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日关系——从战后走向新时代》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是战后、特别是中日邦交恢复以来表述中日关系时使用频度很高的一个关键词，这一八字词组表达了中日两国摆脱历史问题的纠缠、推动双边关系发展的美好愿望。

但从战后到今天，中日关系一直起伏不定。刘昌明教授曾在《国际先驱导报》这样评价中日关系：“中日关系集中体现和浓缩了国家关系的复杂性，它既是邻国关系，又是大国关系；既是“东西”关系，又是“南北”关系；既有历史上和平与对立的双重关系，又有现实中依存和竞争的双重关系。”这一段话被认为是评价中日关系复杂性的经典语录，同时，也向我们昭示了中日关系发展的挑战性和艰巨性。

在中日关系这一课题上，我们似乎总是过多的强调日本对我们曾经造成的伤害以及日本对历史的不负责任态度。我们的目光总是聚焦在日本领导人参拜，日本右翼组织发行了扭曲历史的教科书，日本人否认南京大等等。却很少去关注日本民间对中国的看法及日本国内对中日关系的看法，这便使我们的研究有时候容易情绪化而导致有失客观，实际上也不利于我们对日本和对中日关系的研究。

毛里和子教授是日本的中国研究专家，在其《中日关系——从战后走向新时代》这本书中，毛里和子教授对中日关系进行了结构性的分析，将中日两国的强弱对比和发展状况作为确定中日关系结构的依据，把战后的中日关系从结构上分为五个时期：“

①，1949~1971年，冷战中的对立时期；

②，1972年以后，80年代的战略友好时期；

③，80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稳定与发展时期；

④，90年代后半期到2004年，结构性变动时期；

⑤，2005年“反日“以后的时期。”

我个人认为，这个五个阶段，以中日邦交正常化为界限，又可以分为冷战中的对立时期和邦交正常化以后的时期。

一、冷战中的对立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毫不犹豫地一执行“一边倒”，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这一时期，按照本书的说法，“中国的党的层面也好，层面也好，几乎没有什么具体的对日方针或措施方案。”

但在这个时期，中国确立了持续至今的对日大原则——“两分法”：“一，把日本军国主义和日本人民区分开（侵略中国的责任在当时的日本，日本人民没有责任）；二，把日本中决定的元凶和一般区分开，把罪大恶极与一般错误区分开。”两分法确立了中国对日本的态度，在“两分法”确立之后，中国进一步制定了最初的对日，即“邦交正常化的四个阶段的初期构想”：“① 为促进经济、文化的交流，在日本设立30规模的常驻代表机构；② 推进与日本民间贸易企业的贸易协议；③ 缔结许可的民间通商协定；④ 缔结互不侵犯友好协定。”

在这一对日确立后，中国开始比较积极地推动中日关系发展，包括推荐双边的贸易（主要是民间贸易）、放弃对日本的赔偿要求等等。但由于受到冷战这一大的国际环境影响，中日在政治上始终不能向前迈进，仅仅停留在相互友好试探的阶段。而在经济上，由于中国坚持“政经不分离原则”，而日本坚持“政经分离”原则，中日的双边贸易业仅仅停留在民间贸易上。

我个人认为，在这个时期，中日双方的对立关系实属迫不得已。日本在政治上紧随美国，中国在政治上坚持社会主义的路线，虽然双方进行战争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双边关系又受到国际形式特别是美国和苏联的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主要是双方的力量都不够强大的情况下，选择对立其实是保住自身稳定发展的一个前提。日本由于坚持跟随美国而受到美国的保护，为其经济起飞提供了稳定的保障。中国在这一时期后期也与苏联交恶，开始走上了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路子。面对外界环境和压力，中国不可能与日本走得太近，保持已有的格局、保持稳定，才是当时中国所必须实行的。

二、邦交正常化以后到今天

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在中美关系回暖的背景下，中日关系的发展也进一步消除，中日的邦交正常化也迈上了轨道。

1972年，中日正式建交，中日双边关系的发展也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在政治方面，中日双方的互动越来越多，政治互信也越来越强。在经济方面，中日的贸易额一年上一个台阶。如今，中国已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而日本也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在这三十多年的交往中，日本给予了中国很大的帮助，特别是在一些对中国的援助项目中，日本向中国提供了关键的资金和技术支持。

但反观这三十多年的中日关系史，我们不难发现，中日关系在实现邦交正常化以后，双边关系的起伏呈现出更加动态性的变化。按照毛里和子教授的划分阶段，中日两国在邦交正常化后，是由战略友好期到稳定与发展期，再到结构变动期，然后作者还把2005年“反日”当做一个新的时期划分。

我个人认为，毛里和子教授的这种划分虽然说反应了一定阶段的特点（按照作者自己的说法，是一种结构上的划分），但却忽视了中日关系总体向前的大趋势。特别是对于中日关系的动态性变化，这是一个尤其值得研究的问题。中日关系的一大特点是情绪化，不论是中国还是日本，对彼此的态度都特别容易激起国内民族主义的高涨。所以，中日关系尽管在不断向前发展，但总会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出现一个突发事件，来给双方降降温，给双方点时间来思考思考。这样的情况似乎成为了中日关系的一个惯例。所以，对作者把2005年“反日”之后看做中日关系的一个新时期，我是不敢苟同的。

我个人认为，现在中日关系仍处在“结构变动期”，而且这个结构变动期还将至少持续十年。 中日关系的结构变动，说到底，是中日双方强弱对比的变动。从90年代后半期一直到今天，亚洲经历了两次金融危机，这两次金融危机都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亚洲的经济发展，也影响到了日本经济的复苏。但中国自90年代以来，却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这段时期内，中国的发展是全方位的。政治方面，中国在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也承担着越来越多国际社会所要求的责任。作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尽其所能地帮助那些第三世界的国家，并作为第三世界的代表向世界争夺话语权，可以说，来自中国的声音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军事方面，中国的军备在进入90年代以后获得了跨越式的发展。伴随着经济的腾飞，中国的军事装备水平大幅度提高，军事科技取得长足进步，军事发展目标正在一个个地实现。在经济方面，中国的年均经济总量增长速度持续稳定在9%以上，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总量相继超过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而今年几乎已确定会超过日本。文化方面，也就是我们提的很多的“软实力”，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和世界各国进行交流和往来，中国的文化正传向世界各地。特别是“中国文化年”活动和“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国的成立，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掀起一股“中国热”，让世界认识到了一个不同的中国。中国的发展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一件大事，但这也让日本深感不安。用毛里和子教授的话说，中国的迅速崛起让日本“很不适应”，也让日本国内的一些人希望对中国采用一种更加“强硬”的态度。

但我认为，在可预见的不久和将来，中国和日本的强弱关系变化（也就是结构性变化），将会更加明显和突出，而这个变化的关键期，就是从现在到2020年这十年时间。在接下来的十年时间中，中国仍会保持高速发展的趋势，而日本的发展仍会比较稳定，中国在许多方面对日本的追赶和超越必然会在这十年之内完成。十年之后，中日关系的结构性对比相对今天而言一定会有很大不同。所以，如何抓住现在中日关系结构性变动，如何为中日关系确定一个大的发展方向，才是当今中日关系研究的关键之所在。

毛里和子教授在书中对中国和日本分别提出了三点建议，而这一共六点建议几乎全是与历史问题有关的。对日本，毛里和子教授希望日本能正式近代史的问题，力求日本在历史问题上与亚洲其他国家达成一些最基本的共识；同时，希望日本在与中国的交往中，不要拿历史问题当“牌”，而是要思考“如何与中国相处”的问题，制定一个中长期的战略。对中国，毛里和子教授希望中国在历史教育上不要把“侵略”与“仇恨”相结合起来，而是要培养国民一种相对合理客观的历史观；另一方面，中国要警惕国内的“民族主义”势头，在对日本的研究上，中国要少一些“正义”与“非正义”的断定，而是要重点分析一个“等身的日本”（真实的日本）。

可以说，毛里和子教授的建议是中肯而客观的。但我认为，现在的中日关系研究，更要从结构性的方面来给中日关系确定一个可行的大方向。基于毛里和子教授在本书中的一些观点和建议，我个人也想就结构性方面对中日关系提出三点看法。

第一，要处理好当今及今后中日关系的关键，在于中日双方能找准自己的定位，特别是日本对自身和对中国的定位。日本几十年来一直是亚洲的领袖和代表，它一直强于中国，今天也是，但中国国力的飞速增长对日本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心理负担。今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几乎已确定超过日本。而在政治和军事方面，日本的发展仍有诸多障碍，但中国却在全面的进步。只要不出现重大的问题，中国强于日本只是时间问题。对于这样一个急速赶超自己的国家，日本当然不会坐视和帮助其发展。但中国的发展和强大是必然趋势，如果日本不能在接下来的日子中摆清自己的位置，适应中国的强大，那么日本与中国的冲突只会越来越多，中日关系的前景也不容乐观。

第二，当今中日双方最现实的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历史认识问题”，我们必须为解决这一问题创造一个共同理解的环境。毛里和子教授在书中对中日双方提的全部建议都是有关历史问题的，因为历史问题最容易触动双方的敏感神经，也最容易造成双方关系的降温。在对待“如何认识历史”这个问题上，中国作为被侵略的国家，对这段历史当然是痛心的，所持的态度也只可能是批判态度。而日本作为侵略国家，并没有在这一时期受到多大的民族伤害，对于这一段侵略史，日本国内、特别是普通民众普遍认为那只能代表过去。双方历史角色的不同，导致双方在对待这一历史问题的态度上有很大差异，这也是双方迟迟在这一问题上不能达成共识的原因。所以，要解决“历史认识问题”，我们当今的首要任务是创造一个相互理解的环境，让双方感受到对方的诚意和理解。只有这样，中日才能在“历史认识问题”上达成基本共识，并最终解决“历史认识问题”。

第三，中日关系的未来应该是走向强强联合，共同带领亚洲走向世界。作为亚洲最有影响力的两个大国，中国和日本分别代表了亚洲了两个部分。日本——亚洲发达国家的代表，代表着亚洲经济社会的最高水平。中国——亚洲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并迅速成为国际社会越来越重要的一股政治经济力量。历史已经向我们证明，中日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两伤”，中日两国只有加强合作，才能实现两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另外，当今亚洲已经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大洲，2009年，亚洲经济总量已经占到世界的30%。亚洲的经济活力不再是仅限于东亚，而是拓展到了亚洲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东南亚和南亚正在迅速崛起，中亚和西亚发挥资源优势，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亚洲高速发展这一大背景下，中国和日本只有立足于亚洲，才能更好的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而作为亚洲发展中国家阵营和发达国家阵营的领头人，中国和日本的强强联合，不仅能搭建起沟通大亚洲的桥梁，推动亚洲经济的发展，更能进一步巩固中国和日本的亚洲领袖地位，使中国和日本走向双赢。所以，走向强强联合应是中日关系发展的必由之路。

2006年10月18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时说：“双方须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来审视和把握两国关系，坚持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大目标，坚定不移地推动中日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向前发展。”我想，的话可以概括为八个字：“立足长远，携手并进”。

只有“立足长远”，中日双方才有可能抛掉固有的偏见，放下一些眼前的争执，实现“携手并进”。而“携手并进”，正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中日关系的未来。 下载本文