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贸组织总干事 帕斯卡尔•拉米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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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30年前，产品在一个国家组装，采用的零部件还是自同一个个国家。因此，计算贸易额很容易。2011年却是另一番景象。制造活动受到全球供应链的推动，而大多数进口商品都应贴上“全球制造”的标签，而非“中国制造”或者其他类似标签。这不是一种学术差异。鉴于贸易失衡引发了主要经济体之间的摩擦，在当前这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合作的时候，我们采用的计算方法可能会大大加剧地缘政治紧张关系。

目前我们是按照所谓的“总值”来计算国际贸易的。当一件进口商品抵达海关时，这件商品的全部商业价值都会归到一个原产国名下。当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在世时，这种方法很管用：200年前，葡萄牙用“葡萄牙制造”的葡萄酒交换“英格兰制造”的英国纺织品。但今天，“原产国”的概念已经过时了。我们所说的“中国制造”确实是在中国组装的，但其商业价值却是来自组装之前的众多国家。从“他们”和“我们”的角度来考虑贸易已经再无意义。

这并不是说，假如我们改变贸易计算方法，所有的国际贸易紧张关系就会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但是，如果我们是要讨论像贸易失衡这么重要的事情，我们就应当以能够反映现实的数据作为依据。扭曲的贸易图景可能导致双边关系恶化，在当前保护主义压力已经在不断积聚之际，还可能触发反贸易情绪。经济学家早就摒弃了“贸易是零和游戏”的观点，但政治和市场在日常事务中似乎仍固守着陈旧的重商主义信念。这场危机无疑加重了这种感觉，尽管全球制造已使得“我们”和“他们”之分变得更加没有意义。

苹果(Apple)的iPhone就清楚地说明了这点。这款手机是在中国组装的，尔后出口到美国和其他地区。但零部件却是来自许多不同的国家。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近期发表的一篇研究报告，如果沿用传统的原产国概念，iPhone为美中贸易逆差贡献了19亿美元。但如果按照“增加值”来计算中国对美国的iPhone出口——即这款产品中由中国创造的价值——那么这项出口额仅为7350万美元。

不止是手机。在汽车、飞机、电子产品，乃至服装领域，一件商品由许多国家共同生产的现象也越来越普遍。如今没有一辆汽车或一架商务飞机只用来自一个国家的零部件就能生产出来。商界领袖也明白，在全球供应链时代，爆发新贸易摩擦的危害尤其严重。在零部件付运过程中遭遇的进口关税、繁文缛节或其他拖延及收费手段都会抬高商品成本。而我们传统的贸易统计方法大大增加了发生此类摩擦的可能性。

把产品的商业价值归属于最后一个原产国而造成的统计偏差，歪曲了双边贸易失衡的真实经济维度。这会影响政治辩论，形成被误导的观念。以美中贸易逆差为例。假如按照实际本国含量进行一系列计算，那么两国的逆差规模——2010年11月为2520亿美元——起码能减少一半。

我们使用的计算方法也关系到贸易对就业的影响。有关苹果iPod的研究表明，2006年因生产iPod而创造的4.1万个就业岗位中，有1.4万个在美国。其中约有6000个属于专业岗位。不过，由于美国工人的工资比较高，他们从中获得的收入总计7.5亿美元，而海外工人的所得仅为3.2亿美元。事实上，如果苹果不知道亚洲企业能供应零部件，亚洲工人会参与生产，亚洲消费者会购买生产出来的产品，iPod可能永远不会问世。在认识贸易对就业的影响方面，计算增加值的统计方法能够提供一个更可靠的方法。

转变贸易计算方法关系到的远远不只是美国和中国。从增加值的角度考虑贸易，可以使我们跳出双边贸易平衡的政治立场。采用这种视角，贸易就从一对一的关系转变为由增加值链条构成的网络，各方相互依存，走向共赢。最重要的是，它将有助于制定者及其民众认识到加强多边贸易合作的必要性——以及由此能够带来的全球增长和就业。

本文作者是世贸组织(WTO)总干事

中国制造vs德国制造 

作者：咨询公司Simon-Kucher & Partners董事长 赫尔曼•西蒙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当谈到全球市场竞争，尤其是出口领域的竞争时，中德两国正越来越多地发生碰撞。自2003年至2008年，德国一直是全球第一大出口国。2009年，中国超过德国、坐上了头把交椅——而且中国将继续保持这一地位。

2010年，两国双双再次显示了强劲的出口增长，并捍卫了自己的地位，在出口方面远远领先于美国。由于中德出口商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两国之间的竞争将相当激烈。

冠军(Hidden Champions)

为什么德国这个规模相对较小的国家在出口方面表现如此强劲？原因在于其“冠军”：几乎不为人知的中型全球市场领军企业。我估计，全球范围内此类企业的总数量约为2500家，其中1200家来自德国。它们在德国出口中占到了四分之一左右。

令人吃惊的是，我在中国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构。中国68%的出口，来自那些员工总数不到2000人的企业，而非大企业。同样令人吃惊的是，中国已拥有远超100家的冠军企业，可能高于法国、英国或日本等高度发达国家。

雄心万丈

这些企业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在全球市场领导权方面极为远大的抱负。正是这一目标，推动着中德两国的冠军企业家们。在中国的多次谈话中，我曾向听众提问：“谁想成为全球市场领袖？”总会有半数以上的人举手，与德国的情形非常相似。这些雄心将不可避免地带来全球市场上的竞争性碰撞。

德国要成为低价竞争者

全球化通常始自出口和销售。接着是制造业，而后是研发，再以后是全部管理职能。多数德国企业处于这一过程的末期。它们不仅在中国建立庞大的制造业基地，还把较为廉价和简单产品的研发转移到那里。在这条道路上，西门子(Siemens)和博世(Bosch)遥遥领先。工业称重和测量设备的全球领军企业申克集团(Schenck Process)甚至将其整个矿业技术支持中心移师北京。德国企业要在低成本、低价格领域保持相对于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唯一的办法是让自己“变成中国企业”。

塔塔(Tata)Nano 是“德国”车？

近来我强烈支持的一种看法是，德国企业应开始在成本方面向中国竞争对手发起进攻。这需要极为简化的产品（称之为超低价产品）和成本最低地区的制造业。它们通常都位于中国以外，在印度、柬埔寨和越南等国。印度的塔塔Nano汽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从本质上来说，这是一款德国车，涉及到9家德国供应商，其中最大的是博世。来自德国的零配件在印度开发和制造，而非德国。

中国成为高价竞争者

但我们也看到了相反方向的变化。中国将其称之为消费升级(trading up)。大约一年前，当我第一次参观位于中国长沙的三一重工(Sany)混凝土泵工厂时，我被惊呆了。在这个超级现代的工厂（只有我不久之前在斯德哥尔摩附近参观的Scania工厂可与之媲美），我首先看到的是梅塞德斯(Mercedes)和沃尔沃(Volvo)载重汽车地盘。在我表达了自己的吃惊之后，得到的回答是：“我们要把我们的混凝土泵装配在全球最好的卡车上。”接着，我看到了道依茨(Deutz)柴油机、博世力士乐(Bosch Rexroth)液压机和西门子的控制器。三一重工明确表示，他们只使用世界级的供应商。

几个月后，我在科隆遇到了三一重工欧洲公司的总经理，该公司目前正在科隆附近兴建“绿地”(greenfield)工厂，这是德国的第一家中国工厂。当我问及原因，得到的回答同样有趣：“三一重工必须处于世界级的制造业地区。如果我们想成为世界级企业，那么我们必须直接接触到全球最优秀的制造业和工程人才。”2009年，三一重工超过德国的普茨迈斯特(Putzmeister)，成为混凝土泵领域的全球领军企业。

三一重工不是一家典型的中国企业，但它代表着未来的方向。我认为，中国是德国未来最可怕的竞争对手。但由于在中国和其它新兴市场的强大影响力，德国企业已为即将到来的竞争做好了准备。

本文作者是咨询公司Simon-Kucher & Partners董事长兼创始人，著有畅销书《21 世纪的冠军》(Hidden Champions of the 21st Century)，请见：www.hermannsimon.com下载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