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形容南京明城墙是“人穷其谋、地尽其险、天造地设”，此言不虚。明代南京都城的宫城、皇城、京城和外郭四座城墙组成的格局（注：俗称的“南京城墙”、“南京明城墙”，则指南京京城墙），是其例证之一。

　　宫城，俗称“紫禁城”，为都城核心，偏于南京京城东隅，有御河环绕。元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受朱元璋之命，由精通堪舆术的刘基占卜后而定。该地原为“燕雀湖”，地势低洼，经清淤、打桩、挑土填湖、铺垫巨石等项措施，营造成南北长公里，东西宽2公里，平面呈长方形，坐北朝南的宫城。宫城内建筑，分为前朝（三大殿）和内廷（六宫）两部分。在宫城城垣上开筑城门有午门、左掖门、右掖门、东华门、西华门和玄武门。

　　皇城，是护卫宫城最近的一道城垣，环绕宫城但并非等距而建。皇城与宫城以及所囊括的建筑，合称为“皇宫”。皇宫在形制上，依照《礼记》设五门三殿的旧制，从外向内依次为“洪武门、承天门、瑞门、午门、奉天门”五门；在这五门之后，设“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三大正殿。六宫则依照《周礼》旧制，正殿之后设置乾清宫和坤宁宫，相对两宫正门设有“日精门”和“月华门”，以喻帝、后之居尤如天地日月长存。在皇城城垣上开筑城门有洪武门、长安左门、长安右门、东安门、西安门、北安门。

　　京城，全长公里，建有雉堞（垛口）13616个、窝棚200座，开筑城门13座。其城垣形制独特，为明初朱元璋、刘基等人所独创。它一反《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方九里，营三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等传统形制，放弃了中国古代都城自汉唐以来取方形或长方形的旧制，使京城城墙的形制成为后人所乐道的特例。因此，民间说南京城墙是“宝葫芦”形；有专家称南京城墙是“非方、非圆的不规则的多角不等边的粽子形”、“呈宫扇形”等。最新研究成果表明：南京城墙可能依照天上南斗星与北斗星的星宿聚合而建。在被人格化的南斗斗勺内，设市为民居，既符合当时的经济条件和民心的向背，又保护了元末明初南京城最繁华的区域，更重要的是道家隐喻在南京城墙建筑语言中的设计思想，满足了朱元璋秉承的封建帝王皇权“至高无上”、“永为人主”的欲望，体现了设计者的“天人合一”与“皇权神受”思想。

　　外郭，为弥补和加强南京京城的防卫，朱元璋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下令建造。史载：外郭全长达180里，洪武年间开筑城门16座。城垣本体以丘陵、垒土为主，只在城门等一些防守的薄弱地段加筑城砖，所以俗称“土城头”。就方位而言，外郭的形状为菱形。最北的城门为观音门、最东的城门为麒麟门、最南的城门为夹岗门，西边的外郭城垣未合围，留下的南北豁口分别延伸至长江边。

　　南京明代的四圈城墙，其营建思想既有创新又有继承，在中国都城建造史上显得标新领异，独具魅力。 

　　2、雄关拱卫护京师

　　城门，是衔接城市内、外的交通要道和观瞻之所在，也是古代城垣攻防战中的焦点。为此，朱元璋等人在南京京城城门营建中，煞费苦心地数次对城门进行修葺、增筑改制，以壮其势、瞻其观。

　　南京京城设有城门13座，每座城门均有相当规模的敌楼，并有数道木城门和千斤闸。门址位置依据城垣形制不求对称，依门而设的瓮城有内、外之分，瓮城的大小、形状也不一样。瓮城，古称（闉），又称月城、曲城，是古代城池中依附于城门外的附属建筑。多数为半圆形，少数呈矩形、方形等。外瓮城城门取向不一，形成相对的护卫城门的设施。瓮城，是中国古代冷兵器时代长期战争实践的产物，是中国古代城垣建造工程的一大发展，也是护卫城门建筑形式中成熟的建筑设施。南京城墙的内瓮城，一反中国传统瓮城建造的旧制，将前人理论上把瓮城设置在城门内的设想，大胆用于实践，并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创新。因此，内瓮城的形制，为明初南京城墙首创。由于内瓮城设置在城门的里边，就有条件设置瓮洞（即藏兵洞），将城门守御这一明显的薄弱部位，变成防御作战中的强点，这是外瓮城所无法做到的。

　　《儒林外史》的作者、寓居南京的吴敬梓先生，根据逆时针方向排列的城门顺序是：“三山聚宝临通济，正阳朝阳定太平，神策金川近钟阜，仪凤定淮清石城。”三山门、聚宝门和通济门，均为内瓮城，规模与气势均超过其他诸门，尤以聚宝门内瓮城为最。仅藏兵洞达27个：第一道城门左、右各三个，城门上的楼基设7个，均坐南朝北，以城基中洞为最大，面积达310平方米；东西礓（磜）下面各设坐西向东和坐东向西的藏兵洞7个。这些藏兵洞平时用作储藏守城器械和军用物资，战时藏兵，相传可藏兵3000余人。通济门的内瓮城，也是非常壮观的，特别是呈“船形”的通济门内瓮城，在增强城门防御能力的同时，又融入了强烈的艺术性和思想性，反映了当时人的审美情趣和某种愿望。

　　正阳门、朝阳门和太平门，分别位于环绕皇宫的南、东、北三面京城城垣上。其中，正阳门为皇宫南北中轴线的最南端，是外国使臣赴京朝觐入城必经之正门；而太平门外玄武湖之滨，则为1384年朱元璋设置的主宰刑杀大权“三法司”（即“贯索”，或称“天牢”）之所在。

　　神策门，是目前所知的南京城墙唯一的传统形制的外瓮城。有趣的是神策门外瓮城与聚宝门内瓮城几乎在城市同一条南北中轴线上，这一南一北、一大一小、一内一外的不同形制的瓮城，是明南京城墙建造中继承与创新的例证之一。

　　金川门、钟阜门、仪凤门和定淮门四门，位于南京城垣的西北角，濒临长江，是抵御江北进犯南京城的重要门户。公元1402年，燕王朱棣率“靖难之师”渡江南下，如果不是李景隆、谷王（蟪）在城内策应，打开金川门迎燕师入京，恐怕朱棣当时难以顺利进城，很快就能登基称帝。

　　清凉门、石城门，均置内瓮城单座。

　　坚固而形制各异的城门，是南京城墙绚丽多彩的一章，也是当年建造者设计思想的生动体现。城门的设计与建造，在充分满足城门防御能力的前提下，极力追求城门建造艺术上与恢弘雄伟、形制独特的南京城垣主体协调，达到浑然一体、相映成趣的效果。

　　3、高坚甲于海内外

　　南京明城墙，以其占地区域广、坚固、雄伟而著称于世。后人对此不仅有“高、坚甲于海内”之感慨，就连十六世纪中叶先后3次抵达南京的意大利人、传教士利玛窦也称：“这座城市超过世上所有其他的城市”。南京明城墙之所以能有如此的规模和气势，得益于中国数千年城垣建造发展史的深厚基础，是中国冷兵器发展到巅峰状态下开始向火兵器转型时期的必然产物，更是明太祖朱元璋奴役百万民众的有力见证。

　　城墙最本质的原生价值之一，在于具备冷兵器时代的军事防御功能。城墙最初由土垒、土石混筑、砖石砌筑其表皮，发展到南京明城墙大规模采用砖石构造，逐步趋于完善的过程，与兵器（主要是攻城器械和火兵器）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恩格斯说：“筑城艺术的彻底改革，是火炮改进的最初结果之一”。南京明城墙的建造者们在无数次攻城掠地实战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因此，南京明城墙在军事防御功能上，针对当时的攻城器械和火兵器，结合南京地区地形、地貌，无论在城墙的高度、厚度、基础、建材、城垣关键部位的设防，其城防建筑体系，达到了我国城垣建筑较完美的程度。

　　南京，地处雨水丰沛的江南，丘岗连绵，河湾如织，湖泊池塘星罗棋布。城墙择址的地段或山石嶙峋；或低洼松软；或平坦如砥。为防止高大的城墙下陷、开裂、倾倒，建造者根据工程的要求，采取了不同的科学处理方式。有的顺山势而建，城垣与山体岩石连结成整体；有的深挖基础至原生土，上铺巨石为基；挖不到原生土的低洼地段，还打下10余米长的木桩，上面铺设圆木井字形木排，借以达到转驾城墙压力的作用。用于南京城墙最大的条石，每块重达千余斤，城砖每块一般重20余斤，层层叠叠垒砌成高达12~24米、底宽8~27米、顶宽3~18米的墙体，其重量可想而知。如此沉重的负荷，城墙能够屹立迄今，与牢固的基础密不可分。

　　南京明城墙在砌筑中，对不同地段采取了不同质地墙体的处理方法和特殊的粘合材料。有的地段用石灰岩和花岗岩的条石，作为城基、勒脚和部分城墙内外壁的主要材料；有的地段全部用城砖垒砌；还有的地段以条石、城砖砌筑墙面，中间填以片石、城砖、黄土混合夯筑等。粘合墙体的材料十分坚固，以至留下了用糯米汁加石灰等灰浆建造的说法。

　　南京明城墙的防、排水系统科学适用，功能包括城垣自身防、排水和对城区的防、排水两部分。城墙填层上部，采用桐油、石灰、黄土拌合的灰浆封顶夯实，厚约1~2米，在其上面和沿墙体两侧直至墙根用灰浆砌筑5~10余层城砖；墙体顶面设置了石质排水明沟，在其明沟约50米距离设置石质出水槽将水排出墙体。城区的防、排水系统，主要是利用城墙底部设置的水关、涵闸。在秦淮河出、入口处分别建有东水关和西水关，水关设有闸门3道，前后2道为木闸门，中间设铁栅门以防潜水入城之敌。东水关内侧还设有33座瓮洞，分为3层（上面两层为藏兵洞），下层（中洞可通船）通水。此外，还设有金川河闸、玄武湖的“通心水坝”（即武庙闸）、前湖的半山园闸与琵琶湖的琵琶闸等多处涵闸。这些涵闸，设有铜、铁管和铜水闸，只能进水不可进人，设计巧妙、结构合理。

　　环绕南京明城墙的护城河（唯有太平门向东一段城墙外侧没有开筑护城河），是南京明城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护城河的水源，来自秦淮河、清溪、金川河以及玄武湖、前湖和琵琶湖等，经对城垣外侧河道疏浚、开挖，引导河水入濠而成。宽阔的护城河水面，衬映高大坚固的南京城墙，使进犯之敌望而生畏。

　　明南京城门外护城河的桥梁，是人流车马往来的要道口，故大多以坚硬的石质材料为主要构件。有石城桥（石城门外）、三山桥（三山门外）、聚宝桥（聚宝门外，即古长干桥）、九龙桥（通济门外）、夔角桥（正阳门外）、平桥（朝阳门外）等。明初建造在相关河道上的著名桥梁中，最大的石拱桥是上方桥（即七桥瓮），由于这座桥是拱卫京城的门户，以至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在明初建造的桥梁中，赛虹桥（明初称“大通桥”，民间又俗称“赛工桥”、“赛公桥”等）与南京明城墙的建造，传说故事最多。

　　南京明城墙的建造，历经洪武一朝。在城墙的结构、瓮城的创新、护城河水源的利用、水关涵闸及桥梁的设计建造等诸多方面，汇集了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和才智，是元末明初劳动人民用心血筑成的一座丰碑。

　　4、字里行间觅踪迹

　　南京明城墙，据初步估算共耗费了数亿块城砖。城砖一般长40～45厘米，宽20厘米，厚10～12厘米。由于城砖来自各地，故其城砖材质的土性也呈多样性（有粘土、沙土、高岭土等等）。大多数城砖留有铭文，少则一字（或一个符号、记号），多则70余字，这不仅是南京明城墙的一大特点，也是南京明城墙历史文化遗产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

　　南京明城墙所用如此巨量的城砖，究竟依靠那些区域烧制单位提供？由于史料记载的匮乏不详，近几十年来物工作者或有心人对城砖铭文孜孜不倦的考证、补定，才有了一份目前尚未完全统计精确的资料：南京明城墙所用城砖，分别来自长江中、下游的广袤地区，其中包括今江苏、江西、安徽、湖南、湖北五省的府、州、县，以及卫、所和工部营缮司等近200个单位承担组织人力制坯、烧造。

　　为了确保建造南京京师城墙的城砖烧造质量，朝廷要求各地府、州、县地方，卫、所的士卒，以及县以下里、甲的基层组织负责人（总甲、甲首、小甲），直至造砖人夫、烧砖窑匠均需在砖上留下姓名，以便验收时对不合格的城砖追究制砖人的责任，甚至杀头。这种严酷的“责任制”，却保证了南京明城墙建造过程中的高质量。

　　南京城砖铭文的书写者，大体可分“书斋式”与“民间式”两类。前者属官府内的官吏文人、乡间的秀才，也许只要没有写错，就不会有杀头之虑的缘故，其字体流畅工整，点、撇、勾、捺极具文人气息；后者属于粗通文墨、甚至没用笔写过字的工匠，当砖坯出模后，只是拣了身边的一根小树枝，在砖的一侧小心翼翼留下所在县、甲以及自己的名字，稚拙的字体上透出几许村野之气。城砖铭文的字体，篆、隶、魏、楷、行各体皆备，蕴含着淡淡的金石味。其中有一种书体最具神韵，在中国书法字典上，也难找到它的归属，却一笔一划不扭不颤，那是来自民间的书法艺术。所有的铭文，折射出的谨慎与虔诚，强烈而鲜明。从铭文技法上，又可分为模印、章印、刻划三种形式。其中，铭文的双线模印由于字体的笔划较细，故对制砖泥土的质量有较高的要求。

　　南京明城墙的城砖铭文，为后人留下了及其丰富的文化信息和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有些填补了史料的不足。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南京城砖产地的分布；中国汉字在明初的简化字与异体字；中国民间的书法、篆刻艺术；中国姓氏文化在明初的演变以及明初实行的责任制等，提供了翔实的第一手资料。通过对城砖铭文的研究，还能发现不少明以前烧制的城砖和一定数量明以后为修葺城墙而烧制的清代城砖，为我们认识南京城垣的发展和变迁，提供了实物佐证。

　　以南京天地为展厅，与南京山水城林融为一体的南京明城砖铭文，使元末明初的多元文化信息，从历史走向未来，这是何等的博大、气派！

　　2004-11-18 11:01:40下载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