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名词解释

1.神话：

2.《诗经》：

3.楚辞：“楚辞”是战国时代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诗人创作的诗歌，它是继《诗经》以后兴起的一种新诗体。“楚辞”这一名词不知起于何时，《史记·张汤传》中即已提到它，可能至迟汉初就有了。到汉成帝时，刘向整理古籍，把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编辑成书，定名为《楚辞》，从此以后，《楚辞》就成为一部总集的名称。

4.诸子散文：

6.骚体赋：所谓骚体赋，是指产生于汉初，后代仍有继作，在上极力模仿“楚辞”，尤其是屈原的《离骚》，并以赋名篇而以抒情为主的作品。其代表作家作品是贾谊的《吊屈原赋》、《鵩鸟赋》。

7.《史记》的“互见法”：在《留侯世家》中还有这样的话：“语在项羽事中”、“语在淮阳事中”，其他多篇也常常有这样的话。这就是前人指出过的“互见法”。一方面为了避免重复，另一方面则是积极地利用资料，为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服务。

8.乐府：汉代从武帝时开始设立了一个专门掌管音乐的机构，叫做乐府，乐即音乐，府即官府。它的具体任务是制定乐谱、训练乐工和收集歌辞。后来又把配合着“俗乐”（产生于民间的音乐），在普通场合演唱的歌辞，即主要从各地收集来的民歌，统称为“乐府诗”，简称为“乐府”。

8.古诗十九首：《古诗十九首》载于萧统的《昭明文选》或简称《文选》，因为作者姓名失传，时代不能确定，故《文选》的编者题为“古诗”，共有十九首，故名。

9.建安七子：

10.左思风力：

11.永明体：

三、简答题

1.神话的产生：

2.《诗经》中的赋比兴、风雅颂：

风、雅、颂是《诗经》的三类内容；

风：是不同地区的民歌，包括15“国风”，有诗160篇；

雅：是西周王畿内的诗歌，分“大雅”、“小雅”，有诗105篇；

颂：是用于宗庙祭祀的乐歌 ，分“周颂”、“鲁颂”、“商颂”，有诗40篇 

赋、比、兴则是指《诗经》所用的创作原则与方法；

3.诸子散文的产生历程、发展阶段：

诸子散文繁荣的原因

1．“士”阶层的产生

周室东迁以后，奴隶制社会逐渐动摇。到了春秋战国之交，社会各个阶级都在转化。新兴地主阶级逐渐代替了奴隶主贵族阶级。

在这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产生了新型的“士”阶层。士的来源很复杂，有新兴地主，有没落贵族，也有脱离生产走向城市的自耕农。他们属于中间阶层，在统治阶级的最下层，同人民比较接近。

在学术流派上表现为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农家、纵横家、阴阳家、名家、杂家和小说家等（《汉书·艺文志》）。

2.春秋以来，特别是战国末年，诸侯卿相争相养士。

3.百家争鸣的学术空气的形成

由于士阶层的出身不同，立场不同，为了解决现实问题，从代表各自的阶级或阶层的利益出发，对政治提出各种不同的要求和主张，并且著书立说，争辩不休，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如齐之稷下学宫的学术争鸣空气就十分浓厚。

百家争鸣:指春秋战国时期，不同学术流派的人竞相发表各自的哲学见解和政治主张，并互相辩论的社会现象。

先秦诸子散文发展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春秋末年和战国初期

《论语》是纯语录体散文；

《墨子》则是语录体中杂有议论文，开始向有组织有结构的论说文形式发展，并且初具规模。

第二阶段：战国中叶

《孟子》基本上还是语录体，但已有显著发展，形成了对话式的论辩文；

《庄子》已由对话体向论点集中的专题论文过渡，除少数几篇外，几乎完全突破了语录体的形式而发展为专题论文。

第三阶段：战国末期

主要作品有《荀子》、《韩非子》，在先秦散文中都已发展到议论文的最高阶段。

其特点是篇幅由短而长，风格由简朴而开拓、纵恣，且大都逻辑谨严、结构严密，分析深入，文辞富赡，在文学艺术的表现形式上，达到了很高的成就。

先秦诸子散文发展的线索：

说理由简括而趋于详细；

文辞由简约而趋于富赡；

结构由简单而趋于严密。

先秦诸子散文的影响

儒家学派的孔孟思想：

儒家的入世精神是积极的，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说教却有不良影响；

儒家主张“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要求从“修身”开始，追求道德完善，自觉将自己纳入封建群体意识之中；

即要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这就是每个中国士大夫所必须走过的既定人生之路。 

道家学派的老庄思想：

道家对现实的出世态度是消极的，但清高自守，不肯同统治阶级同流合污的思想，有好影响；

道家学派则主张对人生的逍遥游，即要达到一种“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绝对自由之境；

主张把个体的一切消融于宇宙的绝对无限之中，而达到“忘我”、“忘己”之境，即庄子自己所说的“物化”之境，而“快情”、“适性”则是其最高境界。

对儒家要求个体服从群体、个人服从社会的评价：

在封建时代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从积极方面来说，它造就了中华民族的脊梁，造就了一大批为了国家民族利益而献身的仁人志士，对塑造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有非常积极的作用；

从消极方面来说，它主张个体应毫无条件地服从群体，使个体价值、性格无条件地消融于封建群体意识之中，从而使每个社会成员丧失个体意识，最终沦为维护封建君主或国家统治的“文死谏，武死战”的愚忠工具。 

先秦理性精神：

贯穿于整个先秦时期的总思潮、总倾向，便是理性主义，即理性精神，它是先秦各派的共同特点。正是它承先启后，一方面摆脱原始巫术宗教的种种观念传统，另一方面开始奠定汉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

所谓理性精神，又叫实践理性，是将世间一切都付之于人的理性判断，即是说把理性引导和贯彻在日常现实世间生活、伦常感情和政治观念中，并用它来调节各种现实关系和人的情感。 

孔子用理性精神解释礼乐：

儒家创始人的孔子，即用理性精神来重新解释古代原始文化——“礼乐”。他把传统的礼乐制度归结和建立在亲子之爱这种普遍而伦常的感情之上，将一种本来没有多少道理可讲的礼乐制度予以实践理性的解释，从而把原来外在的强制性规范变而为人的主动性内在于欲求，将人的情感、观念、仪式（宗教三要素）引导和消融在以亲子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世间关系和现实生活中。

孔子这样做导致三种结果：

其一，在日常生活中强调“中庸”（即不能过，也不能不及），以处理人际关系；

其二，在文艺上则强调“发乎情，止乎礼义”、“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以理节情”；

其三，在审美心理或审美理想上，强调“中和”之美，不喜欢悲剧，而喜欢以大团圆结局的喜剧或正剧。

所以，儒家重视的是情理结合、以理节情的平衡，是社会性、伦理性的心理感受和满足。

儒道互补：

在孔子的世界观中的怀疑论因素和积极人生态度（“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等）。

一方面发展为荀子、《易传》的乐观进取的无神论（“知天命而用之”、“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

另一方面则演化为庄周的泛神论（一种哲学理论，主张神不存在于自然之外，自然便是神的体现）。 

孔子对氏族成员个体人格的尊重（“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一方面发展为孟子的伟大人格理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舍生取义”）；

另一方面则演化为庄子的遗世的人格理想（“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 

表面上看，儒、道是离异而对立的，一个入世，一个出世；一个乐观进取，一个消极退避；但实际上它们刚好相互补充而协调。

不但“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经常是后世大夫的互补人生路途，而且“悲歌慷慨”与“愤世嫉俗”，“身在江湖”而“心存魏阙”，也成为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常规心理及其艺术意念。 

儒、道有毕竟是离异的。

如果说荀子强调的是“性无伪则不能自美”（《荀子·性恶》：“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

那么，庄子强调的却是“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前者强调“锲而不舍”的人为努力和进取精神，强调一切行动都要合乎社会的规范、要求和约定；在审美趣味和艺术创造上强调法度，强调人工的美。

在这方面，儒家有其独到之处。因为文学创造活动的确有它合乎规律性的一面，需要后天持续不断的艰苦努力，而非主观任意所能达到。 

后者则突出“自然”，即天然之美，是美和艺术的。它主张“无法之法”，揭示出文艺创作中存在的种种自然无为现象，即无规律而又合规律的现象，故它推崇天才，提倡天然美。 

如果说前者以其狭隘的实用功利框架，经常造成对艺术和审美的束缚、损害和破坏；

那么，后者则恰恰给予这种框架和束缚以强有力的冲击、解脱和否定。

浪漫不羁的形象想象，热情奔放的情感抒发，独特个性的追求表达，它们从内容到形式不断给中国艺术发展提供新鲜的血液和动力。

总之，儒家强调的是官能、情感的正常满足和抒发，是文艺为社会政治服务的实用功利；

道家强调的则是人与外界对象的超功利的无为关系，即审美关系，是内在的精神的实质的美，是艺术创造的非认识性规律。

如果说儒家对后世文艺的影响主要在主题内容方面；那么，道家则更多在创作规律方面，亦即审美方面。而艺术作为独特的意识形态，其重要性恰恰在它的审美规律。

4.楚辞与《楚辞》的比较：

5.汉乐府民歌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

6.五言诗的起源：

7.三曹父子的诗歌创作（代表作，思想内容，艺术特色）：

8.蔡琰（代表作，思想内容，艺术特色）：

9.阮籍、嵇康（代表作，创作特色）：

10.鲍照（代表作，创作特色）：

11.春秋笔法：

四、论述题

1.《诗经》、《左传》、《战国策》三者的思想内容及艺术特色：

《诗经》的内容：

内容上：从天上降落到人间，描写人间的悲欢离合，抒发怨女旷夫的凡人感情。 

表现上：从理想进入到求实，绝大部分体现了现实主义的因素。

一、史诗、叙事诗

《诗经》中，就已经产生了一批比较成熟的叙事史诗。《雅》、《颂》中的叙事诗有些和历史记载没有多少分别，在西周前期，《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五篇其实就是用韵文写成的历史，它们记述了从后稷出世到武王灭商的许多传说和史迹。

二、反映劳动生产的风俗画

诗歌本来起源于劳动，歌谣和劳动的关系向来是密切的。因此劳动生活就成了《诗经》里的歌谣记录和描写的重要对象之一。保存在“周颂”之中的《噫嘻》、《载芟》、《良耜》、《臣工》等诗歌，记载了周王亲自管理干涉农业生产。

三、反映社会矛盾的怨刺诗

周王朝建立之后，经济文化有一段长时间的发展，说明西周的奴隶制仍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期间也产生了一些很有名的政治家，如周公旦。周王朝设采诗之官，以观政治得失及风俗盛衰。

四、爱情诗与弃妇诗

在《诗经》民歌中占数最多的是有关恋爱和婚姻的诗。

朱熹：“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歌咏，各言其情者也。” （《诗集传序》）

男女言情之作确实是风诗的主要内容之一。这些诗所反映的风俗不可能一致，不过大致可以看出《诗经》时代劳动人民男女之间的恋爱生活是比较自由的。这些诗大多数是当事者率真大胆的表白，感情大都是诚挚、热烈、素朴、健康的。

《诗经》的艺术特色：

1.多方面、多侧面描写现实生活

 《诗经》里的作品表现了不同阶级和阶层的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感受，它们真实地反映了现实事物。《诗经》中富有现实主义精神的篇章，首推《国风》中的两周民歌，其次是《小雅》、《大雅》中的文人讽喻诗。它们在内容上的主要特征是正视现实、描写现实、揭露现实和批判现实,人物形象真实、自然而生动，生活画面亲切感人等。

2.赋、比、兴手法的运用，并获得显著的艺术效果。

在前人研究《诗经》的著作中，对赋、比、兴有种种解释，但今天看来它们只是前人归纳的三种表现手法。赋、比、兴最早见于《周礼》，它们与风、雅、颂合称“诗经六艺”。

 朱熹：“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 

“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 

“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诗集传》）

赋：即铺陈直叙的意思。如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等五篇叙事史诗，都使用“赋”的表现手法，《七月》亦是如此。

比：就是譬喻。它“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文心雕龙·比兴》），从而使形象更加鲜明，如《相鼠》、《硕鼠》用老鼠来比喻统治阶级的可憎可恶，《氓》用桑树由繁茂到凋落比喻夫妇爱情的变化。

兴：其基本含义是借助其他事物作为诗歌的开头，兼有发端和比喻的双重作用。

3.结构形式上的重章叠句和双声叠韵

重章叠句：“重章”，就是除了个别字词的交换外，其余都为重复的；“叠句”,指每一章有若干句是重复的。重章叠句可以加强咏叹的效果，便于歌唱，有利于表示环境变动、事物进展的程度和顺序。

重章叠句：“重章”，就是除了个别字词的交换外，其余都为重复的；“叠句”,指每一章有若干句是重复的。重章叠句可以加强咏叹的效果，便于歌唱，有利于表示环境变动、事物进展的程度和顺序。

双声叠韵：声母相同的词称为“双声词”，韵母相同的词称为“叠韵词”。双声叠韵的活用，避免了雷同，增加了诗歌的节奏感和韵律美，赋予诗歌巧妙的音乐美，更加曲折、细致的描写景物、抒发情感。

《诗经》的影响：

1.中国文学的开端，奠定了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

《诗经》里的作品多方面地描写了现实生活，表现了不同阶级和阶层的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感受，它们真实地反映了现实事物。继《诗经》之后，两汉乐府民歌，魏晋南北朝诗歌，唐、宋、元、明、清文学，都继承和发扬了《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出现了一些优秀的现实主义诗人和现实主义作品。

《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

《诗经》，特别是其中民歌部分所表现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对后世文学影响巨大。它推动诗人、作家去关心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疾苦，而不把文学仅仅看成流连光景、消遣闲情的工具。历代进步文人在创作中倡导“比兴”、“风雅”，实质上也是倡导《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特别是当他们反对文坛上形式主义倾向时，常常以恢复风雅相号召。

2.艺术上开创了比兴手法、重章叠句、双声叠韵等。

比兴手法在我国诗歌创作中一直继承着、发展着，这是周代民歌对后代文学有重大影响的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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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的内容：

《左传》在历史散文中的地位，是上承《尚书》、《春秋》，而下开《战国策》、《史记》的重要桥梁，它是战国时代无可否认的最优秀的历史散文著作。

《左传》一书，丰富多彩，其主要内容不外春秋列国的政治、外交、军事各方面的活动及有关言论，再则天道、鬼神、灾祥、卜筮、占梦之事，作者认为可资劝诫者，无不记载，表现出褒贬美刺的精神。

其次，在《左传》中也反映出比较进步的民本思想。如：“季梁子止之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恒公六年）从这些文句里，可以看到天命、神鬼思想的衰退，人本思想的抬头。

《左传》的文学特点：

左传》无论在记言还是在记事方面，都表现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它用简练的或接近口语的文句，善于以写人叙事的手法，把当时复杂的史事、多样的人物，活跃地记载或形象地表现出来，使我们今天读了，还能亲切感受到当日政治生活的实况和那些人物的精神面貌。它是文史结合的典范。

《左传》的艺术特色：

1、《左传》以擅长写战争而著名，特别是几次大规模的战事写得最为出色。

《左传》写战争并不单纯着眼于军事行动，也不热衷于描绘刀光剑影、生死搏斗的两军对垒。它往往先写战前的形势，战争的起因和准备，表现出作者的鲜明倾向，使人认识到战争的胜负并不仅仅在于军事力量的对比，更是政治决策、人心向背、战争性质等因素优劣比较的结果。

几次著名的重大战役：

韩之战（僖公十五年）；

晋楚城濮之战（僖公二十七年）；

殽之战（僖公三十二年）；

晋楚邲之战（宣公十二年）；

齐晋鞌之战（成公二年）；

晋楚鄢陵之战（成公十六年）等。

2、广泛地描写了各种人物

国君、主帅、监军、谋士、筮官卜人、将领、说客等，形形色色，应有尽有。在作者笔下，不同身份、性格的人物都有各自不同的生动而贴切的表现。作者还通过人与人之间在看法、态度和脾性上的差异和矛盾，描绘了人际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着重突出了人的因素和作用。

同时，无论浓墨重彩，还是数笔点染，作者都能写出人物在特定环境里的言论、行动和心理，尤其能惟妙惟肖、活灵活现的展现出不同人物各异的性格特征。

3、行人辞令之美。

春秋时期各国会盟朝聘、往来交涉，在政治生活中尤其在外交场合讲究礼仪，辞令委婉含蓄。而《左传》的作者以欣赏的态度，如实地又或许经过精心加工把这些典雅的词令记载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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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的名称与基本内容：

《战国策》杂记东、西周及秦、齐、楚、燕、韩、赵、魏、宋、卫、中山诸国之事。其时代上接春秋，下至秦并六国，约二百四十年（前460—前220）。书名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国语》，或曰《长书》。

它的作者不可考，有人疑出于蒯通，大概是秦汉间人杂采各国史料编纂而成，后来刘向重加整理，定名为《战国策》。

《战国策》的基本内容:《战国策》的基本内容是战国时代谋臣策士纵横捭阖的斗争及其有关的谋议或辞说。它保存了不少纵横家的著作和言论。

《战国策》的文学特色：

1、文笔上长于铺陈，有声有色，具有辩丽恣肆的特点。

纵横家是当时在各国间奔走游说、从事外交活动的人物。他们活动的目的常常是为了解决各事、外交上的一些具体问题。他们都善于分析形势，用利害关系来打动各国的君主；

同时他们又富于机智，善于掌握各国君主的心理，因势利导，使之不能不信服。

因此，这些文章表现了那些游说之士的巧弄机锋和狡黠辩术。同时，纵横家的游说之词，恣肆纵横，辞采绚丽，尤其很多排笔俪句的运用，更使文章声调铿锵，形象鲜明，具有很强的鼓动性。 

2、用笔轻灵而描写细腻

《战国策》的叙事文字不独有以上这类注重藻绘之处，还有的部分用笔轻灵而描写细腻。

2.楚辞中《离骚》的艺术结构，以及诗人对自我形象的塑造：

《离骚》的艺术结构：

全诗隐伏着两条基本的逻辑线索：一为现实的矛盾斗争的过程；二为心灵的辩证运动的历程。前者为副线，后者为主线。

现实过程叙述几乎概括了诗人的一生：出身、少年时代的学习、修养和抱负以及后来所遇到的各种挫折，最后选定以死向现实的结局。这个过程的公式是：内美好修——节节受挫——上下求索——以身殉国。

心灵历程再现了诗人复杂的情感冲突，经历了几个情感的波折，最后形成感情的瀑布和漩涡。这个过程的公式是：满怀热情——失望痛苦——彷徨往复——绝望决裂。

在现实过程的叙述中，诗人的“自我”面对着三种基本的矛盾冲突：

一是“致君尧舜”的努力与昏聩楚王的“不察”和排斥的矛盾；

二是正道直行与党人谗佞的对立；

三是不迁与众芳变质的对立。

在心灵历程的再现中，诗人的“自我”面对着三种基本的矛盾冲突：

一是忠君与罪君的内心冲突；

二是矢志与随俗的内心冲突；

三是恋国与去国的内心冲突。

现实矛盾与内心冲突交织：

这两类矛盾冲突的线索交织在一起，相辅相成，形成全诗的情感中线。

沿着这条情感中线，各种现实矛盾和内心冲突渐次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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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自我形象的塑造：

《离骚》的情感表现采用了统一的哭诉的语调。诗人好像面对着亲人、朋友、知音，面对着公正无私的宇宙洪荒，诉说着他的不幸、痛苦、忧愁和不平。

这种痛哭流涕的哭诉贯穿着全诗始终，从而完美地塑造出诗人的自我形象。

思想性质：《离骚》所塑造的诗人自我形象是一个有抱负、有作为的爱国政治家形象。

《离骚》自我形象的思想内涵是相当丰富的，其核心是以“美政”为目标的政治改革论思想。他的政治抱负和政治改革论都是导源于他的爱国思想，他念念不忘楚国的兴亡，对楚国前途抱有深刻的忧虑，他希望致君尧舜，实行贤明政治，挽救国家的危亡，振兴楚国，直至统一中国，他的各种政治主张都是振兴楚国的具体药方。这种爱国思想是《离骚》的一条思想红线。

人格特征：《离骚》所塑造的诗人自我形象是封建时代一个节操高尚的士人形象。

其主要的人格特征，可以用“诚”、“气”、“节”三个字来概括。

“诚”就是真诚、忠贞，不计个人得失，不顾遭遇悲惨，置生死于度外；

“气”就是进取、追求，有着强烈的、不可遏止的对于理想（真理）的求索精神，虽然屡屡遭受打击，但仍然苦苦挣扎，“九死不悔”；

“节”就是、坚定的节操，绝不向势力屈服，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绝不会妥协投降，誓死不渝地忠于自己的事业和理想。

情感基调：《离骚》所塑造的自我形象是一个苦恋着祖国的时代弃儿形象。

全诗的基本情感内容是这样三类：

一是遗弃感，这是一种忠贞遭弃、壮志难酬的痛苦；

二是离异心，这是一种上下求索、彷徨歧路的迷惘；

三是故国情，这是一种报国无门，但仍忠于祖国，宁死也不愿离开故土的苦恋。

时代弃儿与历史性悲剧：

“乱”辞概括诗人的两大悲哀：既未能拯救祖国的危亡，也未能获得社会的理解和支持。国难全，志难酬，世俗沉睡，人莫我知。唯有捐躯全节是其唯一的出路，他是一个痛苦的时代弃儿。因此全诗贯穿着深沉而又强烈的历史性悲剧情调。

总之，抒情主人公的人格结构的核心是一个“恋”字，即对祖国的爱恋；他的情感矛盾的基本状态是一个“苦”字，即壮志难酬、人莫我知的痛苦。从情感性质看，《离骚》可以说是一支苦恋式的咏叹调。

诗人自我形象概括：

综合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即可对《离骚》所塑造的诗人自我形象的基本性质做出比较完整的判断：这是一个不迁、忠于祖国、为振兴楚国而痛苦追求“美政”、至死不渝的先秦进步政治家的形象。

3.建安文学曹操、曹丕作品的思想内容及艺术特色的比较：

曹操

苍凉悲壮、雄健沉郁，情感强烈。以四言为多、而五言杂言兼有。全用乐府旧题，能被之管弦。 

诗歌创作

曹操的诗全都是乐府歌辞，史家说他：“御军卅余年，……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这些乐府歌辞虽沿用汉乐府古题，却并不因袭古题古意，而是继承了乐府民歌“缘事而发”的精神，用乐府题目写时事，反映汉末的现实，表现出时代的新风貌。

曹操诗歌的内容：

曹操乐府诗的内容，一方面表现汉末的现实，如其《薤露行》、《蒿里行》、《苦寒行》、《却东西门行》等，另一方面，他的另一部分乐府诗则表现了他统一天下的雄心和顽强的进取精神。这类诗悲歌慷，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如《短歌行》、《步出夏门行》等。 

曹操诗歌的艺术特色：

曹操的诗基本上脱胎于汉乐府，但也具有他自己慷慨悲凉的独创风格，其艺术上的显著特点是用朴质的形式披露他的胸襟，使人读其诗如见其人；而且其诗中常常具有一种激昂慷慨的悲壮情调，使读者感到振奋和鼓舞。如宋人敖陶孙在《诗评》中评他：“魏武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

散文创作：

曹操还是“改造文章的祖师”。他的散文与其诗一样富有创造性，他率先打破两汉以来散文形成的某种固定的框框，而用简洁朴素的语言把要说的话自由地表达出来，并富有鲜明的个性。这种个性即表现为“清峻”、“通脱”的风格，这既是建安散文新风貌的展示，又对整个魏晋时期散文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曹丕

曹丕诗多写游子思妇题材，兼有年命之悲和行乐之情，有乱离时代的哀怨之音。诗风清丽哀婉。《燕歌行》二首对七言诗发展有较大贡献。其散文和辞赋也有一定特色。 

创作

其诗歌创作的特点：其一、描写男女爱情和游子思妇题材的作品很多，而且写得较好，风格清丽。其二、形式多种多样，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无所不有，但成就较高的是五言诗和七言诗。

大家还应注意两点：一是他的《燕歌行》二首是现存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诗；一是他的《典论·论文》开了整个魏晋南北朝时代文学批评风气之先，对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有着巨大影响。

辞藻华美，也袭用了许多前人的东西，但这一切又用得自然贴切，而不带任何雕琢的痕迹。这是《燕歌行》的特点，也是曹丕诗歌区别于建安其他诗人的典型特征。

4.《史记》的思想内容以及传记的文学价值：

《史记》的思想内容：

《史记》一方面揭露了统治者及其爪牙的无比丑恶，画出他们的真实的脸谱；

另一方面表达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歌颂人民及其领袖的反抗，以及可歌可泣的爱国英雄和救人困急的侠义之士，具有进步的思想倾向。

其一、《史记》的思想性首先表现在对封建统治阶级——特别是汉王朝统治集团和最高统治者丑恶面貌的揭露和讽刺。

其二、《史记》里面在写到秦王朝灭亡时，对农民领袖陈涉、吴广“首发难”之功作了充分的评价和肯定。

其三、《史记》的进步的思想内容，还表现在记载那些为正史官书所不肯收录的下层人物，并热情地歌颂他们身上的一些优良品质。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的传记文学价值：

《史记》里面写的这些人物传记，不仅具有高度的思想性，而且大部分篇章都有极强的激动人心的艺术力量。对此，鲁迅先生曾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来加以高度赞扬。

其一、善于通过许多紧张激烈的斗争场面，把历史人物置于矛盾冲突的漩涡中，借助人物的言论和行动，表现他们各自不同的性格特征。

即使是同一类型的人物，同一种性格，也要写出性格的不同方面：文臣有文臣各异的面目，武将有武将不同的风采，刺客有刺客迥异的性格，帝王有帝王互不相同的秉性。

故事化手法和紧张场面的运用，使《史记》的人物传记波澜迭起，人物形象鲜明、突出，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因而成为历史与文学互相结合的典范著作。

其二、刻划人物时多种多样艺术手法的成功运用，使人物形象丰富饱满、生动鲜明。

既有波澜壮阔的宏大历史场景的描写，如《项羽本纪》中诸侯逐鹿中原的历史画面，又有细小如微，却能以小见大，突出人物性格特征的细节刻划，如《李斯列传》中李斯见厕鼠与仓鼠而发的感叹，《淮阴候列传》中韩信忍辱胯下，《酷吏列传》中张汤审鼠等等；既有正面的直接的叙述，又有侧面的间接烘托，如巨鹿之战，既正面叙述，又通过诸侯军之眼反衬出楚军的英勇善战等。通过以上艺术手法的交叉交替使用，塑造出突出的人物形象、刻划出鲜明的性格特征。

其三、善于用符合人物身分的口语来表现人物的神情态度和性格特点。

《史记》在语言上具有极大的创造，尤其在人物的对话语言和作者的叙述语言上十分出色。其人物对话语言力求表现人物的性格。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许多地方都力求口语化，简练生动，绘声绘色，使人如见其人，如闻其声。

作者的叙述语言方面表现为善于抓住人物的性格特征和事件的典型意义，常常几笔就能写出一个人物或写出一个紧张的场面。有的叙述语言感情充沛，夹叙夹议，有强烈的感人力量。

5.重耳、苏秦、项羽、李广的人物形象分析：

重耳形象分析：

《晋公子重耳之亡》：

又如选自僖公二十三、二十四年的《晋公子重耳之亡》，也用了较大的篇幅在发展中完成对重耳形象的塑造：让他从一个缺乏雄心、耽于安乐的公子哥儿磨练成为一个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贤明的君主。

“乞食野人”和“以戈逐子犯”的故事发生在刚开始踏上征途之时，他遇事比较粗暴，贪图享受，缺乏雄心； 

而“退避三舍”的承诺发生在他生活结束的前夕，遇事冷静，洞察幽明，当楚成王一再问他“何以报我”时，始则以外交辞令回避，继而答曰：“若以君之灵，得反晋国。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避君三舍，若不获命，其左执鞭弭，右属櫜鞬，以与君周旋。”态度不卑不亢，表现出重耳对日后晋楚必争的预见和绝不牺牲国家利益的坚定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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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秦人物形象分析：

分析《苏秦始将连横》：

苏秦（？——前284），字季子，东周洛阳人。他是战国纵横家的代表人物，他的游说活动分别见于秦、齐、楚、韩、赵、魏诸策，而《秦策》记述比较完整。

苏秦最初主张“连横”，头一遭就失败；归洛阳后改主“合纵”，第二次出山，首说赵王而得售。从此他平步青云，飞黄腾达，佩六国相印，万人仰止。这是苏秦个人发迹的转折，也是促成六国与秦抗衡的转折。

本文就抓住这个转折，把苏秦的辩才、智谋和不同凡响的刻苦磨砺，作了入木三分的描绘。

《苏秦始将连横》的结构特点：

本篇由两组材料组成。

第一组材料由两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第一、三自然段）是苏秦见秦王那一大段陈述，最能表现纵横家的才华和气派；

第二部分（第四自然段之后半部分）是苏秦被封为武安君后，作者从旁插叙的文字，极写“约从散横”的局面，在此突出了苏秦的智谋韬略。这一组材料写的是作为辩士的苏秦和他在历史上所起的巨大作用。 

第二组材料也由两个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第四自然段之前半部分）是苏秦失败归来的那副惨相和刺骨流血的刻苦情景，使读者为之屏息，肃然起敬；

第二部分（第五自然段）是苏秦父母、妻、嫂前倨后恭的变化，引发出苏秦对世态炎凉、人情单薄的感慨。这部分写的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苏秦。 

苏秦形象剖析：

苏秦一人身上，既有着策士们翻云覆雨、纵横捭阖的才智，又有着一个普通人的坎坷艰难、升沉无定的经历。

两组材料交织补充，刻画出一个既能叱咤风云、转动乾坤的杰出人物，又是一个热衷名利、得意忘形的凡夫俗子。

短短一千多字，勾勒出一个时代，又刻画了一个有时代特色有个性特色的人物：典型的时代，造就了典型的人物。

本篇艺术特色：

大量对偶句、排比句的运用，也使文章绚丽夺目、气势磅礴、议论风生、咄咄逼人。

如写苏秦合纵成功后，六国“不费斗粮，未烦一兵，未战一士，未绝一弦，未折一矢，诸侯相亲，贤于兄弟……”，虽然是夸张之辞，却写出当时的一番新气象。

至于最后路过洛阳时，父母妻嫂一反故态，分外恭敬，“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以及叔嫂的问答，写得逼真、传神，三言两语，神态心境，无不毕现。

项羽形象分析：

分析《项羽本纪》：

形象主体：喑噁叱咤、气盖一世的悲壮英雄形象：

司马迁描写、刻划项羽这个人物形象，倾注了自己的一腔热情，在这个人物身上寄托了自己的理想。作者树立项羽这个人物形象，首先从他小时的几个事情，见出他的不同一般。①他从小就不爱循规蹈矩。不屑于“学记姓名”、“学一人敌”，而要“学万人敌”；对于“万人敌”的兵法，也是“略知其意而不肯竟学”。②面对秦始皇出游时的显赫声威，只一句“彼，可取而代也”，就显出了英雄本色。③而其喑噁叱咤、气盖一世的悲壮英雄，是通过几个战斗场面表现出来的：a. 杀卿子冠军宋义时的慷慨陈词和义举；b. 钜鹿之战及战后诸候军的表现；c. 以三万军于彭城击败汉军五十六万；d. 垓下突围；e. 至死不承认自己的失败，自刎乌江。 “此天亡我也，非战之罪也。”

形象侧面：天真残暴的政治侏儒：

项羽不仅有喑噁叱咤、气盖一世的主导一面，还有天真、残暴的一面，表现出十足的政治侏儒。

天真：a. 最突出表现在鸿门宴上：轻易说出自己在刘邦军中的内应曹无伤；刚愎自用，不听范增之言，因妇人之仁，未杀刘邦。b. 分封诸侯，背关而东，有衣锦还乡的狭隘短视。c. 置刘邦的父亲于高俎之上，迫其投降。d. 轻信刘邦，以鸿沟为界，率先撤军。e. 不肯过乌江。

残暴：a. 坑杀秦降卒20余万人；b. 坑杀田荣降卒。

项羽的整体形象：

项羽既是胜利的勇士，又是失败的英雄；他胜得漂亮，败得悲壮；活得痛快舒展，死得慷慨豪爽。他既凶狠残暴，又善良不忍；既刚愎自用又轻信多疑；既暴烈急燥又优柔寡断。

项羽宁愿慷慨悲壮地死去，也不愿屈辱惭愧地苟活。他不像刘邦那样，为了苟活就什么卑劣的事情都做得出。项羽不要同情，更不要怜悯。他死得痛快，死得豪爽，死得悲壮！这正是英雄的本色和项羽性格的可贵之处，正像郑板桥听赞叹的那样：“项王何必为天子，只此快战千古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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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广形象分析：

分析《李将军列传》：

《李将军列传》之主旨：这篇《李将军列传》即在记述李广生平事略的同时，奔涌着作者激荡难平的心潮，是凝结着血泪的传记名篇。

李广是西汉一代名将，战功卓著，却屡遭坎坷，最后自刎身亡。李广一生的壮举与悲剧，在本传中历历再现。作者的记事笔触浸透着胸中的慷慨悲伤。

《李将军列传》的结构：

李广出身于将门，身怀骑射绝技，历经沙场，抗击匈奴，屡建战功。作者以李广一生的经历作为组织材料的纵贯线，从他的戎马生涯中选取几段鲜明的轨迹，有声有色地描绘出这个一代骁将的胆略和风采。

作者主要从善于骑射、奋勇对敌、廉洁而爱兵、治军简易几个方面，颂扬了李广的为人，讴歌了他的军事才干和英勇无畏的精神胆魄，书写了他一生征战的可歌可泣的历史。

概括叙述与侧面描述：（一生壮举）

刻画李广的英雄形象，运用了多种表现手法，有时运用概括叙述，写出他的才德、品性和武艺，如说他“善骑射”，“得赏赐，辄分其麾下”，“家无余财”，“讷口少言”，治军“宽缓不苛”、“省约文书籍事”，都极简明地勾勒出李广形象的轮廓，使人获得整体的印象。

或用侧面描述，从他人的反应中见出他的神勇武略及其深得军心民心的事例。如写汉文帝、公孙昆邪对他的称赞，匈奴称他为“汉之飞将军”，士兵“爱乐为用”、“乐为之死”，他的自刎使军士百姓无不悲恸垂泪等等，都见出他的声威远播、品性端洁、美名流芳。 

对比衬托：（一生壮举）

或通过与他人作对比来衬托李广。如以中贵人的畏葸来显示他的勇敢与胆略，以程不识的严整治军比照出他简易治军的特点和成效，以李蔡的平庸而显贵来映衬他的有功而受冷遇，以卫青的故意掣肘来显露他的凛然正气。这些对比都使这个形象显出英雄本色。 

正面刻画：（一生壮举）

作者还通过几个战斗场面和习武细节，栩栩如生地展现李广的骁勇英姿和大将气概。他力射匈奴射雕者，面对匈奴大军，寡不敌众，而镇定自若，出奇制胜；他被敌人所擒，身带伤痛，而突然飞身夺马，射杀追骑；他出猎射石射虎，中石没镞，射杀猛虎，大显神力；他面临匈奴四万骑兵的包围，在矢石如雨、战斗白热化的时刻，在部下兵士惊恐疲困之际，身先士卒，化险为夷。

司马迁在这一幅幅活动的图画中，如浮雕一般突现了李广那种气势如虹、勇冠全军、声威赫赫的一代名将形象。

际遇坎坷：

但是这样一位战功卓著、敦厚端直、受人爱戴的名将，却际遇坎坷，竟至被迫自刎，这使司马迁难以抑制自己的愤懑不平之情。文中在倾慕颂赞李广的同时，曲折地透露了造成李广悲剧的原因，隐含着对汉朝最高统治者的贬斥。

李广治军有方，部下奋勇，出生入死，与匈奴作战70余次，但是他在多次大战后不仅得不到应有的嘉奖，还常受责罚。文中不止一次记载着“广军无功”、“赏不行”、“广军功自如、无赏”，甚至“当斩，赎为庶人”。

有些战斗显然是由于兵力众寡悬殊（如以四千骑兵对左贤王四万骑兵），导致李广伤亡惨重，但战后却苛责李广。

许多将官与李广同时作战，都立功受奖，位至封侯；一些平庸之辈，趋炎附势之徒都深得器重，平步青云，而唯独李广转战边关，却未受到应有封赏。

这种不公平竟使李广怀疑自己是命相不好。司马迁在这一系列的记述中，不仅对李广的不幸遭遇怀着极大的同情，也寄托着自己深沉的感慨，表现了对当时用人制度的深刻有力的批评。

李广一生经历了文帝、景帝、武帝之朝，即使人们已看到了他是个“天下无双”的将才，但他在每一朝都未得信任，不被重用。汉文帝只是口头赞场他而实际未用，汉景帝不顾李广在平叛中勇奇敌旗的战绩，却由于忌恨梁王而冷淡李广，汉武帝则指使卫青，有意掣肘李广。

李广的怀才不遇正是时代的悲剧，司马迁的笔锋微婉地指向了当时的最高统治者。 

最后李广随卫青出击匈奴那一战中，卫青受武帝密旨排挤李广，重用亲信公子敖，又在军事部署上给李广造成困难。司马迁对武帝、卫青的嫉贤妒能，逼死李广这事，秉笔直书，进行了无情的揭露。李广在不可能实现军事胜利的情况下被推上军事法庭；即使如此，李广仍坦然独自承担责任，为部下开释，引颈自刎。司马迁为李广的一生写出了这最后的也是最悲壮的一幕。

无言的桃李横遭摧残，但它在天下人的心目中是不会凋零的。它似李广，也似作者自身。司马迁在结尾的深情咏叹，颇令人掩卷深思。下载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