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贝尔 中文1001 201009100703
摘要：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到“情以物兴”、“物以情观”的文论思想，阐述了在诗文创作中“情”与“物”的关系并运用这一论点进行了大量文学批评，这些内容都对此后的中国古代各时期的文论思想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关键词：情以物兴 物以情观 刘勰 文心雕龙 中国古代文论 为情造文
《文心雕龙》是一部我国先秦至南齐时期文学理论的集大成著作。我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发展，经历了先秦的萌芽、两汉的发展，到魏晋时正式开始对文学本身作逐渐深入的研究，产生了一批颇有卓识的单篇文论。而刘勰的《文心雕龙》便继承了前人的优秀成果，并且颇有自己的见解，对今后的文论思想的发展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尤其是对“情”和“物”的关系和作家的创作灵感来源的见解更是中国古代文论史上的重大贡献。
其实论诗中的情，早在先秦时候就有提出，《毛诗序》中具体提出了“诗言志”的论点，认为“志”与“情”必须同时萌发，还有陆机在《文赋》中提出的“诗缘情”的说法，至此之后“情”与“诗”就有了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诗文的创作还是要以现实为基准，若是离了“物”和“景”，诗文也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无可依托，难以全靠诗人的情感支撑，所以也就越发显示出刘勰观点的可贵。
刘勰在《文心雕龙》的《情采》篇中指出“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是说一个人的美丽，必须先有内在的姿质之美，不能完全靠脂粉的打扮；文采虽可使作品外表美丽，但如果内容不好、不真实，无论用多么漂亮的文辞也不能成为好作品。真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才一再强调文章的写作要以“述志为本”，要“为情而造文”，反对“为情而造文”。还有《时序》、《物色》两篇，其中也包含了文学、情感和现实的关系。“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意摇焉。”这里指的是心与物、主体与客体在长期实践中多形成的心物感应关系。接着具体描述了四时的自然景色变化对人的心灵的影响，于是才有了“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的观点。
可见刘勰已经意识到了，文学离不开现实生活，它的发展演变是受到后者的影响和制约的，另一方面，它又不是现实生活的翻版，而是作家对于现实生活的审美的反映，又糅合了作家自己的情感，是作家心灵的艺术结晶，是高于现实的再创造。
“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睹，故词必巧丽。”，这是《文心雕龙·诠赋》篇中的话，是说人的情思因景物而兴起，所以志义必须鲜明雅正，景物被人带着情韵来观看，所以文辞必须精巧美丽。“情以物兴”、“物以情观”，这两句话说出了刘勰对于情与景关系的理解和论述。情与景互相引发、交融的。自宋代以来，作品看重外形描写的逼真，于是仔细观察风景的情状，深入钻研景物的形貌，人们写作诗歌，情志只求深远，成功在于能够密切贴合景物，所以才能够使读者在看到文字的时候，就好像身临其境，直接看到景物的面貌。然而事物有持久的面貌，人的情感和神思却是千变万化，唯有将看到的景物与自己的思想、感情相互融合，才能在不经意间成就情景交融、登峰造极的作品。
在《文心雕龙·物色》篇中，物色二字指的是自然景物。从感情触发这个角度说，自然景物引发了人的感情活动，刘勰把此称作“情以物迁”“情以物兴”，从这个理论层面上，刘勰的高明之处，在于指出作者不是无动于衷的欣赏事物、被动产生情感反应，而是“情往似赠”，带着主观情感去观赏事物，同时，景物引发人的感情活动，也不是机械的反馈，而是有倾向的，与主题相适应的。《物色》篇从互动意义上论述了诗文写作中的情景关系，即景物触动了人的感情，情感又借景物来抒发。
刘勰曾大量列举《诗经》《楚辞》中描写自然景物的范例来阐明自己“辞以情发”的观点。他对于《诗经》的成就十分推崇，他用其中的句子指出“诗人感物，联类不穷”，即诗人不仅被外物所惑，而且还引起各种联想，借用景物描写来抒情。例如“灼灼”借桃花火红鲜艳之色表现了姑娘出嫁时的热烈欢快的情绪气氛，“依依”借春天柳枝的柔弱飘摆之态表现了军人出征时依依不舍的留恋心情。它们既是“随物以宛转”，描写精确，也是“与心而徘徊”，符合内心感情色彩。对于《楚辞》的描写，刘勰也是多加肯定。不过他并不满汉赋，说司马相如一类人只是“模山范水，字必鱼贯“，既不能精准的描写自然景物，也不能借景抒情，他将“诗人”与“辞人”对立起来，把“为情者”与“为文者”对立起来，并批判“为文者”“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其作品“淫丽而烦滥；同时表彰“为情者”所“风雅”作品，是“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这是刘勰对汉代辞赋兴起之后的一种评价，很明显，他固守的是《诗经》作者的“志思蓄愤”的传统，并以此传统作为参照系来批评汉代辞赋之作。从他的《文心雕龙》多篇文论中都能看出，刘勰十分不满“为文造情”的创作方法，在他心中，为情造文，辞以情发才是上品，所以他也对富丽大气却缺少生气的作品并无较高评价。
虽如此说，但是刘勰认为，景物的描写还是必要的，但必须为抒情而写，单纯写景就失去了意义。他的这些观点在之后的中国古代文论史上引起了深远的影响。唐代王昌龄在《诗格》中提到诗歌的“意境”概念，诗歌三境——物镜、情境、意境，也提到了情与物的关系。而在唐代末期的文学理论批评中，司空图在《诗品》中提到“诗家之景”，又进行了理论概括，称之为“象外之象，景外之景”，既指出了诗歌艺术形象中有形的象与景，又有借助前一种象和景比喻、暗示、象征出来无形的、虚构的景象。虽然司空图与王昌龄都意在点这个“境”字，然而，“境”也不过是情与物、神与景的交融。“以物取象，目击道存”，以物为比，取其象以显示意境，读者目击诗人所取之相、所遇之景，通过自己的审美体验和思想感受来领悟诗人的想法和理论含义。
而刘勰所提出的“情以物兴”、“物以情观”正是将物与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情感要由真实的景物和事情才能自然地阐发，而读者要通过作者对情感和神思也才能正确地揣摩作者眼中真实的事物。这不仅是创作时情与物关系的发掘，也是对作者和读者的潜在关系的阐述，彼此能够便通过作品而做到心灵交汇，难能可贵。刘勰的这些观点确实对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为中国古代诗文创作有所启发和指导，影响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