品,在传统社会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生死场》中小团圆媳妇的惨死,王大姑娘的忧郁而死,正说明了这些麻木、愚昧的女人们,她们虽本性善良,但在“顺从”思想的奴役下,都变得如此残忍、冷酷与无情。“不从”的结果只能是被摧残而死,成为封建礼教的牺牲品。而在《小城三月》中通过对翠姨婚姻的描述,深刻揭示了女性只能怯懦软弱地甘愿作封建礼教的殉葬品,而这种怯懦、软弱、容忍也正是封建传统礼教长期毒害的结果,因此自己也就落到只能任人主宰的悲剧命运。最后作者从自己一生坎坷的命运中,从个人惨痛的生命体验里,悲凉地发出感慨：“我是个女性。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而且多么讨厌呵,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不是勇敢,倒是怯懦,是在长期的无助的牺牲状态中养成的自甘牺牲的惰性。我知道,可是我还免不了想：我算什么呢?屈辱算什么呢?灾难算什么呢?甚至死算什么呢?我不明白,我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两个,是这样想的是我呢?还是那样想的是。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11](P30)
(三)男权意识影响根深蒂固
众所周知,宗法家族观念在中国绵延了数千年,由此所确立的是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女性始终是一个被奴役、被无视的群体,她们不能也不会表达出自己内心的情感与愿望。男权统治压迫下的社会,注定了女性在经济与人格上的对男性的依附性,没有也不可能有自己的地位与人格。萧红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对此当然感同身受。加之她自身的情感体验、波折的人生经历,这使她在揭示女性的生存及命运时具有更加震撼人心的力量。在她的笔下,我们看到女性居于社会最底层与性别相关联,她们的许多痛苦是与生俱来的,因而也是无奈的、不可选择的。萧红以大量生动、鲜活的日常生活片断,展示出中国女性最直接、最经常的痛苦就是被男性奴役、,成为男人的奴隶。封建君权至上形成的男性中心社会赋予任何一个男人统治压迫女人的权力。《生死场》中金枝不但受到成业野蛮粗暴地对待,而且在成为寡妇后更受尽了其他男人地欺凌侮辱;一向对人都低眉顺眼的麻面婆却常被窝囊的二里半骂作混蛋、糊涂虫。《生死场》里许多男人本身就是奴隶,而他们又把女人当作他们的奴隶。金枝、月英、王姑娘的姐姐、李二婶等每天面临的苦难就是来自男人的奴役和伤害。在《呼兰河传》中,萧红借祠庙里的神,心酸地道出这样一个事实：“可见男人打女人是天理应该,神鬼齐一。怪不得那娘娘庙里的娘娘特别温顺,原来是常常挨打的缘故。”在作者看来,女人一生下来就注定了悲剧命运,这是千百年来男权文化统治的结果。
三、作为女性抒写的思想局限
在一个男性中心的社会里, 历史的聚光灯总是极其吝啬的照在少数女性的身上。男权社会统治下的女人非人、女人没有生存价值与意义的传统观念，已沉淀成一种巨大的文化惰性，无时无刻不在主宰着妇女的肉体与精神，吞噬着她们的生命，这才是妇女苦难宿命的根源。“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12](P157)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身份和行为都有严格的规范和界定,而女人则在强大男权文化的统治与遮蔽中,逐渐将这种外在强制性规定内在化、心理化,从而心甘情愿地扮演为她规定的角色。
（一）男权社会对女性思想的他律化
中国数千年以来小农自然经济形成了一种强劲的男权文化。男子成为上至国家、下至家庭的支柱。经济上处于绝对强势地位的男人是社会的统治者,家庭生活基本上成了女人的全部。经济上的不注定女性在传统社会中只能依赖于男性而生活；物质上的不决定了女性在爱情、婚姻上也只能处于依附地位。
萧红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她痛切地发现女性自身的弱点和缺陷同样是她们悲剧性命运的缘由之一。萧红曾颇有感慨地说：“我是个女性。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而且多么讨厌呵,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不是勇敢,倒是怯懦,是在长期的无助的牺牲状态中养成的自甘牺牲的惰性。……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作家本人的经历便是很好的例证。一生屡遭男性损害的她深悟男权社会的不平和黑暗,也不断向男权社会和男人们提出尖锐的批判,发出愤怒的控诉。但另一方面,萧红却不断重复着被男人放逐和欺骗的道路。和萧军在一起的时候怀者汪恩甲的孩子，和端木蕻良在一起的时候有怀着萧军的孩子，我们无法知道敏感而又自尊的萧红如何面对这一尴尬的处境？究其根源便在于萧红意识深处的女子依附心理,从传统文化逃离出来的她毕竟不能完全割裂与它的血脉关系。而萧红缺少父母之爱的童年以及被父亲放逐的经历更让她渴求男性家园的庇护,“我就向着这‘温暖’和‘爱’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13] (P188) 一方面是惧父、厌父,另一方面在内心深处却又渴望父爱,这从她后来和鲁迅的交往中便可以看出。她在鲁迅身上找到了她多年寻求的梦想特质——睿智和热忱,这是一个理想父亲的典型,鲁迅也在不知不觉中充当了这个角色。这种惧父、恋父情结成为她成长史中更为矛盾和复杂的创伤性情境。
（二）女性自身意识的自律化
在审视女性自我羁绊的同时,萧红发现女人们不仅被动地成为男权文化的牺牲品和殉葬品,更有意无意地成为男权文化的帮凶、伦理道德的捍卫者。《呼兰河传》中的女性们的灵魂已经在封建传统和文化历史积淀中畸形和变态,她们被男人轻贱和毁灭着,同时又在同样轻贱和毁灭着比自己更弱小的同类,她们与封建意识一起构成了一个的吃人网络。她们是吃人者,同时也是被吃者。小团圆媳妇和王大姐惨死的直接原因便是同性的摧残和冷漠。这些女人们对小团圆媳妇和王大姐异常的言行深为反感,竭力按照几千年传下来的“规矩”来改造她们,结果两条鲜活的生命早早地逝去了。萧红和她笔下的女性们始终没有走出男权的阴影,她们仍旧延续着或无知或有知的悲剧性命运。这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大小无数的人肉宴席,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14] (P126)女性最大的悲哀不仅是她们自己成为封建伦理秩序下的牺牲品,而且她们又成了这种秩序的捍卫者。
结 语
萧红的一生历经坎坷与磨难,从个人惨痛的生命体验中生长出强烈的女性意识,她以展示中国底层妇女的苦难命运向男权社会提出强烈的指控和抨击,她以男性卑琐、丑陋形象的塑造消解男性权威、反抗男权社会。但男权中心社会的强大、女性积弱心理的存在以及萧红身上潜存的惧父、恋父情结等一系列因素都导致萧红及其笔下的女性们在反抗男权的道路上停滞不前,终告失败。萧红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萧红和她的女主人公们绝望中呐喊与徘徊的身影一直刻印在我们的脑海里,她们提出的反抗男权成为今天经久不衰的话题,而她们的悲剧结局更引起女性群体对于自身弱点的高度警觉。从这个角度来看,萧红的作品无疑具有永恒的审美价值。
参 考 文 献
[1]萧红，《萧红小说名篇》，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
[2]骆宾基，《萧红小传》，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1；
[3]转引自高玲《论萧红对女性悲剧命运的探索》，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4]萧红，《祖父死了的时候》 萧红精选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
[5] [9]萧红，《生死场》萧红精选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
[6]萧红著，黄海晴选编，《萧红作品精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
[7] [12]西蒙娜·德·波伏娃著，陶铁柱译《第二性》，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
[8]季红真，《萧红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
[10]单元，《走进萧红世界》，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
[11]王观泉编，《怀念萧红》，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
[13]萧红著，凡尼、郁苇选编，《永远的憧憬和期待》，萧红作品精编（散文卷），桂林：漓江出版社；
[14]鲁迅，《灯下漫笔》鲁迅作品（一），时代文艺出版社2004；
谢 辞
五月的江南已鲜花盛开、草木葱郁，窗外的雨点激荡着九江已经来临的夏日。犹如我此时不平静的心。
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眼间大学生活即将结束。至今仍然记得刚进大学时那个青涩而懵懂的自己。自考陪伴我走过了整个大学生活，这期间有苦有乐，有泪水也有微笑，但更多的是面对理想脚踏实地的倔强和对待挫折平和的心态。
匆匆流去的如诗岁月,忙忙碌碌的寒来暑往,光阴的故事从来都是这样清晰欢愉却又隽永懵懂。当我们年华老去, 总有一些人一些事如同时光底片一样还留在过往的记忆中。我知道大学的三年我要感谢的太多：首先是母校，它让我从一个稚嫩的中学生变成了日渐成熟的人；孔小彬老师在我的论文写作过程中给予我很大的帮助，真的谢谢老师；班主任李立广老师从大一把我们迎进来，现在又把我们送走，三年来一直关心我们的学习和生活，特别要谢谢他；江腊生老师对理想的执着的追求和谦和的态度已成为我努力的榜样；田中兴老师总是耐心地给我们解答自考中的问题。真的谢谢老师们！还有宿舍的姐妹们，三年了一直在自考的路上风雨同行。
再有两个月我将背上行囊，踏上人生的另一段旅程。我知道前方等待我的是更多的坎坷和磨难，但我充满信心。我愿借古人“乘长风破万里浪”的豪情，带着一颗感恩的心，努力争取属于自己的美好明天！
最后祝福认识我和我认识的所有人都有幸福的生活！
祝愿老师们工作顺利、家庭幸福、桃李满天下！
王志芳
二OO八年五月十日下载本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